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孔坚：新上山下乡与西溪南实践
近日，俞孔坚教授作了题为《新上山下乡与西溪南实践》的讲座，此讲座系俞教授在北大建筑与景观学院给研究生开设的《设计实践：乡村与农业景观规划设计》课程内容的一部分。俞教授关于“新上山下乡运动”与遗产村落保护及复兴的论述，详见《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年第7期，现将全文分享。
俞孔坚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
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新上山下乡运动”与遗产村落保护及复兴
——徽州西溪南村实践
经历了30多年快速的城镇化之后，乡村开始大面积凋敝，承载灿烂农业文明的乡村遗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一波不可阻挡的逆城镇化暗流正在涌动，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正在袭来，对遗产村落保护来说，这既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也可能是历史性的大灾难。消极保护的思想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并已经证明注定失败。积极面对挑战，尽快探索新时代的遗产村落保护途径和方法，刻不容缓。面对复杂的乡村社会和经济条件，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并获得解决之策。文章表达了关于“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观点，提出了此背景下的遗产村落保护和复兴的基本工作框架，并以徽州西溪南村为例，总结了近3年实践中的一些有益的经验，为中国正在和即将面临的大量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复兴工作，抛砖引玉。
关键词：
传统村落；乡村遗产；遗产村落；新上山下乡；文化遗产保护；乡村建设
0 引 言
截至2016年11月8日，住建部公布的共4批中国传统村落已经有4157个①。其中，由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文化代表性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共6批、276座。但实际上，中国富有文化遗产的村落何止以百万计！尽管其中的大多数并未得到官方的保护，但它们都有大量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在这里笔者将这些村落泛称为遗产村落。
关于遗产村落的保护、利用和发展问题，近来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文献汗牛充栋。其中大量文献都对保护这些遗产村落发出了强烈的呼吁[1-6]。多年来，老一代学者如冯骥才、陈志华、阮仪山等的开拓性工作，以及大量民间团体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呼吁，加之明智官员的积极推动[7-9]，这些对促进中国官方的遗产村落保护工作，无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学理方面，有学者对一些遗产村落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梳理，包括中国遗产村落的性质以及其价值、分类和评价等[10-19]。学界的基本看法是遗产村落不仅是物质的，也包含丰富的非物质的内容，都应该系统、完整地保护；同时，遗产村落是活的景观，不是死的文物，需要与生活其中的主体统一来研究和认识，需要在发展和利用中保护。
政策法规和机制建设，是建设遗产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基础和关键[9]，这方面中国目前十分缺乏，亟待完善。学者普遍认为：关键是如何处理政府、村民和发展商的关系。政府、村民和发展商都应该发挥各自的作用，互为依存，协同作用[20-24]。研究的问题包括近年来热议的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如何在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发展中应用[25]。
尽管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开发被认为是遗产村落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遭到部分学者的激烈反对[26]；但是关于遗产保护和经济发展，尤其是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的研究仍然是遗产保护和利用关注的重点[27-35]。不同学者由于专业不同，立场方法各不相同，所见和掌握的材料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甚至完全相左——从激烈的反对派，到激进的支持派。
技术方面，遗产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策略、途径以及设计与建造，一直是设计学（建筑、景观和规划）的一个专业重点，部分研究人员把遗产活化作为遗产村落保护和发展的关键策略来探讨[36,37]；许多学者探讨如何用有机更新的方式，将新与旧结合，探讨发展之中保护[38-42]。基于多年遗产村落规划设计实践，俞孔坚等[43]提出了在城镇化过程中，避免简单拆除村落，而是用网络化和拼贴的方法来拯救遗产村落，同时实现村落的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已经有一大批青年设计师，投身于遗产村落的乡村建设工作。不但自己设计，而且自己筹资和经营民宿，进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已经形成了一大批实验成果。有成功，也有失败，值得总结和研讨。
以往关于遗产村落的大量探讨大都把城镇化作为遗产村落消失的一个核心原因，这似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城市化过程本身也是在发展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必然要伴随一种逆向城镇化的现象（原因有多种）。笔者认为，这种逆向城镇化实际上是城镇化的一种高级阶段，在中国经历了一段局部和缓慢进程之后，到了近年将演变为一场不可忽视的、爆发式的浪潮--“新上山下乡运动” [44]。本文在以上综述基础上，将遗产村落的课题放到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发展背景下来进行讨论，并通过徽州西溪南村的一个实践，来尝试为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复兴寻找出路。
① 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村落. [2017-5]. http://baike.baidu.com/item/中国传统村落
1 “新上山下乡运动”及乡村振兴
1.1 “新上山下乡运动”
这里所说的“新上山下乡”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而带来的新的人口流动趋势（不妨叫做“新山乡人”）、新的城乡关系，继而影响新的土地制度、新的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新的乡村景观、新的经济与文化、新的美学，以及新的社会形态。
所谓的“新”是针对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止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旧“上山下乡运动”而言的，它既是一个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逆城市化”过程，更是一场具有中国特有的“乡村城市化”和乡村复兴运动。深刻理解这场悄然到来，但势必成为大潮的“新上山下乡运动”，理解其对中国社会及每个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复兴问题，以及制定合理的方针政策，都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对城镇化的研究相比，学界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上山下乡”这一现象的探讨虽然已经开始，但远没有深入，而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国家现行的一些政策显然与这一必然的趋势相违背，而我们关于乡村建设的理念和规划设计方法都是不成系统甚至谬误百出，以至于造成当今城乡关系中乱象环生，大地生态和文化景观破坏严重，危机四伏。遗产村落面临的挑战尤其严峻，而且，许多地方已然成灾。
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背景是在中国城镇化人口达到半数以上、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快速增长、区域交通的改善以及个体出行能力的飞速提升、城市环境恶化、环境意识和生命健康意识的觉醒、乡土景观特别是传统村落的再发现等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与欧美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二战之后普遍出现的郊区化具有相似的背景，具有世界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人群，以及当代技术特别是高铁和网络的发展，使得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有其独特性。
（1）主体特征：衣锦还乡
延续达20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旧“上山下乡运动”，让整整一代中国城里人、数以千万计的青年，被迫改变生活方式和事业轨迹。而正是这一代人，将成为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排头兵。但这次，他们不是被动的，而是为自由而来，带着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栖居理想，为新生活而来到乡下。
紧随其后的是改革开放后涌入城市的一代人，特别是具有农村出生与生活背景的婴儿潮一代（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乡土情结。青少年时代的农村经历，跨越2个时代（农业、工业）的鲜明的经历比较，在他们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怀旧情结。这个群体有相近的经历和价值认同，数量众多，目前在中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占据关键的和主导的地位。虽然他们已经退休或面临退休，但其生活方式的改变将足以形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新上山下乡运动”。回归田园是他们下半辈子的理想。他们并不是到乡下当农民，而更多的是“衣锦还乡”，或退休养老，或周末休闲。继而，年轻一代的城市白领随之而来，也将在乡村寻求第二家居生活，并将成为新乡村生活的主力军。
（2）新城乡关系：生态系统服务
随着“新上山下乡运动”时代的到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将发生深刻的改变。在旧“上山下乡运动”时代，中国的城乡关系中，城市是消费者，享受食物供应和各种社会文化的服务；而乡村是生产者，主要进行食物的生产。在过去漫长的农业时代，农业对中国GDP的贡献将近总额的90%，即使30年前仍然为30%。而今天，农业生产只占GDP的10%不到。
新乡村将成为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或景观服务（landscape services）的消费场所，而这些服务在当代中国城市中是贫乏和低质量的，包括：干净的食物和水、气候、休闲与精神服务、审美启智。这需要对乡村和乡村生态系统的价值有重新的认识。维护和改善这种景观服务将成为未来乡村管理和设计的核心目标。
（3）新基础设施：时间距离
20世纪初，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城市人向往乡村生活的经典模式，这是建立在蒸汽机和铁路基础上的城镇化，也是城市郊区化的途径；然而，由于小汽车的发展，使田园城市理想变为田园郊区的现实，实际上导致了城市的蔓延。
中国的“新上山下乡运动”应该可以避免这样的蔓延。高铁可以将城乡的时间距离拉近。这就意味着中国有一大批乡村将在“新上山下乡”可及的范围之内，包括旧“上山下乡运动”时代的偏远乡村也有可能纳入瞬间可达的范围之内。
网络的普及和与物联网的结合，使生活和生产的服务变得异常便捷。所以，数以万计的中国乡村将构成吸纳寻求新山乡生活的城市人的“海绵体”。这个“海绵体”的基础设施特征是：快速的区域交通与慢速的乡村基础设施相结合，前者满足逃离和联接城市，后者满足乡村的慢生活需求。
（4）新乡村的形态：插队与拼贴
可以预见，“新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新乡村与美国蔓延式的郊区化有完全不同的形态。中国土地的稀缺性及既定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如果能坚守），使现有村庄将是城里来的新乡民的安居首选。当然，宜居性，包括气候、山水环境、区域交通的时间距离、历史文化与民风将决定村落是否能成为受欢迎的新乡村。
插队和拼贴将成为新山乡人栖居的模式。随着大部分原有乡下人继续进入城市谋生，衣锦还乡的城里人将入驻腾空的宅基。很快，部分乡下的住房价格将堪比城市普通住房。
（5）乡村的复兴：旧遗产与新生活和新经济
“新上山下乡运动”将复兴中国的部分乡村。
经济上，利润微薄的农业生产将与服务业和加工业相结合，产生高附加值的产业链，满足新山乡人的消费需求；而随着新山乡人的进入，以网络经济和设计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城市新经济也将被带入乡村，继而是其他服务性产业，经济得以复兴。近年来浙江兴起的特色小镇，正是这种乡村复兴的表现。
在文化上，中国的新乡村将不同于北美的郊区化社区--在北美，汽车交通连接一个个枯燥的、景观单一的独立家居和封闭式社区，缺乏历史文化的根基，弥漫着浪费型的生活方式和冷漠的邻里关系。相反，中国的郊区将以数以万计的旧乡村为基础发展起来，更像欧洲的乡村。
中国农业文明过程中，旧有的乡绅文化为中国许多古村落留下了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成为社区文化认同的基础，从而吸引新山乡人并使其生活充满诗情画意。与此同时，新山乡人将带来新文化，包括时尚和科技文化，它们与旧有的文化遗产相杂交，从而形成具有时代性又有地方个性的新文化，使凋蔽的广大乡村得以实现文化和经济的复兴。一种新美学、新生活和新文化将在中国乡村繁荣。
1.2 新上山下乡使中国遗产村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上述关于“新上山下乡运动”的描绘，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历史的必然。它将给中国广大乡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变，尤其将对中国遗产村落的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
（1）对乡村土地和财产制度的挑战，特别是乡村宅基地政策的挑战。
同地同权，宅基地的市场化将是必然趋势。而遗产村落大量遗产的确权问题必将影响其保护和利用的工作。
（2）对乡村建设的挑战。
遗产村落从以生产为目标，转变为提供农业生态系统和景观的综合服务为目标。
（3）对基础设施建设方式的挑战。
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方面的挑战。需要让遗产村落满足新山乡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慢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而非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建设。
（4）对社会组织方式的挑战。
“新上山下乡运动”意味着需要建立新的乡村自治和邻里关系，来维护新的乡村秩序。
中国城乡结合部的种种乱象（包括小产权问题），“三农”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乡村整体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遗产村落的凋蔽，乡村风貌和文化遗产的大面积的破坏性建设，泛滥的水利工程和盲目的道路及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决策部门对这一新的城镇化趋势——“新上山下乡运动”的规律缺乏认识，现行法规制度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需求，对乡村的价值缺乏认识及规划建设方式产生严重失误等。因此，我们要充分抓住“新上山下乡运动”之机遇，尽快在土地制度、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理清思路，用积极的态度迎接这场“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到来。
中国乡村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必须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学界必须尽快针对这样的大背景来开展研究，管理部门也必须针对这样大的机遇和挑战，制定有关乡村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及法规。
2 遗产村落保护与利用途径
针对上述“新上山下乡运动”给遗产村落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笔者提出了针对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利用的行动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思想是：面对中国城镇化高级阶段的“新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的遗产村落保护应该走积极利用之路，而非被动保护，要将死的遗产变为活的资产。最终实现中国农业文明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利用，并在当代产生新的价值，实现乡村的复兴。这个框架主要包括6个关键环节。
2.1 秩序重建
引入有情怀和资本的发展商，与当地政府和乡民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新的乡村自治委员会，形成共同管理的机制，共同制定乡规民约；共同讨论规划，审查规划，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风貌的改善，推进村庄卫生及社会秩序的改善。
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又不可回避。无论是搬空村民进行整体旅游开发的模式，还是放任村民自发搞旅游的模式，在当今中国都只能适用于极个别特例。前者导致遗产村落灵魂的丧失，后者则往往导致村里人盖城市风格的房子，遗产村落的风貌迅速丧失。所以，建立一个由政府、村民和投资者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和联合管理社区，重建乡村秩序，是遗产村落保护的第一步。
2.2 本底精读
系统摸清遗产村落的家底，避免无意识的遗产破坏，在此基础上逐步修缮古村落。一个村落一本“书”，这本“书”内涵丰富，由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书写而成，包含关于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科学和艺术的智慧，关于族群或个体的历史和故事，以及关于造田、理水、营居的技术富矿。精心阅读和理解每一本遗产村落的“书”，既是对历史遗产负责，也是面向未来的智库开发。它们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7, 45]。摸清遗产家底，是保护和利用的基础。
2.3 触媒激活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复兴关键之一在于激活[36]。曾经辉煌的遗产村落往往有许多闲置的集体资产，如祠堂、粮库、学校、商店，利用这些资产引入活化遗产村落的“触媒（酶）”，植入有时代特色和活力的文化和产业，特别是创意文化和产业。这些资产的首先利用，可以避免与村民的产权纠葛，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它们是激活遗产村落的关键“穴位”，使沉睡的遗产村落焕发青春，给沉闷的乡村生活带来激情，引发乡村的文化复兴。
2.4 修补利用
每个凋敝的遗产村落有少则三分之一、多则百分之百的废弃宅基地和闲置建筑，部分宅基地可以用来接纳城里来的新山乡人和引入产业，包括民宿和精品度假酒店、艺术家工作室、创意文化产业等。在这里，对遗产的修补和利用技术要求很高，亟待建筑和村落的系统化的有机更新方法论以及相关技术的推广，以实现新形势下传统村落继续保持活力[39]。
2.5 比邻乡居
有限度地引入部分新建民居，接纳新上山下乡人口。除了在旧宅基地上“插队式”地引入新山乡人外，与遗产村落比邻处，可以建设新村民居，以接纳足够数量的城里人安家。这意味着需要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这样的比邻关系，可以在对原有遗产村落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给村民带来服务业的收入以及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有利于带动遗产村落的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
2.6 全域旅游
以遗产村落为依托，发展全域旅游，包括：民宿发展，乡土美食开发，土特产品和乡土非物质遗产的发掘和利用，民俗传承，游览线路的组织和开发，环境解说系统的建立，艺术及设计展览及创意文化和产业的发展与体验，等等。通过遗产与新生活、新经济及新文化的联姻，带动遗产村落的全面复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全域旅游的概念[46]，这是遗产村落复兴的最终目标。
3 西溪南遗产村落保护与复兴实践
西溪南村位于安徽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人口规模约3 000人，坐落在新安江的上游丰乐河上。离高铁出口黄山北站约3公里，离北京的高铁时间约5个小时；杭黄高铁开通后，离杭州高铁时间约1.5小时，离上海的高铁时间约2.5小时。西溪南村在历史上是徽州地区农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核心，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曾入选第3批“历史文化名村”。但这个号称徽州文化最为丰富的古村落，几年前已经凋蔽不堪，大部分青壮劳力外出务工，村里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大量古民居坍塌弃用。
凋敝的西溪南村和留守老人妇女
基于对新上山下乡的认识，我们认为它将是“新上山下乡运动”和遗产村落保护和复兴实验的首选地。为此，我们通过融资，成立了一个实际的操作平台--“望山生活”。这项实验始于2014年，遵循上述工作框架（本文第2节）开展保护与复兴工作。
3.1 秩序重建
“望山生活”与西溪南镇政府及乡民，通过合约的方式，正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共同管理遗产村落的机制；帮助乡民制定乡规民约，与乡村管理委员会共同讨论规划，审查村级规划，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风貌的改善，并保护了一些被忽略的遗产，如丰乐河水利遗产廊道和水口林等；推进村庄卫生及社会秩序的改善，目前已有显著效果。
西溪南村的村规民约促进乡村秩序重建
3.2 本底精读
西溪南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包括水利、园林、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4类。
（1）水利文化遗产。
西溪南村依丰乐河（在村界内又称西溪）而建。丰乐河源自黄山南麓，是新安江上游的主要支流，水流清澈，是古徽州文明的摇篮；其上建有发达的古徽州水利工程，这些水利工程是西溪南的大门，古徽商的黄金通道，连接着苏州、杭州、扬州这些江南“天堂”，使西溪南成为古徽州最富庶的地方，有“歙邑首富”之美誉，成为徽商历史的重要构成。自宋朝起便兴建起多项水利设施，被誉为“江南都江堰”。现存水利遗产景观丰富，包括河道上的低堰、村中和田野上的水塘、村中的水甽等，以及由水、桥、大树、牌坊或亭台等构成的村落最重要的水口景观。最有特色的水利遗产有雷堨、陇堨、条堨和吕堨4条人工石堰，并形成相应的水甽系统，服务于灌溉和村民的生活。
丰乐河上的雷堨是西溪南村的主要引水系统，始建于南宋祥兴元年（1278年）
西溪南水口景观
西溪南水系统图
（2）园林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徽商将大量财力投入宅院建设，使徽州园林达到极盛，西溪南便是中国古典私家园林的荟萃之地，徽州园林的精巧风雅在这里可见一斑。果园、野径园、钓雪园、高士园、十二楼等古园在河流、枫杨林的掩映下，形成了一幅幅巧妙天成的画图。于是便有了历史上闻名遐迩的丰溪八景--“古桐乔木”“梅溪书屋”“南山翠屏”“轴畴绿绕”“清溪涵月”“西陇藏云”“竹林凤鸣”“山源春涨”。而今西溪南十园中的果园、野径园仍然风韵犹存。而整个村落的街巷和水系及广场上，都有亭台穿插点缀，俨然一座大园林（图 7和8）。
西溪南的“果园”废墟 为明代唐伯虎和祝枝山所规划，占地20余亩
西溪南的园林分布和景观结构
（3）建筑文化遗产。
西溪南的村落结构，总体东西走向，坐北朝南，势如棋盘格局，呈不规则长方形。宽1公里，长2.5公里，昔有“千灶万丁”之称。以街为经，以巷为纬，既东西贯通，又南北畅达。村以3条大动脉为主线，即由丰乐河上的条、陇、雷三堨引入的主要水甽。街依甽而行，屋缘街而建，鳞次栉比，夹峙有度，建筑、水甽、楼阁和广场有机结合，构成迷宫般的街巷。村中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屋阁和绿绕亭，以及大量的明清古建筑，其中大部分已经凋敝。
西溪南建筑遗产分类与分布图
（4）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溪南古徽州文化氛围浓厚，在徽墨、戏曲、雕刻、碑帖上均独树一帜，亦是中国收藏界的圣地；徽州非物质文化与自然人文、物质文化相融合，是彰显徽州文化的“活化石”，其形式多样，涉及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民俗等；围绕西溪南八景的诗画遗产丰厚，包括清代画僧石涛所做《溪南八景》，江南才子祝枝山的八景诗等；历史上的水利和村庄及田亩的管理资料详实，也是极具价值的非物质遗产。
3.3 触媒激活
利用闲置的粮库和小学，首先开办了“土人学社”（Turenscape Academy），开展国际化的乡村设计人才培训，引入新的创意产业文化。近1年来，已经吸引了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布法罗大学等多批建筑与景观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此游学和进行设计课程。当地儿童也被吸引参与其中；同时，政府官员被邀请参加规划设计课程的研讨，激发保护与利用当地遗产的热情；学社还组织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及建筑界的5位院士在内的名家学者在此开展学术报告和论坛，开展了旨在推动乡土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走刘敦桢古建之路”等一系列的文化艺术活动，激活了沉睡和凋敝的遗产村落。
触媒活化：西溪南事记
在旧粮库改造的“土人学社”中进行的建筑界高端学术论坛：“重走刘敦桢古建之路
“土人学社”举办Geodesign国际研究班 哈佛大学教授指导
3.4 修补为用
利用废弃的宅基地和闲置建筑，接纳城里来的新山乡人和引入服务业。得益于安徽省民居保护的“百村千幢”政策，目前已有多户来自深圳等地的“新乡民”在旧宅基地上修复或迁入民宅。目前闲置的乡公所已经被改造为精品度假酒店--荷田里酒店，吸引城市游客，带动当地的服务业，房间供不应求；并为当地居民做一个示范，许多民宿应运而生。
荷田里酒店的设计尊重原有建筑布局和结构，保留了原有的遗产特征，甚至保留了原有的公社食堂锅台。用了“框”“填”和“加”的方法，来修补旧有建筑，实现遗产建筑的保留、再生和再用，令其换发生机。
（1）“框”（framing）。
让旧的材料和物体（包括建筑的砖石瓦片、院中的树木和铺地）都成为新框中的“画”，使旧遗产成为新设计的主题和画面，新和旧相得益彰。
西溪南荷田里精品酒店之“框” 在原有的乡政府建筑基础上改造和再利用
（2）“填”（filling）。
将新的功能填充到旧建筑空间之内，在不破坏原有建筑空间的前提下，改变建筑用途。
西溪南荷田里精品酒店之“填” 通过“填”的策略，将乡政府内部会堂改造成酒店
（3）“加”（adding）。
增加一些满足当代生活所需的元素，包括地暖设施、采光、通风设施等，改善建筑的宜居性。新增部分，无论在材料和设计上都与原有建筑有完全不同的可辨别性，也有可逆性。
西溪南荷田里精品酒店之“加” 通过“加”的策略，增加窗户来改造原有建筑
3.5 比邻乡居
除了在旧宅基地上“插队式”地引入新山乡人外，在对原有遗产村落的景观不造成损害的前提下，新建部分民居，接纳“新上山下乡”人口。用“拼贴”方式，规划新乡村民居和服务设施。目前在村落的西侧和东侧，沿丰乐河分别布局了两片建设用地，功能混合：上游的“仁义寺新村”，以居住和旅游设施为主，引入投资商，在精心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建设，与现有遗产村落形成姊妹关系；下游的特色小镇产业组团则以发展创意产业为主。这2个地块的开发都与村中的“土人学社”相呼应，形成完整的“乡村居住-创意文化-创意产业”链，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图 16）。
西溪南村整体规划方案 保护和修缮并利用遗产村落，同时在其边上比邻发展两片新的居住型当代乡村居住和创意文化产业园区
3.6 发展全域旅游
在上述保护和发展策略的促进下，西溪南的全域旅游活动已经展开。包括通过建立古村落的旅游线路和文化解决系统，促进观光和体验旅游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了村庄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通过发掘非物质文化遗，开发文创产品；通过建丰乐河水利遗产廊道，避免了河道被现代水利工程所渠化和硬化，保住了村口的风水林，并开始形成独特的森林栖居场所；通过接纳“新上山下乡”的城里人在西溪南安居，提升了土地价值，极大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并促进城乡关系的和谐发展。
西溪南遗产村落旅游线路规划
荷田里的“望山生活”和“土人学社”的活动带来了城市里的观光客和栖居客，给村庄带来了活力
西溪南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正得到不断改善
通过近3年的实践，西溪南村这一蒙尘的遗产珍珠，已经日益换发出复兴的光彩。适应“新上山下乡运动”而进行的遗产村落保护和复兴的步伐在此悄然进行。经过实践，我们既看到了希望，同时也探到了一些雷区和障碍。核心的问题是宅基地的市场化。当然，还有其他如上文谈到的一系列挑战。
4 结 语
在近代以前，年轻人通过耕读获取功名，离开乡村，老则叶落归根，诗酒故里，使乡村与城市得以近乎同步的发展，形成健康的循环关系。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人为隔离了这种传统的、有机的城乡关系。耕读为了离乡，但叶落不能归根；乡村的精英只能出去，不能回乡，往日的乡贤不再，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乡村文明日渐衰落，美丽的乡村景观日趋凋蔽。今天，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正值风雨欲来春满楼，主动迎接这一大规模的新生活方式的转变，将是复兴中国遗产村落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出路。
当然，我们不能期望每个遗产村落都能得到保护和复兴。只有那些具有良好区位条件，具有优良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村落，才有机会在“新上山下乡”的机遇中获得新生并可以持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城镇化和紧随其后的逆城市化，给中国遗产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消极对抗或消极逃避都是没有出路的。
[1]刘沛林. 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建立.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35(1): 81–88.
[2]翁泽坤. 谁能拭去伤村之泪——亟不可待的中国传统民居与村落保护.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7(4): 145–150.
[3]冯骥才. 保护传统村落是"惊天"行动. 新城乡, 2014(9): 32–33.
[4]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论坛, 2013(1): 7–12.
[5]刘馨秋, 王思明.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农史, 2015(4): 99–110.
[6]邱扶东, 马怡冰.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综述与启示. 中国名城, 2016(8): 89–96.
[7]仇保兴. 深刻认识传统村落的功能. 人民日报, 2012-11-29.
[8]仇保兴. 调查传统村落底数保护利用遗产资源. 小城镇建设, 2012(6): 16–23.
[9]单霁翔. 乡土建筑保护刻不容缓完善保护体制是关键. [2007-04-13].http://culture.people.com.cn/GB/5613189.html.
[10]常青. 略论传统聚落的风土保护与再生. 建筑师, 2005(3): 87–90.
[11]申秀英, 刘沛林, 邓运员, 等. 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利用价值. 地理研究, 2006, 25(3): 486–494.
[12]王小明. 传统村落价值认定与整体性保护的实践和思考.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4(2): 156–160.
[13]罗德胤.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建立刍议. 世界建筑, 2014(6): 104–107.
[14]刘渌璐, 肖大威, 傅娟. 价值观改变之于历史文化村落保护的规划方法论思考. 华中建筑, 2014(9): 156–159.
[15]孙华. 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行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二). 中国文化遗产, 2015(5): 62–70.
[16]孙华. 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行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三). 中国文化遗产, 2015(6): 68–76.
[17]孙华. 传统村落保护规划与行动——中国乡村文化景观保护与利用刍议(一). 中国文化遗产, 2015(4): 50–57.
[18]李飞, 杜云素. 中国村落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命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2): 41–50.
[19]梁步青, 肖大威.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承载空间保护研究. 南方建筑, 2016(3): 90–94.
[20]吴承照, 肖建莉. 古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策略——以高迁古村落为例. 城市规划汇刊, 2003(4): 56–60.
[21]罗长海, 彭震伟. 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机制探析. 上海城市规划, 2010(1): 37–41.
[22]胡彬彬.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立法建议. 人民论坛, 2015(9): 70–71.
[23]杨贵庆, 戴庭曦, 王祯, 等. 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 城市规划学刊, 2016(3): 45–54.
[24]郐艳丽. 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制度的反思与创新. 现代城市研究, 2016(1): 2–9.
[25]张剑文. 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的PPP模式研究. 小城镇建设, 2016(7): 48–53.
[26]冯骥才. 传统村落何去何从?冯骥才指出十大雷同现状. [2016-11-29].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6/11/26/031356072.shtml.
[27]吴承照. 历史城镇发展的文化经济分析——以平遥古城为例.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14(3): 28–32.
[28]车震宇, 保继刚.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形态变化研究. 规划师, 2006, 22(6): 45–60.
[29]王云才, 杨丽, 郭焕成. 北京西部山区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以门头沟区为例. 山地学报, 2006, 24(4): 466–472.
[30]周政旭. 旅游先导发展与民族文化自觉——贵州少数民族村落保护发展思考. 小城镇建设, 2012(2): 98–104.
[31]应天煜. 中国古村落旅游"公社化"开发模式及其权力关系研究——以皖南西递村与宏村为例. 杭州: 浙江大学, 2006.
[32]程海帆, 李楠, 毛志睿. 传统村落更新的动力机制初探——基于当前旅游发展背景之下. 建筑学报, 2011(9): 100–103.
[33]周叶. 古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实证研究——以徽州古村落为例. 农业考古, 2012(4): 245–248.
[34]李宁, 周勇. 精明增长视野下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 规划师, 2015, 31(s2): 162–166.
[35]李华东. 传统村落:需要的是另一种"旅游". 小城镇建设, 2016(7): 23–26.
[36]罗德胤.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新建筑, 2015(1): 23–27.
[37]戴林琳, 郑超群. 传统村落地缘文化特征及其遗产活化——以京郊地区三家店村为例. 中外建筑, 2016(3): 55–56.
[38]鲍威. 古村落建筑与景观风貌更新设计. 中华建设, 2011(9): 120–121.
[39]陈喆, 周涵滔.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传统村落更新与新民居建设研究. 建筑学报, 2012(4): 109–114.
[40]马航. 中国传统村落的延续与演变——传统聚落规划的再思考. 城市规划学刊, 2006(1): 102–107.
[41]刘肇宁, 车震宇, 吴志宏. 近15年来我国乡村聚落与民居的研究趋向.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2): 102–108.
[42]赵之枫, 王峥. "织补理念"引导下的传统村落规划策略研究. 规划60年: 成就与挑战——201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5乡村规划). 北京: 中国建工出版社, 2016: 800-816.
[43]俞孔坚, 李迪华, 韩西丽, 等. 网络化和拼贴:拯救乡土村落生命之顺德马岗案例. 城市环境设计, 2007(2): 26–33.
[44]俞孔坚. 新上山下乡运动. 望, 2012(1): 152–153.
[45]向云驹. 中国传统村落十年保护历程的观察与思考. 中原文化研究, 2016, 4(4): 94–98.
[46]李金早. 全域旅游的价值和途径. 人民日报, 2016-03-04.http://www.wenkuxiazai.com/doc/7d9fe142dd3383c4ba4cd2e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