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守住了毛主席晚年多少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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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
一直以来，对于张玉凤，有着很多的文字追踪于她。有党史研究的，有纪实报告的，还有民间演绎天上地下信口开河的文字。对于后者，张玉凤选择沉默，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附会。张玉凤的善良、付出、守纪，是值得我们报以极大尊敬的一个人。
有关她最简单的介绍文字是这样的：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1976年后张玉凤去了哪里，干了什么虽然是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但是，已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玉凤走近毛泽东、守护毛泽东，到最终送走毛泽东，她一直是一个最知情毛泽东的人。
1962年至1970年，从“七千人大会”后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这中间经历了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像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林彪的冲突等等；这个时候的张玉凤，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但作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她一定看到过很多很多。
而1974年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临终，张玉凤已经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了。这期间，中国政治经历了邓小平复出、四届人大召开、江青集团力量坐大和式微、毛远新出任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周恩来病重、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总理人选安排、大量受屈干部的政策落实、军队干部对调、再次扳倒邓小平、天安门追悼周恩来活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毛去世后各派力量的角力、粉碎“四人帮”等等重大事件。
作为机要秘书，张玉凤想不看到什么都难。更何况，毛泽东晚年，他离不开张玉风，毕竟，从1962年起，这位如花年龄的女性就在毛泽东的专列上服务了。可以说，毛泽东想到什么，张玉凤就能敏感地知道一二。毛泽东晚年发音不清楚，但只要他动动嘴巴，发出哪怕几个不连贯的音节，张玉凤基本上就能解读出来。曾经发生过毛泽东与张玉凤冲突后，毛泽东将张玉凤驱逐出去的事。但张玉凤可以走，毛泽东却离不开她，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先自认输了，让汪东兴尽快将张玉凤找回来，并说下了很动情的话：我也这么大年纪了，脾气是有的，难道你的脾气比我还大？也还真是张飞的后代呀！
不能说因为张玉凤对毛泽东的了解太深就真敢与毛泽东叫板对撞，但话又说回来了，毛泽东的晚年脾气大 39 37365 39 14667 0 0 6863 0 0:00:05 0:00:02 0:00:03 6863同于身体健康时期，实在是不大好侍候的。张玉凤能一直随身于左右，帮毛处理好一些别人未见得能代替她处理得好的事——这也是中央为什么做出让张玉凤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重大安排及其理由。
机要秘书是做什么的呢？简单言之，就是毛泽东有关的“机密”、“要件”的转递、落实、存档。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张玉凤成了各派关注的对象，连江青这种什么人都看不起的角色，也不得不小心地求助于张玉凤，尽量地巴结“小张”，包括用一些女人之间的小恩惠小手段。当然这也无可厚非。但由此可以见出张玉凤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份量。曾写过一篇《毛远新“贪污”过毛泽东的谈话吗》，结论是不曾有过“误传圣旨”的过错，这中间就有着张玉凤的工作勤恳敬业等因由，因为是她对毛泽东任何谈话语音和文字文本的执着追索，没有给他人留下其他发挥的空间。
张玉凤没有主动做过影响毛泽东决策的任何“进言”，这是一种操守。她所做过的一件让她后来还感到害怕的事就是在长沙“批走后门”事件的代毛圈阅。其它，张玉凤守住了本色，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不参与，并不代表不知情。有关中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死留下的蹊跷、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之有无、林彪事件、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王洪文的升迁沉浮、康生其人及其状告江青、毛泽东眼里的邓小平、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毛远新在毛泽东的住室里谈话的全部、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华国锋的政治和战略考量、毛泽东为什么不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天安门悼周时毛泽东在病室里的所有情形等等。
张玉凤说出实情：看毛主席临终前的惊人举动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过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毛主席强调要年轻人学外语。1972年基辛格来时，毛主席对他说，我给你们送一批人去学习，不仅有二十几岁的，也有十三四岁 的，每年派一批去，让你们来培养，过几年我们再收回来。你们敢不敢要？基辛格当时感到非常意外，这也令在座的中方人员感到十分震惊。可见，毛主席当时就高 瞻远瞩地预见到了学习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性，感到这将是一个大趋势。而现在，学外语、出国留学，都已成了一股风气了。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患病程度不同。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待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去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他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 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您今天休息得怎么 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 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您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
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 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医生们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1966年9月，由于丰 泽园旧居需要维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里的一间休息厅内，里面放着一张床，两个沙发，还有几个摆满了书的书架，挤得满满的。谁也没有想到，他 这一住就是十年。）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白内障 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 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扎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
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 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京剧的分支）演员蔡瑶诜唱的 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 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 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 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
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
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把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给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 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 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 的视力。
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 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慢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 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 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 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 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 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
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 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 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 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 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 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本人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 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发生的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
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 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是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 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 头脑并不糊涂。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 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 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
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时，他是这样；这次地震时他依然是这样。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 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您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掉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 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
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作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 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他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 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 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 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 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 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我们没给他做新衣服，他穿的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但必须有他 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 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 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主席晚年头脑很清醒，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医生每次给他量血压，他都能算出高压和低压之间的差距，他还知道上次血压和这次血压之间的变化。他的女儿李敏 （贺子珍所生）在他病重期间一直在他的身边。他曾把李敏叫到他床边坐下来，为她算出她出生的年、月、日以及她当时的年龄。在他弥留之际，当多位在京的政治 局委员来看他时，他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并与他们一一握了手。在与叶剑英握手时，他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他说不出来，他把叶剑英的手握住了好长时间。因 此，说他老人家晚年头脑糊涂，我是不相信的。
在毛主席革命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 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 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所知道的毛主席的部分真相，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我们不应该为政治所左右来看待毛主席，要把事实告诉人民。我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的见证人，有责任把真实的毛泽东告诉人民，这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