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战争、起点与新生: “汶川地震十年”纪念报道中的叙事隐喻

作者：刘子琨　闫　岩

摘 要：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和语料库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汶川地震十周年当天的52家媒体刊发的纪念报道进行研究发现,新闻媒体主要运用战争隐喻、家庭隐喻、方位隐喻 和人体隐喻等手法书写灾难纪念。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战争经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维 和语言;家庭隐喻将一地的自然灾害放大至整个民族层面,有助于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认同; 方位隐喻选择性地将震后十年键入进步主义话语的叙事框架之中;从“满目疮痍”到“涅槃 重生” ,媒体通过人体隐喻完成灾后重振的事实建构。党报和市场报在隐喻的使用上存在 对某一方面的偏重。 媒体通过隐喻使用迎合国家的宏大叙事,以强化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

关键词：汶川地震;隐喻;媒介记忆;创伤

一、引言

2018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这场自1949年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不仅造成 了近7万人丧生,1.8万人失踪,37万余人受伤,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改变。十年间, 以汶川地震为起点,我国政府建立和规范了一整套完备的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制度、信息发布制度、社 会救援体制[1] 。自2009年起,国家将每年的5月 12 日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以表达对地震遇难 者的追思和对防灾减灾的关注。社会民众也通过地震的媒介呈现和社会动员,重新定位公民身份、 家国认同和情感共鸣。

 十年间,汶川地震从一个自然灾害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被反复地陈述、召唤和征用。它代 表了同胞罹难的危急关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凝聚力,代表人们在不可抵挡的强大外力面前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无上勇气,以及将苦难视为民族淬炼的“多难兴邦”的坚强意志。大众传媒将 灾难事件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呈现从而获得巨大的说服力。这种媒介化的灾难又与纪念话语相融 合,极大程度地影响灾难的集体记忆。笔者以汶川地震十周年为契机,选取 2018 年 5 月 12 日中国 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省级党报和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以及《人民日报》刊发的有关汶川 地震纪念报道的全部内容作为抽样样本,通过隐喻理论和语料库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探究地震纪 念文本的书写表达及其背后的文本生产逻辑。

一、文献综述

(一)灾难、创伤与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者哈布瓦赫曾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集体记忆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2] 。保罗·康纳顿进一步提出了“社会记忆”概念,他说:“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只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3] 而在现代社会,集体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往往依靠专门化的社会机构。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大众传媒决定着受众“想什么”,因此对集体记忆的建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

扬·阿斯曼认为,人类最早的文化记忆发端于死亡所造成的断裂,因为死亡中断了人的生命,能否和如何让死者的记忆在生者当中存续下去便成为相关群体要面对的一种关于其存在的必要性的挑战。人类早期的文化活动和成就无不与此密切关联。[5] 死亡作为一种终结和断裂,特别是因突发的灾难造成的死亡和创伤,对人们的记忆形成一种外部威胁。灾难成了人们标记时间的重要方式。[6]

作为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机构,大众媒体在书写创伤记忆中的角色却一再受到批评与质疑。阿莱达·阿斯曼曾强调“创伤的不可言说性”[7] 。媒体对灾难的再现,形成了一种“来自媒体的创伤”,这其间存在着悲情的不能传播与媒体的必然传播之间的悖论。[8] 而权力与传媒之间的共谋往往直接扭曲灾难记忆。亚历山大指出,“当创伤过程进入大众传媒时,它既获得了机会,同时又不得不受制于一整套独特的限制”[9] 。大众传媒凭借将创伤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呈现来获得巨大说服力的同时,又受制于场域内的规训。[10]

一方面,与私人事件或公共事件不同,灾难事件往往迫切需要政治权力的强力介入乃至全面操控。学者肖力根据国家对灾难的言说和整合方式,区分了两种灾难叙事模式:如果国家倾向于利用灾难带来的物理损害,灾难叙事就会是尽可能地预计灾难后果,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预防或补救措施;如果国家会同时利用灾难带来的物理和心理伤害,灾难叙事的重点则会放在如何构建灾后的种种事宜。采用前一种叙事的国家会对灾难做出统摄性部署,将特殊秩序与日常秩序直接连接,从而形成“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采用后一种叙事模式的国家则会对每一次灾难都进行一次次个别性的梳理,以国家权力作为特殊秩序和日常秩序之间的联结者,从而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11] 而中国模式正是后者,其叙事主体不是法律或专门机构,而是整个国家的当政者;人们的灾难经验局限于具体灾祸带来的损失与痛苦,而后便在政治权力统一协调与部署下,转化为统一的社会动员叙事。茫然不安的人们最容易成为社会动员的对象,而政府在救灾现场的善意与作为,在巨大天灾的底色之上,尤为有效地向民众宣示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本是必备公共品的灾后救灾,往往被纳入国家之“恩”的面向中。[13]

在这种国家权力主导的灾难叙事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啦啦队角色。安德森认为,正是新闻报道通过重复图像和语言,生成了民族认同所必需的团结,构建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12] 在当时,媒体通过密集地生产“心灵鸡汤”,将感动模式输出为主流范式;[13] 通过追忆惨状、缅怀受难者以及对英雄的歌颂,来强化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10]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迎合国家宏大叙事需要的内容会被自然地保存下来,当人们翻拣档案或追溯回忆时,权力的赞歌模式便会集中凸显。以汶川地震为例,方宁兰认为,汶川地震中温家宝的电视符号形象是政府与媒体合谋的结果,媒体通过一系列富有感染力的词语和感召性的劝服言语,将一地的伤痛放大至整个民族层面,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认同。[14] 陈雯同样认为,在互动中,媒体完成了其对灾难叙事的事实建构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并将建立社会认同、树立政府信誉和国家形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15]

另一方面,灾难事件的发展逻辑天然暗合于进步主义叙事,从而难以将媒介化的灾难事件真正构建为文化创伤。例如,高蕊认为,抗日战争之所以在中国没能成为一种文化创伤,究其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致力于把国家集体建立在以阶级创伤为核心的记忆之上,而民族矛盾难以整合进阶级斗争的叙事中。[16] 在1937—1979 年这段时期,南京大屠杀也根本没有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创伤。[17]许多关于犹太大屠杀的研究同样表明,关于大屠杀的叙事长期是进步叙事,其向悲剧叙事的转移恰是放弃了后者的乐观主义。[18] 此前有关汶川地震媒体报道的研究也指出,媒体的叙事策略多是进步积极的。宋磊英认为,《人民日报》通过对不同议题的凸显和遮蔽建构集体记忆,通过正面的报道态度传达鲜明的国家意志。[19] 姚红芮认为媒体每年的5·12 周年祭报道,都是一种仪式的象征,地震中的英雄人物因地震报道的聚焦和重复而“符号化”。[20]

此外,包括创伤在内的集体记忆都是一种书写主体的记忆建构。大到不同阶级、不同国家,小到不同个体、不同组织都对记忆有着不同的书写方式。在民族国家层面,生成集体记忆的权力场域往往为精英所主导。例如以官方档案为代表的制度性记忆,大众只能获准感知部分内容,即有利于巩固权力合法性、形塑主流意识形态的那些片段,而那些无法用来解释和合法化“现实”的历史元素,常会被充当历史“立法者”的精英所忽略。[21] 进入大众传媒时期,权力时常借助媒体掌控话语权,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记忆书写。周海燕在对《解放日报》首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报道研究中发现,通过掌握新闻生产,“权力”利用话语对社会记忆进行“凸显”“筛选”“遗忘”和“剥夺”,从而实现记忆的“写入”与“忘却”。尽管民间存在反对强迫性遗忘的声音,吴满有的形象仍然经历了一个从“符号化的劳模”转变为“叛徒”直至被“政治遗忘”的过程。[22] 在媒介书写的集体记忆里,大众媒体自身的立场形塑着事件的形貌。范可在讨论灾难记忆的本真问题时提到,任何记忆包括灾难记忆在内都存在“官方”和“民间”两个版本。在威权社会里,官方话语常常强调英雄气概和国家“恩”的面向(例如赈灾、救灾);媒体则遵循“拉拉队”的形式逻辑和宣传口径进行文本叙事,与权力共谋;而地方、民间的记忆往往是“最刻骨铭心的片段和瞬间”[23] 。

(二)隐喻理论

西方的隐喻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00 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对隐喻有所研究。此后,逐渐有从逻辑学、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隐喻展开的语义研究。关于隐喻产生的认知原因,有学者研究认为:隐喻的最初使用者因为思维能力的局限性,把两种实际上不一样的事物当作同一种事物,因此产生了隐喻。同时,隐喻性思维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之一,人们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比较而认识事物的特征。因此,隐喻性思维也是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24] 1980 年,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把语言就是隐喻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使隐喻研究从此摆脱以文学和修辞学为本的传统隐喻理论的束缚,正式纳入认知科学的新领域。他们强调,“隐喻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经验,不仅建构了我们的语言,也建构了我们的思维、态度和行为。”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事情,人类的思维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隐喻性的。[25]

新闻隐喻与意识形态具有显著的关联。对新闻媒体而言,隐喻是建构现实和生产意义的重要手段之一。Chiang 和Duann 研究了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三家报纸在SARS(非典型肺炎)报道过程中隐喻的使用,作者认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影响着报道立场和命名策略,具体来说,SARS 不再是一种疾病,它在政治意义上变成了战争或灾难。中国大陆媒体将SARS 建构为唯一的他者,而中国台湾媒体则将政府、在野党及中国大陆建构为他者。[26] Wallis 对英国SARS 报道的分析发现,SARS 报道并未诉诸常见的战争隐喻,而是集中于“SARS 是个杀手”这一实体隐喻,他认为这可能与政治因素、媒体文化和空间因素有关。[27] 李红涛对我国SARS 十周年纪念报道的隐喻分析表明,战争隐喻、转折点和分水岭隐喻较为常见,新闻媒体基于此开展对个体命运层面的追溯和相关制度的反思,但通过对隐喻的具体解读和阐释方向不同,党报和市场报的叙事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28]

本研究以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媒体纪念报道为研究对象,在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下,考察媒体如何调用隐喻策略来建构纪念叙事并塑造认同。具体问题包括: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纪念报道中存在哪些基本的隐喻类型? 党报和市场化报纸是否体现出不同的隐喻使用特点? 媒体如何运用隐喻重述历史? 这些隐喻在灾难记忆建构中具有哪些话语功能?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

日期抽样:抽样日期为2018 年5 月12 日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当天。尽管汶川地震十周年从年初便有媒体陆续提及,5 月份以来日渐为媒体所讨论,但直到当天才到达整个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顶峰。中央和地方都举行了重大的纪念仪式和活动,社会民众也都在线上和线下广泛参与。因此,纪念日这一天的报道最具备代表性。

媒体抽样:出于文本可得性和稳定性的考虑,研究对象限定为报纸,以地域代表性和影响力代表性为指标,首先选定了除港澳台之外的中国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作为地域全样本;然后选择各地的省级党报和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作为报纸样本,同时还选取中共党委机关报《人民日报》作为中央媒体的代表;最后,所有抽样报纸5 月12 日当天刊发的关于汶川地震的全部报道文本均为研究对象。研究总计涵盖52 份报纸①,206 篇报道,计464 904 字。

(二)语料库语言学分析

认知语言学始创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它包含的理论十分广泛。Lakoff 和Johnson 的隐喻理论、Fillmore 的框架语义学、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Fauconnier 的心理空间理论都构成了认知语言学的范畴。[29] 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当前认知语言学呈现的主要趋势之一是“实证转向”。[30] Talmy 认为在其诸多的方法中,内省法、实验法、语料库分析、视听影像分析等方法是当前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方法。[31] 特别是语料库分析法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即语料库语言学。本研究借助语料库分析工具,通过自建的小型语料库与标准的大型语料库进行比对,分析媒体纪念报道中的隐喻建构。

笔者将所有报道文本汇集为小型语料库,而后用python 对自建语料库进行分词处理,随后借助AntConc3. 4. 3m 软件建立主题词数据库。研究采用对数似然比(Log-likelihood,简称LL 值)为指标,以ToRCH2014 现代汉语语料库作为参照语料库②,通过AntConc 软件比较一个单词在两个库之间的“频率差异的显著性”,即keyness 值。

(三)隐喻分析

随后,研究将自动化的词汇分析结果与人工语义分析相结合,以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础,并参照MIP(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的识别过程对关键词中的隐喻进行识别。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的定义,隐喻即为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MIP 隐喻识别过程即以此定义为基础,首先确定词语的基本义(basic meaning)及语境义(contextual meaning)以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别;然后考察该词语的基本义和语境义的指称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关系;如果有上述相似性,则该表达为隐喻。[32]

最后,研究依据查特里斯-布莱克(Charteris-Black)指出的批评隐喻分析三个阶段对隐喻进行阐释,即,隐喻识别(metaphor identification)、隐喻阐释(metaphor interpretation)和隐喻解释(metaphor explanation)。隐喻识别指研究者仔细阅读文本确定备选隐喻,再根据上下文判断其在文章中是隐喻意义还是字面意义;隐喻阐释聚焦隐喻所建构的社会关系;隐喻解释聚焦隐喻文本的生产及在劝服过程中扮演的社会角色,解释隐喻的话语功能,发掘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修辞意图。[33]

四、研究发现

(一)战争隐喻和家庭隐喻

战争隐喻是人类语言的基本隐喻之一[25] 。战争经验深刻地嵌入并影响着人们的语言和思维。战争与救灾过程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都有矛盾冲突和对立双方,都是两种力量之间的对抗,都在一定地域内发生、发展和结束,都充满着激烈的情感和时间感。[34] 汶川地震发生后,新闻报道中大量运用战争隐喻,将自然灾害转化为对生命、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对立面,以此召唤“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来“抗击”天灾。十年之后的纪念报道中,“抗震救灾”依然是高频关键词。“地震即战争”这一基本隐喻被应用到汶川地震情境之下,并转化为众多非常具体的隐喻表达。

战争隐喻把战争中关于敌我之间的利害、矛盾和冲突等事物的特性投射到类似特征的相关事情的概念域之上[35] ,并且直接衍生出一系列的隐喻侧面,如敌人、受害者、英雄,战争的手段、过程与结果等。这些战争隐喻的不同侧面都在纪念报道的语料库中频繁使用,其高频主题词可归纳为指导思想、战场、部队及武装、战斗过程及战争结果5 类(见表1)。[34]

“抗震救灾”这一核心词汇,包含“救援”与“战斗”两重意义,而“救援”一词的keyness 值远高于“战斗”,这说明纪念话语将对生命的救援置于更重要的面向,强调地震这场“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对抗的胜利,而是为了实现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拯救。这场以“救”为首要目的的战争是一场有条不紊地组织的战争,不再是十年前以小时为单位的快速攻坚战,或以“空降兵十五勇士”为代表的神兵突降式的英雄礼赞。当丰沛的情感隔着十年的光阴不再鲜活,战斗的过程也经过十年的不断重访而逐渐规制化,纪念话语中的灾难被重新书写为一种“可控”的战争。灾难的现场即战场,战斗有着明确的“部署”和“战略”,有“突击队”“先锋队”突破“前线”、攻克“堡垒”,整个过程条理清晰,“指挥”“救援”“演练”“守护”配合得当,最终实现在战争的“决胜”。

关于战争隐喻,Lakoff 特别指出,新闻报道通常不会大费周章地对“英雄”和“坏人”进行描写,而是通过系列报道,完成对“英雄”和“坏人”的建构,并且将叙事模式简化为:灾难—救援—惩罚坏人。因此,在灾难叙事中,“描述灾难实际上是构建‘坏人’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一种逆向建构英雄的过程。”[36] “灾难”本身成为诞生英雄的背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通过反复聚焦、改变视角等叙事手段强化“英雄”形象。

然而,地震纪念报道中的战争隐喻与莱考夫所述并不完全相同。仅“坏人”缺席隐喻的高频词,“英雄”却以群体的面目出现,占据了排名前五的行动者主题词。它们分别是“人民831. 750”“共产党705. 920”“党员616. 878”“党中央445. 029”“党组织190. 350”,由此可见,抗震救灾的主体是党和人民。尤其有代表性的是《人民日报》的报道:“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战斗堡垒,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就是灾区群众的主心骨。”这其中存在两个基本的概念隐喻,分别是“汶川地震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和“共产党员是受灾群众身体的主心骨”。后者着力突出了党组织和党员在抗震救灾中的中坚作用,淡化了灾难对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夯实了组织秩序和政治秩序对战争逻辑的渗透和控制,从而强化政治、文化和社会认同。[16]

图1　媒体通过战争隐喻构建的图景

由于战争的首要目的不是抗击而是拯救,战争的结果也便更多地指向安宁、团圆、回归和重建。与战争隐喻相伴的是纪念报道中广泛使用的家庭隐喻,如“家园618. 022” “亲人223. 624” “家人125. 556”“牵挂344. 171”等。有研究认为,中国官方媒体的抒情腔调已经形成紧密的“家—党—国”稳定结构[16] 。媒体通过不断呼唤“命运共同体”这一隐喻,征用国家修辞,进行情感动员。这类隐喻将一地的自然灾害放大至整个民族层面,“局部的自然灾害成为整个民族必须携手应对的不可规避的共同的灾难”,通过一系列富有感染力和感染性的话语,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身份认同。[17] 出于政治考量,港澳台地区提供的帮助往往会获得重点关注。媒体专门报道了香港医生成立的“站起来”医疗慈善团体为汶川地震中肢体受伤者提供康复治疗及高科技义肢安装的事迹,以及中国台湾人民给予的无私援助和大力支持,使“川台两地情缘更深,联结更紧”。在纪念报道中,“汶川地震致残伤者与他们的香港‘亲人’”“两岸同胞守望相助”“手足之情更加深厚”等语句都曾多次反复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差序格局”作为衡量人际关系的原则,并不鼓励人们牺牲自己家人的生命去抢救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人。[37]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的道德规范,并通过“阶级弟兄”“手足同胞”以至“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家庭隐喻,将新规范与旧道德衔接,由此完成“国是家”的宏观家庭隐喻叙事。纪念话语中的一系列家庭隐喻,则具体而微地支撑起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之构建。

(二)方位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认为多数隐喻都和空间方位有关,比如,上—下,里—外,前—后,深—浅,中央—外围等。这些空间方向来自我们的身体以及它们在物理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空间化是一个概念中极为核心的部分,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出任何其他的概念来建构这个概念。[25] 空间化隐喻扎根于物理和文化经验中,并不是随意安排的,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反,方位隐喻因文化不同而不同。在有些文化中未来在我们前方,有些文化中未来则在后方。

作为一种破坏性的灾害,灾难发展的天然规律是从破坏到重建。即便是对于无可修复的毁灭性灾害,也依然需要心理重建,即需要“走出”灾害的负面影响。这使得灾难叙述天然与进步主义话语相契合。

人们空间概念里的“上”源于空间经验。低垂的姿势通常与悲伤郁闷联系在一起,而挺直的姿势表示积极的情感状态。[25] “崛起”“耸立”等词语就源于人们挺直身躯、起身站起的姿态。比如“有一种力量叫崛起”“不忘初心,汶川正崛起”“一座座厂房在工业园区里拔地而起”“以新北川的姿势拔地而起”“从山崩地裂到新城崛起”“被大爱托举的人生”等。有的则将多个空间隐喻连用。如“废墟上”表示已经脱离危险可以重建家园,意味着希望;而“废墟下”则危险重重,生死未卜,希望渺茫。大量标题将“废墟上”与“向上”连用,如“新北川:从废墟中崛起”“让可持续发展在废墟上崛起”“废墟上耸立起民族精神大厦”等,以喻指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是灾后救援重建中重要的精神力量。

人们的日常经验中,通常朝着前行的方向看。向前意味着离目标更近,意味着目的的达成;向后则代表着挫败与退步。“流逝”的时光是在后面的,十年的光阴推动着人们“向前”。因此,在纪念报道中有大量“向前”的进步叙事。如“党中央对当地人民的牵挂,成为当地群众同心向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正在阔步前行”“抢险救援的精神也激励着人们砥砺前行”“重建振兴永远在路上”“他们的事业正稳步向前”“坚强的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祈逝者安息,愿生者奋发”“在逆境中前行”等。

这种进步主义话语本身契合客观的灾难发展规律和社会文化心理,但单向度的进步主义话语又不断地抵消文化创伤的自然积淀。这类叙事无益于个体对灾难经历的诉说与记忆,因为它一方面完全消解文化创伤形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抹去了人们内心中可能存在的创伤。在带有进步主义色彩的方位隐喻推动下,个体的私人化情感被忽略了,只剩下对国家、民族无限的爱。“满怀伤痛的个体无暇体会伤痛,就继续行走在奋斗的路上”[17] 。

纪念话语中的个体关照少量地体现在转折隐喻当中,即“命运转折点”隐喻。例如,“2018 年,是我人生的转折和新的开始”“大地震也改变了李云春的命运”“十年前的救援　被改写的人生”“他们的人生轨迹,终究因地震而变得与众不同”“地震后十年,郑海洋和他的同学们在不同的城市重启人生”“被大地震改变的方向与抉择”“对于多数志愿者而言,这次救灾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等。新世纪“幸存者”和“家属”高频度地进入叙事语境,传达出了更为具体的人性化立场。[38] 讲述并再现灾后生者的故事成为纪念报道的主旋律。转折隐喻被广泛应用在幸存者和救援者身上,而他们的故事,也代表在宏大的灾后重建叙事之外,普通人进入汶川地震纪念话语的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对幸存者的重访。对于大部分幸存者而言,汶川地震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是“创伤”“失去”,因此他们“不愿触碰过往”。“十年前劫后余生的幸存者,他们将伤痛埋在心底,重拾信念面对生活。”“转折点”隐喻将十年前对新闻当事人的叙事延伸下去,为纪念报道提供了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也将对个体地震经历的重述与其当下生活状况的叙述关联起来。除了“可乐男孩”“鼓舞女孩”和“总理让路女孩”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幸存者,媒体也对一些受到较少关注的幸存者进行了回访,描述他们灾后的生活。对那些失去家人的幸存者来讲“伤痛不可能磨灭,就像打碎重组的玻璃,裂痕依然存在”,但“和大多数地震中失去亲人的人一样,蒋敏将伤痛埋藏”。

二是对救援者的报道,灾后救援经历对每个救援者来说都是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如有的救援者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敢说看透生死,但起码我能够更好把握自己,更奋发”。来自黑龙江的徐飞自从2008 年来灾区做志愿者之后,在四川一扎根就是十年。他说,“在一年的志愿服务中,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一篇报道当年参与救援的护士的文章中写道“十年前的那次救援,让杨泽感觉是一场重生,现在的她,每天依旧会和死神抢时间,帮助其他生命重生,是最值得的事”。无论是对幸存者还是救援者,汶川地震带来的命运转折都是剧烈且不可逆的。通过他们的诉说,对汶川地震十年的纪念由宏大视角转向了对微观个体命运的体察与观照。这类昂扬向上的转折隐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新闻媒体报道的灾难美学。“灾难美学表面上流露出的是远离审美主体的人道主义式的关怀,实际上是一种自私的静观主义。”[39] 媒体通过仪式化叙事,过去的伤痛与未来的理性都被共同编织进一种进步主义的新闻话语之中。[17] 不管是对幸存者还是救援者,转折所面临的困难都是可以被战胜的。

(三)人体隐喻

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也许最明显的本体隐喻是那些自然物体被拟人化的隐喻。人们会把一些非人类的东西看成人类,从而构成人体隐喻。人体隐喻是本体隐喻的衍生,让人们根据人类的动机、特点以及活动等来理解各种非人类实体。人体隐喻的种类繁多,不同隐喻选取人的不同方面或者观察人的不同方式对喻体加以投射。在汶川地震纪念报道中,和人体隐喻相关的表达主要可以分为三类:

生命类的人体隐喻主要强调地震之后重获“新生”。比如,“透过浴火重生的喜悦”“10 年,恍若新生”“处处洋溢着新生的气息”“党和政府让我们重生,映秀人时刻铭记这份恩情”“灾区已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有一种重生叫自强不息”“灾区在新时代焕发出无穷生机”。伤病类的人体隐喻着重表现灾区所遭受的打击。例如,“映秀镇现在这么美丽,当年满目疮痍”“人们从伤痛中跨越,再向未来出发,每一个步点都刻骨铭心”“曾经满目疮痍的城市和乡村,如今在爱的光芒中重新站立”“虽然有伤痛,但伤痛过后便是彩虹”“帐篷里,慰抚一颗颗受伤心灵”“10 年来,人们一直把这份伤痛铭记在心中”“用诗歌安慰幸存者受伤的心灵”。器官类的人体隐喻则着重表现人民团结勇敢的精神。例如,“在全国大力支持下,四川全省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不屈奋进的伟大精神”“对口援建省市与灾区党委和政府同心合力”“紫燕筑巢雕塑和感恩亭,在崇州和重庆大地永久矗立,成为两座城市亲如手足的最好见证”。

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个体生命不可逆转的残缺或毁灭,然而,灾难叙事的进步主义话语又要求灾害的后果是可修复的,甚至是更好的,更优化的。由此,这些生命隐喻并未指向地震中受损害的个体,而是将汶川、大地、受灾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作为被损害的对象,并且将其十年后的状态喻为“10年淬炼,10 年新生”。这种生命的焕新状态常与伤病类的次级隐喻相伴。媒体将震后的汶川比作一个受伤的无辜生命,它有痛感,脆弱、无助、满目疮痍。汶川遭受地震之初时的景象就像是病榻之上奄奄一息的病人,会意志消沉、情绪低落,还要忍受生理上的巨大折磨。但是经历了十年的重建发展,汶川“十年淬炼,重获新生”。除了生命类和伤病类人体隐喻,器官类人体隐喻比如“万众一心”“同心合力”和“亲如手足”等,能够有效地唤起集体主义情感,在政治权力的统一协调和部署下,个体的微小力量能够很好地融入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每个人都自动卷入灾后救援、重振发展的历史语境。

人体类隐喻的本质目的是情感唤起,使得读者能够调动情感投射到所喻之物上。袁光锋曾指出,在灾难中,对受难者情感的描述并不会危害新闻的不偏不倚,反而有助于吸引公众对灾难的情感卷入[40] 。因此在灾难或突发事件中,情感动员是媒体常用的话语策略。人们对威力巨大的地震、开裂的土地、坍圮的楼房……所生发的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情感,被“伤痛”“疮痍”“撕裂”等一系列普遍的情感经历而趋于统一。一旦这种普遍的人类感情被唤起,苦难便无远弗届。遥远时间和空间中的伤痛被每一个人感同身受,继而延展为全社会共享的情感纽带。这种共享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13] 有效地平复了灾难或突发事件发生后,可能出现的群体身份意识和存在感丧失,导致社会结构出现撕裂,从而影响了该群体的凝聚力,甚至形成文化创伤。而纪念话语对“重生”“新生”“涅槃”的反复陈述更是在生命隐喻的维度上重述进步话语,将使得赋予“新生”的国家权力被圣化为造物之能。

五、党报和市场报的不同侧重

文章以软件分析结果为基础,进一步考察新闻话语隐喻与报纸属性之间的交叉性关系。如表4所示,诸类隐喻的使用在党报和市场报中呈现出显著差异。党报隐喻更偏重使用战争隐喻和器官类人体隐喻,市场报更偏重使用家庭隐喻和生命类人体隐喻。二者在方位隐喻的使用上没有明显差异。

在党报语料库中,媒体更多使用“部署”“先锋”“突击队”“基地”“堡垒”“战略”“主心骨”“万众一心”“同心合力”等词语。例如,“在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部署下”“突击队员面对困难、与困境做斗争的勇气和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巨大财富”“一定要把地震遗址保护好,使其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全国大力支持下,四川全省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中南海始终与汶川零距离,成为我们穿越灾难、崛起危难的主心骨和定盘星”。在市场报语料库中,媒体更多使用“亲人”“家人”“战友”“新生”“伤痛”“涅槃”“生机”等词语。例如,“失去儿女的伤痛其实一直都在”“湖北人民就是我们的亲人”“看到武汉的专家,我就像看到亲人一样”“这样的生育救援同样也让灾区家庭重获了新生”“受到巨大伤痛的土地孕育出满眼温暖的新生”“乘着数字经济的春风,我们相信贫困地区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在发展、教育、健康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如凤凰涅槃,再现生机活力”。

许多研究论述过党报和市场报在内容和经营上的差异及其成因。如周葆华认为,在新媒体事件的报道中,都市报在议题、类型、地域分布上的内部多元性都要高于党报[41] 。也有研究发现,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主流党报比市场化报纸更多地使用政治框架和领导人框架。[42] 我国报业经过市场化改革之后,实行的是党报负责方向,子报负责市场的原则。党报需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起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它的价值取向是“传者本位”,对应反应为主流媒体在战争隐喻中对战争主体———党员和官兵———的着重铺陈。战争隐喻和器官类人体隐喻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集体主义情感和向心力,比如“党是先锋队也是主心骨”“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等。意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突出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取得的重大成就,使社会行为更加协调一致,为今后进一步的重建工作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而市场报在报业集团中更多地扮演营利的角色,会更考虑受众的喜好和接受取向,因此会更加重视家庭隐喻和生命类人体隐喻的使用,比如“亲人们来了,欢迎你们回家”“在抗震救灾爱心病房,她们结下了珍贵的医患情、母女缘,也让时光穿越伤痛,见证重生”。

但这些措辞上的差别在纪念话语中可能较少地体现为报社立场、方针的差异,而更多地出于媒体风格或行文习惯。战争和人体隐喻所共同诉诸的是观者的情感体验。“我们”“他们”“同胞”“亲人”等集合概念和隐喻暗含着群体动力学的心理基础,这些词隐去情感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差异性,转化为集体性的公共情感。[16] 如同裴宜理所说,情感动员是我国媒体在应对危机时的习惯反应。“它根植于党的宣传工作在革命历史时期所积累的情感动员经验,也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激进政治和群众工作路线的延续。”[43] 这种深埋的文化基因一统党报和市场报对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发声基调———尤其是当这一灾难具有显著的政治属性和民族主义属性时,不同定位的报纸并没有体现出在其他类别议题中的差异乃至冲突,而是更多地合鸣为对灾后新生的期盼和对赋予新生的国家的赞颂。

六、结语

灾难对现代社会的影响,首先不在于其“灾害”(hazard)的自然属性,而是在于其对一定范围社群中的人们所构成的切身的“苦难”(suffer)。由于这种苦难为社群中的每个个体所感同身受,因而具有公共性。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苦难的切身性不可避免地减退,因此必须依赖一套重构性的话语才能使其盘桓于公共领域,而不至于退场和被忘却。这套灾难话语还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重访、祈祷和纪念,才能强化其对群体成员的身份规训。周期性的纪念话语曾经高度依赖宗教、民俗或政治仪式,而今则依托于大众媒体的日常展演。

隐喻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话语形式之一,以基础而隐蔽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全国媒体的纪念话语种类纷呈,但从概念隐喻的视角观之,却集中为战争、家庭、方位、人体等四类隐喻形式。在灾难日渐远去的现实背景下,重新编织的纪念话语将灾难重构为一幅以国家和党组织为核心的防御战争。它褪去了天灾突降时的惶恐、混乱、伤亡、绝望,也淡化了应对灾难时的感动、悲壮与人性之光芒,而是成为组织效力和国家权力展演的载体。家庭隐喻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在灾后的特殊秩序中得以打破日常秩序中的地域、阶层和个体间隔阂,将一地的自然灾害放大至整个民族层面,从而铸造出“国是家”的新秩序想象,允许乃至赞美公权力对私域的接管。而灾后十年的历程则由方位隐喻统摄入进步主义话语之中。作为“元年”和“起点”的地震,在“向上”“向前”的话语逻辑下,裹挟着历经伤痛的人们前行在奋斗的路上。任何的停留与回望,徘徊和哀悼,质疑或反思,都是落后的;进步主义的纪念叙事中并没有它们的容身之所。从“满目疮痍”到“涅槃重生”,媒体通过人体隐喻完成了灾后重振的事实建构,并且通过潜移默化的情感动员,逐步夯实由战争、家庭、方位隐喻所构筑的家国“共同体”。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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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刘子琨,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闫　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6-0068-12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RMXY2018C007)

DOI：10. 14086/ j. cnki. xwycbpl. 2019. 06. 007

收稿日期：2018-12-07

编辑：翁祺 

审核：刘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