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庚子年看二零二零庚子年
2020年的农历庚子年，始于2020年的1月25日，结束于2021年的2月11日。按中国古老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配合纪年的传统，周而复始，每六十年循环一次。那么，从清末1840年即第一个庚子年发生“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到2020年，已历经四个庚子年。或许是冥冥中的一种定数，或许是机缘巧合，这四个庚子年都不能说吉祥，都有震动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件发生。
第一个庚子年即1840年是清道光二十年，距2020年已180年。因当年鸦片泛滥害民弱国，白银大量外流，头年（即1839年）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禁烟。林则徐严厉查禁鸦片，收缴焚毁鸦片237.6万斤，其中大部分是英国商人的。查禁鸦片对英商和英国贸易打击很大，作为报复，英国遂于1840年（6月）即农历庚子年对清朝发动著名的“鸦片战争”。最终清廷作为战败和求和方，被迫和英国签订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割地赔款（割让香港给英国，赔款1200万元）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从而揭开后来清廷和东西方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幕，也由此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个庚子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也就成为传统教科书上所说的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
第二个庚子年是1900年，那时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距2020年已120年。初由河北、山东等地教民和非教民矛盾纷争引起，及至1900年在中国北方发展为打着“扶清灭洋”旗号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列强诸国对义和团运动反应激烈，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派军队以保护使馆、传教士为名进入中国，于是发生了义和团和联军的战事冲突。慈禧太后因在废光绪和归政等问题上屡受列强挟制，便欲借重义和团的力量反制洋人，轻率地向列强诸国下达宣战诏书。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义和团和清军围攻使馆，战事升级。慈禧太后宣战数日又反悔，对联军改战为抚，对义和团则改用为剿。尽管如此，八国联军并未停下战争步伐，最终攻占京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为平息侵略危机，次年清廷被迫派李鸿章和列强诸国签订了巨额赔款的《辛丑条约》。中国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付清。
第三个庚子年是1960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十二年，距2020年是60年。该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由左的“大跃进”和“反右倾”运动所导致的中国大饥荒的标志和高峰年。是年官方统计的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多万。是年中共公开发表文章，不点名的批评苏共，苏共则召集多国共产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指责中共。中苏交恶在当时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公开化。是年苏联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包括343个专家合同和协定，257个科学合作项目等。标志着两国关系的破裂。
第四个庚子年即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七十二年。这个庚子年不管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最大之事件当然是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武汉爆发和全国全球性抗疫的开展，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之事。包括中国举全国之力在控制疫情后加强对外宣传，新冠疫情向全球的蔓延，欧美发达国家遭受疫情重创，美国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前所述，近代第二个庚子年即1900年，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而在第四个庚子年的2020年，又出现了由美国发起、还有一些国家响应的对中国作为疫情首发之地的追责甚而索赔的国际舆论事端。还有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经济、技术包括政治的制裁，一些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跟进式制裁。
第一个庚子年即1840年到第二个庚子年1900年之间，在对中国清朝的关系方面，当时的大英帝国不仅是首当其冲的国家，也是各列强国中发挥着主导和代表作用的国家。第二个庚子年之后国内经历清朝灭亡、民国群雄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等一系列大事变，外国列强势力退出中国；国际上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衰落，苏联和美国分别代表东西方阵营崛起。中国作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实行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苏联事实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对象。及到第三个庚子年即1960年中苏两国关系破裂，舆论宣传上严重敌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完全中断，中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
第三个庚子年1960年到第四个庚子年2020年期间，中国国内经历了国民经济政策调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等大事变；国际上则经历了苏美冷战、中美建交、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代替当年的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国家，而中国则取代当年的苏联成为经济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中国的发展壮大，客观地说，得益于这样几个因素：毛泽东时代在经济方面虽然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全国民众很穷，但在工业体系和农业基本建设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中国人的经济头脑、开拓精神和吃苦勤劳的禀赋被充分激发出来；对外关系上和美国走近了，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
这样，在第四个庚子年即2020年，中美两国在几十年内经历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变化后迎头相遇了。这时的迎头相遇，是昔日的大英帝国早已辉煌不再，而当年的东方阵营盟主苏联“老大哥”又解体多年，环顾全球，除了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就是综合经济实力仅屈居于美国之下的中国了。
从一个角度看，在2020年的农历庚子年，中国不仅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在综合经济实力方面直逼美国，而且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似乎获得了某种挑战美国的资本。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虽爆发于中国，中国虽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艰难，但最终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将疫情成功地控制住了：截至农历庚子年腊月二十（公历2021年2月1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新冠肺炎累计确诊8.96万例，累计死亡0.46万例。反观美国，截至同日新冠肺炎累计确诊2691.1万例，累计死亡45.4万例，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截至同日其他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情况是：英国：累计确诊383.6万例，累计死亡10.7万例；法国：累计确诊320.1万例，累计死亡7.7万例；德国：累计确诊223.2万例，累计死亡5.8万例；意大利：累计确诊256.1万例，累计死亡8.9万例；加拿大：累计确诊78.4万例，累计死亡2.0万例；日本：累计确诊39.2万例，累计死亡0.58万例。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最多的大国相比，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方面可以说是几乎全面沦陷。农历庚子年的美国不仅深深陷入新冠疫情的困境，而且受到黑人弗洛伊德致死案、非法移民问题特别是美国总统大选舞弊问题所触发的社会性撕裂的困扰。
所有这些似乎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灯塔和世界警察的地位已经严重动摇了，西方民主世界全面走向衰落，所谓的民主制度在新冠肺炎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惟有中国一枝独秀，中国的制度和体制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中国不但有底气挑战美国，而且有可能继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个文明古国就要像当年的“雄汉盛唐”那样实现伟大复兴了。
但历史经验告诫人们，关乎国家前途的问题不可想得太乐观。且不说“雄汉盛唐”那样的复兴是否合乎世情民情？单是“高处不胜寒”就应警惕。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近二十年时间是勃列日涅夫主政苏联的时期。期间苏联南面和中国敌视长期陈重兵于边境；西南入侵阿富汗；又在全球和美国搞军事竞赛难分仲伯。表面看苏联十分强大，四处出击，咄咄逼人，似乎处于发展的最好阶段，但实际上国力已十分疲惫，及至美国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准备投资1万亿美元和苏联对抗，苏联更显得力不从心。对内勃列日涅夫政府前期在加强中央集权和条条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了一段时间小打小闹的改革，经济有一定起色，国力和人民生活有了一定提高，后来改革停滞，经济也停滞不前。勃列日涅夫总书记醉心于面子上的强大，以致庞大的官僚机构叠床架屋，公营企业普遍效率低下，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体制内等级特权和腐败严重，问题重重积弊难返。“超美”之梦没有实现，却自说自话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正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实为后来苏联的迅速解体埋下了伏笔。
农历庚子年的新冠疫情无疑是对世界各国的制度、体制包括党派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考验。但如果以美国成为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就以为美式制度不行了，西方控制新冠疫情的失败就断言西方的民主制度失败了，那实在一种片面和短视的观点。客观地说，从控制新冠疫情看，像中国这样的制度和体制确有其明显的优势，比如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容易自上而下地达成社会共识，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资源用于抗击疫情。而在美式和西式的民主制度下就难以做到这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精神传统、生活习惯包括群族性格都不利于控制新冠疫情，而华人则反之。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们在这次疫情中存在无可讳言的失误问题，他们的共同失误之处就在于丧失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过分依赖疫苗的研发，在自我防护和人群隔离方面引导不够，措施不力。而从全球抗疫大局和长远看，任何优势和劣势都是相对的。中国的抗疫优势同时容易滋生其他问题：比如前期隐瞒疫情的问题，过当控役造成医疗资源过度倾斜和浪费问题，动辄封村封区封城的极端化控疫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打击戕害，高度依靠行政手段控役对民众一些基本权利的侵犯。等等。
农历庚子年围绕美国总统大选中迷雾重重的舞弊案不仅造成对美国社会的撕裂，这次总统大选及其舞弊事件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撕裂，即挺川派和黑川派的撕裂。当然这两种撕裂性质是不同的，意味也是不同的。近些年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越来越关心，这反映了民众的某种心理倾向。但此前没有任何一次美国大选像这次美国大选引发如此之多的中国民众的围观和造成如此严重的对中国民众的影响。这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一种现象。另外，不管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舞弊事件的真相和走向如何，都说明任何制度和体制都是一种人设，都会出现问题，都不能神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就此得出美式民主会就此走向式微，那恐怕也是一厢情愿。制度是人建立的，制度反过来又会塑造人，人又会根据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客观形势的需要修正、改革甚至重塑制度。而任何制度都是服务于人的，制度只是工具，人才是目的。只有能给大多数民众带来幸福或在不断的修改修正中能给愈来愈多的民众带来幸福的制度才是善的制度。
直面已经过去的农历庚子年，中国人应当以这场世纪性大疫为引由，将更多的精力和思考用于总结和省察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国家自身的缺点、问题和弊病，而不要沉浸于已取得的成就包括控疫成绩中。这不仅因为这场新冠疫情还处于肆虐阶段，还难以看到结束的尽头，不断的变异更表明新冠病毒的顽强性和狡猾性，即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也随时存在反弹和回潮的可能性，况且还存在“疫源”究竟在哪这一有待澄清的问题，所以“谁笑在最后”或海水退去后“谁真正裸体”还远未定论。而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更是存在很多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的体制性、社会性、积弊性的问题。这场史无前例的新冠大疫对全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重的，还有许多潜在的影响并未昭示和揭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和美国，东方和西方，欧美和亚非，政府和人民，都需要面对这场新冠大疫及其善后进行深刻的自身反省，围绕坚持什么，改变什么，发扬什么，革新什么，作出正确的抉择和回答。
（二零二一年二月二日稿，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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