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两次讲话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三日）

背景本篇一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

研究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

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

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

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武昌会议的决议，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

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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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讲解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以前的事。

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

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

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

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

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会搞翻的。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

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清楚。

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当时立三路线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

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

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

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

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

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

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

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

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

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

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

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

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

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

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

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

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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