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949年解放了台湾，其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为接下来的文章做个铺垫，今天先来一小文权作零嘴。咱假设一下历史，若建国时台湾同期得到解放，历史的轨迹将会如何运转呢？

对于一个体量较小的省份来说，首先不可忽略某些政治人物对全省重要历史时段的影响。要知道，太祖在渡过海峡前曾钦定了一位台湾省委第一书记，那便是后来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对，就是那位发明方正舒体的舒同。山东读者们看到这里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若是舒同在台湾走马上任了，也许他就不会来祸害自己的家乡了……

于是，若干年后，他的某度百科会是这么写的：

1949年至1960年，舒同任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书记兼台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中共台湾历史大事记》（中共台湾省委党史研究室台湾省档案馆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书，记载了舒同在台湾期间“极左”的一面。

舒同大力推动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台湾的实施，大刮浮夸风、共产风，造成近百万人的饿死惨剧。

反右派中舒同忠实执行反右路线，本来1957年反右已结束了，他又创造性的发明了“整风补课”多打了许多人。在台湾省直机关54个厅局中，有补课任务的厅局有47个，受到重点补课的厅局级干部占21.55%、处级干部占14.17%、县委委员一级的占12.9%、共打右派和开除党籍者万余人。1980年全部“改正”，一个右派都没有。

1958年后，舒同在台湾全省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台中（后来分出了彰化地区）地区尤甚。从1958年1月开始，每天有近万农民外逃行乞，乘小船渡过台湾海峡，造成周边福建、浙江、上海紧张，纷纷上报中央，要求台湾采取措施，不要祸及他们。同年4月，省委发出紧急指示：自去冬以来，全省不少县社相继发生营养性水肿病，在某些地区还有急剧上升的趋势，仅台中地区就达近十万人之多。

1958年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会通报批评台中地区“拔白旗，插红旗”的错误。

1959年9月21日毛主席来到台湾，舒同汇报过去几年台湾绿化造林的成绩时，主席说：“你们年年说植了多少树，造了多少林，怎么我从北京飞来台北，在飞机上看不到？”

1960年10月20日－22日台湾省委举行扩大会议，华东局第一书记到会讲了话并宣布中央决定，撤销舒同台湾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舒同于1961年12月至1962年12月被下放至台湾省花莲县担任花莲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7年夏天，台湾的郝伯村、李登辉等右派牵头，坐火车到西安，将舒同从陕西揪回台湾，批斗了好几个月。

当然，这都是过眼云烟了。至于如今的台湾会是怎样呢？其实我感觉，也许会和辽宁在全国的地位差不多。因为建国前日本留下的大量工农业基础，台湾将会被称为共和国的次子，继而长期被抽血，用于支持全国的工业化。虽然几十年来发展也会很不错，可仍落得一身和辽宁差不多的“陪跑病”，以至于在改革开放期间步履落后于同为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福建。

但也有人认为，台湾本岛几无纵深可言，又是对抗外海岛链的先锋，可能将落得和现实历史中的福建、广西一般的命运，导致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因此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中央会更多强调台湾现代化农业部分的拓展升级，而非工业。以及，美中之间少了一张重要的牌作为缓冲，究竟会让两国龃龉更早地搁置，使得中国更快地倒向美国，还是会敦促美国加大寻找与制造中国战略弱点的力度，使得中国不得已对苏联进一步地妥协呢？蒋介石的流亡或死亡，在国际秩序中是不是又会引发微妙的涟漪？

历史的假设牵一发而动全身，起意若非小品文的构建，实在是一个甚为浩大的工程。现浅尝辄止，抛砖引玉的作用已然达到。欢迎关注树神接下来几天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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