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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
© Hanna Barczyk for NBC News本文于 2019 年 10 月首发于知乎，是笔者针对该平台上非常活跃的「反女权主义者」的一些常见观点的批判；在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选择将本文重新修订编辑后发出，以向诸位介绍一种针对「父系家庭」的女权主义批判视角。此外，本文在知乎首发后收获了大量来自对面的质疑和批评，相关内容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浏览评论区查看；对于本文中一些没有充分阐释的论点，各位可以点击本号今天第二篇推送查看。Philosophia 哲学社在此祝全体女性 3.8 妇女节快乐！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
如果没有两性相互间的独立和平等，那么人类的解放就不可能。
《妇女与社会主义》，奥格斯特·倍倍尔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话术：女权主义若得到广泛支持，那么女性的「性自由」就会被纵容；这种自由将会允许她们通过「姿色」获得「大佬」的喜爱，从而实现阶级跃升。因此，被压迫的不是女性，而似乎是「底层」男性：女性通过消费主义神话下的个人提升、实现了和资本家（「大资本支持女权主义」）乃至外来种族（「山东大学」和黑人，「easy girl」和白人，「沙特支持女权」和伊斯兰）的合谋，使得女性可以不劳而获地得到大佬的青睐，而大佬们也能享受着众妃带来的酒池肉林。另一种论证策略是，即便女性最终获得了和男性平等的工作权等一系列权利，她们也随时可以「找到后路」，凭借年轻貌美找到男性包养，而在年老色衰之后再找「老实人」接盘。普通男性因此一方面丧失了娶妻生子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与工作、被资本家割韭菜，又不得不「接盘」已经被别人「使用过」的女性；即便如此，社会还一再强调「女性受压迫」「处女情结是错误的」，实在是「男性受压迫」的最好例证了。此时，很多女权主义者和支持女权主义的个体的反驳都建立在对于基本事实的澄清上，如证明这些事情并没有发生、或其重要性被过度强调了，或这种叙述本身就是一种男性权力的体现。比如，
必须强调，以上角度的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准确的：毕竟，当一个人说出「中华民族是通过 Y 染色体才得以传承香火、延续血脉」的时候，他又有何资格要求不拥有 Y 染色体的女性为其做贡献呢？一部分人在「民族大义」的话术下所掩藏的私心，也就因此昭然若揭了。不过在这样的批判之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上述话语策略的出现，并非众多偶然出现的原子式个体声音加总的结果；恰恰相反，那些具体的案例，归根到底是由当下某种社会对抗所导致的历史境况所不断生产出来的。这种显现在前台的话术，无非是那些活在当下体制「底层男性」的潜意识在语言层面的具象化。在这里，「历史境况」所指的就是时下的自我分裂着的父系家庭制度；而这一现象本身应当被视为某种「症状」进行理解，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分析其话语的内在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大部分女权主义的反对者，往往都喜欢强调一项似乎可以用于合理化当下女性从属地位的「交换过程」：女性将自己作为男性的私有财产献出，为的是获得在男性的照料下体面生活乃至享乐的资格、以及在战争时期不被敌兵杀害而只是被强奸的可能性（亦或在一种更好情况下成为敌人的妻子的可能性，然而这依然不能改变其作为「私有财产」的地位）。因此，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和法律权利的缺失，似乎也就成为了她们为了维持这一「交换」而必然失去的东西了。从而，女性当下的从属地位就可以被合理化，甚至连「成为男性的私有财产」也被辩护为相当一部分女性生活的最终目的 / 价值。不过，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也没办法争辩：这种默认已经经过男女双方「同意」的「交换」，是否在缔约之初真正得到了全体女性的同意？我们只知道这便是我们目前较为普遍的家庭组织模式，即「父系家庭」。在中国，「结婚」这一字眼对男女两性的意义大不相同：对女性而言，她是被「（外）嫁出去」，且她的名字不会被写在娘家人的族谱中；而对男性来说，他是将女性「娶（取）回来」。而在欧美，女性婚后要使用男方的姓氏，这个姓氏也是她所在的家庭的姓氏。而女性在千辛万苦十月怀胎后剩下的孩子，不但需要自己辞职悉心抚养，还要被冠以男方的姓氏……类似例子数不胜数，不再逐一列举。关键的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通过种种仪式，被宣布为男性的所有物 / 私有财产：当属于男性的活动空间逐渐扩大、男性参与的实践活动越来越多样时，女性的行为却是逐渐被限制在家庭这一方寸之地中。本应是女性自主的、由女性独自享有的生育能力，也被强行归为了「父亲」的所有物。
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便在于，本文开头所述的那种话语策略所构造的批判对象，即被通称为「女性拜金主义」的东西，不过是这样一种家庭模式的必然结果：女性既然在一开始的「交换」中就被迫或半被迫地丧失了参加工作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因此对于一个出生之后发现自己是女性的个体而言，她绝对无法仅靠自己生存。于是，在这样一种不可轻易变动的铁一般的社会制度之下，最优策略便是在和同为女性的个体的竞争之中，确立自身的（「女性的」）优势和价值，进而能够成为别人的所有物。因此在这个时候，尽管我们甚至可以说「女性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对应所谓「女权主义者只要权利不要义务」这一论点。然而这也仅仅是在未必能得到落实的纸质宪法文本上的形式对等），但男性和女性的实际的社会地位一定是不对等的：女性的生存必定需要依托男性，需要通过践行自己作为男性财产、失去法律地位的义务来获得享乐的权利，而男性则通过努力工作的义务获得了将女性作为自身财产、并作为主体参与到社会交往中的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当下女性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的财产权，也不代表上述结构发生了变化：男性在家庭和工作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女性仍然是被一个父系家族「出嫁」给另一个父系家族的，女性花长达九个月生育（只有女性有子宫）的孩子往往还是要跟父姓、且这一过程中的女性也往往只是被视为某种「容器」而已。因为这种平等的财产权，总的来说不过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中的所谓「机会平等」而被承认的。而我们必须看到：机会固然平等地向所有性别开放，但在实质上女性主体真的普遍地拥有争取这一「机会」的能力吗？不论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教育」、还是能使这种能力得到完全发挥的「社会空间」，我们都能看到为数不少的，明里暗里的、软硬兼施的阻碍。所以，如果女权主义仅仅是各种「大佬」的延伸和同谋，仅仅是帮助女性提升个人价值以更好地成为私有财产 (ayawawa)、在享受十几年荣华富贵后再找普通男性「舔狗」作为接盘侠，那么拜金女就完全没有了任何值得批判的地方：因为她只是在按照父系家庭的模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罢了，反而在维系着父系家庭的存续。因此我们必须加入女权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女权主义也是传统秩序的颠覆者，破坏了使女性成为财产所付出的代价，消除了这种原本「对称」的契约，使得女性似乎既拥有了和男性平等竞争、又拥有了随时宣称「我不干了」而「找个人嫁了」的权利。此时，不仅纯粹只是拜金、试图不劳而获的女性无法成为自己的财产，就连和男性平等竞争的女性也无法成为男性的所有物、尽管她们随时又有可能去「傍大款」，成为他们的财产；尽管哪怕只是稍微仔细审视一下我们也能发现，对于「参加工作的女性随时去傍大款」的恐惧，不仅不是女权主义「过度」的体现，反而说明了父系家庭仍然是当下最为普遍和基础的家庭组织模式。男性无路可退，因为男性并不认为「富婆」真的存在、且就算存在我们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因此才可以用于调侃；女性有路可退，因为「大款」真的存在，且屡见不鲜。
但这些反女权主义者、也同样绝不敢说女性平等参与工作的权利（即所谓对原本「平等契约」的颠覆）是女权主义一手造成的结果，因为他们也认识到了女性参与工作乃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这一切都是由于：1. 资产阶级对工资的极力压低和生活资料的多样化，致使工人的微薄收入无法养活全家，不得不让妻子乃至儿女也去做工；2. 机器的广泛使用的不断改进使得操作方法变得简单，不需要很强的体力也能胜任，女工的广泛利用就成为可能了。
而工人自己就是最大的消费者群体。因此，占地球人口一半的人（女性）即是完美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完美的消费者，也就不可能不被投入使用。
有趣的是，我们此时又极少在反女权主义者中看到对于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入批判，除非是为了以「新中国成立时期『妇女顶起半边天』」的「真女权」来批判当下的「伪女权」而复读一些宣传口号。而这种形式上的复读不过是掩盖着实质的「让女性以义务换权利」的意图；然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权利都是先于义务的，否则何来「无代表，不纳税」？（相关内容本号后续还会发文）因此，他们选择的策略、往往就便是将后者再次化约为以提升女性的商品价值为目的，因此不具备革命性的那一种「女权主义」，即「只是一种表演」，从而展开批判：而这便又回到了我上文已经提到过的那个问题中。此时我们发现，即便是从反女权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出发，我们仍然发现了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女性拜金主义、自由主义的（强调参与工作、平等抽象权利）的女权主义还是女性成为他人财产的权利，都只是父系家庭制度的必然产品而已。男性和女性都不满于这样一种交换带来的家庭组织模式和所有制，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父系家庭导致自己离开了男性之后一无所有；对于男性来说，父系家庭必然导向女性的拜金主义，父系家庭制和私有制的合流也必然导向对于更高生产力的诉求和那种交换的破坏、但不导致父系家庭的解体。所以，如果女权仅仅是对于父系家庭和私有制模式的再现或简单重复，那么反女权的男性们就完全没有必要反对它，因为它也提不出什么新的东西。女权主义真正激进、也是真正令他们恐惧的地方，并非「女权教导女性拜金」，因为这只是男性主导的父系家庭下女性的必然生存策略；女权主义之所以有受人反对的资格，在于人们发现女权主义可能「不止」想让女性拜金，在于它真的很有可能有更加激进的诉求，在于它拥有颠覆甚至摧毁「父系家庭」这一制度的可能性。男性并不真正希望父系家庭被推翻。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享受着一个美貌妻子的关怀的快感，还因为他们无法离开「男性」这一身份。如果说「女性离开了男性就会一无所有」这句话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解读的，那么「男性离开了『男性』便会一无所有」对于男性而言则是纯粹身份性的：抹杀一个男性的「男性」身份和男子气概，在传统上几乎是对他最严重的辱骂。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前段时间在豆瓣盛行的一个测试：
不出乎意料地，男性大多选择前者而女性大多选择后者，原因显而易见：男性无法抛弃自己的男性身份，正是因为父系家庭制度（参与）生产了这一身份、并将其作为了男性的核心身份认同。
这一身份的发明对于父系家庭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父系家庭将「父亲」和「孩子」进行绑定的方式的确是纯粹符号性的。如果我们此时暂时抛开上文提到的「交换」不论，那么我们会发现，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少之又少：母亲养孩子需要九月怀胎、忍受身材走样、行动不便、身体不适甚至生命威胁等等要素，而男性在这之间好像什么都不用做。如果我们借用拉康的一些词汇（并非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就会发现：父亲之所以为父亲，就在于他拥有「父亲」这一名号 (Noms-du-père)，而这便是他在符号秩序之内作为绝对能指 (phallus) 的位置带来的：这一能指便是男性生殖器的符号性方面，即作为器官的 penis 和作为能指的 phallus 的合一。我们因此便可以猜测男性对于「大 penis」之喜爱的原因了：因为拥有这一作为符指功能的巨大阳物便是「拥有」男性身份的象征，而这一身份在父系家庭中等同于权威：等同于（传统上）在家中可以什么都不做、却享有一切的权威。男性拥有（象征性）阳具而女性没有象征性阳具，但男性没了阳具就什么都不是 ("ils ne sont pas sans l'avoir")。这就是为什么以「反对女性骑在男性头上压迫男性」为口号的反女权主义者均不会将他们的分析深入到「父系家庭」这一层次：因为对父系家庭的批判最终会引向传统意义上「男性」身份自身的消解。男性对于「无后」的恐惧是父系家庭、而非某种极端外在力量的症候：正如没有财产的人无法在以经济交换为核心的社会中被称为「人」一样，没有妻儿的男性、无法在男性被相对于其妻儿中树立为权威的社会中被称之为男性、且也同时不是女性。
因此，反女权的男性所批判的那些事物，事实上并非是外在于他的，而恰恰是囊括了普遍之他的父系家庭自我分裂的必然产物；同样也是父系家庭制度造成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无法抛弃自己目前所占据的身份，无法看到这一必然性的产生过程、而只是将矛头转向假想的敌人。他们焦虑，但他们又不得不保持这种焦虑：因为正是这种焦虑，诠释了他们之所以为男性的内涵：反-女权主义作为父系家庭的症状、事实上甚至并非一种维系父系家庭存续的努力，而是为了消解父系家庭所必然产生的内部对抗导向的意识形态。内部矛盾必须被转移为和谐的内部秩序和外在对抗之间的矛盾，否则这一体系的自我同一性就无法维持。我们此时也就瞥见了女权主义的理论优势所在：通过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的分析，女权主义揭示了这种「父系权威」的建构性（父系家庭），解释了导致这一权威出现的物质条件和生产 / 分配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接着指出了这两者是如何共同导致了两性目前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以及连带的意识形态 / 上层建筑、并同时指出了这些意识形态是对哪些人怎样隐藏了自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能在其发展之中、达到对于上面描述的那种与上层男性同谋的「拜金主义」的扬弃和否定：因为女权主义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批评中发现，「性别」是一种结构性位置 (structural position)，而非一种本质身份。因此，对于这一状态的认知，就可以引领我们至少开始尝试挑战现存的秩序：这当然不代表女权主义此时提出的一切实践策略都必然正确，但至少代表女权主义者有挑战这一秩序的意识。我们尚且不论从批判私有制的角度，女权主义和左翼运动以及共产主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相关的名字有恩格斯、倍倍尔、蔡特金、柯伦泰等等）；即使仅仅对于父系家庭本身的特点，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也往往伴随着家中话语权的提升。这种提升预示着一种她可能不再会是男性家庭的所有物、而是自己的家庭的创造者的「危机」；如果更激进一些，很多女权主义者也都已经提出了开放「单身女性生育」的想法：女性生育的孩子完全是她自己的。如果收入足以支持她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她需要的只是男性的精子而已。（男性不是时常也抱着「我只是想要借个子宫而已」的想法麽？）而这完全可以由她自己来选择。由于再顶层的男性也无法仅靠自己繁殖后代、又时时刻刻担心着「无后」，因此一旦女性的经济力量得到充分的提升，一旦女性单身生育变得普遍，父系家庭的权威自然就会因自身的必然产品变得冗余、从而崩溃。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对后面这种思路展开毫不留情面的批判，指出这种政策是非常中产阶级、甚至精英主义的：它相当于默认了只有高收入的女性群体有着自由选择「优质」后代的能力；但至少它是一种挑战，并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效。我为什么要提这一点呢？因为我想说，女权主义并非无可指摘，女权主义并非滴水不漏：因为女权主义从始至终就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充满着矛盾的，是随时等待着对于当前的女权主义理论「仍然不够平等」的指责的：比如，当下的交叉性女权主义 (intersectional feminism) 就建立在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批评之中，因此会尽量充分考虑种族、阶级和性取向等等视角，而对于性取向的考虑又是依托于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异性恋的女权主义」的激烈批判而建立的……反女权者错误地把「女权」构想为了一个和谐的理论整体。因此，他们在此基础上对「女权」展开的批判或者「反女权」不仅错误而且无用：因为这样的理论只是批判而非建构，而回退传统保守主义对于解决问题并不奏效。我们当然可以大方地承认，女权主义对于「底层男性」的解释力缺失和舆论上的无视，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反女权话语的出现；甚至我们需要承认，当下的女权主义有时并不关心男性的想法（因为这确实也不是它该做的事情）。但这些对于女权主义来说，其实也真的不是什么不可接受的本质性矛盾。因此，反女权者要是真的想做出什么成绩来（或者「打破女权的话语霸权」之类），倒是应将自己的纲领定为「超越女权主义」，多看看女权学术界理论前沿的内容，毕竟女权主义的很多分析方法和话术不仅的确有效，而且已经不断被活学活用了。至少，反女权人士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正题是父权制而反题是女权，反女权者是想当更高级别的合题呢、还是只想当前一个反题的反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