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本我： 存在于世的生态进路
编者按
深度生态学近年来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社区伙伴第九期《比邻泥土香》的“见·远”栏目就讨论了深度生态学。本文简介转载自“舒米学苑”，感谢授权。在本文中，作为深度生态学鼻祖的阿恩•奈斯旁征博引（佛洛姆、甘地、康德），带领我们经历这么一个认知过程，从自我到社会我，到形而上的我，再到生态我的超越，阐述了本我与众生的联结才能引领未来的生态运动，同时也道出了环保工作遇到瓶颈的根源。
我们是谁？该往哪里去？我们身处的又是什么样的世界？人类耗费了至少有二千五百年，在努力地思考这些问题。二千五百年，对于一个物种存在于地球上的时间而言，非常短暂；对于地球存在的时间而言，更如昙花一现。而人类是地球的一部分，在地表上不断地迁移。
我希望能透过下列六点，大致表达我欲传达的重点：
一、我们都看轻了自己。有鉴于我们常常将“本我”与狭隘的“小我”混淆，我在此特别强调本我。
二、只要具有足够又全面的成熟度，我们必然会认同自然，将人类与所有的生物视为一体，无论美丑、大小、以及是否有感知能力，这就是人性。我将于之后针对这个概念详加说明。
三、传统上，自我成熟的发展包含三个阶段，首先从“小我”（ego）发展到“社会我”（social self），再发展到“形而上的我”（metaphysical self）。然而，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都遗漏探讨自然相关层面。自然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民胞物与的所在。因此，我将初步介绍“生态我”（ecological self）(注2)的概念。人可能从一开始就身于自然、本于自然，并且为了自然而存在。社会和人际关系固然重要，但本我更蕴藏了丰富的关系组成，除了人与人或是人与全体人类间，更包含人与更大的生物群落之间的关系。
四、透过实现自我、万物发挥潜能，加深生命的喜悦与意义。无论生命之间的差异为何，自我实现都蕴含了本我的扩展与深化。
五、因着与其他生命产生的必然连结，小我变得愈加成熟，不仅增加了广度，也增加了深度，“在其他生命中看到自己”。如果我们视之为一体的生命的自我实现受到了阻碍，那么人的自我实现也将同样受到阻碍。对于自我的热爱会秉持着共存共荣（live and let live）的原则，协助其他的生命实现自我，如此一来，透过自我的扩展与深化，除了能达成利他主义（altruism）对于他者的责任与道德考量的目标，更能产生远超过于利他主义预期的结果。根据哲学家康德的批判，人的行为也许美，但绝对无关乎道德。
六、现今面临的挑战是：拯救地球免于毁坏。因为毁坏将不只侵犯到人和非人类自我利益的进步，且同时降低众生生命喜悦的潜力。
针对“我们是谁”或“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把手指指向自己的身体。但显然地，我不能将小我或自我意识与身体视为一体。举例来说，请分别比较上方列举的句子：
虽然，上述的句子当中，“我的身体”不能代替“我”、“我的身心”也不能代替“我”，但这个例子也无法说明什么是自我，或什么是本我。
即使历经哲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数千年来的论述，我们仍无法正确理解何谓“我”、何谓小我，或何谓本我。虽然，这些都是当代心理治疗的核心概念，但实际的治疗过程并不需要澄清这些名词的哲学定义。我们的重点在于要经常提醒自己，现在面对的事情是多么奇特又不可思议，并且近在咫尺。然而，也许就是因为这些思考与论述的对象如此之近，反而使得面对与处理益加困难。接下来，我将单单利用一句话来比喻何谓“生态我”的定义，而人的生态我，即是他所连结认同的那个本我。
这关键句说明（而非定义）了何谓本我，能帮助我们不再拘泥澄清本我的定义，反而着重于理解什么是认同（identification），或更确切地来说，更专注于了解认同的过程。那什么又是典型的认同过程呢？认同能引发强烈的同理心，我常举一个四十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当时，我从旧式的显微镜中观察两滴化学药剂混合时产生的剧烈变化，接着，从旅鼠（群居的小型鼠，活动于北极附近）身上跳出一只跳蚤，沿着桌边闲晃，最后停在酸性化学滴剂中。我根本来不及救牠，几分钟后，跳蚤就死了，那垂死的挣扎有如动作片般逼真传神。
我很自然地充满怜悯与同理心，感受到牠所遭遇到的痛苦。但同理心并不是最基本的元素，而是认同的过程，即“我在跳蚤身上看到自己（myself）。”如果我与跳蚤之间的关系疏离，并没有直觉地看到跳蚤与我有任何相似之处，那么我对于跳蚤死前的挣扎，就不会有任何感觉。换言之，这当中一定发生了认同的过程，才会产生怜悯，并促使人类之间产生团结的情谊。
在一群研究与阐述自我概念贡献卓著的学者中，佛洛姆（Erich Fromm，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提出：
爱自己就相当于自私，爱自己与爱他人是两种不一样的选择，这样的学说充斥于神学、哲学和一般人的思想中。而佛洛伊德在他探讨自恋的理论中，也以科学语言合理解释了上述的原则观念。
佛洛伊德的观念：假设人具有某程度的原欲，在婴孩时期，原欲的对象是婴儿本身，即佛洛伊德所称的原发自恋（primary narcissism）时期，而当人逐渐长大，性冲动的对象就从自己本身移转到其他的物件上。如果人的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ship）受到限制，原欲就不会转向外在的对象，反而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即所谓的续发性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根据佛洛伊德的说法，若对于外在世界的爱愈多，留给自己的爱就愈少；反之亦然。由此说来，恋爱会使自我之爱（self-love）匮乏，因为所有的原欲都已转向自身以外的对象了(注3)。
但佛洛姆并不赞同佛洛伊德的分析。虽然，佛洛姆仅单纯关注人类之爱，但热爱生态智慧的我们（ecosophers）却发现，“照顾”、“尊重”、“责任”、“认识”的观念，同样广泛适用于所有的生物。
爱他人与爱自己并不是二择一的单选题，相反地，每一个有能力爱人的人，也都有能力爱自己。原则上，就对象（object）与人本身而言，爱是无法分割的。真正的爱表现了创生性（expression of productiveness），并蕴含关怀、尊重、责任和认识；真正的爱并不是因为受到某人影响而产生什么作用，而是积极为所爱之人的幸福和成长而努力，这些表现都源自于人本身的爱的能力 (注4)。
虽然，佛洛姆对于无私——与自私截然不同的对立面——的阐述极具有启发性，他的论述基础却仍只局限于异化和狭隘的小我概念，也可用来探讨自我牺牲的人。
无私的本质，在无私奉献的对象所产生的效果中特别明显。而在我们的文化里，经常展现母亲给孩子“无私的爱”。母亲相信无私的爱会让孩子体会爱的意义，并能学习什么是爱。但事实上，她的无私并未展现预期的效果，这些孩子并没有表现出相信他们受人疼爱的幸福，相反地，他们时常焦虑、紧张，担心母亲的不认同，同时为了达到母亲的期待而感到焦虑。另外，虽然他们常感觉到母亲身上潜藏着对于生命的敌意并深受影响，却没有意识层面上的认识，最终反而将这敌意带到自己的身上：
人若有机会研究母亲真实的自我之爱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发现，懂得爱自己的母亲所给予孩子的爱，将比让孩子体会爱、喜乐和幸福，来得更有帮助 (注5)。
以下是生态哲学的观点：我们都需要环境伦理，然而，当人觉得为了表现对自然的爱，而必须放弃或牺牲自身的利益时，最后可能反而违背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反之，人透过小我认同的扩展，也透过真实地爱自己，爱那个更深、更广的大我，将能看到环境保护带给他们的益处。
自一九三零年以来，我一直是甘地非暴力直接行动的门徒与信徒，自然而然地受到他形上学理论的影响。形上学给予甘地极大的激励，使他直到死前，都能坚忍不懈地走在他的道路上。甘地认为，他最重要的目标不在于印度的政治解放（liberation），而是领导印度人民发起圣战，来对抗赤贫、种姓压迫、以及各种挟持宗教名义的恐怖行动。圣战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人人得以自由才是甘地的终极目标。甘地叙述他所抱持的最终目标时，听在许多人的耳里应该是怪异又陌生的：
我所企求的、这三十年来希冀努力达成的目标，就是本我实现、与神面对面，并获得解脱（Moksha，即解放、自由）。我活着、我行走、我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那样的目标。无论是演讲、书写，或涉足政坛，都不会改变我的目标 (注6)。
这对西方思想而言简直就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tic），但也是一个普遍为人所误解的偏见。如果甘地所探讨的“本我”，指的是只考量个人利益、狭义的自我（jiva，即灵魂），抑或是狭隘的自我酬赏（ego gratification），又怎会为了贫穷的人努力呢？
甘地认为，他想要实现的是至高无上的本我，或宇宙大我（universal Self），即所谓的生命本源（atman）。诡异的是，甘地却想要透过无我的行动，也就是藉由削弱狭隘的自我或小我的支配，来落实本我。大我紧密地连结了每一个生命，而正因为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所以产生彼此间连结与认同的能力，因此很自然地，不需要道德劝说，就能促成非暴力的实践，如同我们的呼吸不需要道德理由一样。我们必须培养领悟力，诚如甘地所说：“非暴力力量的基础，就是众生本质上的合一。”
从历史上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非暴力是生态保育的核心价值。甘地指出：
我相信不二论（advaita），并且针对这点，我相信人与万物本质上的合一。更因此我相信，若人充满灵性，全世界都会与他共享灵性的充满；若人没有灵性，某程度上全世界也与他一起失去灵性 (注7)。
也许有人会认为，甘地针对非人类生物的本我实现的想法过于极端。他在旅行过程中，带了一只山羊为伴，而山羊也以羊奶供给他的需要，恰好成为非暴力的见证，抗议印度以残忍的方式挤牛乳。
此外，与甘地同住在修行道场的欧洲伙伴们，对于他让蛇、蝎子和蜘蛛通行无阻地进入卧房内，让动物得以安身立命这件事，也感到非常吃惊，他甚至禁止人们用药来治疗毒虫的咬伤。甘地相信合意共存的可能性，同时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道场内从未发生过任何意外，道场内的人都会不自觉地注意鞋子里面，确认没有蝎子之后才把鞋子穿上，即使晚上在楼层间移动时，也会很小心注意不要踩到某个同胞。
甘地以此方式肯定每一个生物都有其基本权利，谋求生存与茁壮。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有其利害和需要；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能实现本我。甘地藉此显明了本我实现、非暴力以及有时称为“生物圈的平等主义原则”（biospherical egalitarianism）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我成长的环境中，人们总是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变成一个伟大的人。这通常意谓着要超越其他人，在能力上胜过别人。这种人生意义和目标，在今日庞大的全球经济竞争背景下，显得特别危险。经济市场上的“商品与服务”，不仅可切割独立于实际生活，也几乎完全无关于人实际的需要，因此，我们绝不能让商品与服务供需的法则，支配愈来愈多的生活层面。
在极端个人主义充斥的社会中，若你拥有与人合作和共事的能力，且能使人在合作过程当中感到舒服，必会为你带来许多助益，尤其当你位居高位时，更需具备这些能力。但这些特质常常被视为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或成就小我的基本准则，而不被视为实现“人”应具有的价值。然而，若将小我等同于本我的话，将严重贬低人的价值。
根据巴利文或梵语常见的翻译，佛陀教导弟子要以心（mind）广纳众生，如同母亲爱她的孩子一般，要以“本我”广纳众生。对有些人来说要抛弃小我，不但毫无意义，也绝不可能，因此一直以来，仍旧维持原来的翻译，只要人能够敞开他的心广纳众生，保有一颗关怀的心，以慈悲之心去感受和行动即可。
然而，如同译文中所呈现的，若能注意到梵语中的生命本源主要的含意其实是“本我”，而非“心”或“灵”的话，将会具有极大的启发。将生命本源译为“本我”其实较为适当，因为如果广义的自我能够接纳其他存在，就不需藉助道德劝说，要求人关心生命。除非你得了某种精神官能症，或患有自残倾向，又或者厌恶自己，否则，在没有任何道德压力下，你也会很自然地关心自己。
澳洲的生态女性主义学家哈伦（Patsy Hallen），提出了一套与佛陀相似的说法，她说：“我们在此拥抱世界（world），而非征服世界。”请留意句中提到的是世界，而非生物（living things）。但我们无需将思维从生物转向世界，只要把现实或我们身处的世界扩大，不那么随意地划定区隔他我的界线，就能泛爱众生万物。
如果，今天的“本我实现”使人联想到的是人生追求狭隘的那种自我酬赏，那么“本我实现”一词便迥异于甘地提出的意义，或稀释其中的宗教意义，若仍主张以深化与扩展小我来拥抱众生，岂不是有失精确吗？情况也许真是如此，但我认为这词汇的普及性反而使人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愿意听听何谓本我实现。在短短的时间内，人们有机会听到“大我”的概念，并了解到，如果人们继续将本我实现等同于小我意识的实现，就是严重看轻自己，因为“人”比我们所认为的更为伟大、更深刻、更丰富，也更具保有尊严与喜悦的能力。如今在我们眼前的，是那些非竞争性的丰硕果实，满山遍野，绵延不绝。
狭隘的小我酬偿是最粗糙、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起始点，而我希望大家能以此为出发点，开始思考自我的扩展与深化。背后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与“利他主义”（altruism）有关。“利他主义”经常被置于利己主义（egoism）对立面，拉丁文中自我意识（ego）的对立面是他者（alter），因此，利他主义暗示了自我意识支持他者、牺牲自身利益。而且俗话也说，“基于责任，人应该爱人如己。”
遗憾的是，人若只靠着责任或普遍的道德劝说而爱人，能做到的十分有限。从文艺复兴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基督教国家发起了大约四百场残酷的战争，而战争发生的理由都极为薄弱。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应该摆在扩展与深化自我的工作上，当自我够宽广、够深刻，就能超越自我意识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并一步一步消弭对立。
“社会我”在早期阶段即获得充分发展，因此，我们愿意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蛋糕，而不愿自己独享。我们能充分与这些人产生连结，感同悲苦，却长期对地球恶意相待。不过，现在，该是深化人与所有的生物、生态界与盖娅——我们所拥有的这颗奇妙又古老的星球——之间的连结，与众生共有、共享的时候了。
哲学家康德提出道德行为（moral act）与美的行为（beautiful act），这一套概念对比鲜明，值得我们在努力与自然和谐共生、帮助自然，或成为自然的一分子的过程中，广泛运用与探讨。不计代价遵循道德法则（moral law）的意图，驱使了人们的道德行为，换句话说，单单只为了尊重责任，我们就须负起道德责任。因此，最能展现纯粹的道德行为，就是完全违反意愿的行为，即使厌恶，却仍因为尊重道德法则，而不得不做出的行为。对康德而言，使他油然升起深深的敬畏之心的，就是“我所仰望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
另一方面，如果遵守道德法则是心甘情愿的，那会是什么情形呢？康德认为，如果好的行为是出自于积极正面的意愿，就是美的行为。而我认为，在环境相关工作中，我们应该设法影响人们的道德意愿，而非道德理由，将主要目标着眼于影响人做出美的行为。不幸的是，生态运动常沦为说教，给大众一个错误的印象，大体上都要求人有所牺牲、更有责任感、更关心，也更有道德。依我看来，我们需要的是敏锐地感受生命丰富与多样性，以及爱护自然景物的深刻经验所带来的各种喜悦。
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一份心力，这同时是地方与全球层面的政治问题。某部分而言，我们感受到喜悦，是因为意识到人与“比小我更大的某种东西”之间存在一种亲密的连结，而那种东西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具有数百万年生命的价值。如果能扩展与深化本我的概念，让人不仅感受到、也深深相信保护自然即保护自己时，便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爱护环境所需的关怀。
我所提出的是生态存有论的至高地位，同时认为在环境伦理之上，存在一个更高的现实主义（realism），鼓舞着未来数年的生态运动。只要生态我能化作现实，人的行为就能自然又优美地遵循严格的环境伦理规范。虽然，我们有时的确需要了解自己的品格缺陷，但透过更加深刻的体验与激励，生态运动会愈来愈有成绩。但这问题若要在本文处理，可能过于庞大。我们要面对的显然无关乎社群科学（community science），而是社群治疗（community therapy）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出方法，来医治我们与最大社群——众生社群的关系。
注释：
1. 本篇文章摘自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二日的凯斯·罗比（KeithRoby）的社区科学纪念讲座的演讲，地点位于澳洲梅铎的梅铎大学。中文版收录于台湾红桌文化于2015年4月初版的《像山一样思考》书中。感谢红桌文化允许社区伙伴转载于《比邻泥土香》。
2. ecological self可译作“生态本我”或“生态我”，此处保留《像山一样思考》原译“生态我”，其他篇章统一使用“生态本我”。
3. Erich Fromm, “Selfishness, Self-love, and Self-interest,” in The Self: Explorations in Personal Growth, edited by Clark E. Moustakas (New York,NY: Harper, 1959), page 58。
4. 同注脚3, page 59。
5. 甘地的引述摘自Arne Naess, Gandhi and Group Conflict (Oslo, Norway:Universitetsforlaget, 1974), page 35。该书清楚阐述自我实现的形上学相关探讨。
6. 同注脚5。
7. 同注脚5。
文章及插图来自社区伙伴出版的第九期《比邻泥土香》, 间接转载自舒米学苑，感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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