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Peterson 和 Žižek 辩论翻译（开篇陈述部分）

翻译 / Cassie Wu,  Zehao Pan,  Robert Titus Aemilius,

LucretiusZha,  布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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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谢你（译者注：主持人）为这场活动以及我的到场所致的疯狂而有激情的欢迎辞。

我必须要先说的是，这个活动，以及，我自己认为，我的生活，都在某种程度上抵达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这是我刚才在后台时被一位后台工作人员提醒而发现的。他告诉我，在上周，这场活动的门票在网上被疯抢，价格甚至超过了Leafs 队（译者注：全称为 Toronto Maple Leafs，是一支多伦多，即辩论举办地，的本土冰球队）的季后赛门票。我也不知道怎么能说清楚…

总之，我是怎么为这个做准备的呢？我尽可能能让自己熟悉了一些齐泽克的理论。但是这又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是一个原创性非常强的思想家，而这场辩论又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来的。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转而回到我所认为的这一切问题的原因，也就是《Communist宣言》。那我希望的事情——毕竟这是 Marx ，而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了探讨 Marx 主义——我尝试的事情，就是去读它。去读一些东西，你不仅仅是跟随着词句和文本含义，而更是切分这些句子并问自己：在这些短语、句子、段落的层面上，它们是正确的吗？是否还有与之对应的、可以被提出的、可信的驳论？这是站得住脚的思考吗？而我必须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想表现得很轻率，但是我很少读过这种短文——我在 18 岁的时候读过，那可是很久之前了，40 年以前——能够像《Communist宣言》这样，在每一句话里都犯下这么多概念性错误。这可真是一次奇迹般的重读体验。从心理学角度来想它，其实也会很有趣。因为我也读过一些学生的论文，简直和这本书差不多——虽然我并没有想说它们具有同等水平的文学美感和论战的质量。而且我也明白，《Communist宣言》是对革命的呼唤，而非一份合乎标准的逻辑论述。不管怎样，我都不能忍受，不去从心理学层面分析作者。

第一个要说的是，对我而言， Marx 和恩格斯都没有抓住这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管这是你的想法还是别人的想法，都不重要——它们可能是错的，即使它们用文采打动了你，你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去假设它们可能是错误的，然后用你手里的一切工具去攻击它们，观察它们是否还能存活。《Communist宣言》使我感到震撼的部分是，它和荣格所说的「典型思维」(typical thinking) 有一些类似：这是没有被训练过如何思考的人们所具有的思维。他说，「典型思考者」们的思想出现在他们面前，正如一个物件出现在一个房间里那样，它出现了，他们就接受它，认为它是对的。他们不会去走第二步，也就是去思考这种思维本身。而这就是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的精华，这是你希望在大学里教给人们的，教他们读文本，并批判地思考它。这不是为了否认这篇文章的效用，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当我读《Communist宣言》的时候，我尝试去做的就是将麦子和谷糠分离开来。恐怕，我的确是发现了一些麦粒，但剩下的大部分只是谷糠。我要来解释为什么——希望如此，在这比较短的时间内。

首先，我要罗列出《Communist宣言》的 10 条最基础的公理。这些是被作者认为不言自明的真理，是以一种没有被质疑的方式所表述出来的。而我就要质疑他们，并且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它们是不可靠的。我们应当记住的是，这篇短文实际上是在170年之前写成的，这是很久之前了。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不少关于人类本质、社会、政治、经济的东西了。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被解决，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比过去的某一时刻要聪明一些了。所以你在某些程度上可以原谅作者们不清楚一些事情。但是，那些都不重要，因为这个文件的主张，仍然被世界上很多学者认为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这些人也许是那些，你们是怎么称呼的……因为这种错误而罪大恶极的人。

所以，这是第一条主张：历史主要被认为是经济阶层之间的斗争。（译者注：《Communist宣言》的原文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好吧，我们来一起思考一下。首先，它从经济的角度来观察历史，我认为这是一个有待商榷的观点，因为除了经济因素，还有许多其它动因在驱使着人类，这些必须也要被纳入考虑范围，尤其是那些除了经济竞争之外的驱动力，比如说经济合作。所以这是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它其实都不算是一个对真正的问题的足够消极描述，因为平心而论，推动历史的因素之一是阶级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认为这就是历史，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比历史还要更深刻，它是生物学本身。因为所有的生命体都会组织自己、形成阶层。而关于阶层的一个问题是，它们倾向于将自己安排成一种赢家通吃 (winner-take-all) 的局面。这在 Marx 的思想里面是没有明确体现的，因为，当然， Marx 相信，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会汇聚在越来越少的一小部分人的手里——而这恰恰和自然界的阶级组织是相统一的。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认为这是一种永恒的驱动斗争的因素，这想法当然是有其准确性的，但是这严重低估了问题的严肃性，因为它把问题归因于人类社会的结构，而非阶级存在本身的更深的真相——这真相也可以用来概括绝大多数的动物世界，而显然不仅是人类的建构。认为人类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的想法，很久之前就有证据去支撑的，最起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所以，这是下一个问题，这个关于阶级结构的古老的问题，显然不能仅仅被归因于资本主义，因为它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已久了，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甚至早于人类历史的产生。所以，问题产生了，你为什么一定要——至少是隐晦地——将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而且你还需要明白的是，这对于左翼人士是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而并不仅是右翼人士。事实的确是，阶级机构剥削了底层人民或底层生物，如果是在描述动物界的话。这是一个关键的关于存在的问题。

Marx 另外一件疏于考虑的事情是，人类参与斗争的原因，远不至于他们的经济阶层挣扎——即使你将阶级的观点插入这种全面的思考之中——人类与自己斗争，与自己内心的邪恶相斗争，与他们有可能作的恶相斗争，与自己内部的精神层面的冲突相斗争……另外，我们其实永远都在和自然做斗争，而这些在 Marx 和他的 Marx 主义中，都没有出现，就好像自然根本不存在。而我所知的人类所涉及的首要冲突，或是首要冲突之一，是在这个残忍而严酷的自然世界里谋生。而似乎这些都不存在于 Marx 的领域，好像但凡人类面临一个问题，这问题便一定是阶级斗争，而且是经济层面的。但是，不！人类面临着困难，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饥肠辘辘而无所依靠。我们需要持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组织我们的社会秩序，希望至少能减轻这个问题，或者，有的时候，也许是恶化它——而《Communist宣言》对此也了解甚微——人类自发建构的社会等级制度，有时其实是有积极作用的。这一忽视是灾难性的，因为阶级制度其实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所必需的，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来组织我们自己。在这里，你必须承认的是，虽然阶级制度的确剥削了一些人，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不平等的根本来源，但是阶级制度也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方式。而最后要说的是，人类的阶级制度，在本质上并不基于权力——而且我敢说生物学、人类学上关于这点的证据是非常明确的——你不是通过剥削 (exploit) 别人来爬到人类社会中掌握权威的高位。这是一种非常不可靠的获取权力的方式。这是个问题。当然，台下发笑的人们是可能这么做的。[大笑、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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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随后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Marx 假定，你可以认为历史是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 (proletariat) 和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之间有这非常明确的划分。这其实是个问题，因为很难明确区分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他们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对于那些股票持有者来说，他们究竟是被压迫者其中的一员，还是属于压迫者？实际上，在俄国革命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所指的「很大的问题」，是表示非常之大。因为情况是，你可以将一个人划分到多种身份归类之中，这其实很容易做到。在这些界限的交汇之处，你可以发现一些「轴」的存在：他们是压迫者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因为他们用一生努力积攒的财富，因为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接受了教育或者富有，因为他们是神职人员，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总之，使你成为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名单持续增长着。这也是红色恐怖 (Red Terror) 宣布那些他们所声称的受害者的理由之一，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个最好的例子也许是俄国的富农 (Kulak) 阶级的彻底消失：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苏联社会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农民们，他们花了大约40年的时间，成功地使自己逃离出农奴身份 (serfdom)，并积累了一些程度上的物质保障。而他们之中，大约180万人被流放，大约40万被杀害，并且，他们的资产阶级身份导致了他们的私人财产被没收——这种身份，据说导致了六百万乌克兰人死于1930年代的饥荒。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个坏的观点，非常之坏。它还坏在， Marx 给我们玩了一招障眼法：他声称我们的社会是这样二元对立地分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你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所有的美德都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的，而资本阶级全是恶人。这是典型的群体归属的思维方式。大家知道，我不喜欢身份政治的原因之一，就是当你把人们分类，让他们彼此对立的时候，很容易预设世界上所有的恶都属于一群人——假想的压迫者——而所有的善都属于另一群人。这是幼稚的想法，让人无法理解，因为这很愚蠢——去预设我们可以依据经济条件来判断人的道德水平。这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 Marx 也提出了一个想法——一个疯狂的想法，要我说，当然这就是个术语，「疯狂的想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这是下一个让我卡壳的观点。我想，好吧，有什么问题吗。问题是，资本家拥有一切，他们拥有生产资料，他们在压迫所有人，也就是所有工人。另外，工人们还会想尽办法为最低工资标准而斗争，因为资本家总是希望能尽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劳动中榨取价值，以和其他资本家竞争的方式，他们希望尽量降低工资——顺便一提，这并没有发生，一部分是因为工人可以变得稀缺，而这实际上使市场的价值得以提升。

你假设，先验的，所有的邪恶都属于资本家或资产阶级，而所有的善良都属于无产阶级，意味着你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即将成为现实，也就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要记住的是，这是对革命的呼唤—不仅是革命，而是血腥的、暴力的革命，以及颠覆所有现存的社会结构。[停顿，观众发笑]

不管如何，问题在于，你看，因为恶并不这样简单地分配给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所以当你尽自己所能，真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当然你其实并不能，因为这本来就是不可能而荒谬的，哪怕只是去这么想，因为问题的根本在于集中制——你要假设自己可以夺走资本家的所有财产，你可以将资本家阶级替换为少数无产阶级（《Communist宣言》并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怎么被选出来的）而且这些无产阶级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被这种突然的获得的权力所腐蚀，因为他们，从定义上来说，是好人。

所以现在，好人们来掌控世界了，而且他们被集中起来，以便做出一些决定，一些极其复杂的决定—复杂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而这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都犯了概念性错误：其一，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是好人，当你把人们放到和那些邪恶资本家们相同的位置时，尤其是，你还相信社会压力是人的品性的决定因素之一，也就是 Marx 主义者们认为的那样。那为什么你不会认为，这些无产阶级们会迅速变得和那些资本家同样，甚至更严重的腐败呢？我敢肯定，这的确就是每次类似实验的结果。其二，是什么使你认为你可以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这样复杂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将解决问题的权力交给少数人，而且不详细指出选择他们所需的机制？是什么使你觉得他们有这样的智慧或是能力，去做那些资本家们在做的事情，除非你像 Marx 那样假定，资产阶级都是坏人，无产阶级都是好人、假定资本家们做的事情完全没有构建一个有效的劳动系统（另一件 Marx 假定的事情）—而这是非常荒谬的。除非你是1830年代或是更早的某个道德败坏的贵族，每天只想着赌博和召妓，那你的劳动价值 (labor value) 的确是零。但是，如果你是在经营自己的生意还去剥削你的工人们，那你简直是个大傻子了。因为，即使你的贪婪像原罪那样深重，你也知道剥削他们并不能使你从他们身上榨取到最多的劳动。那么，认为管理者，而非资本家，不能创造生产价值的想法，是彻底错误的。它暗示着，你要么不知道真正的生意是怎么做的，要么就是根本拒绝去了解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对于利润 (profit) 的批评。就是，你看，利润又有什么错呢？ Marx 的观点是，利润是盗窃。利润的确有可能是盗窃，因为缺乏良心的人有可能去运营公司，使得他们的利润成为了盗窃。但这肯定不是说，利润永远都是盗窃。它真正的意味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资本家在为企业增加价值——他 / 她从自己抽象的劳动 (abstract labor) 中获取价值——这一行为其实是有效用、有正当性的。这些「抽象劳动」，包括他们的思维、他们抽象的才能、他们运营公司的能力、参与正当竞争的能力、参与产品效用的改进、对于工人的合理对待方式。如果他们能借此获得一些利润，也是在为那些不那么景气的日子积累保障，那在我看来这可是天经地义、再必须不过了。

下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利润，你要怎么发展呢？如果你拥有一家有经济价值、又值得为其劳作的企业，而社会上还有一些类似的企业，那么，获得一些帮助你发展的利润，这看起来就是合适的手段。

另外一个关于利润的问题，如果你自己经营过企业，那你一定会知道：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约束。你知道的，有一个好点子还不够，有营销计划也还不够，你还要去执行它们。这些事情可是特别困难的。想出个好主意是不容易的，想出合适的营销计划也是不容易的，找到顾客并满足他们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如果你允许利润来为我们搭建一种限制，来规定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合理的意图，它就可以有效地限制那些被浪费的劳动。

所以，我穷尽一生去做的事情，即使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它们都是设计出来为了帮人们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我尝试着以盈利为前提来运营它，而这一行为的原因，不仅是我希望通过盈利来让我的企业发展，更是因为有一些形式的蠢事是我不能去做的，如果我真这么犯傻了，我会被市场惩罚，我的公司就会从市场上被彻底消灭。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比较奇怪，那就是 Marx 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包含着荒诞的集中制、极大的腐败的可能性的体系，虽然无产阶级们现在想破脑袋，试图理性计算着一个崭新的市场经济该如何运行，而且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复杂了，没有人能想清楚。所以，下一个理论是，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会拥有奇迹般的超高效率。而根本没有任何理论来描述这要怎么实现。那么，我必须要去推测这个理论，而这个理论似乎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邪恶的。你要消灭他们的私有财产，消灭盈利的动力。随后，天降神迹地，这群现在掌控社会的一小部分无产阶级，他们决定如何去建立他们的生产机构，这些机构的生产力非常、非常之高，这样才能没有一丝错误地契合 Marx 主义的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产效率会奇高，高到每一个人在所有层面上都能拥有足够的物质。而达成这一图景之后，所有人便都会自发地从事有意义的、有创造性的生产——这些在资本主义恐怖秀中被孤立的东西——之中。然后，一个乌托邦就会神奇地拉开序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指南来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这种超高效率。也没有人觉得，这并不是能够人人自得其乐的乌托邦，因为任何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人在爱之中寻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有人追求社会存在，有人追求矛盾与竞争，也有人像 Marx 指出的那样去追求创造性。但是，认为那就是乌托邦国家的终极目标，这种想法是荒谬的。此外，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发现，我们可不能小瞧这个。他说，你对人类有着多么浅薄的见解呀——如果你觉得你给人足够的面包、蛋糕，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让他们除了关心人类延续之外再也没什么别的烦心事，他们就会变得和和气气、无比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是，我们是为了找麻烦而生的，如果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都端在银盘子里呈上来，那我们最先做的一定是一些特别有创意的毁坏，就是为了看见一些没想到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我们可以有一场人生大冒险。我觉得，这可得好好说说。

那么，我想说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肯定不是这个主义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Communist宣言》里面最奇怪的一部分，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比过量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更有效的生产方式了，而且这也被广泛记录在了《Communist宣言》里。所以，如果你的观点是我们要尽快、尽可能多的生产物质，给更多人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资本主义已经空前绝后地达到这个目标了，那最合逻辑的不就是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吗？除非你觉得邪恶资本家们会抢走世界上所有的液晶电视，把它们放在一个大房间里，让别人没得看。合理的想法肯定是，你已经走在了一条应该能够保障商品生产效率的路上。

这是我最起码可以说出的十条《Communist宣言》的严重的纰漏，这本书在所有可能犯错的地方基本都犯了错。此外，显然可见， Marx 是个自恋的思想家，他认为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恩格斯也是这样的。他觉得自己所想的全都是正确的，而不是说，等一下，这些想法有没有可能走向糟糕的错误。而如果你是一个社会学思想家，思考一些更为宏大的问题，比如一个社会科学家（指向自己），你的道德责任之一，就是去想自己有可能在一条基础公理上出错——当然也可能是两条、三条，或者十条。所以，你有责任推演一遍这整个系统，去想想，如果我彻头彻尾地错了呢？如果事情倒置了，完全和预设相反呢？我真的不能想象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还是在宣传暴力夺权之后——而这些都是《Communist宣言》所鼓吹的；不能想象他们居然认为自己在思考，认为自己了解哪怕一点点关于人类的东西，认为自己知道人类与生俱来的作恶的癖好——能够把人类社会引入地狱的癖好。

所以，因为我还有三分钟时间，我要用一点证据来收尾。 Marx 还认为，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之一就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而产生了不平等。我首先想说的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不存在不平等的人类经济体制。谁都不曾做到，包括共产主义者们。不平等的形式在改变，而这并不是能想象出来的，但是并不是说西方的市场就比别的地方的市场更加不平等。你可以说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点是，即使它的确产生了不平等，它也切实地产生了财富——而别的制度不！它们只会产生不平等。那么，这是一些统计数据，关于自由市场的：从 1800 年到 2017 年，为了应对通货膨胀而实行的收入增长的速度达到了 40 倍，对缺乏生产技巧的工人来说是 16 倍。而 GDP 在 180 年到 1800 年之间的增长指数，仅仅有 0.5。也就是说，从 180 年到 1800 年之间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一马平川。而突然的，在过去的 217 年之间，我们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增加的过程。这不仅代表着少数顶层人的财富增长——需要承认的是，他们的确有更多的财富——问题不只是不平等，而是最底层那些绝对贫困的人们所经历的事情。而事实是，他们在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变得富裕起来。我们在那些采取温和的自由市场政策的国家消除了贫困，这速度也是空前绝后的。举个例子，联合国的千禧年计划之一就是，在 2000 年和 2015 年之间，将世界上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降低到原来的 50%，而他们把绝对贫困的标准定为 1.9 美元每天（的收入，译者注）。这挺低的，但是总得要从哪里开始行动嘛。我们在 2012 年达成了这个目标，比计划早了三年。你可以对这个不屑一顾，觉得这只是个粗暴的数字。但是这个增速对于 3.8 美元每天和 7.6 美元每天的收入群体也是一样的，不是很多人达到了那个目标，但是为了那个目标而增长的速度是相同的。此外，联合国甚至估计我们可以在 2030 年彻底消灭绝对贫困，也就是一天 1.9 美元的收入。这是无可匹敌的。所以，富人愈富，可是穷人也在变得有钱，而这还不是终止。

我要就此打住，因为我没时间了，但是我要这样结束：穷人没有在资本主义中变得更穷，穷人在资本主义中，以极大的差额，在变得富裕。我要给大家最后一个数据，现在非洲的儿童死亡率，和 1952 年欧洲的儿童死亡率持平。这是在一个人一生的长度之内就发生了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关心穷人、支持穷人、希望他们的收入能够超过温饱线，那么现存的所有证据都表明，你应该选择的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所以，谢谢大家。

首先，一个简略的开场概述：我不能不发现一个讽刺的事情，即 Peterson 和我，这次「世纪对决」的参与者，都被官方学术社群所边缘化，并都被视为应当帮助左翼战线抵御新保守主义。真的，对于我本人的主要攻击都恰恰是来自于左翼自由派的：你就想想对于我 LGBT+ 意识形态的批判遭到了多少强烈抗议，并且我很确定如果这个领域内的领导人物被问到我是不是适合代表他们说话，他们一定会在坟墓里辗转反侧，就算他们依然活着。

所以让我以把标题中的三个概念集合起来作为开始：快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今的 China。China 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无可辩驳地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成功故事。数百万人从贫穷到了中产，China 是怎么做到这点的？20 世纪左翼以反对两个现代性的基础理念被定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其中的市场竞争，和反对官僚主义、威权主义的国家权力。今天的China 把这两者以最极端的形式合在了一起：强大的威权国家，广泛的资本主义动态。需要关注到的是，他们是以「大多数人的快乐」为由做这件事情的。他们不再提共产主义以合法化自己的统治，而是更倾向于一个孔子的「和谐社会」的概念。但是，Chinese 真的变得更快乐了吗？尽管 DLLM 以西方标准为藏传佛教进行了辩护，即对于快乐的追求和对名利的淡薄，「快乐作为我们生命的目标」仍然是一个有很大问题的理念。

如果说我们从精神分析中学到了任何东西的话，那便是人类在毁坏对于快乐的追求这一点上是充满创意的。「快乐」是一个很让人困惑的概念，因为基本上它依托于主体无能或无准备面对自身欲望的后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假装欲望那些我们并不真的欲望的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真的得到了那些我们欲望的东西。所以我同意，人类生命的自由和尊严并不只包含对于快乐的追求，这无所谓我们怎么美化它，或者我们如何实现我们自身的潜能。我们在挣扎于快乐的生存之外也应该在生命中找到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业。不过我要在这里加上一些先决条件。首先，因为我们收货在一个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权威式的形象把这种目标直接施加于我们。现代性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肩负起这一重担，最主要的负担便是自由本身，我们应该为自己的重担负责。我们不仅不再被允许为不完成自己的任务而给出借口，而是「任务 (duty)」本身就不应该作为一个借口，我们不仅仅是某种实现更高理想的工具。一旦一个传统的权威失去了它的真实力量，再次回到它已经不可能了。所有对于这些的回归都是一种后现代的虚伪。唐纳德·特朗普真的代表传统价值吗？不，他的保守主义就是一种后现代的表演，是一种巨大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玩弄传统价值，通过将当下的事件和公开的下流混合在一起，特朗普成为了最终的后现代总统。如果我们把特朗普和桑德斯进行对比，特朗普是一种最纯粹的后现代政客，而桑德斯仍是一个守旧的道德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宣称，我们面临的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我们失去了对于某种先验的神圣存在物或更高级的价值的依赖。如果我们只被留给我们自己所处置，如果所有事情都是具有历史性和相对的，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们堕落到我们最低级的倾向中。

但这真的就是那些以宗教为名的烧杀抢夺中，我们可以学到的教训吗？经常会有人说宗教可以让坏人做好事。从当下的经历中，我觉得我们应该贴紧史蒂夫·莱茵贝克的观点，就是如果没有宗教的话，好人就会做好事，而坏人会做坏事；只有像宗教这样的东西才会让好人做坏事。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多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警示了我们失去上帝后的道德虚无主义。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事情都是被允许的。法国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将多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失去上帝的虚无主义批判运用在了 9.11 上。在他的书《多思妥耶夫斯基在曼哈顿》这个标题中，他不可能说的再错了。当今恐怖主义的教训就是，任何事情，包括炸死数百旁观者，对于那些宣称直接以上帝的旨意行动的人来说，都是被允许的。同样的分析也对于无上帝的斯大林主义的共产主义者成立，他们是对此最极致的证明。所有的事情都是被允许的，因为他们将自己视为他们自身神圣性的直接工具，作为社会进步直至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这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如何让好的、正派的人做出可怕的事情。

第二，是的，我们应该肩负起我们的重担，接受伴随其而来的折磨。但是有一个危险在此浮现，即一个细微的颠倒：不要爱上你的折磨，永远不要假设你的折磨自在地就是你的本真性的证明。对于快感的放弃很容易就会变成对于放弃本身的快感。举个例子，白左非常喜欢诽谤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且谴责欧洲中心主义作为我们的罪恶。但此时一件事情立刻变得非常明确起来，即这种自我诽谤自身就能带来某种利润和好处。通过诋毁他们自身的根基，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派为他们自己保留了一个普世化的位置，并亲切地请求他人表达自己的独特身份：多元文化主义的白左是身份政治谎言的肉身化。

下一点。雅克·拉康写过一个悖论性但深刻而真实的案例，即：即使一个妒火攻心的丈夫征引的全部关于他妻子和其他男人睡觉的事实都是真的，他的嫉妒仍然是病理性的。那个病理性的元素就是丈夫对于嫉妒的需要，这种嫉妒是他维持自身身份的唯一途径。同样的，即使人们可以说纳粹对于犹太人的主要描述，即他们剥削德国人，他们引诱德国少女等等是真的——它们并不是真的——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会是一种病理性的现象，因为这忽略了为什么纳粹需要反犹主义的真正原因。在纳粹的视野中，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协作的统一体，所以需要用一个「外在的侵略者」作为内部分歧和争执的原因。这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今天的欧洲，即那些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是如何应对难民的。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它内在于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被投射于一个外在的入侵者。再次，即使被报告的那些和移民相关的事故是真的——确实有很多很大的问题，我承认——民粹主义者的那种叙事仍然是谎言。我们现在正在接近关于讲故事的主题。希特勒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故事家。20 世纪 20 年代，很多德国人仍然视他们的经历为一种混乱，他们不明白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包括军事衰败，经济危机以及他们感受到的道德颓废等等。希特勒提供给了他们一个故事，一个阴谋，即犹太人的阴谋。我们现在处于这种混乱状况中，就是因为犹太人。这便是我一直坚持强调的，我们一直在对自己讲关于自己的故事，以便于我们在生命中能获得有意义的经验。但是这并不够。一种最愚蠢的日常智慧就是在说你的敌人就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故事的人：难道要说希特勒是我们的敌人就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吗？我们生命的经验，我们为了解释我们的行为向自己讲述的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便是我称作意识形态的东西——从根本上就是一个谎言。真相独立于我们所做的事情之外。相似的，另类右派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痴迷表达了对于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拒绝，即他们所批判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包括道德堕落、色情淫乱、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等，都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动态的。

我想诉诸一个经典作品，即丹尼尔·贝尔于 1976 年写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在其中，作者提出现代资本主义未经束缚的驱力削弱了最初的清教主义的道德根基。在一个最新的后记中，作者对于当代西方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神清气爽的角度，它揭示了我们在 21 世纪所面对的核心文化断层，即是我们的工作文化作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组成元素并伴随其出现。对于文化生活的商品化本身，我认为，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再生产的关键表现。所以我觉得术语「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犹太人阴谋论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它将某种内在的敌对关系——无论你怎么叫它，模糊不清，紧张关系——投射或转移到一个外在的原因之中。让我再给你举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例子：以同样的方式，特朗普和另类右派的自由派批评者们从未认真询问过我们的自由社会是如何让特朗普这样的人诞生的。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的形象还是一种恋物癖，是自由派能在面对真实的社会矛盾之前能见到的最后一样东西。黑格尔有一句格言：邪恶存在于那个在四处都能都看到邪恶的凝视之中完全适用于此。那个妖魔化特朗普的自由派的凝视恰恰也是邪恶的，因为它忽略了它自身的失败是如何开启特朗普这样父权式的民粹主义的。

下一点。不要谴责享乐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为我们的痛苦负责了。自我中心主义的自爱的对立面并不是利他主义，一种对于共同之善的关切，而是嫉妒和愤怒：它们使我逆着我的利益而行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条理清晰的哲学家们认为「恶」比「善」更是精神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平等主义永远不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痛苦的价值，因为它可以秘密地颠覆那种对于自己利益的放弃的标准形式，而很多时候事实上意味着「我很多时候会宣布放弃某件事情，从而让其他人也得不到它」。这就是我觉得——也就是对于你们很多人都有问题的一部分——政治正确有毛病的地方。表面上是它的剩余的、它的规范性的狂热，反而是一种无能的反应，是对于溃败的事实的遮蔽。我的偶像之一是一个名叫塔勒纳·伯克 (Tarana Burke) 的黑人女性，她在十多年前创建了 #metoo 运动。她在一个最近的批判性发言中说，在这个运动开始后几年，出现了一种毫不动摇的对于犯罪者的痴迷，Metoo 过于经常地成为了一个真正充斥着愤怒的运动。

那么，我们应该放弃平等主义吗？不！平等同样可以意味着——而这也就是我支持的平等——创造一个可供尽可能多的人发展他们不同潜能的空间。这就是我的一个悖论性的主张：正是今天的资本主义使我们过多地均等化，并导致了许多才能的流失。那关于平等和等级制度的关系呢？我们真的有向平等的方向移动吗？在今天的美国真的出现了「过多的」平等吗？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总览指向着相反的结果：和将我们推的太远相反，左翼已经持续数十年逐渐失去其阵地。其标志：全民医保，免费教育等等，正在持续地消逝。看看伯尼·桑德斯——我不偶像化他的计划——它只是半个世纪之前在欧洲的主流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版本，但在今天却被说成是对于我们的自由和美式生活等等的一种威胁了。我并没有看到这个计划对自由创造力构成什么威胁；相反，我认为医保和教育可以使我更加关注我生命中的一些创造性问题之中。我认为平等——这种最基础的机会平等——是一个可以创造差异和——对，为什么不呢——不同的和恰当的分层的空间。

除此之外，我发现将今天的不平等——就像在皮凯蒂记录在它的书中那样的——根基于能力是非常困难的。什么样的能力呢？在极权主义国家中，能力是被政治方式所决定的。但市场上的取胜同样也不是无辜和中立、作为能力的社会识别方式的调节者的。让我选择简要地以一种友善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即——很抱歉成为一种讽刺的——龙虾主题。我在此完全不持一个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而是深深地欣赏进化论思想。我们当然也是自然的生命，然后我们的 DNA 和某些猴子有 98% 的重合。这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自然不是一个稳定的等级系统，而是充满偶然的变异的。它就像法国菜一样发展。一个法国人跟我提过，即许多著名的法国餐点的源头都是在于当他们试图按照标准流程做菜的时候，出了岔子，结果他们发现这个失败反而可以被认为成某种成功。他们本来在以正常的方式做奶酪，结果奶酪发霉变丑了，然后他们就说，「哦天啊，我们发明出了我们自己的奶酪」。他们本来在以正常的方式做酒，结果发酵的时候出了点问题，然后他们就开始做香槟了。我在此不仅是想说这个笑话，因为我觉得恰恰是这点——这也是精神分析的遗产——即我们的性本能当然是生物决定的，但看看我们人类从中创造了什么：我们不受发情期的限制，它们可以变成一种由障碍所支撑着的、需要被跨越的、永久的痴迷——简而言之，成为了一种影响了生物韵律的、形而上的冲动，其中包含着无尽而持续的宫廷式爱情的满足感，以及不同的变态性行为等等。所以确实，这仍然是生物性的性态，但它——如果我可以用这个术语的话——是超功能性的（trans-functionalized），成为了一种文化逻辑差异——无所谓你怎么称呼它——的时刻。

我认为同样的论述也适用于「传统」。伟大的保守派学者艾略特曾经说道，「当一个新的艺术品被创造，现在受到过去的导引的同时，过去也被现在而更改了」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提及基督教所造成的变化：它不仅仅是对国家和文化之间差异的不再顾及，那种神圣的火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这种神圣火花使我们能够创造出基督徒们所说的「圣灵」。在这种圣灵的普遍存在中，六种家庭观念（即核心家庭，单亲家庭等六个名词），在某种层面上消亡了。请回想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在基督那里，再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男人或女人。」

民主制度把这种逻辑延伸到了政治领域——不论每个人能力上的差异如何，最终的决定应该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决定。民主制的承诺即是：我们不该把所有的权力都交给能力强的「专家」。准确来说，使这一规则合法化的，是提出了「假专家」的概念的共产主义者，顺便一提，我一点也不相信所谓「常人的智慧」。我们时常需要一个大师的角色，来把我们从惰性中推开——我也不怕说——来逼迫我们追寻自由。自由和责任是需要努力的，而一个真正的大师的最高职责，就是唤醒我们去追求自己的自由。我们并不是天生就自由的。

此外，我认为社会权力和职权不能直接建立在个人能力的标准上。在人类的世界中，权力，从施加权威的角度上来说，是一种远比能力神秘，甚至非理性的东西。克尔凯郭尔，我们大家最爱的神学家这样写道，「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他父亲所具有的个人能力和品质而服从他，这是一种对他父亲权威的侮辱。」克尔凯郭尔也将同样的逻辑运用在了基督身上。基督之所以正当，是因为他作为上帝的孩子的身份，而非因为他的个人能力。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任何一个学习神学的学生都能在这方面做得比基督好。在自然界，这种权威是不存在的。龙虾中也许存在等级之分，也无疑会有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我不认为其中会出现「权威」。

需要重申，微妙的是，民主制的承诺并非对个人的能力的反对，而是要将政治上的权力和个人能力分开。在斯大林主义里，这两个概念并没被分开，然而在古希腊人们就已经知道要将它们分开——这也即为什么那时每一个公民所得权力的多少要和彩票（概率）挂钩。

所以，共产主义要对此做出怎样的结论——共产主义要如何进入这一话题呢？为什么我还坚持着共产主义这一被诅咒的名字，尽管我已经了解并完全承认那些 20 世纪共产主义是怎样失败，并造成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残忍的恐怖活动呢？资本主义确实赢了，但是如今——这是我的主张，我们可以进行讨论——的问题是，今日的资本主义包含了足以防止其无限制再生产的对立状态吗？我相信这样的对立状态是存在的。生态灾难的威胁，作为技术科学的结果——尤其是在生物遗传学和新形式的种族隔离的方面。所有这些对立状态都考虑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共有 (commons)——我们社会中的尖锐的存在 (sharp substance)。首先当然是外部环境中被污染及全球变暖所威胁的共有部分，让我准确点地说：我清楚的知道分析和推测在这个领域内是多么含糊——只有当为时已晚时，它才会是确定的。我也完全清楚对此进行冒险的推论的诱惑力。当我小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批判性的例子——德国人对于逐渐死亡的森林有种痴迷，他们相信在几十年之后，欧洲就不会再有森林了。不过依据最近的估计，欧洲目前的森林面积比五十年和一百年之前的森林面积都多。不过，我仍然宣称一种全球灾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相关的科学数据对我来说足够充分，而我们应该以一种大规模的集体形式进行行动。并且我还觉得——你们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它的经理人们——可能并不出于他们的「罪恶本性」——更关注于扩张其生产，而环境保护就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了。再次，这不是一个道德谴责：以防你觉得我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在共产主义国家，当权者也经常痴迷于生产扩张，而他们又不在公众的控制范围内，因此情况可能更糟。

所以应该如何行动呢？首先是承认，我们处在一团混乱之中。并没有一个简单的、民主式的解决方案。「人们应该自己决定关于生态的事情」听起来很深刻，但它引导着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当他们的理解没有受到大公司利益的扭曲，什么使得他们能通过这样一个能解决这种细微、精密的问题的判断呢？此外，那些由生态学家自己倡议的、激进的解决方案，就其自身便会引出新的灾难。让我提一下这个最近活跃于我们四周的、被称作「太阳辐射管理」的主意：即大型、持续地将喷雾撒入大气中以反射和吸收太阳光，以因此让地球降温。我们难道真的可以想象，生态工程学会如何影响地球功能的脆弱平衡吗？在这种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行动、但不知道如何行动的危急时刻，我们便需要思考。也许我们应该把马克思著名的第十一条论纲稍微颠倒一下：在我们的新世纪，我们可以说也许在上个世纪，我们过快地尝试改变世界了；后退一步、开始理解世界的时刻已经到来。

第二个威胁是对于这些拥有内在本性的大众。伴随着生物工程科学家们的存在，全新的、在人类本质上有所改变的新人类，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的考虑。我指的主要是这种所谓的神经联结 (Neural Link)，它直接连接了我们的大脑和信息化的机器，以及它们之间的大脑。我认为这是真正改变局面的东西。我们大脑的现实化 (Literalization) 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控制的可能性，能够直接把你的经验分享给你所爱的人，这也许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想象一下，如果在你甚至根本不知情的前提下，这些信息就可以通过一些媒介来共享呢？

最后，是人类自己的公共人文空间。我们住在同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互连接，但是，尽管如此，也是被深深地分裂的。所以，该如何应对呢？第一个，也是普遍到令人难过的地步的方案，是出于保护目的的而进行自我封闭：外面的世界是一片混乱，让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墙来保护自己吧。看起来我们的国家这样运行的还不错，外面那些流氓国家 (Rouge States) 所经历的麻烦，和我们如何与这些国家进行互动毫无关系。以最极端的「流氓国家」刚果作为范例：那里的军阀总是在卖给西方公司矿物，如果没有刚果的钶钽矿，我们的电脑会在哪里呢？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又如何呢？作为我们的某种代理的、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干预也门行动——正是在这里，难民被创造出来。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能让我讲完这一页吗？我还剩下两分钟——一个文明间和平共处的世界，但是它是如何可能的呢？强迫婚姻和恐同常常因只限于某些特定国家就是被允许了，但这些国家又可以无所谓地完全融入世界市场：难民就是这样被创造的。第二种反应便是有着人性关怀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联想到为社会问题负责的企业人物，比尔盖茨，乔治索鲁斯，他们积极的支援 LGBT团体，他们提倡社会福利，等等。他们即使在极端的（最好的）形势下，为难民开放我们的世界，像对待同胞一样对待他们。这样的举措，只不过是医学上所称的「症状治疗」。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不是让富裕的西方国家接受所有的难民，而是试图改变那些导致大量难民潮的原因，并且我们也是（难民）问题的同谋者。这样的改变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举措吗？不是，真正的乌托邦，是我们在没有这样的改变下也能生存。

所以我认为，我知道将其称为共产主义申辩是煽动性的，我做的可能有些挑衅，但是，所有我提及的这些领域，生态环境、数据管控、世界联合，都需要——我承认资本市场屡创奇迹，但都必须受到一定方式的制约与管理。在你们把我说的想象成为乌托邦之前，请想想，世界市场如今是如何运作的。我一直认为，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如果仔细观察，你们会发现，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今正扮演比任何时代都重要的角色。所以你们可以发现，市场恰恰已经是有限的、受约束的，却不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受到约束的。所以（我得到）一个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悲观主义的结论：尽管现在到处都有抗议，我们可能继续滑向某种大的动乱、灾变，我们等待着大的灾难来震醒我们。

所以，我不接受那些简单便捷的乐观主义，每当有人试图说服我，有束光等在隧道尽头，尽管现在有这么多问题。我立即答复他：「你说的没错，而那可能是另一辆火车正向我们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