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的“不当评价”

点击上方“音乐名师大讲堂”即可关注

★ 名师讲堂 助梦飞翔 ★

作者简介：蔡际洲（1952~），音乐学家、音乐编辑家，武汉音乐学院教授，音乐名师大讲堂主讲名师。

 内容提要

所谓“不当评价”，即学术评价中不合适、不恰当的地方。作者以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实践中积累的若干问题为例，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的“不当评价”进行了  分析。主要涉及如何判断学位论文的表达方式、学术价值、研究范畴、田野工作  和文化变迁等问题。

[关 键 词] 学位论文/学术评价/表达方式/学术价值/研究范畴/田野工作/文化变迁/中国传统音乐

序 言

如何评价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其他学界不乏讨论。无论 是自然科学界还是人文社科界，大多能制定出客观的评价指 标，并有一定之操作程序。但在音乐学界，将其作为一个学术 问题进行讨论者，则是凤毛麟角[2]。至少，目前在音乐学界的 主要评价方法是仰仗论文评阅者的学术经验，而非科学的操 作程序和客观的评价指标。因此，我们的论文评价还停留在  凭“感觉”、凭“经验”的“人治”阶段，才会产生下文将要论及的 若干“不当评价”。

所谓“不当评价”，即不合适，不恰当的评价。在我们的研 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答辩委员会给出的意见是否全都是正 确的？有否不当评价？其中有否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此等 等，音乐学界目前较少见到这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评价的制 度建设方面，教育部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指出：

评审意见应措辞严谨、准确， 评价机构和评审专家应对其评价意见负责， 对不当评价、虚假评价、泄密、披露不实信息或恶语中伤等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3]

由此可见，“不当评价”的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笔者以为，任何学术评价本身还要经得起“再评价”[4]。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价中存在的不真、不实、不当 等等，自然也值得我们检讨与反思。以下，将以笔者在中国传统音乐教学工作中积累的若干问题为例[5]，进行简要剖析与讨论，以求教于各位同行方家。

案例之一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山道教音乐调查》。

作者通过田野考察，从××山的生态环境、道教法事的不同 类型及其与音乐的关系、韵腔曲牌法器的分类与音乐形态、主 要仪式程序及其音乐的运用情况、主要道人的生平情况等等 方面，对“××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描述与记录。

评语大意：

作者能深入田野，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一手资料，是十分 值得肯定的。同时，对“××山道教音乐”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 较为详实的描述与记录。存在的问题是：作为学术论文，文中  的“论”少了。论文需要“论”，没有论，无疑削弱了论文的学术 分量。

[1] 作者简介：蔡际洲（1952~），武汉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2] 目前仅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的《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蔡际洲的《音乐类硕士论文的定量评估》（《中国音乐》2002 年第 1 期，第 16-19 页）等。

[3] 杨玉圣、张宝生《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3-54 页。

[4] 所谓“再评价”，系指对原评价的方案、过程、结果进行的评价。其目的是检验评价质量，为其后的评价活动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详参赵娟娟：《我国高校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研究》，兰州大学 2011 届硕士学位论文，http://epub.cnki.net/kns/brief/ default_result.aspx，2015 年 6 月 6 日。

[5] 这些案例，均系笔者亲历研究生答辩现场和收集部分研究生论文评语所得。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这里特将部   分具体名称进行了“变通”处理，但问题的实质没变。

问题讨论

“论”作为一种表达方法，是否无论何种类型的学术论文 都缺此不可？

作为实证型论文，尤其是作为“乐志型”论文的调查报告， 没有主观色彩较浓的“论”，是否就有问题？甚至影响了论文的学术质量？

“论文要论[1]”，显然是指论文的表达方法及相关问题。根据语言文学界的研究，应用性文章的表达方法有三：记叙、说明、议论[2]。那么，作为音乐学术论文，其表达方法自然 也有相对应的“客观描述”、“主观阐释”和“逻辑论证”三种。以 上评语中所说的“论”，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指上述表 达方法中的第三种——议论，或逻辑论证。

在笔者看来，一定的表达方法，是与一定的表达对象和表 达目的分不开的。根据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实际，不同类型 的学术论文，其表达方法也不尽相同而各有其特点。因此在 学术评价时，我们不能不考虑特定表达方法与不同论文类型 的关系，更不能将某种表达方法作为衡量论文学术质量的重 要标志。

根据上文的标题和基本内容判断，这是一篇调查报告。圈内同行众所周知，调查报告属“乐志型”[3] 论文，其功能主要在 于为学界提供新材料，而非新观点。因此学界一再倡导要以“价值中立”的心态，进行客观描述，即所谓“述而不作”。否则， 在描述研究对象时加入作者的“价值判断”，将会影响到论文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因此，调查报告的表述自然应以“记叙” 的方法为主。当然，在具有“研究性质”的“乐论型”论文中，自然不可避免“价值关联”。因而，其表达方法则可运用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阐释”和“论证”。总之，乐志型论文重实证，乐论型论文重思辨，是这两种文体的不同撰写方式和不同学术功能之所在，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注重具有基础意义的实证研究，不注重对“音乐事实”叙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把思辨性的“论”摆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倒有厚此薄彼，不注重基础研究之嫌。

综上所述，所谓“论”只是论文的一种表达方法。论文的 各种表达方法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它们与论文的学术质量也

没有必然的联系。学术评价的重点，在于评价对象表达得怎 么样，而不是运用了什么表达方法。由此可见，脱离特定的表达对象与表达目的，无视不同类型论文的写作特点，以有否“论”来作为评价指标，就有可能产生“不当评价”。

案例之二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 戏音乐研究》。

该文的某一章涉及“××戏音乐”的渊源研究。根据这一领 域的研究现状，有关该剧种的渊源，前人文献只是民间传说的 记录——将其归为“××声腔系统”，但并未对其进行论证。该 文作者结合历史文献、艺人口碑和音乐比较，对其源于“×× 声腔”之说进行了论证。

评语大意：

探讨××戏音乐的渊源是作者设定的主要研究目的之一。 但根据文中描述，前人已将该剧种归类于“××声腔体系”，作者 的结论与此并无二致。可见，这里所论证的实际上是别人的观点，因此，该论文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问题讨论：

论证的是“别人的观点”能否算学术创新？音乐论文的学 术价值究竟应如何体现？

学界公认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问题，是否必须集 中在一篇论文中，该文才有学术价值？

这是一个涉及如何判断音乐论文学术价值的问题。

学术界公认：别人的观点没有被论证过，作者论证了，就 应视为学术创新（材料或方法的创新）；别人的观点即使是论 证过的，作者如能运用新的方法（或新角度）、新的材料进行重 新论证，能深化前人的观点，即使结论与前人一样，也应视为 学术创新[4]。

在人类通向科学真理的大道上，有不少是先有“猜想”（即观点），再有“证明”的实例。

[1] “论文要论”，作为一种“坊间传闻”可谓由来已久。如同“论文要有论点”一样，缺乏科学的界定，缺乏必要的学术研讨，不仅有些似是而非，而且还容易形成误导。

[2] 赵建中《文章体裁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 页。

[3]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的论文写作》，《黄钟》2001 年第 1 期，第 57-61 页。

[4] 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人文社科界，持这种看法的文献较多。诸如李福林、朱若茜：《论文写作导论》，北京：海洋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9 页；张积玉：《学术论文写作导论》，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8-20 页；周淑敏：《学术论文写作》，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20 页；陈果安、徐新平：《大学文科毕业论文导写》，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10 页；黄津孚：《学位论文写作与研究方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17 页；杨玉圣、张保生：《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40 页等等。

如其他学界的实例：著名的数学“三大猜想”（费马猜想、四色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之一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是一个没有被证明的“观点”——其观点由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于 1742年提出。1966 年，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发表的《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1]，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被公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

再如音乐学界的实例：琵琶之名是外来语的“音译”，而不 是演奏技法称谓，这是相对东汉刘熙《释名》之旧说而言的新 观点。这一观点早由沈知白先生、常任侠先生等提出过，但无 人对此进行过论证。1992 年，孟文涛先生发表了《“琵琶”之名是外来词音译的考证》一文[2]，该文第一次对“音译说”进行了论证。作为一家之言，其学术意义更在于其“新材料”的发现（也有人认为该文亦属“新观点”）。

以上所述陈景润、孟文涛都论证的是“别人的观点”，但都有不可否认的学术创新意义。因此，上文所述“论证别人的观点没有学术意义”的看法显然有误，这种学术评价应属“不当评价”。究其原因，在于评价者不明白学术创新的几种类型： 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新问题[3] 等等，论文中只要有一个“新”字，就有其学术意义。诚然，一篇论文中同时具有这四个“新”字当然更好；但，这种情况实在罕见。

案例之三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 民间戏班音乐研究》。

该文除了绪论、结论外，其正文由四章构成：

第一章 ××民间戏班概况（含戏班成员、乐谱、唱本、演出场所、传承方式等）；第二章 ××民间戏班的音乐（含代表性腔调的类别、音乐形态分析、重点剧目音乐分析等）；第三章 ×× 民间戏班的运营方式（含演出情况、收入情况、食宿情况等）；第四章 ××民间戏班的生存环境（含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其与音乐的关系）。

评语大意：

作者能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有关“×× 民间戏班音乐”的新认识，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论文也存在着一些缺憾：第一，没有把该戏班音乐与当地民歌进行比较；第二，没有探讨该戏班音乐形成的历史原因。

问题讨论：

作者在论文的绪论中，已经对该文的研究范畴（即上文中 四章的内容）进行了界定，学术评价能否“超越”该范畴并提出“额外”的问题？

对学位论文，究竟是应评价其“研究得怎么样”？还是应评价其“研究什么”？

提出的两点不足，从表面看似乎也很有道理。这的确也 是作者论文中没有涉及的两个方面。如果作者将这两方面内 容写进论文，无疑会增加论文的含金量。但是，类似的问题似 乎还可无限地提出，比如该戏班的音乐除了与当地民歌比较外——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曲艺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民间歌舞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当地的民族器乐、仪式音乐进行比较？ 还需不需要与该戏班相邻地区的若干民间音乐进行比较？

甚至，还需不需要与海外若干民族的民间音乐进行比 较？

似乎需要？似乎又不需要？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 在笔者看来，任何类型的学术论文，不可能没有“研究范畴”。除非论文作者违背学术规范而不作明确交代。目前已知，该文作者的研究范畴不仅在绪论中已有明确交代，而且也在开题报告时得到专家组认可。既然如此，学术评价就不应“超越”该范畴而提出“额外”的问题。这就好比一栋“按图施工”的楼房，我们只能评价其建房的质量问题，而不能“超越” 图纸的规定提出“该楼房应建成多少层”、“该楼房应建成几室几厅”等等。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就相当于论文作者“绘制” 的“施工图”。如果该“图”获得专家组的通过，即可说明作者可以“按图施工”，剩下的只是写作的质量问题。由此可见， “额外”问题只能作为该课题的后续研究，而不宜将其作为该论文的不足。

其实，这种类型的“不当评价”在一定意义上讲，也十分易 于为评价者所“掌握”——只须浏览论文的目录即可，无须仔 细研读全文。因为凡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音乐事项，都是该论 文的“不足”。

研究学术问题，要讲究“范畴”。不讲“范畴”，学者之间无 法进行交流与对话。进行学术评价，同样也应讲究“范畴”。 不讲“范畴”，就容易产生“不当评价”。总之，合乎工作流程和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研究什么”的问题已在开题报告时解决；因此，“研究得怎么样”是我们进行论文评价的重点。

案例之四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同宗民歌<×××>研究》。

作者的研究对象为某一首民歌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变体， 这是中国传统音乐中常见的一种研究类型——“谱系研究”。从论文的研究材料而论，属“集成后”研究。作者以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的《×××》及其 300 多种变体，从基本曲调的类型、分布、流变，以及该曲调谱系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原委进行了探讨。

[1]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 卷第 116 页。

[2] 孟文涛《“琵琶”之名是外来词音译的考证》，《中国音乐学》1992 年，第 1 期第 106-112 页。

[3] 蔡际洲《音乐论文特点探析——音乐论文写作研究之一》，《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第 100-105 页。

评语大意：

论文的若干不足与作者缺乏田野工作有关。文献资料固

然重要，但田野工作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要想取得学 术上的突破，就需要注重实际音乐生活调查和现场音乐资料 的积累。

问题讨论：

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础固然不错；但在中国 传统音乐研究中，是否所有的选题、所有的研究类型均需要做 田野工作？均有可能做田野工作？

针对不同选题而言，有否田野工作的需要性与可行性？ 如果有，那么需要性、可行性是什么？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我们面对的是“自我”音乐。如 果脱离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涉及范畴的研究层面，或者 说不区分民族音乐学中“乐志型论文”和“乐论型论文”各自的 不同功能和撰写特点，把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强调到一个不当 的位置，未必妥当。这里涉及田野工作的需要性原则与可行 性原则问题。

先说说田野工作的“需要性”。

按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的说法，田野工作的“目 的全在于获取资料，这种资料，不是文献上记载过的，也不是 别人已经发现了的，而应是调查者独自占有的。[1]”如果结合 西方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对象——“他者”音乐而言，田野工作的目的，还要加上一个对音乐（尤其是对“异文化”音乐）“上下文”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观察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张伯瑜先 生最近曾提出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的目的——为了获取“知 识与体验”的看法[2]。

无疑，田野工作是我们进行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第一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在笔者看来，我们的“乐论型论文” 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与体验的话，不做田野同样也可进行有效的学术研究。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用有否田野来衡量某一成果的学术质量的话，那么，我们的不少研究都可戴上一顶“没有田野”的“帽子”。如著名的学位论文有：沈洽先生的《音腔论》、乔建中先生的《汉族山歌研究》等等；再如重量级人物的经典之作：杨荫浏先生的《三律考》、吕骥先生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于会泳先生的《腔词关系研究》、黄 翔鹏先生的《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发展》、童忠良先生的《正声论》等等，均无田野工作。若按上述评价标准，以上经典 文献岂不都是没有“基础”的研究？都没有“学术上的突破”？ 可见，凡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综合研究”的选题，或一般意义的选题，或某一领域全局性问题的选题等等，作者不是为了 获取一手资料，也不是为了满足对“异文化”或其他有关音乐“上下文”的体验，均无需做田野。因为针对这类课题而言，田 野资料早已在他们的长期积累之中。或者说，这类研究不是为了解决“资料与体验”的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作者的种种学术兴趣而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探索。再说说田野工作的“可行性”。

依笔者孤陋寡闻，中外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田野工作”涉 及的选题主要是“个案研究”。对象不宜也不可能“过大”。以 大陆中国传统音乐方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为例，以对象 范围而论，多涉及一个乐种（广义的），或一个乐班，或一个艺 人，或一件乐器等等。以空间范围而论，多涉及一个村，或一 个镇，或一个县市，或若干个地区。即是博士论文，超过一个 省的实属罕见。由此可见，田野工作如果超过上述之“对象范 围”、“空间范围”，几乎不可能做。因为学位论文是要在一定 期限内完成的。

再回到上文我们所论及的《同宗民歌<×××>研究》这篇文章上来。如果该文作者能亲自走遍全国近三十个省市自治区， 对 300 多种民歌曲调的变体进行逐一的田野考察，自然可使论文锦上添花，更上一层楼。但，这种田野工作有可能做吗？ 按上述的“对象范围”和“空间范围”，该文至少可以分解为 30 个个案。作为一篇硕士学位论文，田野工作如何做？

综上所述，我们在学术评价中，若不考虑论文材料收集的 需要性，不考虑一篇论文的容量和完成的可能性，就有可能出  现“不当评价”。

案例之五 论文简况：

论文题名——《×× 吹打乐研究》。

作者以“××吹打乐”为对象，对其从生存环境、班社乐人、 曲目运用、音乐形态、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文化变迁”一章，作者以 1980 年代的“集成”资料和近年来田野工作时收集的资料为准，从若干方面进行比较，从而考察该乐种 30 年来的文化变迁情况。

评语大意：

作者能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对“××吹打乐”从生存环境、 班社乐人、曲目运用、音乐形态、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新的认识。但存在的问题是，作者在文化变迁研究中，没有把该乐种 30 年来变迁的过程研究出来。希望作者在以后的修改中予以补充和改正。

问题讨论：

何为“变迁过程”？或“变迁过程”如何做学术上的界定？ 提出论文中的问题与不足，应有利于作者对论文的进一步修改和进一步提高。学术评价需不需要考虑作者完成的可 能性？如果可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那么提出问题的意义又 是什么？

[1]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8 页。

[2] 张伯瑜《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第 48-54 页

该文的“变迁的过程”能研究出来当然更好。但是，没有可能。因为作者在论文的绪论中，已经交代过：有关该乐种，只是在 30 年前搞“集成”时，当地音乐工作者对其进行过采录和研究。从彼时至今，从未有人对其进行过调查，更没有留下 任何资料。因此作者能做到的，只是将 30 年之前与之后的材料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其间发生了哪些变化。

没有资料，这 30 年间是如何变化的“过程”怎么研究？ 文化变迁，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是一个较少有人运用的一个研究角度。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上文中的文 化变迁研究，有些民族学界常说的“定点跟踪”的意味，如著名 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的“五访江村”，林耀华先生的“三上凉 山”即是。

依笔者的理解，所谓“变迁过程”可能存在着有两种不同 的解释：

其一，“过程”是相对的，是一个“有间隙”的概念。所谓 “间隙”，是指田野工作是在两个（或多个）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的。这样，获取的资料在不同“节点”之间是有时间“间隙”的。当然，其“间隙”的长短一般由作者根据其研究对象以及其他情况而定。或 1 年，或 3 年，或 30 年等等。作者只要将不同“节点”上获取的田野工作资料进行比较，即可得出研究对象的变迁情况。

其二，“过程”是绝对的，是一个“无间隙”的概念。所谓 “无间隙”，是指作者在田野工作时，不仅选取两个（或多个）时 间段进行，而且还要像气象观测那样，对不同“节点”之间进行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的观察与记录。然后，再将全部记录结果整理出来，也可看出该对象的变迁过程。

以上论文评语中的“变迁过程”不可能是指第一种。因为即使变迁过程有 3 个以上的时间节点，但不同节点之间还是存在着时间的“间隙”。只要存在着“间隙”，其中就存在着没有研究出来的“过程”。故此第一种情况不合以上学术评价的要求。目前看来，唯有第二种情况，把所有时间节点之间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或者说，唯有“无间隙”地记录材料、研究材料， 方能实现以上学术评价把“过程研究出来”的要求。

然而在笔者看来，以上第二种“无间隙”的“过程”在人文事项的研究中，还没有见到过，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原因在于：第一，人文事项的研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借助仪器进行每天 24 小时的“不间断”观察。第二，人文事项在时间的延展过程中还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随时随地都 在发生变化。

根据以上的简要分析，我们可知以上对“××吹打乐”30   年间文化变迁研究的评价显然欠妥。如果按此要求，费孝通先 生当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演讲，并获国际学界高度评价的《三访江村》[1]，也不合格。因为他未能把江村在“1936—1957”、“1957—1981”年间的“变迁过程”研究出来。

由此可见，任何一篇学术论文所求得的结论，只具有“相 对真理”的意义。学术评价如不考虑作者完成的可能性，其意 义何在？

结 语

以上列举的五个案例，是否都是“不当评价”？提供给大家讨论。但其中所反映的问题，却是我们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中产生的且没有解决的矛盾。其内容，大致涉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音乐论文的表达方式、学术价值、研究范畴、田野工作、文化变迁等问题。这些问题虽不是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的全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学术评价的科学性、 客观性和公正性。

据笔者粗略观察，在我国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术评价中， 存在的问题较多。而“缺乏再评价”，则是其中的问题之一[2]。反观我们音乐学界，作为一个年轻的“发展中”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中同样存在着“缺乏再评价”的问题。拙文的写作，亦可看作是一种“再评价”。希望引起同行的关注，也希望听到不同意见。

[1] 费孝通“三访江村”时间分别是：1936 年、1957 年、1981 年。详参陈志强等《费孝通二十六访江村》，2012 年 7 月 2 日，

http://www.wjqd.gov.cn/index.php? Model=ArticleView&Action=Show&aid=10，2015 年 4 月 20 日。

[2] 赵娟娟《我国高校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研究》，兰州大学 2011 届硕士学位论文，http://epub.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 sult.aspx，2015 年 6 月 6 日。

（原文载《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5 年第 3 期）

往期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