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Echo Chambers and Epistemic Bubbles，发表于Episteme , Volume 17 , Issue 2 , June 2020 , pp. 141 - 161.
作者 / C. Thi Nguyen
翻译 / Nous
排版 / 亦源
关于后真相和假新闻现象的讨论经常牵扯到社交媒体的封闭的认知网络。然而，近来的讨论混淆了两种并不相同的社会认知现象。认知气泡是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认知气泡中，其他相关的声音可能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被人们忽略。回音室则是另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它主动地排斥并贬斥其他相关声音。认知气泡的成员缺乏对于相关信息与论证的接触。另一方面，回音室的成员则倾向于彻底拒信任何外部信源。在认知气泡中，其他声音仅仅是没有被听见；而在回音室中，其他声音则遭到主动的破坏。区分这两种现象是十分关键的。首先，回音室能够解释后真相现象，而认知气泡则不能。其次，回音室和认知气泡要求我们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通过接触外部证据，我们就能瓦解认知气泡，但同样的手段却可能加固回音室。最后，相较于认知气泡，逃离回音室要难得多。一旦陷入回音室，主体虽可能仍然出于认知美德而行动，但是社会环境却能够扭曲这些行动。要想逃离回音室，主体可能得彻底重置自己的信念系统。
我们信息的流通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近年来，对于脸书推送和推特网络的分析揭示了，用户的信息输入在很大程度上被过滤了，用户接触到的论证和观点大部分都是他们早已认可的 (Saez-Trumper et al. 2013; An et al. 2014 ) 。此外，我们国民中有许多大片人群将主流媒体贬低为腐化堕落且不可信赖的。由此许多人开始疑惑：我们陷入了自己造就的回音室中了吗？近来的讨论实际上混淆了两种并不相同却有联系的社会认知现象，我将它们分别称为认知气泡 (epistemic bubble) 和 回音室 (echo chamber) 。它们都是有缺陷的社会结构，能够使其成员误入歧途。但是，它们具有不同的起源、起作用的机制，也对应着不同的应对策略。它们都是排斥的结构 (structures of exclusion) ——但认知气泡上通过忽略 (ommision) 进行排斥，而回音室则是通过操纵信任 (trust) 与可信度 (credence) 进行排斥。粗略地说，认知气泡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其中某些相关信息由于忽略而被排斥。认知气泡的形成不一定包含坏的意图，而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选择与社群建构的一般方式形成。我们试图与我们的朋友保持联系，而我们的朋友往往和我们拥有相近的政治观点。但若我们将这种社交网络当作消息源，我们就给自己戴上了一种狭隘且能够自我加强的认知过滤器 (epistemic filter) 。这就令我们难以接触相反的观点，进而不当地抬高了我们的认知自信心。另一方面，回音室则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在其中其他相关的声音遭到主动地贬斥 (discredit) 。我的分析基于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Frank Capella的著作，但也提供了一些哲学上的补充。根据Jamieson和Capella，回音室的成员共享一套信念，这套信念包含某些不信任外部人士的理由。回音室的运作方式就是将其成员彻底地与外部认知资源隔离开(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63–236) 。这种机制与某些对于狂热崇拜灌输 (cult indoctrination) 的解释有着惊人的相似。正是由于对外部人员的贬斥，回音室的成员就只能极度依赖于那些被认可的内部信源来获取信息。在认知气泡中，其他声音仅仅是没有被听见；而在回音室中，其他声音则遭到主动的破坏。（这是一种概念上的区别；这并不妨碍一个社群以不同的程度同时表现出这两种形式的排斥。）绝大多数前沿的讨论都关注认知气泡的现象。在其对群体极化、极端主义以及互联网的著名讨论中，Cass Sunstein便主要关注受阻的信息流通与被忽略的观点(Sunstein 2001, 2009a, 2009b) 。Eli Pariser 的《过滤气泡》 (The Filter Bubble) 也只讨论基于个性化技术——例如谷歌搜索——以及自我选择的信息网络——例如脸书——的过滤效应(Pariser 2011) 。大众化的讨论亦倾向于追随Pariser，更关注基于技术的过滤。而在当下的使用中，「回音室」一词则被视为这种认知气泡或者受阻的信息流通的同义语。当人们讨论回音室特有的信任操纵时，也常常将其与认知气泡混为一谈，被当作是同一种现象。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区分这两种现象是至关重要的。认知气泡作为一种认知结构，起源于信息和论证来源的信息供给结构，包括社群、社交网络、媒体等等。认知气泡是一种受损的信息拓扑结构，即一种具有糟糕的连接性 (connectivity) 的结构。另一方面，回音室作为一种社会认知结构则是起源于对于信任的操纵；只需借助某种贬斥和权威的上层建筑，它完全可以存续于一种健全的信息拓扑结构之下。与近来关于认知气泡的讨论相反，我意在表明，回音室能带来一种显著且独特的威胁，甚至可能是一种更具危险性的威胁。它的威胁要求我们采取一种与认知气泡极为不同的补救方法。此外，回音室还能解释一些认知气泡所不能解释的现象。例如，从表面上看某些群体——包括气候变化否认者以及反疫苗群体——似乎拒斥显而易见的证据。人们可能倾向于将回音室的成员视作全然如绵羊般的人，进而指责他们对认知权威的默许是有问题的。但是这种指责实际上依赖于某种对彻底的认知自主性 (radical epistemic autonomy) 的不当期待。当代的认识论尤其是社会认识论告诉我们，对于他人的信任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正如John Hardwig所说，我们天生就在认知上互相依赖 (Hardwig 1985, 1991) 。回音室正是利用了我们在认知上的互相依赖。因此在某些条件下，回音室成员对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完全的认知责任 (epistemic responsibility) 。一旦人们陷入回音室中，他们就可能在做出好的认知行为的情况下仍然误入歧途。此外，有些人还可能由于一些超出其控制的环境因素而陷入回音室中。例如，他们可能就在回音室中长大。这引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分辨自己是否处于回音室中？我们又该如何逃脱回音室？我将论证，对于那些业已陷入回音室中的人而言，发现这一事实的希望是渺茫的，逃脱回音室的办法是困难的。要想发现并逃脱回音室，其成员必须彻底重建自己与其认知历史的关系。而这可能并不是我们合理期待常人能做到的。我们首先观察一下我们当下是如何安排我们的认知生活的。我的许多消息都是通过脸书获取的。我基于社交的理由选择我的脸书好友——他们是我的朋友或者同事。他们会转发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或者有意思的短文，这构成我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个过程将某种过滤器强加于我的信息获取活动上。选择与排斥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个世界总是充斥着所谓的信息源，其中有很多还非常糟糕。我的过滤器越好，就越能使我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相关的、有用的且可靠的信息上。但是，系统中每个成员自身是可靠的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系统覆盖范围的广泛性 (broadness) 或者完备性 (completeness) 。例如，假定我的社交网络完全由聪慧且可靠的美学教授们构成，他们主要对喜剧、芭蕾以及当代前卫艺术的最新发展感兴趣。借助这个系统，我能够获取几乎所有关于纽约艺术圈的新鲜信息，但它完全不能帮助我了解说唱圈的新进展，或者我的国家正缓慢滑向纳粹主义等事实。所以，这个系统缺乏Goldberg所说的「覆盖可靠性」(coverage reliability) ——来自整个认知社群的相关证言的完备性 (Goldberg 2011: 93–4) 。有缺陷的覆盖可能不仅会遗漏相关事实和证据，也能够阻碍我们注意到相关的论争。因此，有缺陷的覆盖会阻碍我们接触到足够的相关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有缺陷的覆盖是认知系统而非个体的一种缺陷。我现在就可以对我使用的「认知气泡」一词进行更为精确的刻画。认知气泡是这样一种社会认知结构，由于某种基于忽略的排斥，它的覆盖范围并不充分。认知气泡的形成是由于对相关认知资源的忽略，而非主动地贬斥它们。存在两种促进这种忽略的主要动力。首先，认知主体本身就倾向于寻求志趣相投的 (like-minded) 信源。这种现象有时候被社会科学家们 (Nelson and Webster 2017) 称为「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 。在许多当代的案例，例如脸书当中，忽略的过程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我通常基于一些社交理由——比方说，我喜欢他们或者认为他们很有趣——而选择脸书推送的人群。但社交选择并不保证覆盖的可靠性；实际上，社交选择的典型依据对于好的覆盖可靠性甚至是有害的。我们通常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而这种相似性更容易造成覆盖的空缺。好朋友可能有助于搞一场有趣的聚会，但却意味着贫瘠的信息网络。因此，我们现在就得到一种对于认知气泡之形成的直截了当的解释：我们经常为了某些包括维持社交关系在内的目标而建立一个结构，随后却用这个结构去追求一种完全不同的目标——信息搜集——而这并不是它所擅长的事情。第二，在另一些过程中，认知主体的信息图景受到其他主体的塑造。比方说，这些起到塑造作用的过程可能包括全面的审查机制，或者国家与其他主体对于媒体的控制。然而当下最令人担忧的外部力量似乎是对人们网络经验的基于算法的个性化过滤 (algorithmic personal filtering) (Pariser 2011; Watson 2015) 。例如，互联网搜索引擎会追踪每个用户的个人信息，用来调整它们的搜索结果，使其符合每个用户的兴趣。固然，报纸和其他传统媒体科技也会对其读者产生外部过滤效应，但过滤器的最新体现形式则远为有力且令人担忧。正如Boaz Miller和Isaac Record所论证的，互联网科技创造出过度个性化 (hyper-individualized) 且隐秘的过滤器效应。它的这种隐秘特征尤其具有威胁。许多用户并不知道基于算法的个性化过滤的存在。即便那些知道其存在的用户也多半不清楚这些执行过滤的算法的细节；因此，这种过滤过程的不透明性令主体难以成功评估这种过滤的效应，并在认知上作出相应的补偿 (Miller and Record 2013) 。因此，绝大多数用户会显著地低估他们借由搜索结果获取的信息被量身定做的程度。选择性接触的主体驱动过程以及算法过滤的外部性都有助于认知气泡的形成。我的「认知气泡」一词意指更大范围的现象。Pariser的「过滤气泡」特指基于技术的过滤，特别是基于算法匹配的过滤。认知气泡则指的是那些凭借技术及其他东西而忽略相关声音的结构。认知气泡包含过滤气泡，但也包括非技术的选择过程，例如物理上将自己置于一个志趣相投的社区中 (Bishop 2009) 。我对于认知气泡的解释更关注它忽略相关信息的方式。但是这种忽略可能进一步带来自继式确证 (bootstrapped corrobration) 的威胁。社交网络和个性化搜索技术的用户会更频繁地遇见与自己相一致的意见，因而倾向于过度抬高自己的认知自信心。这之所以是一种威胁，是因为一般而言确证是提升对于相关信念的信心的非常好的理由 (Nguyen 2010, 2018a) 。但是，只有当确证提供了某些认知上相关的东西，而非仅仅提供复制品 (copy) 时，它才真正具有重要性。借用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浏览一叠相同的报纸，并且将每份报纸的标题p都当作提升关于p的信念的理由 (Wittgenstein 2010: 100) 。这显然是错误的；报纸对于p的断言固然有一些认知上的权重，但是某人看见的相同报纸的数量并不具有任何额外的权重。类似地，想象你与一伙Guru Jane的追随者聊天，这些追随者会不假思索地复读Guru Jane所说的任何话。所有这些追随者都重复Guru Jane的话的事实并不具有任何额外的权重。因为，既然追随者重复任何Guru Jane说的话——既然他们仅仅是信息的渠道而非信息的来源——他们就仅仅是另一种复制品而已。但是复制品并不是唯一一种有问题的非独立确证。假定我相信某种史前饮食是最好的饮食。据此，我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我对他们的信任完全是因为他们也相信史前饮食就是最好的饮食。在这个情形中，我们群体关于史前饮食之好处的意见完美一致，但相较于并非在此基础上组建但仍然达成意见一致的群体，前者的价值要小得多。即便所有群体成员都独立地得出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意见一致也已经由我选择群体成员原则得到保证。既然我已经基于我的某些信念预先选择了我认知网络的成员，那么他们对这些信念本身及其所蕴含信念的认可就应当在认知上被赋予低一些的地位。如果我们没能赋予其低一些的地位，那么我们便忽略了隐藏在我们确证过程中的某种有害的循环。由于时间的流逝和相互作用常常会模糊这种自继性，我们很容易会忘记赋予其较低的地位。但是，针对气泡中更容易出现的意见一致，我们必须主动作出调整，否则我们就会不当地自我加强自信心的程度。做个总结：认知气泡就是这样一种认知网络，通过由忽略而排斥的过程，它的覆盖性并不充分。这种忽略不一定是恶意的，甚至无须是有意的；但是该社群的成员不能获得任何被忽略的相关证据，所接触到的一系列论证也不具有代表性。幸运的是，认知气泡相对而言还比较脆弱。在认知气泡中，相关的信源纯粹是被忽略了；它们并没有遭到贬斥。只需让认知气泡成员接触他们所忽略的相关信息或论证，认知气泡就可能被打破。然而，回音室则显然要更加顽固。我在此处的分析结合了Jamieson和Cappella对于右翼回音室之本质的经验研究和分析与近来社会认识论提供的洞见。Jamieson和Cappella研究了基于特殊的卡里斯玛型人格 (charismatic personalities) 而构建的回音室，包括Rush Limbaugh与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的新闻团队，以及其他的保守主义电台。他们的数据和分析表明，Limbaugh利用各种方法将其追随者社群与其他认知资源主动地隔离开。Limbaugh对「主流媒体」进行持续的攻击，以贬斥任何与Limbaugh本人和一小撮受认可的骨干信源不同的任何潜在知识或证言资源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40–76) 。此外，Limbaugh还开发出一种所谓的秘密语言，这种语言中充斥着被赋予不同含义的常见词语，以及许多新造的黑话（例如，"SJWs"） 。此举的目的是使群体内成员更加与世隔绝。最后，Limbaugh对所有反对意见都提出针锋相对的解释，这些解释不仅试图挑战每个特殊的反对意见，也试图破坏任何反对者的一般意义上的可信性与道德正直 (integrity) 。在如此造就的世界观中，世界上充斥着高度对立的势力；一旦人们接受了Limbaugh的观点，人们就有理由认为任何不接受他观点的人都是主动地与正义为敌，因而在道德上不健全故而一般而言并不可信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77–90) 。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这就使得他的追随者依赖于某个单一信源或者一组特定信源，并极其抗拒任何外部信源。他们对回音室提出了如下定义：回音室就是一个有边界且封闭的群体，该群体夸大内部的声音，并且使其免于反驳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76) 。在此，我将延续他们对于「回音室」的分析，但我会稍微改动他们的定义使其更加适合哲学的用法。对我而言，「回音室」指的是一种认知社群，它在社群成员和非成员间创造出一种悬殊的信任差异。这种悬殊差异意味着，通过在认知上贬斥非成员而将他们排除在外，同时夸大成员的认知资格 (epistemic credentials) 。最后，作为加入回音室的前提条件，人们必须大致认同一组核心信念，而这些核心信念恰能为这种悬殊的信任差异提供支持。这里的「认知上贬斥」指的是，非成员不仅仅是被忽略或者没被听见，而是被成员们主动赋予某种认知上的缺陷 (demerit) ，例如不可靠性、认知上的恶意，或者不诚实。这里的「夸大认知资格」指的是成员会被赋予很高的信任程度。当然，这两个过程能够互相加强。只要受信任的回音室局内人不停地断言局外人就是不可信赖的，那么这种内部的信任就会加强向外的不信任。而且，只要局外人在很大程度上不被信任，那么局内人就无法接触到多种形式的反面证据和反驳，因而提升他们相应的可信度。一旦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产生了这种可信度上的悬殊差异，那么只要那些受信任的局内人坚持在认知上贬低局外人，那么根除回音室的信念系统就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回音室的可信度操纵过程与认知气泡中的忽略过程做一个对比。在标准的认知气泡情形中，我根据意见的一致将一些人添加到我的认知网络中，使其成为受信任的成员。因此，我就更不容易碰见来自外部的证据。但是，当我真的遇见一个局外人时，我并没有什么背景性的理由对他们置之不理。认知气泡仅仅阻碍我对于局外人的通达 (access) ，但并不一定改变他们在我这的可信度。然而，回音室的运作方式恰是依赖于这种对于外部信源的先发制人的 (pre-emptive) 贬低。令人惊讶的是，回音室的这个后果与常见于狂热崇拜灌输中的孤立 (isolation) 方法非常相似。根据传统的解释，狂热崇拜灌输的标准方法就是某种强硬的情感孤立，使狂热崇拜者孤立于所有的非狂热崇拜者，而这能够使被灌输的崇拜者更加依赖于所崇拜的领袖 (Singer 1979; Lifton 1991; Langone 1994) 。新加入的崇拜者会被引导而不信任任何非崇拜者。这就构成了某种认知上的缓冲物，以阻碍任何试图使受灌输之人退出狂热崇拜的尝试。这与认知气泡的运作方式差别很大。认知气泡的成员仅仅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中，但是无知可以通过接触证据的方式轻松摆脱。然而，回音室的作用则是通过对于信任的操纵，从而在资格上孤立其成员。我的意思是，回音室不仅仅切断其成员与外界的联系，而且还主动地疏远 (alienate) 任何通常提供反面论证、考虑与证据的信源。回音室成员随时准备贬斥任何外部信源；所以，仅仅接触外部信息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回音室还能利用另一种认知保护的机制。回音室可能包含被我称为分歧加强机制 (disagreement- reinforcement mechanism) 的东西。回音室成员可能被诱导持有一组信念，根据这些信念，反面信念的存在和表达本身便能够加强这组信念及其所包含的贬斥非成员的理由。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定我是一个狂热崇拜领袖，我教导我的追随者并使其相信，除我们群体成员之外的任何人类都被来自火星的鬼怪寄生并控制了心灵。我还教导他们说，正是由于我们知道真相，这些火星鬼怪憎恨我们的群体，并因此不断尝试颠覆我们的关于他们之存在的知识。他们的颠覆手段就包括将我们称作「狂热崇拜者」甚至疯子。Endre Begby仔细地分析了被其称为「证据上的先发制人」(evidential pre- emption) 这种特殊的分歧加强机制。假定我令这些追随者期待局外人会错误地认为不存在什么来自火星的鬼怪。那么当我的追随者碰见局外人说这样的话时，这些反面的说法就恰好是他们期待听见的东西。因此，由于过往的信念成功预测到新的反面证据，这些反面证据就被抵消了。Begby认为，这相当于在认知上给追随者打预防针 (epistemic inoculation) 。这种做法也有一种次要的影响。当我的追随者恰好听见我所预测的东西，那么我的说法就得到了证实 (verified) ，因此我的追随者就获得了进一步信任我的理由。因此，回音室的信念系统不仅能抵消掉接触持有反面信念的局外人造成的认知影响；这种反面信念的存在甚至能够积极地确证占据先发位置的信念，并因此提升整个回音室的可信度水平 (Begby 2017) 。这在回音室内创造出一种反哺的机制。通过对反面证言作出破坏式预测，内部权威就不仅能贬低反面证言，还能使自己往后的预测变得更值得信赖。一旦回音室的信念系统建立起来，它就很难被根除——它能够自我加强、设立边界，并且依其本性贬斥任何反面的输入。事实上，尽管我对于回音室的定义在概念上与这种分歧加强机制并不是一回事，但是我所见过的几乎每个现实世界中的回音室都包含某种形式的分歧加强机制。一个很令人感到绝望的现实世界案例就是披萨门 (Pizzagate) 。披萨门是一种源自于Reddit上一个右翼在线论坛的阴谋论。根据披萨门，Comet Ping Pong这家披萨餐馆是自由派阴谋组织——包括Hilary Clinton和Barack Obama——进行儿童性交易的基地。最后，这个论坛的成员Edgar Welch手持突击步枪强行闯入这家披萨店的休息室，试图调查这里的儿童性交易。在他最终发现这里并没有任何所谓的儿童性奴后，他就主动向警方投降了。然而，他所属的网络论坛并不将此作为一项反面证据，而是坚持认为，自由派阴谋组织已经完全掌控了主流媒体，并且为了抹黑右翼势力而设计了这些虚假的事件。Welch宣称披萨店里没有任何性交易行为，但是该论坛却认为这不过表明Welch是被收买的演员而已，因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个强大的自由派儿童交易集团的存在 (Mengus 2016; Vogt and Goldman 2016) 。在此我们惊奇地发现，阴谋论的运作方式恰恰与上文提及的自继式确证相反。在自继式确证中，主体所犯的错误是，将以非独立的方式挑选出来的局内人错误地当作独立的，并因此高估了他们的证言所具有的重要性。但是当回音室以上述方式利用阴谋论时，它实际上是错误地认为那些事实上独立的局外人都是非独立的，并因此低估了局外人证言的重要性。通过坚称反对者——例如气候变化专家——的所有证言都出自单一的信源，回音室便贬斥他们表面上的独立性。顺便提一句，我并不想断言，阴谋论总是不正确的，或必然是认知恶习 (epistemic vice) 的产物。正如其他人所论证的，因为某些阴谋论实际上是真的，相信阴谋论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 (Coady 2012: 110–37; Dentith 2015, 2017) 。但是，阴谋论能够帮助加强回音室的边界——尽管它不必定如此。这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阴谋论会受到人们的严厉谴责。正是因为阴谋论能够有效建立分歧加强机制，阴谋论经常被特定群体当作一种促进坏的认知行为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回音室借以运作的认知机制尽管是成问题的，但并不是自成一派的 (sui generis) 。对个人和机构的信任是一种自然的、有用的且必要的态度，而回音室的认知机制则是这种信任的扭曲版本。问题并不在于我们信任或者不信任某些群体和机构。我们实际上不得不这样做。Eljiah Millgram将其称为过度专门化 (hyper-specialization) 的问题。人类的知识已经分裂为无数专门化的、互相依赖的领域。没有谁能够掌握全部信息，所以我们不得不互相信任 (Millgram 2015: 27–44) 。在人们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外，没人有把握可靠地辨别出这些极度专业化领域的真正的专家。比方说，我自己就完全不能评价抗生素的优劣或者某位外科医生的专业技能。相反，我依赖于无处不在的资格颁发制度网络——包括期刊同行评审、医学委员会的考试，以及大学的雇佣行为——才能决定究竟如何选择我的保健资源 (Nguyen 2018a) 。通常情况下，那种被Philp Kitcher称为间接校准 (indirect calibration) 的东西构成了我信任的中介。我之所以相信机械工程师，是因为他们能解决问题，但我也知道机械工程师信任应用物理学家，我还知道应用物理学家相信理论物理学家。所以我通过这个跨越多个领域的长链条获取了我的信任 (Kitcher 1993: 320-3) 。我有时甚至使用石蕊试纸方法 (litmus tests) ：任何支持性取向纠正治疗法 (sexual orientation conversion therapy) 的个人或者群体，其关于社会或者道德问题的看法对我而言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为了不在这个过度专业化的世界迷路，我们必须采用上面这些策略 (Nguyen 2018c) 。而回音室的运作，正是通过贬低机构或个体从而寄生于上述信任的实践上。这种贬低并非基于这些机构或个体的实际的认知价值，而是一种纯因为你是局外人就针对你的保护性策略。令人惊讶的是，一旦这种提供贬低的信念建立起来，回音室成员随后的信念和行动便非常接近合理。实际上我们可以轻易设想一种不同的情形，在其中一组非常类似于回音室的信念是恰当且真实的。假设我是一个身处德国纳粹党兴起时期的反纳粹主义者，如果我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同时代人是腐化堕落且不值得信赖的，且总是试图破坏我拥有的真信念，那么我实际上做得很对。但如果将这类信念移植到一个不合适的环境下，那么它们就会把信念持有者引入歧途。认知气泡可以以偶然方式轻易地形成。但是对于回音室的具体特征，我们最好用某种更具恶意的东西来解释。回音室通常是借助认知控制来维持、加强以及扩大权力的极佳工具。因此，回音室很有可能 (尽管并不一定) 是人们出于这种目的而有意建立起来的，或者至少得到了有意的维持。因此，我对于回音室的解释与某些关于证言不正义 (testimonial injustice) 和无知认识论的著作有着某种相似，但又显著不同。Miranda Fricker曾经论证存在一种证言不正义，它基于实际的可靠性与感知到的可信度之间的差距。由于可信度是权力的一种来源，所以任何具有可信度的人都会借助可信度本身来争取提升自己的可信度。因此，Fricker认为，可信度与实际可靠性之间的差距可以被用做一种社会压迫的认知工具 (Fricker 2011) 。类似地，Charles Mills论证说，在压迫群体的成员中——例如美国白人——广为存在一种主动的无知。对受压迫群体的许多特征之存在主动地保持无知，对于那些掌权者而言是有益的 (Alcoff 2007: 47–57; Mills 2007) 。我的解释与Fricker和Mills的解释相兼容，但也与它们相独立。在提高可信度差距和支持主动无知而维持社会压迫的过程中，回音室可以也当然确实起到了作用。回音室提供的彻底的不信任当然是一种施加认知不正义和主动无知的强有力手段。然而，回音室的概念本身并不要求它们只被运用到政治环境中，也不要求它仅仅服务于压迫。回音室可能潜存于那些受压迫者当中，而且当然也存在于非政治的环境中。我相信，在诸如反疫苗、多层次的商业计划、特定的饮食方案、锻炼计划、自由激进主义 (liberal activism) 、疗养方法、儿童抚养的哲学、特定的次级学科、高强度多种类运动 (crossfit) 等话题上，我都曾见过各种各样的回音室 (Weathers 2014) 。人们常说，从2016年美国政治选举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后真相」的时代。不仅某些政客似乎以一种肆无忌惮不关心真理的方式说话，他们的追随者们似乎也不为理由或反面证据所动。对于许多人来说，整整一大批选民都似乎完全脱离了对事实和证据的兴趣。我将这种对于后真相现象的解释称为「完全不理性 (total irrationality)」解释。但是回音室可以为这种表面上的后真相心态提供一种不同的解释。看上去，在我们的政治生态中至少存在一种广泛且党派性强的 (partisan) 回音室。Jamieson和Cappella对于右翼回音室的研究已有十余年的历史了，但是诸如Breitbart这样的信源和Alex Jones指出的信息战现象似乎正是同一种现象的延续。(在政治光谱的其他位置也当然存在着其他回音室，但是据我所知，左翼回音室的政治力量并不能与右翼回音室匹敌。) 在此，我所提出的回音室概念有着很强的解释力。表面上的「后真相」态度可以部分地解释为回音室操纵可信度的结果。在健康的认知社群中，任何个体能够拥有的的可信度都有一个上限。一个健康的认知网络能够持续提供一系列反面证据和反驳论证。因此，没有任何个体或者群体能够免于任何挑战。认知气泡显著降低了发现错误的可能性，因而容易夸大气泡内部认知资源的可信度水平。但是一旦回音室建立起来，任何外部信源都被贬低，那么可信度上限就完全消失了。对于受认可的个体，回音室能够赋予其不可控的可信度水平。由于对局外人的全面贬低取消了对于系统的证伪和否证，回音室就能提供极高的——高到不自然的——信任水平。这种潜在的不可控的可信度正是建基于任何回音室所共有的基础之上、产生于任何回音室的两个主要构件的相互作用之间。首先，任何回音室都包含着对于局内人和局外人的显著的信任差异。其次，回音室包含某种为局内人所坚信的信念，它们能够为这种信任差异提供支持。回音室的这些本质特征似乎就是为自我加强它怪异的信任分布而量身定做的。值得注意的是，单凭认知气泡并不能解释后真相现象。因为认知气泡的运作仅仅依赖于覆盖的空缺，所以它很难解释为什么某个个体会在获悉显而易见的证据时仍然对其置之不理。例如，覆盖空缺并不能解释为何人们会在获悉压倒性证据的情况下仍然一直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由此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否认者犯下了某种基本性错误 (brute error) 。但是回音室对于此现象的解释并不诉诸这种基本的不合理性。气候变化否认者只是身处一种认知结构，在其中，所有外部证据来源都遭到彻底的贬低。尽管进入这样一种认知结构本身就可能包含着认知上的错误与恶习，但这也有可能是一系列细小错误的累积造成的结果，它们最终使主体陷入一种自我加强、内部融贯但根本上具有误导性的认知结构当中。类似地，有人曾提出，在后真相时代许多人对于真理的兴趣荡然无存。但同样，我对于回音室的解释能够提供一种更少诅咒性、更加温和的解释。回音室并不侵蚀成员对于真理的兴趣。它仅仅操纵他们的可信度水平，使其坚信，一些极为非主流的信源和机构就是恰当的证据来源。这种现象与故作晦涩的演讲 (obfuscatory speech) 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例子包括奥威尔式双重语言 (double speak) ——一种故意含混不清的、充斥着委婉语的语言，为隐藏说话者的真实意图而量身定做 (Orwell 1968) 。双重语言作为一种实践，不能展现出丝毫的对于融贯性、清晰性或者真理的关心。但是根据我的解释，我们应当将回音室里的对话视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应当期待，这些对话是简明且清晰的。关于事实是什么、存在着什么样的秘密阴谋组织以及哪些信源应当被彻底拒信等问题，它们都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3–41, 140–76) 。例如，我们可以考察一下Breitbart对于其他媒体信源的攻击。它的一条短文以如下文字作为开头：「主流媒体的渠道一直对Breitbart提出虚假且具有诽谤性的描述，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行为，其目的就在于边缘化一个冉冉升起的竞争者 (Pollak 2017) 」这并不是什么行政人员或者官僚的双重语言，而是清晰、强硬且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的贬斥。人们可能倾向于认为：给他们真正的证据就好了！你当然不能拒绝中立的证据吧！但这种回应显然是低估了绝大多数证据所包含的信任程度于社会处理过程。除非是我本人直接收集的经验性证据，所有其他证据都依赖于信任。我对于气候变化之存在的信念便依赖于数不清的机构信任。我并不是靠我自己来收集气候变化的证据的；绝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信任科学新闻记者，而后者则信任机构性的资格系统。即便我自己去北极探险，搜集关键的样本，我也不能单靠自己去处理这些信息，也不能判断其他人是否正确处理了它们。即便是那些上手处理信息的气候学家也必须依赖对于许多其他专家的信任，这就包括统计学家、化学家，以及他们用来分析数据的软件的编程人员。绝大多数所谓的「中立证据」都依赖于长而健全的信任链条 (Millgram 2015: 27-44) 。而回音室的成员所拥有的信念恰好能够破坏这类常见的信任分布。但是，尽管回音室具有明显的解释力，它仍然被近年来的经验性研究所忽略。近年来有许多的研究关注信念极化 (belief polarization) 的成因，它们都关注个体心理的因果作用，例如不愿深究自己信念的懒惰倾向 (Trouche et al. 2016) 。类似地，近来关于气候变化否认者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个体所表达出来的政治信念与他们对于气候变化信息的反应之间的联系，而没有研究个体所处的社会认知结构 (Corner et al. 2012) 。Dan Kahan和Donald Braman就文化认知论题提出了著名的论证。所谓文化认知论题，就是说文化承诺优先于事实性信念，并且那些以非证据方式形成的文化价值可以告诉人们将来遇到的何种证据是重要的 (Kahan and Braman 2006) 。尽管这些价值源自于个体所处的文化，但是他们的分析所关注的仍然是这些价值在产生极化的个人推理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因此，对于个体所处的偶然的社会结构持续扮演的角色，他们仍然关注甚少。相对于关于个体信念极化的海量文献而言，直接研究回音室和认知气泡的文献仍然只能算崭露头角，数量相对较少。但不幸的是，即便在这些文献中，回音室和认知气泡也常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在讨论大众媒体时，它们常常被人们一块处理，且「认知气泡」和「回音室」两个词经常被换用 (El-ermawy 2016) 。在学术认识论关于回音室的极少文献中，人们也同样混淆了这两种现象。例如，Bert Baumgaertner在他对于电脑建模造成的回音室的分析中，将Jamieson和Cappella对于右翼回音室的解释与Eric Gilbert et al.对于博客的回音室分析归为一类 (Baumgaertner 2014) 。但是，尽管Jamieson和Cappella的研究对象确实是回音室，但是Gilbert的讨论关心的则是，博客社区是如何通过增进与志趣相投之人的联系而排斥相关声音的——而这显然是被我称为回音室的那种东西 (Gilbert et al. 2009) 。在通俗和学术的讨论中，更深刻的分析都关注认知气泡，而Jamieson和Cappella的回音室中所包含的贬斥的结构则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略了。Sunstein对于互联网技术、群体极化以及政治极端主义 (political extremism) 之间关系的解释，就是这种混淆的一个特别显著的案例。尽管他声称他的解释既覆盖过滤气泡，也包含回音室，但是他的著作的关注重点几乎完全是认知气泡的效应，即受阻的信息流通、缺少对不同论证的接触，以及自继式确证等等 (Sunstein 2009a: 1–98; 2009b: xi, 19-960)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他的用语；问题是，他的分析对象主要包括脸书朋友群组、仇恨团体、极端网络政治论坛、阴谋论者，以及恐怖主义团体 (Sunstein 2009a: 99–125; 2009b: 46–96) 。显然，这个清单既包括认知气泡也包括回音室的主要案例。但是他的分析几乎是仅仅关注自继式确证以及接触的缺乏。对于Sunstein来说，极化和极端主义的主要动因就是真正公共的论坛的缺乏，而这是因为技术给了人们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依自己的意图来选择提供同质消息的信源。因此，他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重新创造一种普遍的公共论坛，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意外撞见反面证据和论证。他的解决方案就包括建立政府资助的公共新闻网站以提供多样的覆盖范围；他还要求个体和组织自主地打破他们所处的气泡。他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增加接触的 (Sunstein 2009a: 135–48; 2009b: 19–45, 190–211) 。但同样，如果实际发生的是一种回音室效应，那么单纯的接触便是无效的，甚至会使情况更糟。对于这两个概念的混淆也导致对于整个现象的不当拒斥。近来许多社会科学、传播学以及媒体研究的论文都论证说，我们对于气泡和回音室的担忧实际上被不当夸大了。这些论文有一种共同的论证结构。首先，它们混用「过滤气泡」和「回音室」这两个词，并且像Sunstein一样致力于研究某一种对象。事实上James Nelson和James Webster就混淆了Jamieson和Cappella对于回音室的分析以及Pariser对于过滤气泡的分析，并且错误相信Jamieson和Cappella只认为各政治党派只是试图获取那些有同一政治主张的信源旗下的媒体信息。因此，Nelson和Webster认为Jamieson和Cappella提出了一种关于认知气泡的解释，但后者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关于回音室的解释 (Nelson and Webster 2017: 2)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论文论证说，通过对于媒体消费的经验数据的分析，绝大多数人事实上确实接触了来自整个政治光谱的媒体，而这进一步反驳了过滤气泡和回音室的存在。例如，Nelson和Webster就反驳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所谓的过滤气泡和回音室并不存在。Nelson和Webster借助数据来支持他们的反驳，这些数据表明，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访问同样的媒体网站，也花费差不多的时间去浏览这些网站 (Nelson and Webster 2017: 6–7) 。这种批评仍然无伤大雅——这只是反对认知气泡的存在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回音室也不存在。类似地，Seth Flaxman et al. 试图借助数据质疑过滤气泡和回音室的存在。数据表明，社交媒体平台似乎能够加强人们对于不同政治阵营旗下媒体的接触(Flaxman et al. 2016)。但这些数据仍然只关涉接触和忽略，因此只能质疑认知气泡的存在。对于回音室是否存在，这些数据并不能提供多少信息。回忆一下，回音室是一种包含策略性贬斥的结构，而不是像认知气泡那样包含糟糕的信息连接性。即便在信息流通良好的状态下，回音室也能够存在，事实上，我们应当期待回音室的成员已经能够接触到外部媒体；如果恰当的分歧加强机制已经建立起来，那么这种接触只会使回音室成员的更加忠诚。因此，即便有数据说明认知气泡不存在，我们也不应当得出结论说，回音室也不存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区分这两个范畴有多么关键。认知气泡相对而言是摇摇欲坠的——它们很容易就能建立起来，但也同样容易被摧毁。因为认知气泡中不存在任何对于局外人的彻底贬斥，所以纯靠接触那些被排斥的声音就能解决问题。然而，回音室则更难逃脱。初看上去，回音室就像活物——它是一种结构上完整且具备适应能力 (resilience) 的信念系统。对于回音室来说，仅仅接触外部信源是无济于事的。Jamieson和Cappella的研究为这种效应提供了证据：一旦听众被Rush Limbaugh的话术框架及其对于主流媒体的贬斥所俘获，那么即便他们与反面观点接触，他们的信念仍能存续下去。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Limbaugh的方法能够孤立他的听众并且给他们打上预防针，使其不被相反观点所影响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63–90) 。事实上，一旦恰当的分歧加强机制建立起来，与外部的接触只会加强被攻击的信念系统。因此，局外人若将回音室当作纯粹的气泡，那么其试图破坏回音室的努力便很有可能事与愿违 (backfire) ，并加强回音室的控制。那么，主体有何义务去发现他们是否处于这些社会认知陷阱当中？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并成功逃脱的前景又如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两个不同的问题：逃脱方法问题：是否存在一条逃脱回音室或认知气泡的路径？逃脱责任问题：人们能否在行为展现认知美德的同时，仍然无法摆脱回音室或认知气泡？换句话说，陷入这种结构的认知主体在何种程度上因为其信念的错误是值得 (或不值得) 谴责的？第一个问题问的是逃脱的路径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问的则是，是否存在一条我们能够合理期待认知上有美德的主体能够发现并付诸实践的逃脱路径。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同。这是因为，即便一条逃脱路线可能被证明是可能的，但是它非常难被人们发现或付诸实践，以至于我们不能合理期待一个具有中等水平的认知美德的主体去发现它并付诸实践。对于认知气泡，答案是直截了当的。正如我已经论证的，认知气泡很容易破裂。人们只需要接触原本被排斥的信息即可。只要这些信息是可以获取而只是单纯不处于人们的认知网络中，那么认知气泡的成员就并未达成他们的认知责任 (epistemic duties) ，即主动地手机相关的数据。用更为当代的术语来讲，这就是说，如果你因为单从脸书获取消息而不去了解其他信源而处于认知气泡中，那么你之不了解这些信源实际上就是值得谴责的。如果你接受认知美德和恶习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认知气泡的成员陷入了认知懒惰 (laziness) 的恶习当中。对于回音室而言，回答这两个问题则难得多。回忆一下，尽管接触到本被排斥的声音和证据会瓦解认知气泡，但这种接触却很有可能会加强回音室。让我们现在假定，有意建立回音室——就像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Rush Limbaugh所做的那样——是认知上 (也是道德上) 值得谴责的。此外，主动进入回音室在许多情况下看上去也是认知上可谴责的。对于那些能够掌握广泛信源的主体，为了提升例如舒适感或者安全感而抛弃绝大多数信源而只相信回音室，当然是某种认知恶习的体现。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确实可能发生。Jamieson和Cappella认为，人们确实会为了追求社群内紧密联系以及群体内归属感而加入回音室 (Jamieson and Cappella 2008: 180) 。但是也可能存在许多主体不能被合理谴责的情况。设想一个人从小就是在回音室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最早在认知上接触到的人——例如他们的父母、亲戚，以及密友——均是坚定的回音室成员。假定这个孩子要么是这些回音室成员自己教育大的，要么被送去那些能够强化回音室信念的学校。我认为，对于这个孩子而言，信任他的父母以及其他看上去具有认知权威的人是理性之举，而且孩子这么做是认知上无可谴责的 (Goldberg 2013) 。因此，当这个孩子最终成长到能够与更大的认知世界接触时——例如，当他成为一个青少年时——回音室信念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以至于这个青少年贬斥任何不在回音室之内的信源。初看上去，我们这个青少年的行为完全可以非常接近一个理性的认知主体的行为。事实上，他完全可以在认知上非常渴求知识 (voracious) ：他寻找新的信源、调查这些信源，并且根据自己的背景信念去评估这些信源。他们调查所谓的专家是否可靠，并且一旦有好的理由就贬斥这些专家。看上去，我们的青少年的行为实际上体现了许多认知美德。他完全不是懒惰的；他在收集新的信源方面甚至是积极主动的。他们也并不盲信；相反，他借助自己当下拥有的所有证据和信念来判断人们对于自己的认知权威的断言是否名副其实，以及是否接受或拒绝他人所谓的专家意见。他有理论的指导，而这些理论又是他借助合理方法获得的；借助这些理论，他能够预测局外人的恶意；当这些预测得到证实时，他则会加强对于这些理论的信任。值得担忧的是，这些生长在回音室中的主体尽管自己并没犯错，但是在认知上仍然处于陷阱当中。他们对于好的认知实践的热忱尝试都被他们所处的社会结构转化为一种认知上坏的东西。Paul Smart曾论证说，某种具有转化功能的社会认知现象是可能的。为了纪念Bernard Mandeville，他将这种现象称为「曼德维尔式智能 (mandevillian intelligence) 」。Mandeville论证说，在合适的社会环境下，个体的恶习会导向集体的经济繁荣。对于某些经济学者而言，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具有转化功能的结构：个体以一种自私的方式行动，但是市场的结构能够使其转化为善的集体行动。根据Smart，在认知中也有一种相似情况。曼德维尔式智能能够将其成员的个体认知恶习转化为一种集体的认知美德，这是通过成员所处的社会结构来实现的 (Smart 2017) 。比方说，理智固执 (intellectual stubbornness) 可能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认知恶习。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些固执的个体放置在以恰当方式安排好的社会结构中 (学术界可能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结构) ，就可能得出一个能够事无巨细地进行恰当探究的集体系统。但回音室正是曼德维尔式智能的反面；它们是反曼德维尔式智能。回音室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能够将有认知美德的个体行为转化为集体的认知恶习。事实上，回音室的这种反曼德维尔式智能性质恰好增进了成员对于回音室的粘性。如果我们这位青少年自我反思一下他们的认知实践，那么他很可能得出令他满意的结果。他的认知行为很可能是热忱、有力且投入的。使其认知行为变得有问题的东西，是他的外部环境，即他不幸成长于其中的社会认知系统。我们可以将上述解释与Quassim Cassam对于Oliver——他虚构出来的一个911阴谋论者——的观点对比一下。Oliver坚信，双子塔的倒塌是内贼作案，他也很乐意为此提供一些来自许多阴谋论者网站的理由和证据。Cassam认为，Oliver显然是错误的——他所依赖的那些荒诞而毫无根据的证据都来自一些显然没有信誉的信源。对Oliver信念的最佳解释正是理智恶习，换言之，就是Oliver的那些坏的理智品质特征 (character traits) 。Cassam认为，Oliver是「轻信的、愤世嫉俗且偏见的」。Oliver轻信那些阴谋论者网站，对主流媒体愤世嫉俗，而他的偏见则包含理智自负、一厢情愿、心智闭塞 (closed-mindedness) ，以及缺乏彻底性，等等 (Cassam 2016: 162–4) 。我当然同意，这一系列理智恶习能够导致这类信念。但是我们不幸的青少年则展现出达到同种信念和狭隘信任的另一种通路——在这种通路下，构成认知美德的品质特征被主体所处的社会认知结构「摆了一道」。Cassam的解释和回音室的反曼德维尔式特征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主要责任的归属。在Cassam的解释中，主要责任当然属于个体及其自身的理智习惯与实践。在反曼德维尔式解释中，很大一部分责任要归咎于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在这里，认知恶习是集体智能而非个体的一个特征。如果你不喜欢所谓集体智能的说法，那么以下是一种概念上最薄的表达方式：回音室作为一种局部的背景条件，能够将一般而言好的认知实践转化成局部意义上不可靠的。但是，若要决定受到回音室误导的主体真正可能是无可指责的，我们还需要考虑主体是否缺少一条可通达的逃脱路径。所以，是否存在逃离回音室的路径？我们又是否能合理期待回音室成员发现这条路径并将其付诸实践？以下是一条可能的逃脱路径。我们考察一下Thomas Kelly对于信念极化的讨论。信念极化是个体的一种倾向，个体一旦相信p，那么他们就有一种提升对p的信念的倾向。Kelly论证说，信念极化的运作借助一种机制：主体一旦获得一个信念，就倾向于更加仔细审查反面的论证，却对支持其信念的论证要求更低。因此，他们的批判性反思更加容易加强他们业已形成的信念。Kelly注意到，信念极化违背了证据的可交替性原则 (the Commutativity of Evidence Principle) ：既然人们有理由相信的东西依赖于人们的总体证据，那么关于证据获取顺序的历史事实就不对人们有理由相信的东西造成影响。(Kelly 2008: 616)总而言之，在信念极化过程中，证据获取的顺序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并不该如此。注意，我们认知上不幸的青少年实际上也违背了证据的可交替性原则。对他而言，证据获取的顺序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他实际上成长于回音室之外，如果他在进入回音室之前获得了更为丰富的认知资源，那么反而他更有可能认为回音室的世界观才是有问题的。但由于我们的青少年已经进入了回音室且已经将回音室信念内化于心，那么由于他正是借助其背景信念来诊断诸多新信源的，这些背景信念就会使其持续提升其对于回音室的信任，同时使其更加拒信局外人。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他的对应物，该对应物在认知上被放养而非成长于回音室中。但是即便青少年获得的所有证据都和这个对应物相同，他早年在回音室中接受到的教育仍然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只要他仍然使用现有的一系列信念去评估这些新的证据，那么他早年在回音室中的教育经历便有着压倒一切的影响。但证据的可交替性原则也隐含着一种逃脱的方法。为了从回音室的控制中脱身，我们的青少年必须解除他获取证据的历史顺序对他的影响。但他究竟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青少年必须悬置所有关于他背景知识的信念，并且重启获取知识的过程，将任何证言都视为同等有希望为真的 (viable) 。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抛弃过往的所有信念并且从头再来。这粗听上去像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过程。我们逃脱回音室的路径，竟然很像笛卡尔臭名昭著的方法的某种变体。诚然，从上述这一点我们只能得出某种幻想的方法，但是从这个幻想中我们或许能够最终得出一些启发。西方认识论的历史或许可以以一种简略方式概括：笛卡尔做了一个极端理智自主性的白日梦。他通过思考意识到，许多他先前获得的信念是假的，而且这些假信念可能已经对其他数不清的信念产生了影响。他对此的回应就是他那著名的怀疑方法：抛弃他的信念并从头开始，不信任任何人和东西，而且只允许相信那些他绝对确定的东西。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笛卡尔式认知重置 (Cartesian epistemic reboot) 。但如果说近来的认识论究竟告诉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一定是：这种全局的重置无非是白日做梦。如果不依靠对于他人证言的信任，那么任何一种合理的认知生活都是完全不可能的 (Hardwig 1985, 1991; Burge 1993; Faulkner 2000; Goldberg 2010; Zagzebski 2012) 。但请回忆一下笛卡尔之所以想要拒绝任何东西并从头再来的原因——这是他整个认识论计划而不仅仅是其方法的动机。这个原因在「第一沉思」的开头就得到了解释：他担心那些孩提时代就习得的错误，以及他基于这些错误而建立起来的整个大厦是不稳固的 (Descartes 1984: 24) 。我们的青少年所面临的问题在结构上与之类似。他成长过程中习得的可信度结构是有缺陷的；该结构又影响了无数其他信念，而且这种影响的程度根本无法估量。此外，这些被影响、与回音室许可的信源相符的信念通常也能够反过来加强回音室的可信度结构。回音室的有害影响并不能通过逐个攻击其中的信念来解决。我们的青少年所反思的任何单个信念都会再次受到这个有缺陷的回音室背景信念网络的影响。为了解除历史顺序的影响，认知主体就必须暂时悬置其所有信念，尤其是他们关于可信度的信念，并且从头来过。但是当他们着手从头来过时，他们又无须拒绝他人的证言，也无须像笛卡尔那样严格要求确定性。我们将这种过程称为社会认知重启 (social epistemic reboot) 。在社会认知重启中，主体可以在重新获取信念的过程中相信事情就是看上去所是的那样，并信任他人的证言。但是他们也必须在社会方面重新开始生活，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以一种假定的冷静态度重新考虑所有的证言来源，而不借助任何先前拥有的可信度信念。此外，由于他们的背景信念来自回音室有缺陷的可信度结构，且非常有可能是专为支持和加强该可信度结构本身而量身定做的，所以他们必须抛弃所有其他背景信念。进行重启的认知主体必须采取一种认知上新生儿的社会认知立场：他必须以一种暂定 (tentative) 且可修正 (defeasible) 的方式信任任何表面上的证言来源 (Burge 1993; Nguyen 2011) 。这个方法如果成功，将会解除我们认知主体的历史性依赖，并且消除回音室的不当影响。因此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社会认知重启就是我们渴望的逃脱路径。从上述对于重启过程的简洁描述来看，它显得颇有些荒唐。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从回音室逃出来的真实案例。Derek Black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抚养他的父亲是一个新纳粹分子，从小就试图将其培养成一个新纳粹领袖。后来他成为了白人民族主义电台的年轻新星。当Black与这个运动决裂时，他已经经历了数以年计的自我转变过程。他不得不彻底抛弃他的信念系统，花费数年时间去重建自己的世界观，并且以一种开明心态将自己投入到所有被他忽略的东西中去——包括流行文化、阿拉伯文学、主流媒体和美国政府的声明，以及说唱等等。他用一种总体而言信任的态度对待这些东西 (Saslow 2016) 。当然，我们目前所表明的只是，如果社会认知重启过程被付诸实践，它将会解除回音室灌输的影响。但是，我们是否能够合理期待主体实践这种重启，或者说，主体如果没能重启是否值得谴责，则是一个不同且明显更难回答的问题。首先，社会认知重启可能是心理上不可能的，或者至少不是我们合理期待一般认知主体能做到的事情。其次，认知主体又有什么理由去实行社会认知重启呢？只有当主体有好的理由认为他们的信念系统有着系统性缺陷，社会认知重启才能得到证成 (justified) 。但是回音室的成员似乎没有任何途径接触此类证据。毕竟，他们有一套清晰且融贯的解释以应对任何证据和证言。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得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回音室在理论上确实是可以逃脱的，但是我们几乎没有理由能够期待，回音室成员会切实意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亟待逃离的境地中。那么，重启究竟还有什么希望呢？Derek Black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Black去到大学时，大学社区里的任何人都对他避而远之。但当时一位叫Matthew Stevenson的犹太人本科生邀请他参加安息日 (Shabbat) 晚餐。Stevenson开朗、宽容，他的热情似乎是无穷尽的，并赢得了Black的信任。这最终令Black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慢慢开始意识到他之前被误导的程度之深。随后，Black经历了一系列深刻的转变，现在成为了一名反纳粹发言人。Black的转折点似乎正是Stevenson这位局外人赢得了他的信任。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转折点。由于回音室的运作依赖于对局外人的不信任，那么培养回音室成员和局外人之间的信任就应当成为破除回音室的方法之一。为了激发社会认知重启，回音室成员必须意识到他们受到回音室控制的程度之深，而与局外人形成一种信任关系可能有利于这种意识。但是，这种对局外人的信任究竟应该怎样培养仍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关于Black的故事，我们已经得出一个暂定的启示。回音室的运作依赖于对于信任的操纵。因此，要想解除它的影响，直接接触所谓的中立事实和信息是不够的；这些信源的可信度已经被先发制人地破坏了。解除其影响的关键在于对付回音室的信任结构，换句话说，我们要致力于重建回音室成员和外部社会世界之间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