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

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

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

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

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

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

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五十五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

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

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

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的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

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找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二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己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

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几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

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验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

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二、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的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

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

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

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一九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猜你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