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译自：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liz-willis-women-in-the-spanish-revolution#fn_back19，原稿刊发于1975/10/15）翻译 / Keinhof
排版 / 展望舒，亦源
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女性在任何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分离出来的尝试显然是不自然的。然而，仍然有理由不时地进行这种尝试；例如，我们认为历史学家谈及「人民」或「工人」时，并没有将女性和男性进行区分。直到最近人们才开始对女性的历史进行研究，并给予其符合女性重要性的关注——毕竟社会各阶层大约一半由女性构成。[1]
皮埃尔·勃鲁埃和艾米尔·泰米姆在他们的著作《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中指出女性大规模且普遍地参与了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并以此作为革命深入程度的一种参考。遗憾的是，在他们的书中，涉及女性参与的细节很少，但这些资料确实可以拼凑出某种图景。在研究女性如何斗争、她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她们的意识在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如何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预见到会触及到当时发生的大多数方面的问题。从中得出的结论将对普遍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以及当今的女性运动有参考价值。
背景
1936年以前，西班牙妇女的生活条件是极度压抑的。工作条件艰苦，工作时间长，工资低[2]。即使这些条件得到改善，也不一定对妇女完全有利。社会改革研究所的数据（引自S.G.Payne，《西班牙革命》，Weidenfeld & Nicolson，1970年）显示，在1913-22年的十年间，男性的工资增长了107.1%，女性的工资却仅增长了67.9%，而物价上涨了93%。据塞维利亚监狱的一位农民与阿瑟·库斯勒交谈时说，当1931年共和国为农业工人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时，这意味着男人们可以去开会和闲聊，而他们的妻子可以在下午5点回到家里，准备饭菜，清洗孩子的衣服。然而，包括生育补贴在内的最低限度的改革已经开始进行，并成为大多数进步团体的诉求。在政治上，1931年的共和国宪法为23岁的男女赋予了投票权，这在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激进的改变。起初有人（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在《自由之战》中）称，妇女的投票权只是让她的丈夫或是忏悔牧师的权力翻倍，但情况正在改变。共和国出台了教育和世俗化的措施，包括规定如果有「正当理由」可以离婚。尽管她们仍需克服内在的自卑感的重压，许多女性已开始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3]在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方，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一定程度意识到了设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必须性。对其支持者来说，废除法定婚姻至少已被提上日程。要评估他们的个人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态度的转变比较困难，但似乎专门涉及女性的问题并不被优先考虑 [4]。事实上，这些问题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优先事项。Margarita Nelkin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众议院议员，她撰写了《西班牙妇女的社会状况》（巴塞罗那，1922年）和《议会中的妇女》（马德里，1931年）；在20年代初有一场争取女性权利的运动，但它的方向是改革性且具有投机性的，其基础为职业女性。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改革性的、最低限度的或过渡性的方案已经或多或少被淘汰了。重点是彻底的社会革命。不幸的是，关于这种革命可能涉及的任何理论讨论也常常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假设，即事情会自发地以最好的方式发展起来。革命
在对1936年7月18日反对共和国的军事叛乱的反应中，的确有强大的自发性因素存在。发生的事件震惊了政党和领导人，包括CNT-FAI（工团主义的全国劳工联盟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激进分子领袖」们。后者之一的Federica Montseny后来将之称为「我们都想要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快的革命」。女性在其中发挥了充分作用。在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看来，她们在对叛乱的反应中占主导地位，并形成了抵抗运动的骨干力量。勃鲁埃和泰米姆告诉我们，她们无处不在——在委员会中、在民兵队里、在前线上。在内战的早期战事中，女性与男性并肩作战是理所应当的事。[5]在许多老板和地主逃离后，女性必然也自然地参与了进行中的社会革命，并参加了在城市和乡村中建立的合作社。这一事实意味着她们的生活方式，她们在工作与休闲（如果她们有任何休闲的话）中的异化程度，她们的精神状态以及其他人对她们的态度将产生一些变化。但社会关系的转变，特别是女性在社群中的地位的转变，离根本的转变还很远，甚至在自由意志主义者能够最大程度控制情况的地区也是如此。合作社工资的统计数据提供了一个说明女性地位仍然低下的简单参考。女性的工资往往比男性低。[6] 以下为一些例子：a) 在Puigcerda的零售业中，男性每周挣50比塞塔，女性35比塞塔。b) 在Segorbe的农业合作社中，男性每天挣5比塞塔，而单身女性挣4比塞塔，已婚女性挣2比塞塔。c) 在Muniesa，男性每天获得1比塞塔，女性获得75分，10岁以下的儿童获得50分。[7]许多农业合作社同意采取「家庭工资」制度，工资根据各取所需原则，随人数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如果一个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在工作，因为他们没有孩子，那么这个家庭每天可以得到5比塞塔，而如果只有丈夫被认为能够为合作社工作，而妻子要照顾2-4个孩子，那么这个家庭可以得到6-8比塞塔。[8]根据休·托马斯的说法[9]，几乎所有地方都有一个针对参加工作的丈夫和妻子的单独的工资标准，对参加工作的儿子、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有不同的补贴，单身汉、寡妇和退休夫妇有不同的工资。工资可能从每天4到12比塞塔不等。在比利亚韦德，寡妇的待遇与单身汉相同，还有儿童津贴——另一方面，单身汉一般可以免费进入公社食堂，而其他人则需要支付1比塞塔。关于工资标准对女性进行直接歧视的观点并不是在当时的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准确的。但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父权制家庭概念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为妇女不需要同等的报酬。自由意志主义观察家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Jose Peirats认为，家庭工资制度是满足人们对隐私和更亲密的生活方式的渴望的一种方式。H. E. Kaminski的立场则更为强硬，他断言家庭工资卡将西班牙最受压迫的人——也就是女性——置于男性的控制之下。[10] 他认为这证明Alcora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从实际情况中获得了它的性质」。（译注：A peasant experiment, H. E. Kaminski, https://www.katesharpleylibrary.net/bnztbk）作为一项改革措施，新的工资制度有其积极一面。至少，无论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她们获得生存资料的权利得到了普遍承认；儿童的权利也得到了承认。Peirats告诉我们，在农村，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家庭主妇没有义务外出工作（在需要的情况下，镇上的公告员可以「动员」她们到田里工作），而且孕妇受到特殊照顾。农民家庭的女儿不再被迫到城市或国外去工作。在家庭工资制度的保障下，年轻女性有时会无偿劳动来制作制服——这提醒我们，工资数额现在对工人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尽管所有的家务事都分配给了妇女，但这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允许比以前有更多的选择。也许减轻雇佣劳动对人的异化的主要因素（因为鉴于革命的有限性和零散性，无政府主义者建立无工资制度、无金钱的社会的理想并不实际）是有机会参与集体决策。每个公社的政策和运行方式将由其大会决定，大会通常选出一个行政委员会。女性能在多大程度上直接参与决定自己的地位并不明确。休·托马斯认为，「不清楚是否有时会包括公社的每个成员，每一位妇女和参与工作的儿童，或者是否更有可能的是，只有工人被期望参加」。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这将是对公社的严重控诉，但托马斯对自由意志主义者的认识如同盲人摸象，并不是最可靠的解释。Gaston Leval在《西班牙革命中的公社》（由Vernon Richards翻译，自由出版社，1975年；第207-213页）中记录了一个由「大约600人参加的村庄集会，包括大约100名妇女、女孩和一些儿童」。会议内容包括一项建议，即「组织一个工场，让妇女们去工作，而不是在街上闲聊浪费时间。妇女们都笑了，但这个提议被接受了」。还提出了了「提名新的医院院长（我们得知这名院长是一位女性，这相当不寻常）」。他记录了人们对讨论明显体现出的兴趣和参与度，以至于「在结束之前没有人离开......没有妇女或孩子睡着」。女性一般能够出席集会，但不一定具有与男性相等的地位。即便如此，托马斯还是指出，「没有传统天主教生活的繁文缛节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东西（如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维持绝大多数工人持续的愉快心情的一个因素。当然，摆脱对女性职能和女性气质的传统假设不可能一蹴而就。Leval记录了妇女采买生活用品，服装店为女性制作时尚的衣服，年轻女孩被教导如何为她们未来的孩子缝制衣服以及其他对实际状况的不容置疑的反映。但许多亲历者都表述了人们的态度和总体社会氛围发生显著改变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早在1936年8月， Franz Borkenau[11]就注意到了巴塞罗那女性的自信，这对迄今为止西班牙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而言是不同寻常的。民兵女孩总是穿着长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即使是持有武器的西班牙女性也仍然有陪媪伴随，不像其他国家的女性志愿者。在马德里，他也发现女性的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成百上千的年轻的工人阶级女孩出现在人们面前，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募捐。他描述了她们中许多人对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明显享受——成双成对地募捐，在街上走来走去，进入典雅的咖啡馆，不受约束地与外国人和男性民兵交谈。同样，尽管其他评论家偶尔会嘀咕着「滥交」，但他认为在性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深刻改变，比一战时还要少。但至少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法律手续的免除或简化。无政府主义者支持通过基于相互信任和共同承担责任的自由结合来替代婚姻；在许多情况下，恋人之间的联系被视为等同于婚姻关系。据Leval说，在公社中，法定的结婚仪式仍然存在，因为人们把它当作一个节日来享受——同志们会走一遍流程，然后销毁文件证明。公社体现了他们自己的从众压力，不仅是在本来就应该被认真对待的工作问题上，而且在性别方面也是如此。结婚的人通常会得到礼物、额外的物资和住房方面的帮助；另一方面，如果认为目的不合适，公社有权力剥夺特权，比如阻止人们去城里旅行。Kaminski认为Alcora村的村民委员会扮演着家长的角色；他引用了一位公社成员的话说：「没有钱来滋养恶习」。传统态度的遗留在一些公社奇怪的假设中得以体现，如按照所谓人类尊严的要求，男女分开用餐是必要的。马德里的贫困儿童之家也实行了性别隔离：男孩在皇宫酒店宿食，并由女教师教育，女孩则在另一栋楼里。尽管受到种种限制，西班牙革命在其第一阶段为妇女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未被国民军占领的地区，更是为一些人带来了个人解放的因素。自由女性组织（Mujeres Libres）是一个试图从自由意志主义角度看待这种情况的团体。截至1936年9月底，该组织已经设立了七个劳动部门，包括运输、公共服务、护理、裁缝部门，非专业人员组成的机动队，以及能够替代男性参战的队伍。这一团体逐渐发展壮大，组织妇女为所有必须完成的实际工作做出最大贡献。其成员认为自己具有重要的教育职能，致力于将妇女从奴役她们的传统被动性、无知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并在男女之间达成一种相互的理解——他们将共同工作而不排斥对方。她们认为有必要唤醒妇女对这一运动的重要意识，并使她们相信孤立的和纯粹的女性活动现在是不可能的。她们认为自己立足于人类对解放的全面渴望之上，这种解放只有在社会革命中才能实现，并使妇女从平庸的停滞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自由女性组织的口号将形势简单地描述为两个阶级和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工人阶级反对特权阶级；自由反对专制。事实证明情况要复杂得多。无政府主义者特有的夸张的修辞、粗略的理论和密集的实践活动的结合，并不符合严峻的政治现实的要求，尽管该组织在困难的条件下的确取得了真正的成就。马德里保卫战
当然，国民军的威胁是以武力形式存在的，在对最初的革命行动造成刺激和威胁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将与国民军进行斗争视为自己的责任。1936年11月初马德里抗击国民军的战役重新激发了人们直接对抗军事叛乱的热情，而女性再次发挥了与战争初期一样大的作用。一个由女性组成的营在塞哥维亚桥前作战。在赫塔费北部前线的中心，妇女们整个上午没有离开火线，并且最后一批撤离。在向马德里撤退的过程中，偶尔可以看到女性民兵——一位男性观察员指出，有些人的外表比男性更有军人气质，有些人则着装整洁，梳妆打扮。[13] 在马德里有一位来自雷阿尔城的16岁女孩与国际纵队的意大利人并肩作战，她在父亲和哥哥牺牲后加入了部队。她与男人们承担同样的职责，与他们共同生活，据说在战斗中百发百中。
玛丽娜·吉娜丝塔·i·科洛马（加泰罗尼亚语：Marina Ginestà i Coloma，1919年1月29日－2014年1月6日），全国劳工联盟和统一社会主义青年的成员，1936年7月21日摄于巴塞罗那
在城市里，妇女们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设计了宣传语和口号，包括著名的 "No Paseran"（「不准通过」，由「热情之花」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提出），并建立了街垒，后者通常伴随有儿童的帮助，有时要冒着暴露在炮火中的危险。以地区、房屋和街区为单位成立了委员会，负责提供食物、弹药并传递信息。女性为防御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包括防空观测以及监视第五纵队嫌疑人。她们的委员会组织了集体食堂和洗衣服务；7月至10月间建立的托儿所和妇幼保健院也尽可能地保持工作状态。勃鲁埃和泰米姆认为家庭和邻里委员会的推广可称为第二次马德里革命，是真正公社的基础。同时，妇女们常常不得不首当其冲，冒着违反宵禁条例的风险，在凌晨6点之前走上街头，以便在排队获取食物的队伍中获得一个好位置（没有得到食物的人将在次日排到第一位）。妻子们被告知，她们必须准备好把丈夫的午餐送到战壕中而不是工厂里。[14] 工人阶级的女性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街垒上。更多的中产阶级女性为难民开设了慈善厨房，并为第五纵队袭击的受害者设立了急救站。然而，并不是女性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用同样正面的眼光来看待。关于妇女为宣传征兵而在街上游行，把闲人从咖啡馆里叫出来的描述，会让人不愉快地联想到一战期间曾经的妇女参政论者的白羽毛沙文主义。考虑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所表现出的态度，这种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她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热情之花」而出名的。她的声音不断出现在街头的扬声器和马德里电台上，敦促女性用刀子和滚油来对抗侵略者。反对国民军的斗争开始以新民族主义的方式被提出，并被视为真正的爱国主义——一个反复出现的历史主题——而不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反对反动派。现在，使人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压力开始威胁到革命本身的成果。
伊西多拉·多洛雷斯·伊巴露丽·戈麦斯（西班牙语：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年12月9日－1989年11月12日）是著名的西班牙女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以「热情之花」（la Pasionaria）之名闻名于世。
持久战、合法化、反革命政变
随着最初的革命动力减弱，共和国一方的部队为赢得内战而奋斗，妇女的贡献没有减少，但更多转为支援工作。据Gilbert Cox说，到了11月，仍有一些女民兵在前线，但她们的人数现在很少；她们更多的是作为勤务兵，在战线后方做饭和洗衣。乔治·奥威尔证实，到12月下旬，仍有妇女在民兵中服役，尽管数量不多。他补充说，对她们的态度已经改变。在内战初期，许多妇女只要能拿到一件工装连体裤就会去前线参战[15]，人们对武装女性即使没有感到习以为常，也会给她们掌声和赞美。当时没有人会认为妇女持枪有什么好笑的，而现在，当妇女在操练时，男性民兵必须回避，因为他们往往会嘲笑女性，让她们感到厌烦。奥威尔所在战线的一个POUM（Partida Obrera de Unificacion Marxista，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阵地因为有三个女民兵负责做饭而引人注目，因此其他连队的男人被禁止进入。与几个月前气氛的不同可能在服饰的变化上有所体现——重新出现了可能被认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服装，1937年1月巴塞罗那的女孩们在穿上她们最漂亮的衣服[16]或使用旧礼仪时不再感到犹豫，「同志」不再是唯一可接受的称呼形式[17]，但这是有政治背景的。当公社与基本无效的政府共存时存在的「双重权力」已经让位于人民阵线政府的巩固和扩大控制。CNT-FAI的非正式领导层已经决定进入政府。[18] 他们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心理斗争和自我说服，参与了对革命成果的合法化、接管和最终镇压，并为西共铺平了道路。Federica Monseny在犹豫之后还是接受了卫生部长的任命。她出身于无政府主义家庭，在FAI中崭露头角，被认为是该运动中最好的演说家之一。后来，她被誉为唯一能够坦率地、批判性地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参与政府的问题的政府部长[19]，即使用词较为保守。她的言论包括声称CNT在政治上相当幼稚；直接干预中央政府被认为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的最深远的革命；为了实现自上而下的革命，国家被给予了一些信用和信心。
Frederica Montseny i Mañé (1905–1994)，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
乐观来看，实现了一些改革：在受控条件下使堕胎合法化，并建立了对所有妇女，包括妓女开放的庇护所。Federica Monseny反对通过法律处理卖淫问题的想法，认为它「提出了一个道德、经济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不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935年6月，共和国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卖淫，其方式是对有关妇女进行处罚，在革命期间，更多强调教育人们反对卖淫行为，但它并没有得到消除。[21]从Kaminski的采访来看，卫生部长本人对更深远的性革命的热情程度是值得怀疑的。[22]在采访中，她似乎对避孕措施持宽容态度，但不认为西班牙妇女愿意使用它（尽管这其中可能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不相信离婚是容易的事，并认为妇女将永远享受「恭维」（即性别歧视的评论），对有人可能认为这些是侮辱感到不可思议。但显然她确实支持传播避孕方法，正如自由妇女组织所做的那样。政府还采取了措施来规范婚姻习俗。在民兵司令部举行的婚礼没有遇到什么波折；7月18日或之后的婚礼被承认为合法。[23] 1937年4月，确立了「事实婚姻」，即同居10个月（如果女方怀孕则时间更短）被视为结婚。由于随后重婚的盛行，这项法令被废除了。除了关注社会生活的细节外，政府还忙于组织战争工作。一种常见的战时情况渐渐出现：女性开始挺身而出，弥补人力上的不足。另一个战时特征是不可避免的物资短缺。在没有实行物资配给的情况下，妇女不得不从早上4点开始排队购买面包（尽管在星期天，排队的男女人数可能相等）。购买食物的队伍由国民警卫队骑警管制，时而遭到后者骚扰[24]。在1937年初巴塞罗那的两次严重的面包骚乱中，大部分由女性组成的人群被枪托驱散。从36年7月到37年3月，生活费用翻了一倍，而工资只增长了15%。37年4月，巴塞罗那的妇女就食品价格问题举行了一次示威。造成困难的除了外部原因，还有反法西斯阵营内部不断发展的冲突。西班牙共产党，这个在内战开始时在西班牙政治中无足轻重的团体，在苏联军事和政治干预的支持下，正在扩大其活动范围并加强对共和国军队的控制。女性、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是其宣传的首要目标。其外围组织包括青年女性联盟（Unión de Muchachas）、反法西斯妇女协会和年轻母亲联盟。截至1937年7月，有29,021名妇女加入了JSU（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支部。[25]Unión de Muchachas的宣传海报
在1937年巴塞罗那的「五月事件」中，政府军以「解除无政府主义民兵的武装」为名攻击电话交换局，引发激烈反抗，随后造成了武装冲突。自由意志主义者参与政府对政府一方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体现。在经过三天的战斗后，自由意志主义者和POUM据估计控制了五分之四的巴塞罗那[26]，此时，CNT-FAI的领导人被召来为局势降温。CNT全国委员会秘书Mariano Vasquez和无政府主义司法部长Garcia Oliver的呼吁未能安抚工人。随后，在部队被从前线撤出，以便在必要时派往巴塞罗那后，Federica Monseny被代表瓦伦西亚政府（它已随着国民军的推进从马德里转移）派出。她获得了政府的同意：「如果卫生部长认为有必要，则会派出部队。」[27]从而引发人们设想无政府主义的政府部长可能会同意用部队来镇压工人的可能性。最终造成了混乱、士气低落，以及CNT方面的让步。「激进分子领袖」们似乎认为，这是中了敌人的圈套，让西共有借口攻击其对手。不管它是否需要一个借口，随着五月事件的短暂爆发渐渐平息，西共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迫使无政府主义的政府部长成为反对派，并取缔了POUM。事件的受害者中也有女性——被捕者包括医院护士和POUM成员的妻子。艾玛·戈德曼访问了女子监狱中的六名女性「政治犯」，其中包括Katia Landau，她敦促反法西斯囚犯绝食抗议，并且在绝食两次后被释放[28] 。
五月事件中的CNT街垒
国际层面
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号召力是由浪漫的呼吁和对政府合法性的援引所组成的，它很快就用「反法西斯」的言辞掩盖了斗争的革命一面。这是人民阵线/西共的蓄意政策[29]，明确这一点并不是要贬低那些响应号召的人的动机。第一位牺牲的英国志愿者是Felicia Browne，她是一位英共画家，8月在阿拉贡被枪杀。早期志愿者中的其他女性还包括法国社会主义记者Renee Lafont，她在一次伏击中受伤被俘后遇害，还有西蒙娜·韦伊，她在1936年8月至10月期间在加泰罗尼亚与杜鲁提纵队在一起。在英国，不同机构主持成立了一系列的支持组织，其中妇女的参与程度很高。防御者援助委员会是由英国共产党的Charlotte Haldane女士创立的，用于确保英国志愿者家人的福祉，其支持者包括阿索尔公爵夫人，Ellen Wilkinson和西碧尔·索恩迪克。另一位女共产党员Isobel Brown组织成立了英国法西斯受害者救济委员会，这一组织促使了英国医疗援助委员会和医疗援助单位的成立。英国社会主义前议员Leah Manning女士在马德里受到威胁时，乘坐最后一班民航飞机抵达马德里，并在英国为拯救该城市进行宣传。自由意志主义者对社会斗争的认识更加深刻。他们通过无政府主义报纸《西班牙与世界》了解情况，该报纸甚至不时提及女性；自由女性组织的报道；提到母亲作为教育者的重要性，以及将她们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一张照片的标题为「西班牙妇女也享有自由。教会将不再发号施令」（2-7-37）。CNT-FAI在英国的官方代表艾玛·戈德曼在一次采访中估计（6-1-37），妇女尚未有机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觉醒和进步；但是她判断，自1929年以来，她们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警觉，对社会斗争更加感兴趣。1937年11月24日刊载的一篇文章描述了「西班牙妇女的转变」，即以前阿拉伯影响和天主教会统治造成的，由男性的权威和女性的屈服维持的退步状态，现在让位于「伟大而痛苦的觉醒」。但是，即使艾玛·戈德曼和其他《西班牙和世界》的作者能够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1937年7月19日的《反革命在起作用》），他们也倾向于把越来越多的重点放在「反法西斯主义」的首要位置。民兵的军事化、对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攻击和对公社的镇压，使得自由意志主义者可以指出的积极因素越来越少。同时，产生了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矛盾的决心，这样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显得无用。当然，他们的立场可能是，任何东西都比法西斯主义好——但人们因此带来的「任何东西」并不是社会革命。艾玛·戈德曼在伦敦为CNT进行宣传，1937年5月1日
法西斯统治下的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国的胜利以及被扼杀的革命的不可恢复性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灾难，已经沦为学术问题。相反，西班牙被法西斯胜利的另一种灾难所淹没。虽然左翼政治可能不会带来妇女解放，但右翼政权意味着它的完全对立面。但法西斯一方也有女性，她们并不都是被愚弄或顺从的辅助者。长枪党也有组织妇女运动，卡洛斯派和长枪党都有妇女联盟，而纳粹妇女组织在西班牙也很活跃。Pilar Primo de Rivera是国民军阵营中反对佛朗哥的意识形态派别的一名高级成员，他管理着由一名长枪党领导人的遗孀于1936年创立的社会援助组织 (Auxilio Social)。该组织利用长枪党妇女提供的资金动员妇女从事社会工作。后来，17至35岁的女性被允许正式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妇女至少连续从事六个月或连续六次从事一个月以上的理论的志愿服务，即可参加考试并获得行政岗位。根据对「神圣的家庭温暖」和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的反动假设，已婚妇女、有一个或以上孩子的寡妇和残疾人不在此列。妇女为国民军提供日常的护理、烹饪和洗衣服务，少数女性可能在军队中服役[30]，但她们在右翼阵营的参与程度与在左翼阵营相比并不明显。人们注意到了这种对比。在国民军占领的维戈，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位妇女。[31]国民军也意识到了这一差别：在他们的一位军官身上发现的一份备忘录建议，由于有大量女性在敌方作战，所以在镇压时不应该有性别上的区分。有些人确实做了区别对待，专门对反对他们的女性进行谩骂——其中以奎波·德·里亚诺将军最为臭名昭著，他在塞维利亚的无线电广播中对她们大加挞伐，并用堪称「性精神病理学」的言论威胁「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妻子」（显然不认为她们本身有能力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国民军从一开始就宣传和实行一些没那么歇斯底里的反解放行动，从反制共和国的世俗化措施，包括禁止离婚，到服装问题上的纯洁运动，乃至禁止露出双腿。西班牙女性将被驯化接受传统的顺从角色。学校被视为一个供年轻的女孩学习她们在家庭中的「崇高职责」的机构。尽管经济压力导致更多的女性外出工作，这种对女性传统职能的强调一直在继续。为了使所述更加贴近现实，1969年出版的一本关于西班牙的通识读物[32]提供了一些数据：a) 从1950年到1965年，女性在西班牙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从7%上升到17%——与之相比，意大利为25%，英国为31%。
b) 工作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三从事的是最卑微、机械、低薪的工作，尽管在法律上不存在限制。
c) 只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是女性，尽管进入小学的男孩和女孩数量相当。
d) 共有三位女性教授，并有三名女性参与议会。
e) 妻子参加工作之前需得到丈夫的正式许可，而且可能不会被同意，因为如果妻子参加工作，将失去生育两个孩子所得到的婚姻补贴。
女性的抵抗仍在继续。当共和国战败时，许多人加入了难民潮，选择流亡。在法国边境，妇女和儿童被与男子分开，并被安置在谷仓和空房子里。女性每天得到8法郎，集中起来才足以购买食物，并设立了集体厨房。后来，她们被关押在滨海阿热莱斯集中营，那里的婴儿死亡率很高。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生活也比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更可接受；有记录显示，在从法国德占区遣返难民到西班牙的列车上，有妇女与她们的孩子一起自杀。[33] Isabel de Palencia曾在1936年至1939年担任西班牙共和国驻瑞典和芬兰的全权公使，并流亡至墨西哥。她在1945年写到，在马德里仍有八所用于关押女性政治犯的监狱。她引用了一份长枪党报纸关于1940年为280名在监狱中出生的婴儿举行洗礼仪式的报道。二十多年后，Miguel Garcia描述了政治犯的妻子如何占领教堂以支持绝食抗议，乃至迫使政府出动警察部队驱散。[34] 最近几年的被捕者名单中包括妇女，例如《阶级斗争的自由意志主义阵线》于1975年2月在「可能面临死刑的20名革命激进分子」中列出了三位妇女的名字。从以下内容可以判断出她们的处境不容乐观。「在西班牙，《民法》中仍然规定：『出于婚姻和谐的原因，丈夫拥有作为决策者的自然、宗教和历史权利。』」..... 西班牙已婚妇女需要得到丈夫的书面许可才能转让财产、作为证人出庭、申请护照、签署合同或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在西班牙，不得口头或书面表达支持离婚、堕胎或使用避孕药具的言论。对参加女权主义运动的惩罚难以置信的严厉。仅仅是参加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就可能导致数年监禁。「近期，一名西班牙妇女被判处两年零四个月的监禁，因为警察在她的公寓里发现了女权主义文献。她的丈夫并不关心政治，也被判处了同样的刑罚。根据西班牙的法律理论，妇女不能自主行动，因此她的丈夫必须对她的行为负责。」——《自由报》，1972年11月4日，根据《壁垒》杂志的报道。结论
直到最近，在谈论1936年及以后的西班牙事件时，几乎还需要为「革命」一词进行辩护，因为斗争的社会方面已经被彻底掩盖了。[35]可能还得在那些把集体化贬为「自我管理的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者面前进行辩护。即使这种描述从狭隘的经济主义观点来看是精确的，但倘若因此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其他意义，不过是在以偏概全。也不能因为未能废除「合法」政府而否定这一经验的价值——「双重权力」是革命的一个特点。尽管有局限性，也正因为有局限性，西班牙革命才需要并值得进行批判性研究。在社会变革加剧的时期，特别是战争和革命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正在扮演新的角色，重新审视她们自己，并促使社会对她们的看法发生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她们在「正常」时期受到了何种程度的压迫和限制，以及由此造成的潜力的浪费。恢复到正常状态往往会使女性回到她们以前的地位，或者接近于此。女性所能取得的成就实际上被遗忘了——这就是记录和分析这些时期的一个原因。然而，人们不仅要把女性的历史从蒙昧中解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不时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关注中解救出来：一种是女性在比男人落后百分之百（还有哪里？）的情况下已经做得很好的傲慢说法，另一种是在女性解放的作品中偶尔出现的相反倾向，即把女性所做的一切都定义为善和美。在当时的西班牙，妇女参与了内战各方——这并不奇怪，但鉴于目前关于「支持我们的姐妹们进行斗争」的口号和性别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的假设，也许有必要对这一情况进行明确。在西班牙革命中，女性与那些与她们有着相同的阶级状况和政治观点的男性的共同点，难道比她们与法西斯一方的所谓「姐妹」的共同点更少？所有这些妇女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男性统治的压迫，但她们在此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解放的可能并不存在。另一方面，即使有着强大的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抗争，解放也不是通过社会矛盾的自发解决实现的。甚至可以像Temma Kaplan[36]那样判断，「没有理由相信，如果无政府主义者赢得了战争，西班牙妇女的状况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很难预测这样一场胜利的确切含义——在笔者看来，她倾向于夸大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于设想性别角色和价值观的变化的抗拒。然而，她的文章提出了重要的观点，指出了阻碍西班牙工人阶级妇女生活转变的因素。这些阻碍因素在革命之前就已经扎根。自由意志主义者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剥削女性的，但是，用Temma Kaplan的话来说，「他们没有制定一个方案来防止革命社会的类似剥削。」人们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思考女性的解放问题。人们不清楚走向性解放是否仅仅是出于对教会和国家形式（婚姻）的拒绝。故意模糊的解释困扰着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并在与西共的强硬政治对抗中被证明是致命的，且造成了后果。如果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能面对他们内在的压迫，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继承的传统的重量实际上是难以克服的。在Temma Kaplan看来，女性革命者为了赢得内战，将她们自身的要求置于次要地位；她暗示了这种政策与全体无政府主义者的政策之间的对比。事实上，大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人民阵线保持一致。最终，他们表达了与西共的分歧，并在一段时间内使冲突公开化——但他们的自由意志主义纲领被置于次要地位，并被埋没。他们的革命在内战失败的相当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担心分裂阵线而掩盖真正的分歧，意味着更强硬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自动取得胜利：威权主义战胜了自由意志社会主义，男权统治战胜了妇女解放。这个教训对于反对明显的「更大的恶」的运动尤其重要。女性在革命中的命运与整个革命的命运密切相关。在西班牙，最初取得了一定进步，即使这些进步是局部的、有限的和零散的（可以说，西班牙男性的生活也没有完全转变）；在战时状态下，女性地位趋于稳定，随之而来的是退步；内战的失败带来了反动。但是，女性的命运不应被视作一个可忽视的、次要的因素，否则社会革命以及女性解放的事业都会被削弱并破坏。对我们来说，比起讨论「如果......会发生什么」的问题，「现在会发生什么」更有意义。人们有理由得出乐观的结论：社会更加进步，威权统治的危机更加尖锐。最近几年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对所有革命者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问题，并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一些问题是我们的男性同志现在无法忽视的，而且，希望他们不准备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且（假如有幸）我们有了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雏形，只有当女性的解放成为其观点的一部分时，这个运动才会值得信任，并向新的社会图景发展。
感谢所有借出书籍和其他材料的人，也感谢自由出版社的同志们，让我们有机会浏览他们的《西班牙和世界》档案，还感谢一位流亡的自由女性组织的记者。/
[1] Good examples of what can be done in this field are: Edith Thomas The Women Incendiaries (New York I966, London. 1967 — about the Paris Commune) and Sheila Rowbotham’s work, e.g. Women.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2] Arthur Koestler gives the average daily wage of an agricultural labourer as 3 pesetas, equal to about 1 pound at the time (Spanish Testament, Gollanz, 1937), and a women’s wage as half that, ie. 6d for working from sunrise to sunset. Burnett Bolloten (The Grand Camouflage, New York, 1961) cites the instance of a Seville village where women gathering chick-peas from 3 a.m. till 12 noon earned one peseta.[3] One of the many "incidents" of the early 30’s was the shooting of Juanita Rico, a Young Socialist, by Pila Primo de Rivera (daughter of the former Dictator and sister of the Falangist leader) 70,000 attended the funeral. In June 1936 Dolores Ibarruri was one of the 17 CP delegates in the Cortes; her autobiography (They Shall Not Pass, New York, 1966) gives details of political activity by Spanish women "Against War and Fascism," ie. in CP orientated organizations.[4] An impression of anarcho-syndicalists’ attitudes to women is conveyed in the novel Seven Red Sundays by Ramon J. Sender, (Penguin, 1938).[5] George Orwell, Homage to Catolonia (Gollanou, 1938); p 11 in Penguin edition.[6] Gaston Leval estimated that women were getting equal wages in about half the collectives — extract fron Espagne Libertaire in Sam Dolgoff, ed.,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Self-Manageme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9, Free Life Ediions, New York, 1974) — a very useful collection of material on the subject.[7] Figures in Broué and Témime, The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in Spain.[8] Ibid., quoting Leval.[9] "Anarchist Agrarian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Raymond Carr, ed., The Republic and the Civil War in Spain (London; 1971).[10] Both writers are among those represented in Dolgoff’s Anarchist Collectives.[11] Borkenau, The Sranish Cockpit (Faber 193?),[12] Report from the Madrid Group of Mujeres Libres, in Spain and the Revolution, 25.8.37, which includes the statements of their position.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group is given in Temma F. Kaplan’s article "Spanish Anarchism and Women’s Liber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6, No. 2, 1971) — a contribution highly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of this pamphlet.[13] See Gilbert Cox, The Defence of Madrid (Gollanez,, 1937)[14] Mundo Obrero, 7.11.36, quoted in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Penguin I965), p.406.[15] Alrarez del Vayo, Freedom’s Battle (London I940).[17] See Orwell, pp.8–9, on earlier atmosphere.[18] The anarchists’ role vis-a-vis the government is critically discussed by Vernon Richards in Lessons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Freedom Press, 1972).[19] Burnett Bolloten, The Grand Camouflage (New York, 1961) — a thorough documentation of how the CP took over.[20] Quoted by Temma Kaplan, J.C.H, VI,2,p. 108.[21] In besieged Mdrid, according to Gilbert Cox, prostitutes were few but had little spare time.[22] Quoted in Gilbert Jackson, The Spanish Republic and Civil War (Princetown I965). The tone of this conflicts somewhat with Temma Kaplan’s impression.[23]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p.244. Actually, he writes "any marriage between militiamen," bu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Republic was that permissive.[25] S. G. Payne, The Spanish Revolution (Weidenfeld & Nicolson, I970). This compares with 70,080 peasant cells, 14,213 students’, and 28,021 workers’.[26] Leval, in Dolgoff’s Anarchist Collectives, p. 60[27] Peirats, quoted by Vernon Richards, p. 133.[28] Spain and the World, 10.12.37.[29] As documented by Bolloten and others.[30] Temma Kaplan says, without giving a source for the statement, that they did (p.106), but the phenomenon cannot have been widespread. See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p.409, note 2, on the reaction of an Irish Lieutenant who fought for the Nationalists: "Women at the battle seemed to him the final degradation of the Republican side."[31] Koestler, Spanish Testament. ibid, for description of de Llano.[32] S. Clissold, Spain (Thames & Hudson, 1969).[33] Isabel de Palencia, Smouldering Freedom (Gollancz, I946).[34] Miguel Garcia, Spanish Political Prisoners (Freedom Press, 1970).[35] See Noam Chomsky, "Objectivity and Liber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1967).[36] J. C. H., VI, 2, p.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