武汉市原市长吴官正等：“两通起飞“战略的确立和实施及取得的成果与意义！
在1983-1984年间，武汉兴起探讨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理论热潮，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在讨论中提出了“凭借 ‘两通’起飞，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经济中心’”的建议,引起各界热议。
经过反复讨论与权衡，市委市政府采纳了李崇淮教授的主体意见，作出武汉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两通”为突破口的战略决策。这项决策对武汉市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两通”产生的背景
凃天向、汤红娟曾著文谈了“两通”起飞战略决策形成的历史过程：1983年，在市委的支持下，武汉的专家学者组建了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会，研究武汉市情，探讨武汉发展战略和改革方略。王群、黎智等市委领导多次到会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对一些专家提出的武汉具有工业门类齐全、科教力量雄厚、交通便捷、腹地广阔等优势，特别是“得中独优”“得水独厚”两大特色，及长江、铁路十字枢纽、内地中心圆圈周辐射战略构想十分感兴趣。1983年5月初，在武汉市财政学会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在发言中提出了武汉经济体制改革要以交通和流通为突破口，把武汉建成“内联华中，外通海洋”的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建议。当时市委书记黎智、市长吴官正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崇淮说狠抓工业是对的，但把工业与商业、生产与消费对立起来就是错误的。听了李崇淮的发言，黎智立即登台讲话，说这次讨论会对他很有启发，特别是李崇淮的发言与他所见相同。
李崇淮，江苏淮阴人，1916年10月至2008年5月，民建成员、武大教授，曾任武大经管学院副院长，早年曾在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名校求学
市长吴官正也十分赞同李崇淮的意见。6月，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吴官正对李崇淮说“你那篇文章比写一本书更重要”。希望李崇淮多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多为武汉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李崇淮就如何发挥武汉这个中心城市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议。他说中心城市好比人的心脏，心脏血管相通，血液才能流遍全身，血液不畅通，人就要出问题。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时，要强调交通和商业建设，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的科学性与可行性，1984年6月1日至7日，由《世界经济导报》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联合发起和组织的武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理论讨论会在东湖召开，全国50多名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省市有关部门、大专院校的千余名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省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关广富、黄知真、王群、吴官正、黎智等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理论讨论会，尽管会上提出了各种意见和方案，但大多数专家学者赞成把“两通”起飞作为武汉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突破口，并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当时的主要观点
虽然市委、市政府选择了“两通”突破的战略，但是理论界并没有停止探索。伍新木、张秀生二位曾对1984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武汉市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写了综述，介绍了当时几种主要的观点：
1.“两通”起飞
“两通”论除了从武汉地理优势，经济传统，流通的作用，几十年来忽视流通的现状等方面论证以外，还提出应从传统的流通观点发展为现代的流通观点，即广义的流通，既含物流、商流，也含货币流，信息流，人才流等等。面向市场找销路，竞争中间求生存。
不是不发展工业生产，关键是怎样抓上去。流通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抓生产带流通，还是抓中间带两头？前者是就生产抓生产，不会产生良性循环。商不挂帅，工农两业不会发展。流通是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内贸和外贸的桥梁，交通是桥梁的桥梁。所以，搞活“两通”，就会带动武汉经济的发展。
2.科技起飞
武汉的优势很多，关键的、本质上的优势是科技力量。它实力雄厚，而且无可替代，随着时间进展而不断积累和增值。武汉正是拥有这种优势，才得以形成当代中国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才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忽视这一点，就脱离了时代潮流和武汉最大的实际。
3.科技和生产结合提高企业素质，城市和乡村联系，增强武汉的吸引力
武汉历史上是我国中部的经济中心，依靠“两通”起家，逐渐发展成多功能的城市；解放后，经济发展很快，但“两通”中心的地位已随经济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布局全面展开而失色；现在，武汉经济的优劣势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统一体。
因此，实现武汉发展战略目标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科技和生产相结合提高企业素质和产品质量，二是调整产品结构，大力发展为农村服务的工业，加强同广大农村的联系，成为内地最大的经济中心。
4.“两通”助主体起飞
武汉的经济起飞要靠主体，即工农业的振兴。但是，搞活“两通”，外面的产品涌进来，武汉的不少产品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通”不出去，给武汉带来了压力。但是经济发展往往是在有压力的情况下起飞的。没有压力，认为自己一切都好，固步自封，则不会发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定会促进武汉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5.充分发挥武汉交通的优势，搞活流通，重视科技力量的作用，靠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增强武汉的经济实力。
武汉的交通比较发达，为什么有些产品的销路不好？主要是产品没有竞争力。这不能不主要归于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的管理体制不合理；武汉的科技力量雄厚，为什么武汉的经济发展与它不成比例？主要是科研与经济发展的结合不紧密，力量分散，而这又不能不主要归于管理体制的束缚。所以增强武汉市的经济实力，要从“两通”入手，重视科技，靠“两改”起飞。
6.武汉市在全国的总战略分工中，它的特殊功能不是单一的功能。
仅把武汉看作内地通海港口，内地流通中心，“两通”论则是正确的；仅把武汉看作科技城，“科技起飞”论是正确的；仅把武汉看作重要工业基地，“工业主体”论是正确的。然而，武汉是商业、工业、科技三功能的统一，三者又是有机联系的，所以都必须发展。两通论、科技论、工业主体论，都是发展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仅把“两通”作为“突破口”，作为“入手”，不是错了，而是太低了。
但是，“两通”、科技是为工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武汉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振兴工业，是为此而发展“两通”和科技。“两通”会引起武汉经济的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这两种说法，都忽视了“转化”条件。不在转化上下功夫，“两通”就不能形成“时滞效应”。不在转化上下功夫，武汉的工业、商业、科技只是潜在的优势。从武汉经济的劣势看，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水平低，产品缺乏竞争力，着力点应在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上。
7.从武汉的优势来看，武汉要靠提高企业素质为主，同时加强流通实力来实现经济起飞。
靠先进的技术、教育、管理，迅速提高武汉生产企业的素质，从长远出发增强武汉的生产实力；同时，从生产和开放的需要出发进一步发挥和加强武汉流通实力，最终从根本上、整体上增强武汉经济实力，由此实现经济起飞。
两通起飞的实施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认真研究李崇淮的建议，也听取以振兴工业为主导等其他不同的主张，经过反复权衡，采纳李崇淮的建议，做出武汉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以“两通”为突破口放开搞活的政策。
1984年6月29 日，市长吴官正在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表“敞开三镇大门，繁荣城乡经济”的谈话，郑重宣布武汉三镇市场彻底敞开，欢迎内外客商前来开发投资。随后，市委、市政府制订《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并于1984年7 月7 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吴官正，1938年８月生，江西余干人，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职业历程始于武汉葛店化工厂，调离武汉（1983-1986年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后曾任江西省长和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02-2007年）任上退休。
在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第三、第五要点中，确定了有关搞活流通和交通的内容：敞开三镇，开拓市场，搞活流通。要围绕把武汉建设成为城乡结合、面向全省、沟通华中、联系全国和海外的现代化商流、物流、信息中心的目标，加快流通体制的改革。建立综合交通网络，开发长江航运。充分发挥武汉作为内陆通海港口城市的优势，加强对长江水运开发的利用，面向内地，通畅江海，逐步形成谁、陆、空综合交通网络。
1984年9 月23 日，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武汉市以“两通”为突破口的综合改革试点就此展开。
据吴官正回忆：
武汉的改革是从“两通”入手的，因此，武汉市狠抓了交通和流通领域的配套改革。相继成立了武汉市商业管理委员会和交通管理委员会，对武汉市的商业和交通实行了行业管理。
他列举了商业体制改革的如下内容：
1.改革批发体制、建立以贸易中心为主要形式的商品流通网络。商品批发是整个商品流通的枢纽，改革批发商业体制，大力发展商品交换。沟通流通渠道，实现了货畅其流。
2.敞开三镇大门，繁荣城乡经济。要把武汉的流通搞活，必须敞开三镇大门，彻底开放市场，冲破分割封锁，取消过去的一切禁令，把全国和地的工、农产品吸引进来，把武汉产品辐射出去，扩大了全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流。
3.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进一步搞活零售市场。搞活零售商业，开拓新的服务业领域，使全市的人民能比较明显地看到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效果。
4.把供销社变“官办”为“民办”，成为同农民结成经济利益的共同体。供销社是城乡经济的桥梁和纽带，为充分发挥供销社的作用，从上到下真正变“官办”为“民办”，大力发展农民的合作商业组织。
5.突破粮油管理方式，积极搞活粮油经营业务。粮食工作由管理转向经营，既要做好指令性的粮油购销，又要积极地参与市场调节，全面搞活了粮食议购议销。
6.放宽工商企业登记管理政策，为开放市场搞活流通服务。工商行理部门为开放市场，搞活流通开绿灯。加强和改善了市场管理工作，保护合法经营，取缔非法活动，并在政策上作业松动。
7.尽快建立市场信息中心，逐步组织全国性的市场情报网络。建立建全市场信息体系，保障商品流通先导环节，为经营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8.适当放宽物价管理权限，促进扩大商品流通。在整个物价管理体制未进行大的改革之前，物价改革必须在确保市场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持慎重的态度。
绝不允许违反政策，擅自提价，变相涨价；不允许缺斤短两，严禁转嫁负担，侵犯消费者利益。在政策许可范围内，适当扩大企业定价权。
9.简政放权，搞活企业。支持流通搞活，让企业有更充分的自主权，挖掘企业的潜力，充分发挥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10.政企分开，加强市场的领导和管理，为主要依靠经济组织和运用经济杠杆的管理办法，把商业的经营权力和责任交给企业。
“两通起飞”的效果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商业的大发展。武汉市委、市政府决定改革流通体制，先后建立一批以专业批发贸易公司（中心）为主渠道，贸易行（栈）为分支和一批批零兼营的批发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完善扩展了8条商业一条街和以汉正街为代表的16个小商品市场，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少环节、网络型的批发体系逐步形成。
敞开三镇不到两年，来自广东、江苏、陕西等十余省市的43个县（市），以及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客商前来洽谈通商问题，客商人数达到30万。到1987年，武汉市商业网点发展到3.3万多个，1988年，各类批发企业5000多家。武汉市出现了“货旺连三江，物丰通四海”的兴旺局面。
关于交通体制改革的主要成果和内容，吴官正概括了四大点：
1.加强行业管理和指导，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的交通运输枢纽和邮电通讯中心的功能作用。
2.下放企业，打破界限，发展联营、联运。根据国务院关于省不直接管企业、中央各部委基本上不直管企业的原则，除铁路、邮电等企业外，其余中央省属在汉企业全部下放到市级政府管理。
3.大力开发水上、公路、航空运输，挖掘铁路潜力，建立以水运为主体的综合交通网络，改变重铁轻水、忽视公路和航空运输的不合理运输结构，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独特优势。
4.简政放权，推进承包，放宽政策，搞活企业。增强运输、邮电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国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城市交通邮电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交通事业的大发展。武汉市打破封闭分割，开展联运联营，兴办一批跨地区、跨部门联合经营的运输企业，如由武汉、重庆等13个城市组建的长江联营联运公司，组织水路、铁路、公路联合运输，联运网络扩展到26个省市，实行全程计价，一票到家，做到货主“人在家中坐，收发全国货”。
动员社会力量办交通，鼓励“民车上路，民船下水”，发展一批个体运输专业户；组建武汉航空公司，调整交通结构。武汉交通运输通达能力迅速增强。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工业的发展。1987年，武汉市上缴利税、产值利润率、销售利润率等指标在全国8个计划单列城市中名列榜首。
“两通”突破战略的实施，促进了武汉对内开放和内联工作的发展。1985年，武汉市委作出城城通开、城乡通开的决策，以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辐射力。
9月18日，由武汉、昆明、郑州、南宁、长沙、南昌、成都、贵阳8市蔬菜联合体在武汉成立；11月，8市流通协作会在武汉成立；12月，由武汉、上海、南京、重庆4市参加的长江沿岸城市协调会在重庆成立；1987年5月，由武汉为中心，由鄂、豫、赣3省17地市参加的武汉经刘协作区在岳阳成立，标志着武汉经济在向区域性发展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两通”突破实质上是搞市场经济，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后许多地方讲“两通”，或者“三通”“四通”，说法不同，涵义和内容基本相同。1985年3月，全国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武汉召开，会议将这一战略概括为“两通突破，放开搞活”，并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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