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2003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作出“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成为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领。其中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我省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金融在支持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欠发达地区发展等普惠领域方面先行开展了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普惠金融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国务院专门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重要指示，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浙江金融系统针对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把普惠金融作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线，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持续改善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特殊群体等薄弱环节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获得感和满意度，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量、户数、申贷获得率、转贷效率和涉农贷款余额等指标连续多年保持全国首位，在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营商环境调查评价中“获得信贷”指标排名全国第一，有力地支持了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自2012年以来，浙江陆续启动各项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很大程度上成为探索普惠金融发展的实现路径。国务院批准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湖州和衢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义乌国际贸易金融专项改革试点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和浙江省政府共建的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等，分别在普惠金融不同领域开展了各有特色的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易推广的有效经验。

第一，通过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探索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民间融资历史悠久，在现代社会也普遍存在，浙江温州等地表现尤其活跃。2013年11月，浙江省出台《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成为我国第一部民间借贷的地方性法规。此外，还探索建立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机构及备案制度，编制了反映民间融资市场利率的“温州指数”，推动民间融资规范化阳光化法治化实现重大突破，在缓解小微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金多投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通过台州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打造小微金融“台州模式”。台州经济具有“小企业、大市场”的特点，而且集聚发展了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等一批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台州设立全国首个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首个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首个商标权质押登记试点，台州中小银行发展了“三品三表”“两有一无”等特色业务模式，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小微企业信用信息不足、抵质押物不足、担保增信不足等融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

第三，通过丽水农村金融改革，形成农村金融“丽水经验”。丽水在推进农村产权抵质押融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便民支付服务广覆盖等方面的改革成效特别明显。早在2006年，丽水就开始探索林权抵押贷款，逐步搭建起“三中心一机构”服务平台（即林权管理中心、收储中心、交易中心和调查评价机构），形成了林权确权、抵押登记、交易流转等一系列配套制度。丽水还在全国率先实现支付等基础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农村金融服务站模式获得世界银行充分肯定。率先建设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并完成所有行政村农户信用等级评定，开展“整村批发、集中授信”等业务。根据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评估，丽水农户贷款满足率32.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6个百分点。

第四，通过宁波保险创新，打造普惠保险“宁波样板”。作为全国保险改革创新“试验田”，宁波推动普惠保险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并通过购买保险服务等政保合作方式，把保险机制嵌入公共安全、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经济建设等普惠领域，充分发挥保险业风险管理、经济补偿等功能。在地方财政支持下，宁波率先建立全面覆盖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大病保险制度，创新推出并发展了医疗责任保险、公共食品安全保险、司法援助保险、老年人和残疾人意外伤害险、全域旅游保险、巨灾保险、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小微企业财产综合保险等普惠保险产品。得益于保险创新，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险种数量、保障额度和责任范围均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共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85个，其中省级品种22个、地方特色品种63个；保障保额已接近物化成本的10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保险责任范围实现基础农产品涵盖一切险、其他品种涵盖常见灾害；等等。

第五，通过湖州和衢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走出绿色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子。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既指明了绿色发展之路，也指明了普惠发展之路。在“两山理论”指引下，湖州和衢州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契机，通过绿色金融专营机构、绿色金融标准、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绿色金融支持和激励机制等改革创新，推动了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比如，安吉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创造了“美丽乡村贷”产品，为40多个传统村落、景区保护性再开发提供了资金支持；位于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龙游县，在全国率先推出与无公害化处理联动的生猪保险，探索了金融支持农村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有益经验；泰隆银行发行了全国首单小微企业绿色金融债；等等。

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普惠金融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普惠金融提升工程五年行动计划（2016—2020年）”，全面加强农村等薄弱区域的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基本实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综合金融不出镇”。

第一，推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建设基层网点。浙江的农信系统、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村镇银行等法人金融机构坚持深耕本地经济，下沉服务重心，发展成为普惠金融主力军。在县域层面，基本实现村镇银行全覆盖。在村级层面，通过便民服务点、电子机具、流动服务车等形式，实现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比如，浙江农信系统建成营业网点4103个，建成集金融、电商、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丰收驿站”10960个，村级金融服务点2万多个，遍布全省每个乡镇和绝大多数行政村，涉农贷款余额比重超过60%。

第二，支持大中型银行建设普惠金融专营机构。浙江银保监部门对银行新设网点实行“两个80%”原则，即80%以上为小微企业专营机构，80%以上设在县域及城郊结合部。目前，浙江银行业设立小微企业专营机构585家、社区银行650家。各大型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均已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比如，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成立9家管营结合型和57家直接经营型普惠金融专营机构，普惠金融业务覆盖所有县域和主要乡镇；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所有营业网点全部开办普惠金融业务，其中99%的网点设置了普惠金融专员。

第三，规范发展地方金融组织。推动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等地方金融组织开展普惠金融服务，今年上半年，浙江小额贷款公司337家，发放贷款607亿元，主要用于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成为普惠金融的补充力量。稳妥开展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农村保险互助组织、农村担保互助组织、农民资产授权机构等信用组织试点，成为农村“三位一体”新型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浙江持续推进多样化的普惠金融产品创新，为小微企业、三农、低收入人群、特殊群体等重点对象，提供成本可负担、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

第一，创新发展农村产权抵质押贷款。浙江共有37个县（市、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53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业务。2015年，经全国人大授权，全省10个县（市、区）列入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4个县（市、区）列入全国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2016年，浙江省发布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方案》。在2017年全国农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中期评估中，浙江的乐清市、瑞安市和义乌市位列全国前三名。截至2018年末，浙江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余额205.2亿元，同比增长25.6%，余额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31.9亿元，同比增长28.3%。

第二，创新发展小微企业贷款。在信贷产品方面，浙江金融机构推进商标权、专利权、排污权、特许经营权、应收账款、订单、机器设备等抵质押贷款创新，与税务等部门合作开展“税易贷”“商易贷”“信易贷”等信用贷款产品，扩大覆盖面，盘活小微企业无形资产。在还款方式方面，浙江率先推出年审制、无缝续贷、循环贷款、随借随还、分期偿还等创新产品，降低小微企业转贷续贷成本。在细分服务方面，浙江实行“4+1”小微金融服务差异化细分方案，“4”即“小微企业园、科创型、供应链型、吸纳就业型”四类重点小微企业，“1”即银行保险机构与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深化合作，精准实施差异化、个人化和定制化服务。

第三，拓宽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浙江持续推进“小微企业成长计划”“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雏鹰计划”等培育工作，引导和推动小微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2019年上半年，浙江中小板上市企业142家，居全国第二位；创业板上市企业82家，居全国第四位；“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企业约7000家。集聚发展私募基金，浙江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892家，管理资产规模1.12万亿元，居全国第四位，其中创业投资、私募股权约占一半，资金主要投向科创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

第四，推广帮扶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的金融服务产品。浙江率全国之先消除绝对贫困，也是全国农民收入最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差距最小的省区之一。因此，浙江金融把帮扶重点放在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比如，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合作，实行“创业担保+财政贴息”“扶贫再贷款+财政贴息”等机制；浙江农信系统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小额信用贷款，宁波推出服务产业工人的“匠人贷”“人才积分贷”等产品，门槛较低、手续简便、费用优惠、随借随还。在对口帮扶中，浙江推动新疆阿克苏地区开展棉花目标价格“保险+期货”项目，运用金融工具，帮助当地棉农有效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尽快脱贫致富。

当今全球金融体系之中，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变革力量，其创新与应用为金融行业带来全价值链优化，给普惠金融功能实现形式、市场组织模式、服务供给方式等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浙江是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先行区，诞生和培育了当今全球估值最高的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同时，浙江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数字经济规模、电子商务规模、移动支付覆盖面、上云企业数量、网络基础设施水平等都在全国名列前茅，具备进一步发展的优势条件。浙江正以金融科技发展为引领，打造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高地。

第一，一批原生态的金融科技企业茁壮成长。民营经济禀赋特质突出的浙江金融科技企业破土而出，蚂蚁金服的业务最初是基于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发展起来的网络支付和网络贷款，目前已经拓展到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区块链金融、大数据征信等诸多领域；恒生电子、同花顺、信雅达等一大批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势头迅猛，在各细分领域形成了很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连连支付、邦盛科技、趣链科技等一批新秀企业，其模式、技术、市场日趋成熟，正成为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生力军。浙江金融科技企业多元迸发，推动数字信贷、数字支付、数字征信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如，蚂蚁金服旗下的浙江网商银行运用金融科技，为线上客户提供小微贷款“310”服务模式（3分钟申请、1秒钟放贷、0人工介入），截至2019年8月末，累计服务为1900万小微企业和个人经营者，户均贷款约3万元。

第二，金融科技赋能传统金融机构方兴未艾。随着金融科技热潮的涌动，浙江传统金融机构也广泛运用金融科技，重构普惠金融的业务介质和业务模式。如，浙商银行在信息科技“π+计划”建设基础上，推出了涌金票据池、应收款链平台、大数据风险管理等带有科技“气息”的小微金融业务，在业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示范作用；浙江农信体系的81家信用社借助数字化技术，深耕服务三农金融之田，研发推出纯线上贷款“浙里贷”，将金融普惠触达面进一步向下延伸；专注于服务小微企业的泰隆银行开发了“PAD金融移动服务平台”，推行“移动办贷+信贷工厂”等作业模式，办理新增贷款只需要30分钟，续贷仅3分钟，替代率已达73%；浙商证券首创使用云计算技术解决网上证券交易接入。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耦合，正推动浙江普惠金融形成新的动能。

第三，移动支付之省建设深化浙江普惠金融科技应用。移动支付是金融科技改变生活和改善贸易最深刻、最广泛的应用和体验。浙江在商贸旅游、交通医疗、市政公用、政务服务等领域全面推进“移动支付”的普及和应用，促进城乡金融服务一体化发展，力争2022年实现移动支付全省城市全覆盖、县域基本覆盖。同时，积极向长三角地区输出移动支付应用的经验和模式，增强城市交通等公共设施互联互通；依托新金融服务龙头企业，浙江将建设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结算平台，扩大金融服务跨境合作；积极向海外输出技术和商业模式，支持构建全球化的移动支付体系。 

第四，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开启浙江数字普惠金融新篇章。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的《2017金融科技中心指数》显示，杭州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起构成了全国金融科技中心的第一梯队，其中杭州金融科技体验位居全球第一，堪称是全球领先的移动支付之城。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中钞区块链研究院、国际电联数字货币（中国）实验室、全球金融科技博览大会（Money20/20)等一批重要平台纷纷落户杭州，带来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高层交流和交易合作，地方培育的各类孵化器、各类科创平台也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与支撑，共同提升了杭州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2019年5月份，浙江出台《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致力于打造中国金融科技引领城市、全球金融科技应用与创新中心，具体的目标定位是“四地两区”，即金融科技研发与创新策源地、金融科技产业与应用集聚地、金融科技产业集聚首选地、金融科技政策低洼地和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先行区、金融科技创新生态示范区。

浙江金融系统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打基础，深入推进普惠金融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改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第一，深化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浙江”建设一直是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普惠金融领域，浙江持续推进农村、小微企业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累计建立信用档案1103万户。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社区）、信用乡（镇、街道）、信用县创建工作。大力普及金融知识，在全社会持续开展多层面、多形式的普惠金融宣传教育活动，有力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积极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强行政性、市场性、行业性和社会性的联合奖惩，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为普惠金融实施创造了良好的信用环境。

第二，加强普惠金融政策支持和激励。一方面，用好用足国家普惠金融优惠政策。比如，指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用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积极扩大三农金融债、小微企业金融债等发行规模。加强与开发性、政策性银行机构合作，通过转贷款等形式，吸引更多PSL等优惠资金投入到普惠金融领域。另一方面，加强地方配套政策支持。浙江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以及小微企业信贷“增氧计划”“滴灌工程”“获得贷款便利化行动”，疏通金融政策传导机制，推动金融政策工具和金融服务创新更直接指向普惠领域。比如，运用地方财政资金，通过政策性担保、政策性保险、贷款贴息、贷款风险补偿、直接融资奖励等方式，撬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普惠领域。

第三，牢牢守住普惠金融的风险底线。浙江坚持防范化解普惠金融风险，三农和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同时，运用监管科技手段，自主研发了地方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系统，“天罗”是大数据监测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接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公安、市场监管、通信管理等部门的管理数据，对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实行在线监测；“地网”依托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体系，发挥网格化管理基层全覆盖的优势，加强对属地风险信息的实地排查，与线上监测平台相辅相成。同时，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地方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等工作，严厉打击“套利贷”、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责任编辑  孙芙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