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低下的B面：胎停，求助，和困在生育焦虑里的女性
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的当下，怀孕、生育是一部分女性避之不及的话题。
但在低生育率的背后，还有一部分女性的处境截然相反——她们正在经受想生而生不出的隐痛。
这部分女性期盼着孩子的到来，但腹中胎儿，却在某天突然定格在了发育过程中，停止生长，不得不被流产。
胚胎停育（下简称“胎停”），在临床上愈加多见。
在女性用户较多的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APP上，搜“胎停”二字，分享的笔记有5万条之多，条条触目惊心。
有的女性“毫无征兆地”突然胎停；有的女性经历过数次胎停，在家人每次都说“再试一次”后，陷入崩溃；有的女性在怀孕7个月时遭遇胎停，她说“7个月等待当妈妈的日子，最后等来的却是‘空月子’”；甚至，有的女性，整理出了一份“胎停自救指南”……
今年春天，一位有着作家和博主双重身份的女性傅真，出版了一本小说《斑马》。书中的故事来自傅真7年前的亲身经历——在2012到2014年，她经历了三次怀孕胎停，做过四次清宫手术，还经历了一次葡萄胎。
在接受《人物》专访时，傅真说：开始会觉得胎停是小概率事件，好像不知道它会静静地发生，或者说停就停。第一次胎停后，以为坏运气已经用尽了。但到了第二次怀孕，结果却更糟。
渴望生育的女性，遭遇胎停，患上心理创伤，一遍遍地责备自己，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她们自救、互救，去求助医生。
到了妇产科医生的诊室里，胎停却像是一个无解的时代难题。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里，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在临床感受到30年的变化。30年前，来做流产的患者，是主动要求流产，往往是“这个孩子没问题，但我不要了”。但现在不同，更多女性因医疗原因，必须来进行流产手术。胎停育的患者在流产手术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
“尤其近几年，在流产手术的占比里，胎停育的病人能达到1/4，甚至更多。”这就是说，做流产手术的4个女性里，有1个是因为想要却要不了。
临床上的案例越来越多后，医生们开始寻找原因。但至今，依旧难以寻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20岁到30岁，我胎停流产了11次”
清清几乎受尽了一个胎停女性可能会遭遇的所有折磨。
“如果我又胎停了，你会和我离婚吗？”这个问题清清一共问过现任丈夫7次。
在20岁~30岁，这个最具生育优势的年龄段，清清共胎停、流产了11次。她四处求医问药，尝遍各种疗法，但胎儿总活不过50天。那些未曾来到世界上的胎儿，只长出了一具空囊，没有胎芽，也没有胎心。
胎停开始的毫无预兆。
那是近10年前，清清20岁，认识了第一任丈夫。按照婆家的要求，双方需要先订婚，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完婚。订婚后的两年多里，她共胎停了4次，反反复复跑县医院，开中药调理、吃黄体酮保胎，但一直没能顺利生产。婆家很不满，逼着她退了婚。
经受过4次胎停手术后，被抛弃的焦虑感，难以抑制地吞噬着她。清清很怕自己因无法生育，再也无法组建家庭。清清辞掉了之前的工作，靠打工3年攒了20万看病。但花光了钱，依然找不出病因。
24岁时，清清遇到了现任丈夫。
“我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秘密。婚后第5次胎停时，他以为我是第一次。”清清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跑到省会城市看病。医生怀疑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推荐她做疗程21天的封闭抗体免疫治疗。
由于丈夫携带乙肝，具有传染性，治疗需要从第三方男性的血液中提取白细胞，注射进清清的手臂里。她全程请人参与治疗，包工资、请吃饭，花掉大笔钱，但依旧不成功。
那时，清清已经经历了10次胎停。
生活就像进入了无解的循环——怀孕、欣喜、胎停、手术、绝望——整整10次。每次听完医生宣判胎停的结果，清清都会心里一沉，坠入无限的黑暗。
绝望的心情一次次累积，敏感、焦虑成了条件反射。
“这些年来，我每次检查还没进诊室，心脏就狂跳不止，做B超时刚躺到床上双腿就会发抖。但凡听到医生叹气，就忍不住开始哭。我害怕自己又一次胎停，感觉心里装了好多东西，已经装不下了。”清清告诉八点健闻。
2017年，清清决定到上海看病。她找到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这时她才知道自己有抗磷脂综合征这个听起来很陌生的疾病，但第11次怀孕，还是失败。
抗磷脂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的患者比较明确的病因之一，是清清11次迟迟无法根治的症结所在，因为抗磷脂综合征即便经过临床正规的治疗，它的成功率也只能达到80%左右。
直到2019年11月，第12次怀孕的清清躺在B超室，内心麻木。医生拿着探头在她的肚子上画圈。突然，医生说看到了胎心。
清清不敢相信。反复确认后，她激动不已，跑到医院的角落里嚎啕大哭。她心想，这一次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为了定期检查，清清独自一人搬进医院附近的出租屋，每周去做3次B超，自己买了一台胎心监测仪。但自己买的机器没有医院的好，很难辨别胎心，“恨不得买个B超机，天天背身上给孩子检测”。
孕期25+5周时，胎儿又被查出脐血流缺失。清清跑了上海3家大医院，医生都建议她流产，因为可能不出一周，胎儿就要停止发育。但清清意志坚决，最终，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下又勉强保胎了一个月。
胎儿到34周，发育严重迟缓，最后医生决定为清清紧急剖腹产。女儿出生后虽然体型很小，体重只有840克，但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10多年来，清清前前后后一共花了70万，“吃过的药能用麻袋装”。
清清的女儿出生之后，鲍时华医生为她取名“千帆”。鲍时华对清清说，“你的肚皮将近挨了一千多针，经历千难万苦，终于把孩子生了出来，希望她今后能一帆风顺”。
停不下来的胎停门诊
清清的遭遇并非孤例。
多位临床医生向八点健闻反映，这些年胎停出现得越来越多。
被称为“胚胎停育”的坏消息，大多发生在孕早期（孕12周之内）。胚胎生长到一定阶段后，停止了正常的发育。对医生来说，如果妊娠物能顺利地从体内排出，就成为了自然流产，如果滞留在体内，就还需借助人工的手段排出。
事实上，严格来说“胎停”并非一种诊断，而是自然流产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表现。
原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段涛告诉八点健闻，所谓的“胎停”更多源于影像学的诊断：在胎儿发育过程中，有胚囊却没胚芽，或有了胚芽没胎心，以及有了胎心却停止生长。在临床上，胎停没有腹痛或阴道流血等任何症状或体征，它既不是先兆流产，也不是稽留流产，更不是难免流产，无法分类到现有的流产的诊断中，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教科书上不存在的“胎停”。
到了现实中，这意味着，一部分胎停、自然流产会发生在院外，另一部分则被计入医院的流产人数中。
由于定义的模糊，胎停的数字难以统计。目前，胎停仍没有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
尽管没有国家范围的统计，但很多妇产科医生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历年来胎停病例数量有加速趋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计划生育科主任陈素文对此深有感触。仅在上周五（6月17日），陈素文进行流产手术的40位患者中，就有14位是胎停。
她告诉八点健闻，30多年前自己刚毕业参加工作时，胎停的病例特别少，一年只有个位数，大家都将其当作特殊病例来讨论学习。但最近十几年，胎停的病例显著增多。
陈素文认为，胎停的趋势越来越严峻。其所在的计划生育科，这些年工作重点发生转移，从“控制人口”变成了“解决生不了孩子的问题”，胎停育成为科室重点攻关的项目。3年前，医院甚至专门开设了胎停育专病门诊。
“2016年，国家颁布了二胎政策。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领导到我们医院做调研时询问，为什么预计的出生人数和实际的出生人数间有比较大的缺口。我根据临床的情况告诉他，因为很大一部分胎儿在肚子里就夭折了，我们这里接诊过相当一部分胎停的患者。”陈素文说。
上海市计划生育专家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方爱华告诉八点健闻，因存在院外自然流产等情况，胎停的数据较难统计。她和团队统计了医院住院患者中存在胎停的病例数，结果发现，2017~2019年相较于2014~2016年，数据增长了27.6%。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主任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自己临床上遇到胎停超过10次的患者非常多，甚至有胎停高达17次的患者。她们辗转多地求医，甚至不停地尝试试管婴儿，从黑发做到白发，但一些人还是无法生育。
为何胎停？原因扑朔迷离
发生在个体身上频繁的胎停，背后折射出的是胎停原因的不可捉摸，以及无从预防的困境。
不确定地发生，不清晰的诱因，不明确的原由——这些，无一不让遭遇胎停的女性感到绝望。
甚至有遭遇胎停的女性反问：为什么精心呵护、规律作息，但不幸的人还是我？
“小红书”App上，胎停的女性分享自己的经历，很多人用“毫无征兆”、“倒霉”等字眼形容那场毫无准备的意外。
在临床上，困境也是如此。胎停发病机制不清，尚未有定论。
近年来，不断有医疗研究团队试图解开胎停的谜题。
《中国生育健康杂志》2021年发布的一项综述研究指出，近年来胎停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胎停的发病机制除了已知的遗传因素、内分泌异常、感染因素、免疫因素、易栓因素之外，仍有50%左右的不可知因素，临床上没有非常明确的、较好的预防和治疗方法。
胚胎本身的缺陷、发育环境（生殖系统）的问题、甚至空气污染、职业压力，都可能成为胎停的诱因。
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临床医生对胎停的认知和观念，其实也在不断变化。
“10多年前，大多数医生会将胎停判断为胚胎异常导致，认为胚胎优胜劣汰是导致流产的主要原因，”鲍时华说，“但自2010年我们医院设立了‘习惯性流产’专病门诊之后，近五年来其他医院类似的复发性流产专病门诊也逐渐增多。医生们逐渐意识到，对于频繁胎停、习惯性流产来说，胚胎优胜劣汰仅是流产原因之一，患者自身也可能存在其他致病因素，例如免疫、内分泌、易栓、感染等。”
但可以确定的是，女性生育年龄越大，胎停的发生率就越高。医学上将超过35岁以上的女性怀孕，在产检时会被定义为高危妊娠。
上海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原所长程利南告诉八点健闻，胎停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随着女性生育年龄越大，卵子质量下降，其他疾病增加，胎停的发生率会升高。
“45岁以上的高龄孕妇，基本上有一半妊娠会发生流产。”
据上海卫生健康委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30.73岁。根据2015年中国的小普查数据，25年来，我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增长至26.3岁。而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应该为25岁到30岁之间。
而在我国，目前女性生育年龄的现状是，一胎生育的女性，年龄在推后；与此同时，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产妇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当这些育儿女性，汇聚到临床时，不可避免地表现为胎停人数的增多。
陈素文留意到，二孩、三孩的政策放开后，再婚家庭、失独家庭中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前来就诊。但不少孕妇觉得，自己既然成功生了第一胎，之后的孕产也会理所应当地顺利，继而忽视了前期的筛查，导致胎儿因遗传因素停育。
“其实，国家的生育策略近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和睦家医院产科主任于莎莎告诉八点健闻，目前不提倡晚婚晚育，公众的观念也要随之改变，趁年轻抓紧生育，这样胎停的风险会比较低。
段涛则认为，近些年影像学、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催生下，各种筛查诊断的时间越来越提前，颗粒度越来越细。筛查范围的扩大让更多胎停变得可见，统计口径变宽也是胎停增多的原因。
胎停背后的生育焦虑
没有动静的肚子，打破了女性对生育的想象。
在遭遇胎停后，很多女性突然意识到：胚胎停育，是自己无法控制的一件事。
傅真在小说《斑马》中写道：曾几何时，她确信自己的一切梦想——出国读书、律师执照、幸福婚姻、崭新而重要的生活——都一定会在某处乖乖地等着她，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狗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然而，胎停打乱了这设想的一切。胎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女人”。
在接受采访时，傅真说，不育的耻感是广泛存在的，怀孕涉及到性、子宫，它本身就是一个禁忌，很难谈论。同时，社会还建构了这样一种形象——不育，就代表着你没办法做到别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胎停发生后，女性面临的压力，不仅有无法生育的危机感，还有对婚姻分崩离析的恐惧。
鲍时华告诉八点健闻，常常有患者焦虑地对她说，“主任，这是我最后一次怀孕机会了，求求您一定要帮我保胎，如果这次保胎失败了，我的婚姻就结束了。”
鲍时华还遇到过精神极度焦虑的一位孕妇，她胎停过3次，第4次怀孕时极度紧张，经常健忘，甚至连自己家在哪里都记不起来。在鲍医生的建议下这位孕妈在丈夫的陪同下，前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了专业心理医生的诊治，结果诊断出有抑郁症，需要在妇产科和心理科同时接受治疗。
《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胎停母亲除对丢失孩子的悲痛和哀悼外，在未来的妊娠过程中还会产生心理后遗症，如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以及母婴依恋的副反应等，对父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而不明原因的胎停，尤其会导致夫妇对妊娠产生恐惧心理。
在傅真看来，妇产医院应该配备心理医生，无论怀孕时还是产后，都应该有心理医生，给孕妇、产妇和胎停的女性，提供心理咨询。
从更宏观的维度上来说，女性遭遇胎停后，除了生育焦虑，背后更强烈的社会焦虑，与如今的社会观念也有关系。
在段涛看来，现代社会越来越急躁，时间和空间极度压缩折叠，大家普遍失去耐心，不能容忍任何的延迟，连不孕不育的诊断也从2年缩短到1年。
“统计口径变宽，大部分原本自然的胎停被视作异常，也会使女性对胎停过度的焦虑和担忧。”段涛说。
（清清为化名）
史晨瑾｜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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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琳丨责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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