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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上)

毛选学社 2023-07-10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上)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三十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次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做报告的人来没有? 做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 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

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

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 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吗!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异的民族,可是钢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做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

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 (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瓦电力(现在是四百万瓦),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 《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卑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 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

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 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卑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但是不能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

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

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 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

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

伤心哉, 秦欤,汉欤,近代欤?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

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偏听偏信,好大喜功,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 五条罪状。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过去好,我就喜欢, 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董,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董。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嘛,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 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

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 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

邵先生六道讲的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 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

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 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

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 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 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

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

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 军又回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

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砂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要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

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 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

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 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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