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三月一日、五日）

背景这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多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同志在这部重要著作中总结了我们党从1958年开展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对“五风”应当坚决批判，并规划了1959年及之后大跃进的主要任务。 

三    二月二十八日的讲话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

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

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九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

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

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

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

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

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

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

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

现在社办工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

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

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做，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

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

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

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四年，五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

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合理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

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能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

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

这样一来，共产之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

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

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四、五、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

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五、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

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

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做。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

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

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

工业方面多了20—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

山东历城十二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十三人脱产，十五个管理区每区五人，154个生产队每队三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

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一万一千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

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的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

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九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

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做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

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同志们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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