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一日的讲话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十二日）

一 一月十一日的讲话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

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 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

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 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 

红安县搞实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 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 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

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干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

如果当时不提反 “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 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 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 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

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董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 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 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 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

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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