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这个建于2013年的年轻法院，拥有北京市最大、便民服务功能最齐全的诉讼服务中心，占地1100多平米，而这里的49个法庭全部是数字法庭，随时可以实现庭审直播。《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全程体验了“智慧法院”的立案和审判过程。
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访客登记柜台，撒贝宁出示身份证登记，工作人员告诉小撒，如果是律师来办案的话，就直接用律师证扫描，其他人就是直接扫描身份证。
通过扫描身份证就可以拿到一个印有二维码等信息的凭条，二维码中包含访客的身份信息、过往案件信息等，在法院诉讼服务的多个环节，只要刷凭条上的二维码，就可以根据设备上的提示，获得信息查询、材料提交，门禁识别等简捷便利的诉讼服务。拿到这样的凭条后就可以放心地走进诉讼服务中心了。
“小雨”是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研发的全国首个导诉机器人，在法院导诉服务中，既能引导诉讼，又能服务咨询，还能与当事人互动交流，缓解当事人情绪。综合服务区与传统服务窗口不同，它不仅能提供更专业的咨询服务，还能为当事人提供案件查询、联系法官、收转材料等服务。
在导诉机器人“小雨”的带领下，撒贝宁在大厅西侧的自助立案终端完成了模拟自助立案。在大厅门柱上的一块电子导航系统显示屏前，撒贝宁查询并了解了通往法庭的模拟路径。
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十四法庭，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二审上诉案在这里开庭审理。
《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探访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为您揭秘高科技庭审背后的技术支持。
撒贝宁对话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信息技术科科长杜峰
杜峰：三中院信息中心能为三中院的所有信息系统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对于本案，它主要提供两项技术支持。第一是庭审智能语音转换功能，第二是互联网远程质证功能。
撒贝宁：这个法官是不是要普通话特别标准，带口音怎么办？
杜锋：它（系统）目前在学习，它通过学习可以把这个准确率提高。通俗地讲，智能庭审语音系统就是语音实时转文字功能，这可以把书记员的主要工作由记录转向校对和排版，提高法庭的工作效率。
撒贝宁：证人不在法庭？
杜峰：对，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没法到现场来。但是他在工作现场具备互联网条件，就可以利用咱们这个互联网远程质证系统，连接到本庭里来，实现远程质证功能。
北京市三中院审判长法官李坤向撒贝宁介绍说：
现在我们每个审判员都有一台移动设备，通过移动办公平台，查阅电子档案进行合议案件。过去都是纸质档案，容易损坏，不易保存，查询的效率很低。而且合议庭合议的时候，不能同步查阅，只能相互地查阅。从2015年开始，北京法院实现了随案生成电子档案。不管是法官还是当事人，都能查到这个电子档案。
这次庭审，他们充分运用了“智慧法院”所打造的高科技庭审工具，除了智能庭审语音系统、互联网远程质证系统，他们还使用了电子证据播放等手段，既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又使庭审过程完整规范。
而在庭审外的工作中，他们也用到了一些智能手段，比如“睿法官”，通过分析案件的特征，对已有的案例、法规，进行大数据分析和提取，将类似判例推荐给法官。
除此之外，在案件即将结案时，合议庭还将使用文书自动生成系统，实现裁判文书的智能编写，智能排版、智能纠错。
《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专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杨万明
撒贝宁：前不久，北京法院曾邀请公众代表亲身感受“智慧法院”，请您谈谈近年来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成效？
杨万明：北京法院信息化建设起步早、基础好。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提出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要求后，北京法院大力推进网上办公、网上办案，促进信息化与审判业务深度融合，实现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法官办案、服务群众诉讼、服务审判管理、服务科学决策。
在服务审判工作方面，我们综合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移动通信等技术，建设应用了“智汇云”平台，使过去分别运行的法院专网、互联网云平台和移动平台实现了互联互通，全市三级法院和67个人民法庭的各种数据实现集中管理，信息共享。依托统一的审判信息资源库，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研发了“睿法官”系统，为法官办案提供相关法规和案例主动检索、智能推送等审判辅助和决策支持，促进裁判尺度统一，助推审判质效提升。在原有的审判流程公开、执行信息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三大平台和庭审直播平台基础上，又增加了移动诉讼服务平台、微信诉讼服务平台、诉讼服务自助平台等新的便捷化诉讼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群众诉讼。
信息化应用实现了审判过程全程留痕、全程公开，每位法官、每个案件的情况一目了然，审判管理更加精细，监督更加严密，也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撒贝宁：这套“睿法官”的系统，我觉得是为未来的审判工作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窗口。
杨万明：“睿法官”的系统，实际上就是把一些常见多发案件中的规律找出来，然后把这个裁判的规则总结出来，一个法官拿到一个案件以后，可以通过这套系统，把适用的法律和相关的案例推送出来，这样方便对这个案件，做出一个最后的决断。
撒贝宁：北京法院的“智慧法院”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杨万明：我们的“智慧法院”，不仅要服务审判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服务群众诉讼，努力做到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延伸到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近年来，北京法院在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基础上，打造了互联网、手机APP、诉讼服务自助终端、微信、12368人工语音和诉讼服务窗口等多渠道、立体化诉讼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了网上立案、异地立案、网上缴费、网上送达、网上阅卷、网上证据交换、远程开庭、在线调解等多方面诉讼服务，当事人通过信息平台可用视频或留言随时与法官进行沟通，还可以在网上对执行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评价。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切实减轻群众的诉累。
2017年2月15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处理的是一起老赖拖欠13个农民工7年血汗钱的案子。13个农民工从2011年开始，就一趟又一趟地去找王洋要钱。可最终，他们一分钱也没要回来。2015年年初，13个农民工拿着王洋的欠条把王洋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农民工所主张的共计65万元欠款，由王洋支付。
官司打赢了，王洋却消失了。13个农民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知道执行是实现他们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执行实现不了他们的权益，这个判决就是一张法律白条。
执行局首先做的，是对老赖名下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这在以往，是个体力活。如今，这些工作在办公室，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了。“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是跟各大商业银行的后台系统是对接的，通过这个就可以很轻易地查到被执行人在全国各个开户行的账户，快捷地把他账户上的钱划走。但通过查询，法官发现，在王洋名下，存款仅6千多元，这比起65万元的执行款，杯水车薪。
早在一个月前，登封13个农民工被拖欠工钱长达7年的事，就被当地人大代表以书信的方式传递到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的信箱里。由于案件是异地执行，涉及到三级四家法院，张院长决定亲自督战，进行联动指挥。
三级法院之所以能够在指挥中心实现亲临现场的感觉，是因为在前方，每个执行法官的身上都佩戴了一个移动指挥系统，俗称“单兵装备”。它能够把现场的画面和声音实时传回指挥中心。
通过联动指挥，前方执行法官在省道一空旷车少的路段上逼停了老赖王洋的车辆。在此前，他为了躲避执行，已经消失了两个多月。以这样的方式被法官找到，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回到法院，说起那笔欠款，王洋称，自己没钱。但是按照王洋的说法，他的大女儿9岁，而他与妻子认识却只有8年。老赖的谎话，不攻自破。
傍晚，按照法律规定，法官决定对王洋拘留15日。眼看着法院动了真格，王洋的家属坐不住了，当晚，他们就来到了法院，并且带来了全部65万元欠款。
2月16日下午3点，13个农民工在法院拿到了共计65万元欠款。
《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专访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
撒贝宁：这一次我们的记者在做两会特别报道的时候，到了河南登封，参与了一次案件的执行过程，这一次连无人机都用上了。
张立勇：是，我们现在大概光动用无人机有四五十架了，单兵指挥系统每一个行动小组都有一台，现在在解决执行难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撒贝宁：您的这支法官队伍其实是在过去好几年当中创造出了一个关于解决执行难的一整套的工作模式。
张立勇：这一年多，我们河南法院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在解决执行难这一块力度非常大。中秋、国庆、元旦、春节、元宵节，执行法官全都在第一线，“中秋雷霆”，“子夜行动”，“凌晨出击”，“除夕神兵”，“初一会战”，“元宵突击”给老赖一个强大的震慑，是一种疾风暴雨式的阵势已经形成，下一步我们要实行精准的打击老赖。对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老赖，要判刑、追究刑事责任。去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判刑了1244人，在全国居第一位，确实是打出了法院的权威，打出了法院的地位，打出了法院的形象。
撒贝宁：实际上在看到单兵指挥系统，包括无人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设备，但能够起决定性作用的一定不只是设备，而是设备背后的一整套方案。
张立勇：我们在执行过程中，通过大数据功能，像百度云这种来查询被执行人，同时还联合了数百家金融部门，查找他的银行存款、基金、股票，查找他的汽车、房产等等。惩戒方面我们采取了黑名单制度，联合28个部门，包括国土部门、房产部门、金融部门等等，实行联合惩戒，并且限制了他的所有行动，比如说有一个老赖，他跑到南极去旅游，被上了黑名单以后，他买不到机票回不来了。在这个时候要求他的妻子还人家钱，然后他才能从南极赶回来。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限制，叫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无福可享，无钱可赚，无心可安，无路可逃。
撒贝宁：在这八年当中，接触大量的这些农民工讨薪的案件以及我们解决这种案件执行难的过程里，您的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张立勇：现在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关爱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法院必须挺身而出，为农民工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为农民工讨薪，我认为是作为人民法院法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们连续八年为农民工讨薪，得到了党和政府，还有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工群众的高度评价。
2017年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了《法治蓝皮书》，在这本法治蓝皮书当中提到了以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智慧法院已经初具雏形。
《今日说法》主持人撒贝宁专访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 许建峰
撒贝宁：智慧法院是个什么样的定义和概念？
许建峰：智慧法院是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智慧法院实际上就是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的信息化体系来服务法院。
撒贝宁：今年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在北京发布了法治蓝皮书，公布了“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对中国法院２016年的信息化建设和打造“智慧法院”的成效进行了总结分析，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许建峰：截止去年11月份，我们实现了全国3520个法院、9277个派出法庭和海事法庭的法院专网全连通，这就意味着全国法院的30多万干警，可以在一张网上办公、办案、交流和学习。
我们为了使得全国的法院干警们，特别是法官的审判工作充分利用这个法院专网，所以我们推动了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同时，我们还打通了法院系统和公安、检察、司法各个部门之间的界面关系。
另外我们的电子法院，也叫网络法院，在很多地方试点取得成功，因此从这个角度说，2016年我们初步实现了智慧法院的基本格局，我们要求是2017年要总体建成智慧法院。
撒贝宁：在您的设想当中，一个成熟的智慧型法院，应该是什么样？
许建峰：首先，跟法院有关的所有的业务，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跟法院有关的所有的业务，应该全部在网上能办理。同时，证据的交换，完全可以在网上实现。
第二个，从阳光化来说，审判执行的全部要素，依法公开。当事人或者律师，你只要想依法了解信息，这个信息就对您是公开的。
第三个是要求最高的，就是智能化，最高水平的诉讼体制，应该是争取达到无讼，怎么达到无讼呢？说实话，一个当事人要是想了解，我要到法院去诉讼，可能会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如果当事双方都了解了，很有可能他就不会到法院来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万明：2017，我的法治心愿是：深化司法改革，加快信息化建设，让审判工作更加公正高效权威。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2017，我的法治心愿是：让法治的阳光温暖每个人的心灵。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主任许建峰：2017，我的法治心愿是：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胡仕浩：2017，我的法治心愿是：司法改革路上，永不言累。
北京市三中院审判长法官李坤：2017，我的法治心愿是：在智慧法院的帮助下，我们审理案件更好更快。
案件来源：两会特别节目《法院的“智慧”》
主编：张颖
实习小编：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