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年中委里的女性和少民以蓝党占优？

首先，我来简要讲讲中央委员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有不少读者虽对政治感兴趣，但于某些概念上可能还并不十分清楚。

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相当于强化版的一院制议会。而党的领导地位的主要源泉之一，便是因为其是各级人大里的绝对多数党。人大里的议员（人大代表）们，当然要服从本党的领导，所以多数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自然就成为了中国实质最高的权力中枢。

中共中央，其实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简称，每五年换一次届，内含约两百名委员。中央委员个个身负要职和实职，除了中央各党政机关的首脑外，在地方上一般只有省委书记和省长才有资格标配中委。两百名位高权重的中委不可能经常性地开会决定国家大事，于是，这两百名委员便“选”出了二十余名高级委员负责总揽，称为政……咳咳局委员；而这二十来人也不能时时碰头，于是又“选”出了个位数更高级的委员，称为政……咳咳局常委。（最近俺喉咙不好）

中央候补委员作为中委的补充，有权列席大会，但没有投票权。当有中委因故被除名，候补委员可以按得票顺序递补之。

好，我们回到原题目，回顾一下红蓝分野的历史。

四十年前，太祖逝世，惠帝逊位，中国正面临国家道路的重大抉择。改革与开放，如此石破天惊的概念，即使是强人如太宗临朝，在整个官僚体系中面临的阻力和意识形态上的质疑，也是可想而知的。决心建立一个崭新国度的太宗，首要必须得保证中央集权体制由上而下的畅通，否则政令不出中……地中海，一切构想都是枉然。

因此太宗在掌权之后，渐次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安插进中委里，保证权力中枢得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运转。按照常识来说，任何一个官员都只会为自己的权力来源负责，由A提拔上来的人，当然不能全权听令于B。但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纰漏，即，被提拔者可能会觉得自己完全是因为自身能力才获得如今地位的，从而减弱对A的忠诚度和感恩度。为了防止这种角色的泛滥，太宗所提拔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原处于边缘地带或是“德不配位”的官员，因为这些人会比别人更加明白，若无特殊恩泽，自己是决计无法快速上攀的。于是，右倾干部、团干部、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甚至党外人士，开始挤压革命老将和技术官僚的空间，走向了舞台中心。以妇女干部举例，本届中委里11女10深蓝，少民中委里13人中则9深蓝，候补中概是如此。

人事提拔具有连贯性，徒子徒孙无穷匮也，所以红蓝二分才能以如此泾渭分明的方式超过意识形态的争端，延续至今。再次回到题目。读过我前两周发的《为什么常委里山东人这么少》的人便能明白，我国权力中枢里妇女干部的匮乏，源泉是因为她们在革命中贡献不大。这并不是歧视女性，而是因为我党是枪杆子中出政权，女性极少会亲上阵打仗，且因为历史原因，女性受教育权在新中国建立前受到广泛剥夺，因此她们在智识上的贡献也相当有限。建国初期那些著名的女性高官，除了极少数巾帼豪杰（如史良等），其他人基本都被视为其丈夫或父亲的影响力的延续，少有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

至于少民地区，情况也是相似的，人口上的稀少、地域上的封闭、教育程度的低下和对华夏文明的离心等使得他们同样在革命年代和共和国时期长期居于边缘，多数情况只能以花瓶见长。从上面逻辑也可以推断得出，为什么某少某宽这样令人诟病的政策，会是在二、四代目期间活跃着。

风水轮流转，沧海变桑田。昔日边缘地位的干部们，却没想到自己竟能成为历史转捩的关键角色之一。他们在太宗的布局下拧成一条绳，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舞台中央，成为拮抗保守派和计划经济派的有生力量，组构成中国特色的动态平衡。但，历史的车轮正进行着又一轮的滚动，今年的下半年，看过本文的人会毫不惊讶地发现，中央里不仅女干部和少民干部数量开始慢慢缩水，其他“边缘派”也渐渐回到自己本该的位置上去。窥一斑而知全身，当“政治正确”不再是一面必须的旗子后，新的秩序将会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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