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复工记：仍对患者满怀善意，但他的诊室新增了一条逃生通道

• 被患者砍伤的眼科医生陶勇复工了，5月27日是他的第三次门诊。

• 他的门诊室新增了一条逃生通道，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间诊室。

• 以前，他舍不得让大老远跑来的患者白白等上几个小时，结果他的诊室灯常常亮到晚上9点，甚至更晚。如今，他开始限号，不挂号的看不了。

• 濒死一次，他开始反思，认为希望比视力重要，“那个凶手要砍我，无非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 陶勇的一位同学参与过杨文医生的抢救，前几天她离开了公立医院，陶勇说“如果不是看不到希望，她不会走的”。

△5月27日，陶勇在诊室中替患者做眼科检查。本文图片均为吴靖所拍摄。

2020年5月27日，是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复工后的第三次门诊。128天前，他被患者砍伤、差点死去。

已在陶勇这里看病8年的黄凤（化名），这一次挂号既是看病，也是探望一直挂念的“孩子“，她已把陶勇当作亲人，他受伤后的一个多月里，她心神不宁，有一次甚至把要洗的袜子放进了冰箱。

走进门诊室，黄凤一眼就看出了变化：诊室里侧的墙，被凿空了一大块，宽约1米，高度超过2米，医生和护士可以自由穿梭到另一间诊室。此前，这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同事们想找他，需要挣扎着拨开拥挤的人群，从诊室外敲门。

陶勇被砍伤后没几天，这堵白墙就被打通了。“这是医院的主意“，他的同事说。虽然医院没有明说是为什么，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一个诊室，多一条通道，更加安全。况且，这条通道，就在陶勇的身后。

△陶勇被砍伤后，其诊室与其他诊室隔着的一堵墙被打通了。

这一天，我在这个诊室看着陶勇连续工作7个小时，这样的工作节奏，很难将他与病人身份联系在一起。

他身上的多处刀伤，不会被人们轻易察觉：新长出来的头发遮住了头上的刀痕，白大褂的长袖掩盖了左手臂上一个长的手术疤痕，被衣领盖住的脖子左侧，另一道伤疤若隐若现。

但左手却格外引人注意。浮肿、手指蜷曲、红得发黑，手掌心还有几道深浅不一的疤痕，这一只受过严重刀伤的手，还未完全恢复知觉，至少目前，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功能：不能握任何东西，更不能拿手术刀。看病的时候，左手随意丢在一边，有一次电话响了，他的右手正飞速敲击键盘，为了不影响进度，干脆右手拿起手机放在左肩，头向左一歪，夹住手机，边听电话边继续打字。

也只有左手在提示着4个多月前他经历的生死劫难。1月20日，他在诊室被一名患者拿着菜刀追砍，造成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ml，7个小时的全麻手术才将他从鬼门关救了回来，成为伤医事件中的幸存者。而去年圣诞节前倒在血泊中的另一名医生杨文就没有这么幸运，她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被砍伤114天后，陶勇于5月13日恢复门诊了。他以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再次回到了那个让很多人心有余悸的眼科诊室。

受伤后，陶勇开始限号了

晚上8：10，北京朝阳医院的门诊楼大门紧闭，几乎见不到人，7层眼科门诊，一个诊室的门微微开着，一个女医生从外面回来拿东西，循着光亮推开门，一看却是陶勇，皱起眉头，“你怎么还在这儿？”

陶勇露出标志性的微笑，轻轻嘘了一声。他正在开一个线上会议，和本院、外院的几个眼科医生讨论疑难病例。此时，他已经持续工作了快7个小时，还没吃上晚饭。

门诊是1：30开始的，陶勇提前10分钟出现在了A0730诊室，他要做些准备。

我也是差不多时间来到7层眼科门诊大厅。此时，大部分患者安静地坐在等候区，等待广播叫号，每个诊室门边的墙壁上，出诊医生信息和当前患者都清楚地显示在一块小的电子屏上。除了A0730诊室。

A0730诊室门口的显示屏，没有任何信息，却被十多个仓皇的人围着，人群中，参杂着河南、陕西、湖北、河北等多种地方口音，还有小孩的哭闹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吵闹。

大家都冲着陶勇而来。他们中有些人是第一次来，提前在网上预约到了陶勇的特需门诊，但还有些复诊患者，早先和陶勇约好了，直接过来，电子系统无法应对这样的复杂情景，从几年前开始，陶勇的诊室都是人工叫号。

也就不到一分钟，A0730的门被关上，锁住，打开，再关上，锁住，一个女助手控制着这个门的人员进出，她要尽量给里面的陶勇留一个安静的环境。与此同时，她还要快速解答门外人的疑惑，额头已经渗出了汗珠。“病历，病历，这不是病历！这是检查单！”“把病历给我看一下”。第一次来的人显得尤为焦虑，他们大多都会一遍一遍问，什么时候轮到我？

△陶勇在诊室里给患者家属解释病情进展。

陶勇的诊室外依旧像一个小型战场，只不过，比此前好了很多。早前，几十个人在外面排着，总会有人插队，人群中经常爆发争吵，一个助手不够，他还专门找了北京林业大学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帮忙维持秩序，但最后人家受不了，不来了。

现在排队的人少了。“不挂号看不了“，没有挂号的人涌上来，女助手的态度相当坚决。

陶勇开始限号了。每次门诊最多10个新号。加上复诊患者，每次出诊，最多不会超过20个人。

被砍伤前，陶勇多年的习惯是，来者不拒。他的患者几乎都来自外地，他舍不得让这些大老远跑来的患者白白等上几个小时，失望而归，最后的结果是，他的诊室灯常常亮到晚上9点，甚至更晚。直到受伤后，他意识到，他要给自己做减法，“患者是永远看不完的”。

虽然只有20个患者，但还是整整看了4个小时，留给每个患者的时间多了，平均每个患者可以聊上十几分钟。陶勇对当天的就诊秩序相当满意，给了两个字的评价，“很好”。

108号患者：他耐心得像幼儿园老师

等待陶勇的4个小时里，我在诊室门口的凳子上，碰到了黄凤。

黄凤60多岁，戴着眼镜，坐在我旁边，主动跟我攀谈起来，“你知道吗，8年前我就接触过他”。2012年，黄凤被查出得了葡萄膜炎，“刚开始好厉害的，在家折磨得快要跳楼了，眼睛里面扎得疼，全看不见，不怕你笑话，我遗嘱都快写好了。“

彼时，32岁的陶勇还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黄凤第一次去他的门诊，心里一惊，这不是个小年轻吗？半信半疑间，陶勇说，你放心吧，既然找到我了，我不会让你跳楼的。他开始给她建立档案，在一个本子上标记上了108号，“我就这么成了他的第108个葡萄膜炎患者”。

从医院回去后，闺女问她，今天怎么样，有治疗好的信心了吗？黄凤也不确定，她只是觉得，陶勇在往她眼睛里注射药物的时候，很耐心，就像幼儿园的幼教老师，年轻也轻，“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用药物治疗一周后，她回来复查，视力恢复了一些，也不磨眼了。她还记得他笑着问，还想跳楼吗？“跟逗小孩似的，我说，看见你，就不想跳楼了”。

在她的本子上，陶勇记录了就诊、用药、复查全过程。找陶勇看了2年，她的葡萄膜炎治好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定期来找他复查。陶勇被砍伤时，已经有1年多没有来找他了。

△陶勇诊室的落地窗前，患者和朋友送来的向日葵花束。

去年11月底，黄凤的视力下降，干涩，还长了一个斑块，是葡萄膜炎的后遗症，闺女帮她在网上抢到了1月底的号，但在那前几天，悲剧发生了。

黄凤在听到陶勇被砍伤后有快1个月的时间里，都精神恍惚：每天睡不好，醒了就翻手机看新闻，陶勇脱离危险了吗，醒了没，恢复了吗，被采访时说了什么。她甚至被孙子嘲笑“出了问题“，因为她心神不宁，把要洗的袜子放进了冰箱。

她把陶勇当作心里一直挂念的“孩子“，她比陶勇大了20多岁。她想，只有像亲人一样，他才会为了帮她省钱，给她开便宜药，一个10块钱的拔倒睫毛，他就直接自己上手替她拔了，20块钱的测眼压也一并自己测了。黄凤是外地人，生活在北京，但是下岗职工，没有医保。

在很多患者的叙述版本里，可以大致拼凑出陶勇“超出常人善意“的付出：为贫穷的患者垫付过手术费，药费，免去过挂号费，用便宜药。被很多医院拒收的艾滋病病人、疑难眼病病人，到了陶勇这里，得到了体面的对待。

陶勇重逢挽救他生命的贵人

一位高高的女护士悄悄穿过大厅的人群，从另一个诊室进入，穿过被凿开的那堵墙，出现在了陶勇的身后。她拿着一个黄色的信封，听说陶勇最近在帮助盲童，想要捐款。

此时，陶勇还在给患者看病，没注意到她。但陶勇诊室的志愿者却差点尖叫起来，捂住了嘴。她就是那位救了陶勇的女护士。

事发当天，朝阳医院眼科的一位眼科医生、女护士、诊室志愿者和患者家属均在阻挡行凶的过程中被砍伤，从而为陶勇赢得了宝贵的逃生时间。

女护士和陶勇此前并不认识。她在生殖医学中心，与陶勇不在同一层楼。当时，她经过7楼，看到一个男医生满身是血，想都没想，拉着他从7楼诊室跑到6楼，混乱中打开一个房门，将陶勇反锁在里面，避免他被追杀，并及时给他进行了紧急包扎与缝合。

尽管已经过去4个多月，回想起当天，志愿者、女护士和陶勇还是懵的。当时过于混乱，以至于过了很久，陶勇忘了身上的多处伤痕，有一些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试图勾勒起每一个伤疤的缘由，谜团被一个个解开，伴随着一声声叹气。

黄色信封中，是同事们给女护士捐的一笔“见义勇为“奖金，她听说陶勇将在儿童节为盲童进行公益直播，于是拿过来请陶勇捐给有需要的小朋友。陶勇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3万盲童，在一些困难地区，依然有很多盲童失学，没有盲文书可读。公益直播目的是筹款帮他们获得盲文资料、听书机等学习工具。

这一天，陶勇还和另一位贵人重逢。为他挡过刀的患者家属田女士，也刚好带着15岁的女儿来复诊，两只受伤的手，再次握在了一起。

△为陶勇挡刀的患者家属手指被划伤，陶勇和家属重逢后，给诊室里的同事展示他和家属受伤的手。

对陶勇来说，左手意味着什么？“左手很重要”，陶勇毫不犹豫地回答。

如果非要给重要性打一个百分比，这只手原本在手术台上，可以承担起40%的功能：在右手拿起手术刀时，它可以随时拿起照明灯切换需要被照亮的部位，或者拿起一个镊子清理随时可能出现的异物，减少出错的可能。若是在诊室里，左手可以替他省去不少时间，甚至同时处理两件事：左手用仪器给患者检查视力，右手同步写病历。

而现在，在给患者看病时，他的左手就那么随意地被丢在一边，右手总是不自觉地摸上去，试图缓解左手的麻木感。手术，自然也是暂时做不了了。

“那个凶手要砍我，

无非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等陶勇忙完，已经8：30。他终于有空，可以单独和我聊上一会。

我问：“被砍伤后，你第一次回到那个诊室，什么感觉？”他笑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心里有咯噔一下吗？”“没有”。

最初的1个月里，不可避免地，生理的疼痛和心理上的挣扎一同袭来。他会时常陷入“我都对他那么好了，又给他省钱，还保住了他的眼睛，他为什么还这么对我？“的痛苦中。他口中的”他“就是那个拿着菜刀砍伤他的患者，36岁的农民，一个人过，很内向。他为”他“省了好多钱，包括做手术的时候其实自己也有腰伤在身、背上钉着六颗钉子。

但陶勇很快从那种“极端”情绪中走出来了。“他说自己被善意包围，他见到那位此前素未谋面的女护士，觉得很开心，黑暗中，有人救了他。

这种异于常人的乐观、自我消解的能力源自哪里？他说是内心的信念，这种信念的支撑构成了他“无比强大的内心。这种信念可能来自曾经读过的书，行过的路，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又或者是余华的《活着》。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沙皇弄上断头台，差点死掉，后来被流放，“就他亲身经历了很多苦难，才能写出那么多深刻的小说。”

他很少和别人提起他爱哲学。工作中的亢奋状态褪去后，他陷入了沉思，说起休谟，说起康德。工作18年，偶尔有困惑、挫折，他开始思考，钻进书里找答案，“只要你开始思考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哲学”。

比如，去年圣诞节，北京民航总医院的医生杨文遇害，他在微博上替杨文医生声援，1个月不到，另一名患者的刀捅向了他。民航的事情和他的事情接踵而至，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如果说有，外界的理解，可能是一种示范效应。但他提起休谟的话，接踵而来的两件事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你说有没有绝对的关联？貌似也没有”。

△陶勇在诊室中替患者做眼科检查。

哲学一个无非就是世界观、一个无非是方法论，有了这些思想武器，在遇到很多事的时候，“你就能够通”，因为最怕的是想不开，“想不开这件事会使很多人抑郁、焦虑、烦闷”。

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他出院后没多久，去了北京的一个盲人图书馆。这是他做眼科医生18年来，第一个去盲人图书馆。有一个盲人乞丐，在那个图书馆待了一天，他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他很受触动，这个盲人乞丐，即便看不见，也依然在学习，在看书，并且表现出了超出想象的乐观。“突然就想明白了，很多人要的是一个希望，那个凶手要砍我，无非是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他开始反思，18年的从医时间，他一直认为视力比希望更重要，“以前太把人割裂来看，哪里疼治哪里，却很少想，去医治作为整体的人”。

“但我现在会认为，希望比视力更重要，尤其是对这些疑难手术的人，其实你如果能让他知道，即使视力不太好，他也能保有对生活的希望，也能够有生存的能力。只要视力提高一点点，就是有希望的。”

下一个十年，等待陶勇的山峰是什么？

门诊前一天（5月26日），陶勇接到了北大研究生同学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从公立医院走了，去了一个校医院。

成年人的生存法则里，做出某个决定虽然是多个原因的结果，比如公立医院生存环境差、压力大，但若还被卷入一次伤医事件的漩涡中，心里的创伤是否能弥合就难以言说。离开公立医院的这位女同学，参与过杨文医生的抢救，“对她的刺激太大了”。

“我想一个辛苦了那么多年，上了北大博士，又在岗位上积累了那么多经验，如果不是看不到希望，她不会走的”。

和我说起这件事，陶勇情绪突然激动，“你知道她当年多么勤奋吗？”他口中这位优秀的女医生，也在北京一个三甲医院干了十几年，职称达到了副主任医师。她与陶勇曾在北大人民医院的科研楼，钻研耳鼻喉的医技，还要练胆量。看一个医学生提着一个桶，外人不知道是什么，可能大概率就是一个需要做手术练手的人头。

医院里，也有不少医护辞职。学校里，他原来的大学同学，有一半都离开了医疗行业。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叹气。

不过，他几乎不会对外界表露出这种情绪，更准确的说，是没有时间。

他苏醒后没几天，做的头等重要的事，是单手在病床上敲了近2000字，《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一书的后记，这本书是他近10年的成果，断断续续利用空闲时间写出来的。

眼内液检测，是指通过对眼球内包括房水和玻璃体液在内的眼内液中病原微生物的核酸、抗体和细胞因子进行检测，可以临床提供眼内局部病原和免疫信息，相比于常规的血清检测，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有助于对疾病作出快速诊断。

这本书结尾了，相当于给他的前十年有了一个交代。如果说每一个十年是一座山峰，接下来等待他的山峰又是什么呢？

这很难计划，但至少，不会满足于做一个“手术匠”了。他的双手已经做了15000多次手术，这两年，他开始意识到，要减少手术量，但尝试失败，大部分时候，患者是冲着他来的，会要求只让他做。左手受伤后，上不了手术台，“至少目前给了我一个借口，我可以停下来了”，即便之后左手慢慢恢复，“我也不会做太多”。在他的计划里，更多的精力将放在科研上，做大眼科团队，招更优秀的人，组建相关的科研平台，才是重中之重，“你自己老是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做了， 那怎么行？”

与此同时，各种平台找到他，他不太会拒绝别人：录音频，线上直播，写眼科科普文章，回医院出诊。工作之外，他每周一和周四要去积水潭医院，给左手做康复训练。

媒体蜂拥而至，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次采访。我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媒体去聊？他说，这不没经验嘛。说是没经验，实际上，他对大多数来找他的人，仍然都满怀善意。

不过，他对成为新闻人物、频繁上热搜还没适应。那晚吃饭的时候，他突然很疑惑，抬起头问我，“我也搞不明白，怎么随随便便就上了热搜？”

吴靖|撰稿

王吉陆|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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