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当我们谈论「辟谣」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谣言」「辟谣」这对概念本身，看起来似乎只是一组中性的词汇。在日常言语 / 媒体话语中，「谣言」指的是「指的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一般分为两种：「科学事实类谣言」和「社会事件类谣言」。前者经常出现于中老年人的朋友圈中（比如，某几种食物不能一起吃），「辟谣」的过程也往往更简单，即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击破；而后者往往更加复杂，因为发声者往往都是利益相关方，因此一般会由官方机构出面进行「辟谣」。

对社会事件类谣言的辟谣

但是事情并不仅仅是以上描述的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后退一步、审视两种「辟谣」过程，我们会发现：当一个个体或机构声称自己要对某种说法进行「辟谣」，从语义上来讲，他便已经是正确了的。这是因为，「谣言」就其定义而言便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言论，而「辟谣者」作为其反面，就算无法提供充足的「辟谣」证据，从语义上也已经成为了某种「真理」的代言人。这即是在说，辟谣者一旦自称为「辟谣者」，便已经将自己划在了占据真理的一方。

而对「真理」的判断标准、对「真理」的代言能力，则是权力关系的体现。

需要在此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论断。民众当然不会随意地相信任意一个自称「辟谣者」的言论；但是民众对「辟谣」的信任也并不能仅仅被化约为「对于证据和事实的信任」。我也当然不是在说，凡是「辟谣」的话语都因涉及权力、因此是错误的或者坏的。我想做的是福柯所做的工作，即不是考察哪种抽象的「知识」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确或有效的的，而是生产具体的知识、以及为这些知识提供合法性的机制。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真理」或「真相」的代言能力，或者说称自己为「辟谣者」的能力，往往是刚性的；或者说，究竟哪些机构或个人可以称自己为「辟谣者」，早已包含在社会话语中了，且不会轻易产生变化。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中医自媒体声称自己要对果壳网进行「辟谣」。光是想象这种情形就在某种意义上是荒谬甚至可笑的，我将其称为「语言不可能性」(linguistic impossibility) 。这当然不是在说这种行为从客观上是「做不到的」，而是在说，我们如果在想象它的时候感受到了某种荒谬性，这便可以说明，「辟谣者」早已被划定了某些具体身份；而这种划分是先入为主且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不需要对具体情形的证据和事实有任何考察（正如这个例子所展现的那样）。此外我们往往发现，「辟谣」带有强制终结性：即，一旦某件事情得到「辟谣」，这件事情的传播往往就趋向于结束了；换句话说，「辟谣言论」的真相是无法被置疑的，对于辟谣声明的「辟谣」，也是一种语言不可能性。

因此，即使有的反驳意见可能会提出，我们认为这一情形荒谬的原因是两者可信度的差异，它也仍然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首先，不根据任何事实判断具体情形恰恰不符合「科学精神」，即使一方比另一方「正确率」高，也不代表在这一具体情形下，对于另外一方成为「辟谣者」的可能性就是荒谬的；其次则是科学命题即使在自身领域内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证伪性（当然这回应不了不符合科学研究范式的情况），在日常话语中也并不具有可错性，反而必定是某种真理的代言人；即人们相信着这样一个悖论：科学命题是可错的，但科学永远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法。

这种代言能力事实上在「社会事件类谣言」的辟谣过程中体现的更加明显。同样是关于语言不可能性的例子，我们可以设想如下情景：一个微博自媒体提出政府的某份官方文件造谣。同样，这当然是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这一情景的想象仍会让我们感到些许奇怪或荒谬。甚至，即使当网友真的发现官方报告存在错误或疑点时，也并没有任何人敢于声称官方「造谣」。这便是因为，在社会事件中，官方往往已经通过不断强调自己「辟谣者」的身份，再生产了自己作为真理代言人的形象。因此，普通民众对于这种武断性身份的否定（即将官方指责为「造谣者」）是不契合于已有的语言体系、因而被感受为「荒谬」的。重点往往并不是什么样的证据得到了呈现，而这样的话语究竟是由谁在言说。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理解这个结论。在官方机构的「辟谣」过程中，往往出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个蓝 V 认证的官方账号在微博中附上「谣言」图片，并伴随着「#辟谣#【网传 XXX 系假消息】」「经核实，未发生 XXX 事件，XXX 为不实消息」这样的语句，比如下图。

在此，我们可以发现科学事实类谣言和社会事件类谣言在「辟谣」过程中的一个巨大差异：如果果壳网想对科学类事实进行「辟谣」，它一定不会只是复读「XXX 是一个假消息」这句话，而是会拿出（自然科学的）证据为自己进行佐证。而来自官方机构的「辟谣声明」，即使不出现任何证据，也会被许多人默默接受，即「官方辟谣」的强制终结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官方机构」的本质而言，它们本就不应该对自己的「辟谣」进行解释：因为需要「解释」就说明着和真相的隔绝状态，但在境内的真理机制 (Regime of Truth) 下，「官方」必须是权威和正确的代名词。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传谣者」—「辟谣者」的指认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权力属性，因为它从命名上就已经暗示了从哪些渠道得来的知识形态可以被认定为正确的。「辟谣者」的身份是刚性的，主导知识形态从「辟谣者」那里得到生产，也反过来为「辟谣者」进行奠基。「辟谣者」通过在话语场中将自己和「真理」和主导知识形态重复缝合，从而达到与「真相」的强制性联结。但更重要的是，「真理代言人」的身份给予了「辟谣者」判断哪些描述符合「真相」、哪些不符合的权力，从而控制着「正确」信息的判定传播、流通和合法化。

这种知识 / 信息生产机制的一个必然效果，便是当和社会事件有关的新消息出现后，一定会有人保持「理中客」的态度、沾沾自喜地打出「等反转」这几个字。这种现象的出现当然和国内媒体记者（在一定程度上的）质量下滑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这背后隐藏的观点：「反转」是必然的，而反转之前的信息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在这种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正常信息传播中的反复查证、接近真相的机制，在这里反而是受到排斥的；信息之间的互相印证或矛盾不代表不同叙事文本的平等关系，反而是区分「真理」和「谬误」的方法；「真相」并不被视作某种需要通过不懈努力和试错逐步接近的事物，而是被视作某种一元、静止且可以被「彻底」揭示的事物；最终，人们对事件的评价随信息的逐渐明朗而改变不被视作由舆论关注导致的积极现象，反而是对自身判断力的、莫大的「侮辱」。「『反转』之前的信息若来自于自媒体则几乎完全不可信，个人也不能对已有的信息作出评价，而只能等待「最终」的结论。」这样一来，「等反转」者最后的结论就几乎等同于官方言辞：因为「等反转」等到最后，得到的往往就是官方的一纸声明而已。

这种知识生产模式带来的不信任感几乎是必然的，且早已丰富地体现在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事件中。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政府官方对于社会事件类谣言发布的「辟谣声明」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即既将信将疑、又不知从何处反驳：不知如何反驳，是因为对于政府官方作为「辟谣者」身份的承认，早已内在于语言本身了。因此在这种真理生产机制的作用下，即使真的出现了「客观意义上的」真实性，反而也无从考证、也看起来十分可疑了。将信将疑是因为，即使是再朴素的思考，也能意识到官方机构作为某种意识形态性（即具有某种先验的普遍必然性）的真理代言人的身份存在着某种「匮乏」和「不一致」；以及在当「谣言」本身就和政府官方利益相关时，官方的声明总感觉是「既当球员又当裁判」。毕竟，舆论的稳定性往往和官员的政绩息息相关。

一旦我们意识到社会事件类谣言中、官方在已经成为了某种真相—知识的代言人的同时、又往往是事件的利益相关方，那么我们对这一知识生产机制的不信任恐怕是必然的。不难发现，在这种模式下，已经被「辟谣」的信息几乎不再拥有反转的可能。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做的，不是拒斥蕴含权力关系的知识生产机制，而是通过去中心化，创造一种新型的、可以避免权力「宰治」的知识 / 信息生产机制，即，互联网和独立媒体。在国内，不同的政府机构不可能互相否定；但未经审查的独立媒体之间却可以出示证据、对彼此的信息来源进行查证和比较，从而获取更接近事实的结论。

因此我们便可以得出结论：政府机构作为社会事件「真相」生产主体的身份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是不稳固、拥有内部匮乏性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便是重新审视当前的知识生产机制，试图寻找一个即使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也比之前更可信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