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俊丨吐谷浑喜王慕容志墓志及相关问题

作者简介

李宗俊，1970年生，甘肃武威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北朝隋唐史。

内容摘要：已经公布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为唐代吐谷浑史又添一重要史料，但已有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该墓志为吐谷浑王室子弟称王现象又添一证，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又一物证。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与其父兄“拔勤豆可汗”的称号皆可考证。志文明确记载慕容智所葬之地为“大可汗陵”，此处也是吐谷浑王室多位成员的墓地所在。探明“大可汗陵”所指与解读吐谷浑王室的凉州情节，必须与历任吐谷浑可汗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结合起来，亦必须与吐谷浑投唐之际的唐蕃关系结合起来。

关键词：慕容智墓志；吐谷浑王号；凉州吐谷浑墓；唐蕃关系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召开了“‘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议”。会议当天，光明网、观察者网、中国甘肃网等作了公开报道。其实，该墓葬的挖掘简报已经刊发在《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1]，同期还刊发了两篇相关研究文章[2]。但相关文章对志文释录和断句多处有误，加之相关史事亦有进一步阐释之处，故谨撰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据报道可知，该墓志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9年9月在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一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的。在距该墓东北约15公里的武威市凉州区青咀湾和喇嘛湾一带曾经发现多方唐代吐谷浑王室成员墓葬。据报道该墓葬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据简报，墓志由盖、志两部分组成，青石质，正方形。志盖盝顶，底边长 54.5、宽 54.2、顶边长39.6、 宽 39.6、厚 8.8 厘米，正面中间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周围饰以缠枝卷草花卉纹。墓志边长 53.7、厚 9.2 厘米。正面楷书志文，20行，满行21字，共刻392字。从简报所附志文照片来看，志文刻写清晰，保存完好。其中“天”、“地”、“日”、“月”、“年”、“正”、“授”等为武周新字。左侧面纵刻两行文字或文字形符号，其中部分符号具有和汉字相同的偏旁部首，或偏旁部首的组合体。尽管史籍中并无见吐谷浑有本民族文字的记载，相反却记该民族“自吐谷浑至叶延曾孙视罴，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马、博士皆用儒生”[3]。但经本人考察，似乎又并非道教符咒。而且据前引学者研究，从字形上来说，这些字符与契丹大字最为接近，就字意来说也与契丹大字有相似之处，则是否为魏拓跋鲜卑部早期所创之鲜卑文字，或吐谷浑人自创的文字[4]，可能价值极大，有待深入研究。

为便于下文引述，兹将志文重新释录、标点如下：

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府君墓志铭并序王讳智，字哲，阴山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也。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 ；方礴凝形，玉塞列藩维之固。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贵诗书，践仁义，则王家之生常矣；廓青海，净湟川，率荒陬，款正朔，则主家之积习矣。故能爪牙上国，跨蹑边亭，控长河以为防，居盘石而作固。灵源茂绪，可略言焉：祖丽杜吐浑可汗。父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跋勤豆可汗。王以龟组荣班，鱼轩懿戚，出总戎律，敷德化以调人；入奉皇猷，耿忠贞而事主。有制曰：“慕容智，鲜山贵族，昂城豪望，材略有闻，宜加戎职，可左领军将军。”俄加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望重边亭，誉隆藩邸。西园清夜，敬爱忘疲；东阁芳晨，言谈莫倦，诚可长隆显秩，永奉宸居。岂谓齐桓之痾，先侵骨髓；晋景之瘵，已入膏肓。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礼也！上悬乌兔，下临城阙，草露朝清，松风夜发。泣岘山之泪隋（堕），悲陇水之声咽。呜哀哉！乃为铭曰 ：丹乌迅速，白兔苍茫。两楹流奠，二竖绖殃。崩城恸哭，变竹悲伤。一铭翠琰，地久天长。

案：《考古与文物》已经刊发的有关研究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如“正朔”之“正”为一武周新字，误释为“缶”；“藩邸”之“邸”为一异体字，误释为“邦”；又将“二竖”之“竖”，误释为“鉴”；将“绖殃”之“绖”，误释为“经”。另外，“浄”为“净”的异体字，“欵”为“款”的异体字，“隋”应为“堕”之误刻，应一并以现行正字录文或说明。至于断句错误处，恕不一一。

一、志文释义与志主生平

志文撰写典雅，多处用典。所谓：“原夫圆穹写象，珠昴为夷落之墟 ；方礴凝形，玉塞列藩维之固。”圆穹即穹圆，为天空。写象，即天象。珠昴，昴为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四宿。夷落，古称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这里均指吐谷浑所处的西方。“方礴”代指大地，“藩维”即藩国，均言吐谷浑曾为唐朝稳固的藩国。

继之称：“其有守中外，沐淳和，贵诗书，践仁义，则王家之生常矣；廓青海，净湟川，率荒陬，款正朔，则主家之积习矣。”净，本义春秋时鲁国北城门争门的护城河。荒陬，荒远的角落。“款正朔”，原“欵”实为“款”的异体字。正朔，帝王新颁的历法，古为政权的标志。此句是说，志主一家在文化上早已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在地域上曾经以青海为城郭，以湟水为护城河，霸有西戎而款附内地，已经接受了唐朝的统治。进而称其“故能爪牙上国，跨蹑边亭，控长河以为防，居盘石而作固”，也是言曾经作为藩国的吐谷浑政权，曾控制青海、河源地区，有固守唐朝西疆的辉煌历史。

又称：“王以龟组荣班，鱼轩懿戚。出总戎律，敷德化以调人。入奉皇猷，耿忠贞而事主。”龟组与鱼轩，指的是唐代的章服之制，《新唐书·车服志》记，唐朝初年规定京官五品以上才佩带鱼符，而且鱼符皆配有鱼袋，武则天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赦文：“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5] 。到了武则天改唐为周后，又改鱼符为龟符，“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内外官所佩鱼为龟。”[6]  此处言作为唐朝官员与皇家懿亲的志主佩带金龟、鱼袋，列班宿卫，无比荣耀，出外将兵能以德服人，入京宿卫能忠诚侍主。

对于志主源出，志文称：“鲜山贵族，昂城豪望。”鲜山即鲜卑山，为鲜卑族的发源地，在今大兴安岭一带。《唐慕容轮墓志》亦称其家族：“鲜卑之山，发其原也。”昂城，又作昴城，是吐谷浑初到河陇时疆域控制之地，在今四川西北阿坝一带，《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遂从上陇，止于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7]。这里均代指志主为吐谷浑王族，出身高贵。

至于志文盛赞志主所谓：“西园清夜，敬爱忘疲，东阁芳晨，言谈莫倦，诚可长隆显秩，永奉宸居！”西园，指皇家驸马所居之地，如北宋画家李公麟与文人雅士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作客聚会，乃乘兴作《西园雅集》。因志主父为唐朝驸马，这里代指志主父母居住处。东阁，指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李商隐《九日》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宸居，指帝王居住的皇宫。这里指志主在家侍亲孝，在朝受恩宠，正可荣耀为官，忠诚侍卫皇宫，遗憾英年早逝。

对于志主去世，志文所谓：“岂谓齐桓之痾，先侵骨髓；晋景之瘵，已入膏肓。”前句为引《史记》扁鹊见蔡桓公的典故。齐桓公因不听扁鹊有病要及时治疗的建议，以致于延误至病入骨髓，无可救药。后句引《左传》春秋时期的晋景公请秦国名医医缓医病的典故。医缓前去看过后认为：“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这里是借用这两个典故，说明志主因病不可救治而终。

又所谓：“上悬乌兔，下临城阙，草露朝清，松风夜发。泣岘山之泪，隋（随）悲陇水之声。”这里的“乌兔”，以及铭文之“丹乌”、“白兔”分别代指日月，神话传说月上有月兔，而太阳是三足金乌所化。岘山，在襄阳，西晋羊祜镇襄阳时，常登此山，置酒吟咏。陇水源出陇山，古诗文中常代指分别、思念之处。这里以“泣岘山之泪”与“陇水之声”，借指志主去世与亲友的哀痛与思念。

对于志主生平事迹，志文称：“王讳智，字哲，阴山人。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也。”阴山，即今蒙古高原之阴山。《慕容忠墓志》亦称：“王讳忠，阴山人也。”[8]  阴山本是漠北的一个地标，汉魏以来成了漠北草原民族的一个标签。以鲜卑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往往都以祖籍阴山，或以阴山为郡望。吐谷浑王室数代如此自称，既是他们对于鲜卑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是该族对于北方草原生活的历史记忆。称“拔勤豆可汗第三子”，下文又称“父诺曷钵，尚大长公主，驸马都尉”，志主父为吐谷浑王诺曷钵，但其母是否为诺曷钵的正妻弘化公主，志文没有明言。因志文称“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武周天授二年为公元691年，则其应出生于公元650年，为唐高宗永徽元年。在其出生时正值吐谷浑诺曷钵政权在唐王朝的扶植下在青海、陇右统治时期。结合史传与墓志，迄今可知诺曷钵子嗣至少应有五人。《新唐书·吐谷浑传》记长子苏度摸末，尚金城县主[9]，而据《金城县主李季英墓志》[10]，慕容忠亦尚金城县主，则苏度摸末与慕容忠应为同一人，其生于贞观二十二年（648）。次子为梁汉王闼卢摸末，尚唐金明县主[11]。三子为志主喜王慕容智。据《弘化公主墓志》知第五子为慕容万。第四子尚不能确定为何人。

对于志主的官履，从志文引朝廷昔日为志主下发的任官诏制看，最初所授的应该为左领军将军，之后才相继加守左玉钤卫大将军与云麾将军。志主去世之际，志文标题称：“大周故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云麾将军唐宋定为武散阶。《新唐书·百官志》：“（兵部）武散阶四十有五：从一品曰驃骑大将军……从三品上曰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12]  左玉钤卫，为唐初左领军卫所改，《唐会要》：“左右领军卫：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戎卫。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复为左右领军卫。光宅元年，改为左右玉钤卫。神龙元年，复改为左右领军卫。”[13]  具体建置与职责，《新唐书·百官志》记：“左右领军卫：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同左右卫……凡分兵主守，则知皇城西（四）面助铺（辅）及京城、苑城诸门。”员外置，即员外置同正员，在定制以外所任官员，称为员外置。结合志文后称“永奉宸居”句，志主生前作为左玉钤卫大将军，为宿卫京城皇城的府兵将领，又因为蕃族子弟而“员外置”，且加散阶云麾将军，可知临终之际因外出将兵，实际任职在灵州。在府兵制下，吐谷浑王室所任之十六卫之职实为唐朝廷为笼络他们而给予的荣誉性职位，担任此职往往在宿卫京城的名义之下，时刻处于皇室及其它诸卫之长的监控之下。

二、志主父祖及本人王号

前文提及，志文谓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丽杜吐浑可汗不见史书，但因志主父为诺曷钵，则其祖丽杜吐浑可汗即为隋唐之际的吐谷浑王慕容顺，唐朝曾颁诏“封顺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14]。另外，上引《慕容忠墓志》却称“祖特丽度许符别可汗”，“丽度”与“丽杜”显然是一个读音，应即“吕乌甘豆”的促读。至于“趉胡”与“特”，读音应该是可以勘同的，“特”应为“趉胡”的促读。其实古代文献上记载的吐谷浑、吐浑、退浑、趉胡之名，都是同一民族名称的不同音译，吐谷浑与土胡、土护在语音上完全对应。据研究，“趉胡”即吐谷浑、吐浑、退浑的异译，“趉”，《通典 》注其读音为“巨屈反”，应即“吐谷”、“退”、“吐”的异译。“胡”即“浑”的异译。而“吕”，按今土族语读如“尼”[ni]音，今土族语吕姓即读“尼”音可证，[ni]为名词数格，相当于汉语的“的”。而“乌甘豆”，“豆”为程度副词，今读如“莫干特”[mergantei]，有英明的、智慧的、善巧的等义。全句意译可为“吐谷浑英明的可汗”[15]。

志文称志主父诺曷钵，又称为“拔勤豆可汗”。对于诺曷钵此王号，史书却均记为“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加之上引志主长兄《慕容忠墓志》亦记：“父诺曷钵，青海国王、驸马都尉、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显然史书所记“拔勒豆”应为“拔勤豆”之误。“拔勤”与“特勤”读音很近，古代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政权常呼可汗的弟弟或王子，甚至可汗的家人为“特勤”。韩儒林先生早年指出的《旧五代史》回鹘有“狄银”，《辽史·百官志》有“惕隐”，元代有无数的“的斤”，皆“特勤”之异译[16]。另外，今又请教吕建福先生解释，“拔勤豆”，应为今土族语[bayietie]的音译，意为喜悦的、喜庆的、喜乐的，指人的有乐观、豁达的性格。而乌地也，应该是今土族语的[merganni]的音译，意为英明的，为“乌甘豆”的异译，“也”为介词“的”，今读“尼”、“聂”。敦煌藏文作maga，汉译莫贺，也是“乌地也”、“乌甘豆”的同音异译。则乌地也拔勒豆可汗，应为英明、快乐的可汗之意。而此似乎又与之后唐朝为安置吐谷浑王室之“安乐州”的名称相一致。

对于志主祖慕容顺与父诺曷钵，史书记载甚明。慕容顺为吐谷浑王伏允长子，隋末在炀帝降服吐谷浑以后，伏允以其长子顺为质于隋。但在李唐占据关中以后，曾随炀帝车驾至江都的吐谷浑王子顺回到长安，唐高祖李渊为了联合吐谷浑铲除盘踞凉州的李轨政权，于是“乃约伏允和，令击轨自效，当护送顺”。后来在伏允出兵帮助之下，李轨政权被成功铲除，伏允“即遣使请顺，帝遣之。顺至，号为大宁王”[17]。

唐朝初年，吐谷浑与唐关系紧张，直至贞观九年（635）唐朝派李靖、侯君集等率大军征讨。因慕容顺为质于隋期间，伏允立顺弟为太子，慕容顺回国以后心怀不满，就在唐军出兵吐谷浑期间，“自以失位，欲以功自结天子，乃斩天柱王，举国降”[18]。后伏允兵败而死，吐谷浑国人立顺为君，称臣内附，唐朝诏封西平郡王，号趉胡吕乌甘豆可汗。但随之，因“顺久质华，国人不附，卒为下所杀，立其子燕王诺曷钵……诏封诺曷钵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勤）豆可汗”[19]。随后诺曷钵入唐致谢并请婚，唐朝以宗室女为弘化公主嫁于诺曷钵。

至此可知隋唐时期的几位吐谷浑可汗王号：志主曾祖伏允为步萨钵可汗，志主祖父慕容顺为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又称丽杜吐浑可汗或特丽度许符别可汗），志主父亲慕容诺曷钵为乌地也拔勤豆可汗。在吐蕃北扩而吐谷浑王室被迫迁至灵州以后，诺曷钵的可汗称号又被其嫡长子慕容忠所继承，上引其墓志称“童年入侍，后加镇军大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袭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

除了以上吐谷浑语的王号外，他们还得到中原王朝封授的郡王或王的爵号。从慕容顺开始，唐朝册封吐谷浑王以郡王称号，前引史书称吐谷浑国人立顺为君，称臣内附以后，获唐朝“诏封西平郡王”。随之在慕容顺被杀以后，史书载：“诺曷钵幼，大臣争权。帝诏侯君集就经纪之，始请颁历及子弟入侍。诏封诺曷钵河源郡王，号乌地也拔勒（勤）豆可汗，遣淮阳郡王道明持节册命，赐鼓纛。诺曷钵身入谢，遂请婚，献马牛羊万。”[20]  但从史书另有两处记载可知，册封诺曷钵河源王是在贞观十年（636）三月，而诺曷钵来唐朝觐是在该年十二月。《资治通鉴》贞观十年明确记：“三月，丁酉，吐谷浑王诺曷钵遣使请颁历，行年号，遣子弟入侍，并从之。丁未，以诺曷钵为封河源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21]。《旧唐书·太宗纪》又有记：贞观十年（636），“十二月壬申，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诺曷钵来朝。”[22]  二书记事先后衔接，诺曷钵获封河源王是在贞观十年三月无疑。

到了吐蕃北扩以后，为了联合并激励吐谷浑抵抗吐蕃进占青海、陇右，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又更封诺曷钵为青海王，史书明确记：“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王慕容诺曷钵为青海王”[23]。从“河源郡王”到“青海国王”，爵位从郡王跨越到了国王，亦即诸侯王，已为唐朝藩王封号，亦所谓异姓王，等级上明显高于郡王，唐制王爵为正一品，郡王为从一品。正因此，前引《慕容忠墓志》也称其父祖“并军国爪牙，乾坤柱石，忠勤克著，异姓封王”。而《慕容威墓志》更为明确称：“惟贤曾祖钵，尚太宗文武圣皇帝女弘化公主，拜驸马都尉，封河源郡王，食邑三千户，寻进封青海国王，食邑一万户，特赐实封三百户”[24]。可见，唐代郡王与王，二者从礼仪等级到食邑、实封，都是有明显的区别变化。

诺曷钵所封“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的称号，为其后四代子孙先后承袭，分别为慕容忠、慕容宣赵、慕容轮、慕容复，一直传到贞元年间慕容复死后才停封。史书记：“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未几，卒，其封袭遂绝。”[25]  可见这一爵号非吐谷浑王室自称，而是唐朝廷所实封、实授，并一直为入唐吐谷浑王室所独有，到了贞元年间吐蕃威逼唐京畿之际，吐谷浑王室衰微，实际所统部落人口十分有限，吐谷浑王室的藩王封号已经名存实亡，唐朝廷才停其封袭。

除了志主父祖之可汗与王爵称号外 ，志主兄弟之王号也是引人注意的。志主为“喜王”，志文标题称“喜王慕容府君”，但志文所引朝廷诏书却不称其为王。按理说，诸侯王、藩王之下还可以封郡王，所谓“喜王”应该为郡王，但实际情况应该是唐朝并未曾颁册实授，实际只是在吐谷浑蕃部落内部施行。对于吐谷浑蕃部落内部封王、封公主的现象，周伟洲先生曾指出：“‘成月公主’之封号，并非唐朝所封敕，正如前述诸志所记‘政乐王’、‘辅国王’、‘代乐王’封号一样，均为吐谷浑本藩所自封。”[26]  事实的确如此，慕容智之后的吐谷浑其他王子墓志亦有反映，如《慕容明墓志铭》就明确称其“年五岁，以本蕃号代乐王”[27]。《慕容曦光》墓志称其“年甫三岁，以本蕃嫡孙，号观乐王。年十岁，以本蕃嫡子，号燕王”[28]。

其实，吐谷浑内部封王的历史由来已久，如早在吕夸[29]时期的广定王、钟留王、龙涸王、浑洮王、赵王、定城王、嵬王，伏允时期的仙头王、尊王、高昌王、大宁王、天柱王、大宝王，诺曷钵时期的成王慕容忠、梁汉王闼卢摸末、喜王慕容智、宣王慕容万、元王慕容若。吕夸与伏允时期，因中原战乱或分裂，吐谷浑王趁机称可汗，子弟封诸王，明显是僭越和自大，中原王朝亦无可奈何。但客观来说，这也是吐谷浑王国政权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完善其中央政治制度的一种反映，从伏连筹时期，其政权建设“准拟天朝，树置百官，称制诸国，以自夸大”[30]，到吕夸时期，其个人“始号可汗”，其“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31]，显示出其政权的日益强大与政治制度的日趋完善。但自从诺曷钵归附唐朝以后，其本人授封王爵号，已经是唐朝羁縻控制与应对时局的权宜之计，但对其子弟不见唐朝有明确封郡王之例，可见自诺曷钵以后，吐谷浑子弟称王，仅仅只是其蕃部内部封王的一种延续，并未得到唐王朝册封与实授，加上其原有权威的丧失，这种内部封王，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所以从慕容忠承袭可汗之后吐谷浑王室子弟已经不见有称王的现象。

三、吐谷浑王室墓地与他们的凉州情节

对于慕容智去世及之后的葬地，志文谓：“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志主天授二年三月去世于灵州后，应该先是暂寄灵柩于灵州，也就是古人所谓殡厝于灵州，直至九月五日又迁送至凉州南山正式下葬，所以称“迁葬”。

对于《慕容智墓志》所谓其葬地之“大可汗陵”所指尚不能确知，但就目前发现的甘肃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来看，该区域应该是一个家族墓葬地，墓葬共同位于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慕容智墓葬的发现地点在岔山村，志文称之为“大可汗陵”，而其他墓葬的发现地点在青咀湾、喇嘛湾，墓志中称之为“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或“凉州神乌县天梯山野城里阳晖谷”[32]，两地距离相差15公里，显然包括慕容智在内的众多王室成员墓大都算是归葬祖茔。那么，所谓“大可汗陵”究竟为哪位可汗的陵墓呢？

史书记吐谷浑主称可汗是从吕夸开始的，吕夸时期，“始自号为可汗，居伏俟城……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33]，虽与北周、隋比邻，但其国力强盛，政局稳定，并未受中原封号。也因此，其薨后之陵墓不可能远离吐谷浑的中心地，而应该与其前吐谷浑诸王陵一样，在吐谷浑的中心地青海、河源地区，而不可能在远离其中心地的凉州南山。

吕夸之下为世伏，史书记开皇十一年（591）：“吕夸卒，子世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34]。开皇十六年（596），隋朝又“以光化公主妻伏……明年，其国大乱，国人杀伏，立其弟伏允为主。使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35]  吐谷浑可汗世伏，开皇十六年尚隋光化公主，次年被杀。因内乱被杀，应该是被杀于内，且被杀后由其弟伏允继位，则其陵墓应该也是在青海、河源地区。

再考察伏允与其子顺，其父子先后继承吐谷浑可汗，但最后都是在动乱之际，分别被杀或被迫自杀，而且时间都在贞观九年（635）至贞观十年之间。背景是隋唐之际，吐谷浑叛服无常，“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36]，最终贞观九年唐朝大军出征。《旧唐书·吐谷浑传》先是记：“伏允西走，渡图伦碛，欲入于阗，将军薛万均率轻锐追奔，入碛数百里，及其余党，破之。碛中乏水，将士皆刺马血而饮之。”后又记：“伏允大惧，与千余骑遁于碛中，众稍亡散，能属之者才百余骑，乃自缢而死”[37]。可见伏允最后被唐薛万均督帅的锐骑所破，被迫自杀于碛中（《通鉴》与《唐会要》记为被左右随从所杀）。而所谓“碛”，应该就是史书前面所提的图伦碛。因其地在通向于阗的道上，所以必指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可见，从伏允逃遁的方向与史书明确记载的自杀地点，都远离凉州，所以最后也不应该葬在凉州南山。

伏允被迫自杀以后，伏允长子慕容顺斩杀因干政而倾向吐蕃的天柱王，举国降唐。在唐朝的支持下，吐谷浑国人立顺为君，称臣内附。唐朝诏封顺为西平郡王，仍授趉胡吕乌甘豆可汗。唐朝还一度派遣李大亮率精兵镇抚，帮助其稳定政局。但史书随之记：“顺既久质于隋，国人不附，未几为臣下所杀。其子燕王诺曷钵嗣立。”[38]  由此可知，顺被国人所杀是在他已经成为吐谷浑可汗以后，当时吐谷浑并没受到外来势力的进攻，其控制的中心地区还是在青海、河源地区，被杀后应该也是不会葬在远离吐谷浑中心地的凉州南山。

慕容顺之下继承吐谷浑汗位的是志主父诺曷钵。志主去世下葬的时间为武周天授二年（691），该年四月起武周年号改为如意，九月又改为长寿，一年用了三个年号，志主为该年三月二日去世，所以称“天授二年”。其父诺曷钵，史书明确记载：“垂拱四年，诺曷钵卒，子忠嗣”[39]。诺曷钵卒于武则天执政的唐垂拱四年（688），早于志主去世时间三年。诺曷钵去世之际，吐谷浑王室已经迁居灵州十余年，但既然慕容智去世后为归葬祖茔，则早于其去世的乃父诺曷钵应该也是葬在这里。之后志主兄慕容忠继承其父诺曷钵汗位，薨后也是葬在这里，但去世时间到了圣历元年（698）五月三日，比志主慕容智还要晚几年，显然所谓大可汗陵不可能是其兄慕容忠或之后继承吐谷浑可汗者的陵墓。尤其重要的是，作为诺曷钵王后的弘化公主，于圣历元年五月三日薨后的墓也在这里，出土的其墓志云：“以圣历二年三月十八日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而且明确称：“吾王亦先时启殡，主乃别建陵垣。异周公合葬之仪，非诗人同穴之咏”[40]。显然因诺曷钵薨后先葬，所以公主薨后为之别建陵垣，两人并非合葬或同穴而葬，但二者应该相距不远。再从诺曷钵在位的时间与当日之威望来看，从贞观十年（636）就任吐谷浑可汗，至龙朔三年（663）出走凉州，诺曷钵作为吐谷浑可汗在其国中心地青海、河源地区实际统治了整整27年。又从龙朔三年（663）出走凉州，直至垂拱四年（688）薨逝，尽管吐谷浑旧地在吐蕃的扶植下又设了吐谷浑傀儡政权，但作为名义上的吐谷浑可汗与吐谷浑流亡政权的元首，诺曷钵又居汗位25年，前后共计在位达53年之久，是吐谷浑诸可汗中统治时间比较长的一位可汗，算得上是一位大可汗。如此看来，所谓“大可汗陵”应该就是诺曷钵的陵墓。

那么，诺曷钵薨后，会不会归葬在青海、河源地区呢？其为何要葬在凉州南山呢？或者说其与整个吐谷浑王室成员对凉州南山地区的历史情结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还必须从吐谷浑投唐前后的历史去考察。贞观九年至十年（636），慕容顺被杀以后，贞观十年在唐朝的支持下，吐谷浑继而立其子燕王诺曷钵为可汗。史书记，当时“诺曷钵年幼，大臣争权。帝诏侯君集就经纪之”[41]。这时候吐谷浑内部，不仅仅是因诺曷钵年幼，重要的是吐谷浑内部矛盾复杂，各大臣贵族不仅在内部利益有矛盾，关键的是这时候的吐谷浑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存在很大分歧。这时候其对外关系，不仅存在是否亲唐的两派，而且又出现了亲吐蕃的一派。因史书记载，就在贞观十四年（640）唐朝颁诏嫁弘化公主于吐谷浑，令淮阳王李道明与右武威将军慕容宝持节送公主之后，吐谷浑宣王跋扈，贞观十五年，“诺曷钵所部丞相宣王专权，阴谋作难，将征兵，诈言祭山神，因欲袭公主，劫诺曷钵奔于吐蕃……诺曷钵知而大惧，率轻骑走鄯城”[42]，结果在唐朝出兵以后，诺曷钵才得以稳定政局。由此可见，当时吐蕃已经染指吐谷浑内讧，吐谷浑内部已经有明确亲吐蕃的一派。

史实也正是如此，唐朝初年，其与吐谷浑、吐蕃三方的双边关系，很早就纠缠、牵制在一起。若此不能辨析说明，则显有率尔操觚之嫌。吐蕃于隋唐之际，在雄才大略的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已经完成内部整合而开始北扩，但吐蕃的北扩，很长时间是遇到吐谷浑政权联合党项各部的顽强抵抗的。为此，早在贞观八年（634）唐朝对吐谷浑的战争爆发以前，就曾联系了党项，瓦解了党项与吐谷浑原有的联盟，有迹象显示同时还联系了吐蕃[43]。所以，当战争之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赞普传记》记载：“其后，赞普亲自出巡，在北道，既未发一兵抵御，亦未发一兵进攻，迫使唐人及吐谷浑人，岁输贡赋，由此，首次将吐谷浑人收归辖下。”[44]  随即唐朝与吐蕃反目，史书记：“弄赞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于是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45] 汉文史书记，吐蕃是因求娶公主不得，而向唐朝大军压境。其实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吐谷浑政权被唐攻灭以后，吐蕃为瓜分吐谷浑，抢占吐谷浑、党项各部的土地、人口而与唐矛盾升级。但此后，因遇到了唐朝与由唐朝扶植的吐谷浑、党项各部的联合抵抗而北扩受挫，经唐蕃松州之战后，吐蕃意识到当时北扩的阻力之大，唐朝也认识到吐蕃之强劲，双方转而和亲结好。唐朝更是意识到吐谷浑政权在阻止吐蕃北扩，稳定其西部边疆中发挥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唐扶植的吐谷浑诺曷钵政权得以维持了在青海、陇右的统治。

唐高宗上台以后，以弘化公主的缘故，拜诺曷钵为驸马都尉，又将唐朝宗室女金城县主与金明县主分别嫁于诺曷钵长子苏度摸末与次子梁汉王闼卢摸末。唐朝继续加强了与吐谷浑的关系。而这时候的吐蕃政权，自禄东赞父子执政以后，重新启动了北扩计划。汉文史书明确记载吐蕃与吐谷浑出现矛盾的时间明显滞后，其中称：“龙朔（661-663）、麟德（664-665）中递相表奏，各论曲直，国家依违，未为与夺”[46]。但据敦煌吐蕃历史文献《大事记年》反映，吐蕃经略吐谷浑早在高宗显庆年间就已经开始，因从显庆四年（659）开始，大论禄东赞连续8年都坐镇吐谷浑境，而且早在显庆四年唐蕃间就已经发生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争。该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柴）。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47]  应该正是因为唐蕃战争此时已经开始，而且吐蕃攻势凶猛，所以汉文史书记载，随之吐谷浑王室放弃了青海、河源旧地，被迫流亡凉州。对于诺曷钵为首的吐谷浑王室出走凉州的具体时间，两唐书记载含糊，但《资治通鉴》明确记载在龙朔三年（663），是书该年五月条记：“吐蕃与吐谷浑互相攻，各遣使上表，论曲直，更来求援，上皆不许。吐谷浑之臣素和贵有罪，逃奔吐蕃，具言吐谷浑虚实，吐蕃发兵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徙居内地。上以凉州都督郑仁泰为青海道行军大总管，帅右武卫将军独狐卿云、辛文陵等分屯凉、鄯二州，以备吐蕃。六月，戊申，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48]  这是汉籍明确记载吐谷浑王室出走凉州的最早记载。结合上引吐蕃历史文献来看，以诺曷钵为首的吐谷浑王室出走凉州的具体时间为龙朔三年可信无疑，但关于吐谷浑与吐蕃矛盾的激化，应该正如敦煌吐蕃历史文献反映的那样，早在显庆四年（659）吐蕃大论禄东赞开始坐镇吐谷浑境已经升级了。

吐谷浑王室出走凉州以后，尽管唐朝出兵分屯凉、鄯二州，以防御吐蕃，而且以苏定方为安集大使，节度诸军，为吐谷浑之援，但唐王朝并没采取实质性的军事反击，应该是此后几年时间里，吐谷浑王室及随王室而来的数千帐吐谷浑军民驻牧于受唐军保护的凉、鄯二州之间，王室牙帐应该就设在相对安全的凉州南山一带。至此，吐谷浑流亡政权在唐军的声援下，应该是继续号召和组织随从的吐谷浑各部与已经陷蕃的吐谷浑旧部，在继续抵抗吐蕃的占领。但随后吐蕃的攻势更为强大，不仅在西域正面挑战唐之权威，还在高宗乾封二年（667）攻陷了川西生羌十二州，以此分散唐军力量或扩大战果。巧合的是，此时期高丽发生内乱，男献城求救于唐，乾封元年六月，唐朝出兵高丽，随后战争不断升级，又是大大牵制了唐军。

在吐蕃最初占领吐谷浑期间，唐朝因各种原因，并没有在青海河源地区采取及时有力的反击，而是采取了牺牲吐谷浑的绥靖政策，史书记：“吐蕃禄东赞屯青海，遣使者论仲琮入见，表陈吐谷浑之罪，且请和亲。上不许。遣左卫郎将刘文祥使于吐蕃，降玺书责让之。”[49]  可见，至此唐王朝还是仅仅限于外交谴责，实质性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相反，这次吐蕃进攻吐谷浑，不仅是瞅准了唐军为西域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已历时七、八年，战争之后唐朝又忙于强化对西域的统治与重新确立唐朝在西域的统治秩序[50]，加之又为出兵高丽而疲于奔命的绝佳机会。而且吐蕃还一再向唐朝廷上奏，通过外交巧妙迷惑唐朝廷、甚至争取唐朝廷的支持。直至高宗麟德二年（665），史书还有记：“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见，请复与吐谷浑和亲，仍求赤水地畜牧。”[51]  赤水地在九曲河源地区，说明吐蕃在实际已经占领之后，仍在坚持麻痹唐廷，同时争取唐朝对其实际占领的承认。

应该是从乾封元年（666）以后，唐朝廷曾尝试抵抗吐蕃，开始计划援助吐谷浑恢复青海、河源旧地，史书记：“诺曷钵请内徙。乾封初，更封青海国王。”[52]  可见，此时晋封诺曷钵为青海王，由郡王晋升为王，就是为了扶持和激励诺曷钵为首的吐谷浑流亡政权抵抗吐蕃，而且也是在公开宣布青海地区为吐谷浑封地，明确无误的向吐蕃宣布，唐朝政府并不承认吐蕃对吐谷浑旧地的占领。但此举还是明显在寄希望于吐谷浑流亡政府与其本国人民，至于是否亲自出兵，唐朝廷还是十分犹豫，史书记：总章二年（669），“九月，丁丑朔，诏徙吐谷浑部落就凉州南山。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议久不决，竟不果徙。”[53]。也许，正是唐王朝的这种力不从心和犹豫不决，事实上纵容了吐蕃对吐谷浑地的完全占领，至高宗总章二年（669），吐蕃历史文献《大事记年》已经明确记：“赞普驻于悉立之都那，吐谷浑诸部前来致礼，征其入贡赋税。是为一年。”[54]  说明至高宗总章二年，吐蕃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吐谷浑全境的占领。

当吐蕃政权几乎占领青海、河源地区原吐谷浑全境以后，唐朝廷看到寄希望于吐谷浑自身的力量摆脱吐蕃的占领已经不可能，加之至此更加意识到吐蕃对唐朝威胁的严重性。因一旦吐蕃占领了吐谷浑旧疆，而且控制了吐谷浑的人口，将会成为唐王朝西部边疆更大的威胁。加之吐蕃继续在西域用兵，至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陷西域十八州，袭龟兹拨换城，进而陷唐朝安西四镇。最终，唐王朝被迫在青海、河源出兵。该年四月，“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以讨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55]  结果，大非川一战，唐军大败，“举吐谷浑地皆陷，诺曷钵与亲近数千帐才免。”[56]  这次唐朝出兵之际，吐谷浑王诺曷钵也是率领吐谷浑军前往，旨欲克复吐谷浑旧地。岂料，吐蕃的强大远远出乎唐朝与吐谷浑联军的想象。

大非川一战后，诺曷钵与其亲近数千帐吐谷浑臣民暂时幸免，但必须得到妥善安置，史书记：“（咸亨）三年（672），乃徙浩叠水南。诺曷钵以吐蕃盛，势不抗，而鄯善地狭，又徙灵州，帝为置安乐州，即拜刺史，欲其安且乐云。”[57]  浩叠水即今青海大通河，说明战后唐朝先是将诺曷钵统领的吐谷浑部帐安置在鄯州北至大通河一带。该地区南有鄯州唐军的庇护，向北趟过浩叠水（大通河）不远，就是凉州南山，又可随时得到凉州唐军的援助。可见，包括凉州南山在内，鄯州以北的大通河两岸这块草原、山地，不仅地连吐谷浑故国，也是吐谷浑民族的一块驻牧地，更为吐谷浑王室及其追随部帐两次遇难后的避难之地。可见，诺曷钵薨后，能归葬凉州南山，也算是踏上了回归故国之路。

凉州南山一带，不仅是吐谷浑王室两次遇难后的驻牧、避难之地，而且也为随后多年陆续投唐的吐谷浑部帐的主要安置地。从正史与出土文献反映，诺曷钵投唐以后，陆续有几次大规模的吐谷浑人投唐。为了安置来降的吐谷浑部落人民，唐朝廷曾为之展开讨论。时任凉州都督的郭元振曾上武则天《安置降吐谷浑状》，建议将凉、甘、肃、瓜、沙州降者，就近安置，所谓“当凉州降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之，当甘州、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并建议派唐朝官员与吐谷浑王室子弟定期巡查保护，所谓：“所置之处，仍请简取当处强明官人，于当处镇遇之……共宣超兄弟一人，岁往巡按，以抚育之”[58]。但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这种分散安置吐谷浑的办法，大大削弱了投唐吐谷浑的力量，之后在面对吐蕃东扩进逼之下，吐谷浑部落逐渐衰落了下去[59]。但该时期正是在唐王朝的支持及吐谷浑王室的号召之下，不断有吐谷浑人投唐事件，而投唐的吐谷浑人也得到了唐朝的及时安置。如武则天圣历二年（699），由吐蕃大相论钦陵家族的论赞婆、论弓仁叔侄率领的吐蕃、吐谷浑人投唐事件。该年四月，吐蕃上层内讧，论钦陵家族遭到屠杀，其子弟被迫投唐，先是钦陵弟论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武则天及时派人迎接后，“以赞婆为特进、归德王”。随之又有“钦陵子弓仁，以所统吐谷浑七千帐来降，拜左玉钤卫将军、酒泉郡公 ”。该年七月，又有“吐谷浑部落一千四百帐内附”[60]。随即武则天久视元年（700）闰七月，“丁酉，吐蕃将麹莽布支寇凉州，围昌松，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与战于洪源谷”[61]。洪源谷亦位于凉州南山一带。因圣历二年（699）武则天在封赏论赞婆叔侄官爵以后，该年十月论赞婆进都朝见，“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62]  随后吐蕃大军围攻凉州，应该是与追讨叛逃的吐蕃、吐谷浑部帐有关。说明唐朝当时是将新投唐的吐蕃与吐谷浑人口集中安置在凉州南山一带。而且据两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境内有吐谷浑部落，“寄在凉州界内”[63]，另有一羁縻州閤门州，而且还明确记閤门州为吐谷浑州[64]。今有学者据史书对于“浩亹”水与閤门州的记载考证，“唐代把浩亹水称为閤门河，閤门河即今大通河。据此，閤门州应在今武威以南的大通河附近”[65]。由此可见，凉州南山前后几次为唐朝安置来降的吐谷浑部之地。亦可见，吐谷浑王室成员对于凉州确实有着很深的情节。而这方墓志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员的又一物证和典型案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吐谷浑内迁是周边诸势力进入汉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缘由虽复杂多变，但不可否认是在隋唐一统化王朝牵引下形成的……表明的是他们自主性意识的强化，超越这种‘强化’的则是中华一体性的诉求，在那个时代以‘胡’‘汉’两种意识的张力表现出来。然而无论‘胡汉分治’还是‘华夷融合’，展现出来的都是周边民族势力积极主动的‘介入’。”[66]

注释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

[2] 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

[3] 《通典》190《边防典·吐谷浑》，中华书局，1988年，第5164页。

[4] 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

[5] 《唐会要》卷31《舆服上·鱼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6] 《唐会要》卷31《舆服上·鱼袋》，第676页。

[7]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34页。

[8] 《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4-65页。

[9] 《新唐书》卷146《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227页。

[10]《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 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6页。

[11] 《新唐书》卷46《百官志》，第1197页。

[12] 《新唐书》卷49《百官志》，第1284页。

[13] 《唐会要》卷71《十二卫》，第1519页。

[14]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0页。

[15] 吕建福：《土族名称考释》，《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6] 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19页。

[17]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4页。

[18]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19]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20]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21] 《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十年（636），第6119页。

[22] 《旧唐书》卷3《太宗纪》，第46页。

[23] 《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341页。

[24] 《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9-70页。

[25]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1页。

[26] 周伟洲：《吐谷浑墓志通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27] 《大唐故代乐王上柱国慕容明墓志铭》，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1-72页。

[28] 《大唐慕容府君（曦光）墓志铭》，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2-73页。

[29] 吕夸之名见于《隋书·吐谷浑传》等处，但《周书·吐谷浑传》《北史·吐谷浑传》及《通典》190《边防典·吐谷浑》作“夸吕”，相比较《隋书·吐谷浑传》的撰修与史料来源比较接近这位可汗生活的时代。

[30]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39页。

[31]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32] 分别见《大周故西平公主（弘化公主）墓志》与《大唐故政乐王慕容煞鬼墓志铭》，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3页与67页。

[33] 《魏书》卷101《吐谷浑传》，第2240页。

[34] 《隋书》卷83《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4页。

[35]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4页。

[36] 《隋书》卷83《吐谷浑传》，第1845页。

[37]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9页。

[38]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0页。

[39]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0页。

[40] 《大周故西平公主（弘化公主）墓志》，录文参见周伟洲编著：《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3页

[41]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6页。

[42] 《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5300页。

[43] 李宗俊、梁雨昕:《〈隋书·附国传〉与早期吐蕃史相关问题》，《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44]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2-113页。

[45]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21页。

[46] 《旧唐书》卷196《吐蕃传》，第5223页。

[47]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8页。但该年战争中唐朝方面的将领可能不是苏定方，因据史书反映，该年苏定方在辽东战场。

[48]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663），第6335-6336页。

[49]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663），第6336页。

[50] 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页。

[51]《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665），第6343页。

[52]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53] 《资治通鉴》卷201高宗总章二年（669），第6359页。

[54]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88页。

[55] 《资治通鉴》卷201咸亨元年（670），第6363页。

[56]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57] 《新唐书》卷221《吐谷浑传》，第6227页。

[58] 《通典》卷190《边防典·吐谷浑》，第5166-5167页。

[59] 张云：《唐朝的安边策略对党项、吐谷浑发展命运的不同影响》，《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60]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二年（699），第6540页。

[61]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久视元年（700），第6549页。

[62]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二年（699），第6542页。

[63] 《旧唐书》卷40《地理志》，第1641页。

[64] 《新唐书》卷43《地理志》，第1134页。

[65] 濮仲远：《唐前期凉后境内羁縻府州的兴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3期。

[66] 李鸿宾：《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民族研究》2020年第１期。

文章来源

原刊于《烟台大学学报》2022年第4期，第90—101页。微信版部分文字表述有所变更，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2022年7月18日，特此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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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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