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我最大限度写出了真相

周梅森，《人民的名义》编剧兼原著作者。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人民的名义》播出时，编剧兼小说原著作者周梅森也坐在家里追剧。

起初，他隐隐担心这部剧叫好不叫座。因为从以往的经验看，他的戏，观众群体常常只有公务员、媒体人、大学生等。

直到一天晚上，他去理发店时路过一条破旧的小巷，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在看《人民的名义》。他发现，这部剧火了。

2017年3月底，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的现实背景下，《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黄金时段首播。官场故事、权钱权色交易、巨贪官员，这些荧屏上消失了十多年的元素突然出现，都被揉进一部剧中。

据统计，该剧单集最高收视率破8，在网站播出总量高达300多亿，创下十年来中国电视剧收视最高纪录。全民狂欢的同时，61岁的周梅森也被推上了政治题材小说写作的高地。

周梅森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剧。而他最满意的地方在于，“我最大限度写出了真相，客观写出了这场反腐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它深刻的社会内涵。”

沉寂后的复出

周梅森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

从1978年发表处女作的近40年里，他写过20余本小说，达上千万字，多为政治现实主义作品。其中，《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为人们所熟悉。不过，2009年出版过《梦想与疯狂》后，他似乎陷入沉寂。

由于题材敏感等原因，反腐剧在荧屏上沉寂了十多年，比周梅森沉寂的时间还长。“当年六七岁的孩子，现在正好十八九岁，上大一、大二。”周梅森说，他们这一代只知道美国有政治片，不知道中国也有政治剧。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全国各地、各层级的反腐工作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反腐剧、反腐小说依然芳踪难觅。周梅森也没急着写，他感觉“出不来”。

直到2014年的一天，周梅森多年好友、最高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找上了门：写一部反腐剧吧，没有任何限制。范还说，这是中纪委到广电总局和最高检影视中心调研时派下的任务。

周梅森意识到，“这次是玩真的了。”

当时，周梅森手里有一部小说，写了十多万字，尚未完结。祁同伟等人正是小说中的形象。为了给导演挤出拍摄时间，他从小说里抽身而出转而创作剧本。2015年剧本完成后，他才回过头来继续写书。

为了观察官员落马后的状态，周梅森特意到监狱里与他们开座谈会。有时，也和在职官员一起开会讨论。平日在家写作时，他坐在书房宽大的皮质转椅里，对着电脑和旁边发黄的打印机敲字。状态好的时候，一敲就是10小时。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说，夏天的晚上，周家的邻居常能听到他敲打键盘的声音，“像打机关枪似的，很用劲儿。”

在周梅森笔下，最高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到汉东省查办案件是全剧的线索。案件之外，他更写出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汉东省委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汉东省省委书记沙瑞金等官场众生相。而藏身贪腐幕后的，是汉东省老省委书记、已升至副国级的赵立春。

最初的设计中，周梅森没打算把贪官写到副国级。201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质疑如此严峻的反腐形势下，坏人只写到一个公安厅长，是不是有些轻描淡写？

周梅森也认为，现实中打掉了这么多大老虎，剧本里的打虎层级可以更高。于是，幕后大反派被设定为赵立春。

吴刚扮演的京州市市委书记李达康。图片来自网络

“李达康这种开拓型干部倒下去太可惜”

与许多编剧先有故事、后有人物的写作方式不同，周梅森写作先定人物，后找故事。祁同伟、高育良、李达康、沙瑞金这些形象，在他头脑中酝酿已久，之后再把新闻里看到的、高检提供的案例“拿进来”，人物带着故事走。

很多情节周梅森事先也没想过。剧情发展到那一步了，剧中人物性格决定了他必须那么做，比如祁同伟自杀。这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人们对这个拼命立功，借助岳父和老师的力量升官的“凤凰男”表示理解，甚至遗憾。

“好多人同情祁同伟，在他身上找到了替代感。”周梅森说，这个人物写活了，“他不听我指挥了。必须按他的性格逻辑来走。”

高育良和李达康的好坏，起初也与现在相反。高是个清官，李是个坏人。可写到一半，周梅森召集专家、官员开了个讨论会。有人提出，李达康这种开拓型的干部，这样倒下去太可惜了；高育良老奸巨猾，很可能出事。就这样，转折让人物复杂鲜活，也让剧情高潮迭起。

在周梅森笔下，人是很难用简单的好、坏来定义的。李达康虽然清正廉洁、雷厉风行，但作风霸道，不肯让自己手中的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张志坚（高育良扮演者）尽管演了个“坏人”，但他反问周梅森，我没什么问题呀？我怎么可能是腐败分子呢？周梅森说，这样的感觉就对了。这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除了人物塑造的丰满，周梅森作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官场的真实。小说里，寺庙的老和尚送过高育良一个鞋拔子，寓意“提拔”。电视剧里，侯勇饰演的巨贪小官，家里堆了一屋子现金，多到烧掉了点钞机；张丰毅饰演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没有夫妻生活、没有家庭生活，整天开会，“反腐的和被反的日子都不好过”。

官场上的帮派斗争，在其他文艺作品中鲜有提及。但周梅森勾勒出汉大帮、秘书帮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高育良情妇的问题也曾给周梅森出了难题。写着写着，他脑中闪过一个疑问，高小琴到底是祁同伟的情妇，还是高育良的情妇？

“不够分了啊。那就再来一个吧。”周梅森哈哈大笑。他干脆给高小琴加了个孪生姐妹，这样就合理了。

有些现实甚至过于赤裸。“祁同伟（这样）的结局多的是，官员里多少自杀的？自杀的最大好处就是对他的领导和团伙负责。”周梅森说，高育良还有多少问题没暴露出来？只有祁同伟知道。

如果没有《人民的名义》，许多90后、甚至80后的年轻人或许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运行情况。周梅森用剧本和小说解答了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是省长“大”还是省委书记“大”？一个省委常委为什么比一个副省长“大”？这些内容，中学、大学里没人教。但这才是中国当代的政治图景。

“他的性格很真实，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抹角。”范小青觉得，周梅森性格中有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东西，而这种性格，与他写作的兴奋点可能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

电视剧播出过程中，江苏一名退休副部级官员给周梅森打电话，“你胆儿可真大！”

电话里，对方一方面说他的戏好  一方面说他大胆面对真相，敢把这么深刻的问题讲出来，“从来没人这么干过”。

因为太真实，周梅森也给自己惹过麻烦。1996年，长篇官场小说《人间正道》出版后，官场中有人“对号入座”，40多名厅局级以上干部联名告周梅森的状，从地方一直告到中央。

“后来我什么都不说，也不去那挂职了。”周梅森说。

周梅森。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小说都是酒精里泡出来的

只有真正了解官场的人，才能写出真实的官场小说。

1994年，为了体验生活，38岁的周梅森到老家江苏徐州挂职市政府副秘书长。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没有具体事务性工作，每天自己安排时间，想去哪去哪。那段日子里，他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政治小说《人间正道》。

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官员都要向副秘书长周梅森汇报工作。他们经常能把计划生育上环率小数点后的好几位背出来，听得周梅森直打哈欠。

有人递上简历，找他跑官。周梅森当面并不回绝，但从没在市委书记面前张过嘴。

更要命的是喝酒。身为市政府副秘书长，兄弟省市的人来了都要接待，应酬特别多。有时候，一顿晚饭能吃三四个地方，这里喝两杯，那里喝两杯，整个人醉醺醺的。周梅森说，这是个痛苦的差事，因为饭局上不停喝酒，顾不上吃饭。回到市委招待所的住处后，他就自己吃方便面。

酒局多了也有好处。“办公室里听不到真话，都是官话套话。酒桌上听到的话往往是真话。”在酒桌上，周梅森和很多官员喝成了朋友，大家知道他提拔不了、也不写负面报道，什么话都不背着他讲。“谁是谁的人，各种派系什么的，我都知道。小说都是酒精里泡出来的。”

渐渐的，周梅森在办公室的官话、酒桌上的真话两套体系里，摸清了国家政权的运行机制。即便后来不再挂职，他也随时关注与官场有关的各种消息。尤其是新闻里曝出的各种贪腐案件，不管大官小官，网上一刷，全部存进自己的文件夹里。结合着身边人的经历与新闻中的线索，周梅森不仅看到了很多官员进去，更看到了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他能理解官员那种拥有权力、地位的感觉，自己也一度有些享受。“原来人家叫你秘书长你不适应，回来后人家不叫你秘书长，你又不适应了。人家喊你名字，你觉得，怎么对我这么不尊敬啊？还以为你是秘书长呢！”

周梅森对一件事记得特别深。在某地级市挂职期间，他有一次开车上路，因为眼睛不好分不清红绿灯，直接闯了红灯。交警看到后马上打手势准备制止，走近一看车牌号，原来是“四套班子”的车，手势立马从拦车变成了敬礼。

他到现在都不开车，没有特权去闯红灯，人还不马上把你驾照扣了？“权力不受限制，肯定要出问题。”

“所以很正常，明天你进去我都不觉得意外。”周梅森说，“如果我一直在，我都可能进去。”

走出官场后，他把自己的观察、感悟，全都写进了小说里。这是其他作家没有的经历，也是范子文找他创作《人民的名义》的原因。如果换做别人，这一切都要从头认知、熟悉，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这个金刚钻怎么敢揽这个瓷器活呢？”

有了这样的底气，周梅森对自己的剧本信心十足。创作时，导演李路多次叮嘱：周老师，少写一点会议。会议没法儿拍，又不好看。但以前电视剧里最不讨好的开会戏，这一次也让人觉得好看。

“你看高育良做报告，满嘴大话、满嘴人民，是不是假啊？”周梅森说，但老戏骨们坐在会议桌前的表演得到了观众认可。“会上会下，高育良他们是两种模样。”

周梅森在电脑前工作。新京报记者尹亚飞 摄

作家周梅森

成为作家前，周梅森并未经过正规的传统教育。

他小学三年级时，适逢“文革”，学校关门。因为家境贫寒，他在采石场、建筑队做过小工。中学四年，他干遍了家乡矿井下的各种工作，毕业后，成了徐州矿务局韩桥煤矿的一名工人。

但他的前行道路上一直有一个偶像和坐标——巴尔扎克。

年幼时，周梅森在煤矿废品收购站看到一本没有封面的书，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巴尔扎克传》。他想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批判现实主义，为他所处的时代描绘一幅真实画像。

不过，巴尔扎克可以批判现实，却无力改变现实。无数的人生历练，也让周梅森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文学就是文学，不要高估它的作用。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盛名之下的周梅森，开始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倾泻口。有人打电话求助，有人寄来告状信。2017年国庆节前，南京某厂的一帮人找他来请愿，让他主持公道。一位81岁的老人专程跑到他家，坐着不走。“但我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去调查。”他说：我只是一个作家。

接受采访时，他在南京市某小区一栋顶层住宅的露台上，背手而立，远处薄雾笼罩。三年前接下剧本时，他还是满头黑发。如今他年过花甲，头发成缕成缕地掉，精力也大不如前。

有评论人士对《人民的名义》提出批评，认为他没有提出解决腐败问题的方向。周梅森少见地说了一句脏话，“这都是扯淡。你不能把解决社会问题寄希望于某个作家，你不能寄希望于我啊！”

他认为，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看到、感悟到的东西，变成文艺作品。“如果一部作品能够积极地引导世道人心，那么作者就很欣慰了。”

但他没想到，因为他的作品，一些细节正在改变。

有人给周梅森提供过这样一组数据：自《人民的名义》开播以来，全国“丁义珍式”窗口改造、拟改造一千多个；各级公安机关下发有关禁止公安民警参与“截访”“强拆”文件两百多件；各级银行紧急修订民营企业贷款条例三十多个。

“政事儿”(微信ID：xjbzse)撰稿/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编辑 滑璇  校对 陆爱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