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喜 邓彪丨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

作者

陈章喜  邓彪

摘要

建设数字中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战略任务。作为新发展业态的数字经济，目前正在经历快速发展阶段，在国家发展与人民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香港在金融发展、基础研究、制度安排、对外联系等方面具有众多优势，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可采取的对策包括：推动香港数字金融的大发展；促进香港数字贸易的不断优化；深化香港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完善香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推进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关键词

数字经济；香港；知识外溢；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

陈章喜，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暨南大学澳门研究院经济社会与区域合作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港澳和海外统战工作理论广东研究基地副秘书长；邓彪，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特区政府加强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手段及条件。党的二十大报告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方位，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描绘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新走向，也为香港、澳门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将对港澳地区未来繁荣稳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好地发挥作用［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同时，报告涉及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支持香港、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内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为港澳同胞谋福祉的不变初心。因此，分析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既是香港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走向经济成长新阶段后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需求。

一、文献回顾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1996年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最早提出数字经济的概念，他强调人类通过技术建立网络，将智能、知识和创造力结合起来创造财富。但由于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紧密相关，因此概念的界定随技术进步不断更新。英国经济社会研究院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关于数字经济及其发展的研究，国内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展开了一些分析。丁声一等通过对英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的梳理，提出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启示以及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2］。张新红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网民优势、后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将为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3］。钟春平等系统梳理了中美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并从数字经济总量、创新能力、产业发展及监管角度就中美发展数字经济差距的原因展开分析［4］。张伯超等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就绪度指标体系，定量评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5］。许宪春、张美慧通过构建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对数字经济的增加值与总产出等指标进行测算［6］。彭刚、赵乐新基于数字经济的基础层和应用层两个维度，对我国的数字经济总量进行了测算［7］。李智和何浩淼通过构建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应用以及数字经济产出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8］。刘军等从信息化发展指标、互联网发展指标以及数字交易发展指标三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我国各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9］。

关于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功能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其纳入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整体分析。曹靖等人运用突变计数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和绿色经济效率，认为大湾区绝大多数城市创新投入强度逐年显著提升，但绿色经济效率变化存在较大差异［10］。彭芳梅通过TOPSIS评价法与改进引力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空间联系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表现出三级圈层结构，并且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一步验证了空间联系分析的结论［11］。笔者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与量化评估，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教育、卫生、公共管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关联度较大，而居民服务、文体娱乐、旅游业、商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等行业的关联度较小［12］。申勇等构建了开放度测算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层级较高，是较大区域范围的经济发展引领人［13］。二是关于香港与内地关系的研究。陈德宁等构建了香港与内地经济耦合模型，得出两地经济耦合度增长迅速的结论［14］。李文辉等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认为香港与内地跨境技术转移具有明显的邻近特征，且广度在不断上升［15］。王鹏等构建了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香港知识溢出对广东省创新能力的影响［16］。郑文江等基于驱动因素、合作层次和创新模型三个角度构建了三维分析框架，认为政策的直接推动让珠三角地区和香港的区域协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但合作水平还不够深化［17］。

既有研究显示，应充分发挥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及优势。现有文献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优势、差距、测算等方面。现有文献对香港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等方面。但囿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约束，既有文献对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政策选择还缺乏深入研究。香港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的节点城市，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随着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不断推进，香港数字经济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基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视野，系统研究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香港的功能与对策选择，试图为香港数字经济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局提供参考。

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

与脉络

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及其技术的广泛使用，21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提出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的观点。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的交融愈加密切，数字经济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政策、社交媒体的标题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为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4.5%～15.5%。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数字经济被视为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引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全球网络协议流量在2017年至2022年间增长三倍以上，特别受疫情影响，互联网流量显著增长。数字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范围都在飞速增长。

数字经济的飞速增长也伴随着国家之间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近年来，各国陆续把发展数字经济视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转换经济增长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18］。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当今时代世界各国为在国际竞争中抓住话语权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所必须抢占的制高点，美国、印度和欧盟等国家或区域陆续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重点［19］，中国自然也不例外。2007年6月，我国首部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电子商务发展“十一五”规划》发布，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1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发布，其中指出战略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信息化全面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网络强国地位日益巩固，在引领全球信息化发展方面有更大作为。同年在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及了数字经济概念。2017年数字经济正式被写入中国政府的工作报告。2020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白皮书（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等四个部分。2022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可以看出，我国把数字经济放在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且不断出台相应政策以推进其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我国迈入新时代后数字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中国的数字经济高速发展，2017年全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26.70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的22.7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7.24%；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34.8%［20］。2022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显示，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45.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16.2%，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9.8%，数字产业化基础实力持续巩固，产业数字化发展进入加速轨道。此外，数字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引发了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性深刻变革［21］。无论是对政府、企业、人民三方，还是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医等方面，数字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2年3月发布的《大数据看2022年全国两会关注与期待》中，数字经济位列第五位。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备受人民的关注。

作为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坚持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在把握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潮流上迈出了坚定的步伐。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出台，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此后，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包括《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行动方案（2019—2025年）》，《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深圳市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1年工作要点》等文件。2020年底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要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大数据中心国家枢纽节点。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其独特的发展优势，在数据资源、数字关联产业、数据基础设施、应用需求等方面都具备国内首屈一指的条件［2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数字经济两大国家战略交汇机遇的同时，有望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领跑者［23］。

香港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城市，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是香港得天独厚的显著优势。香港发展的根本利益同国家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巩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维护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畅通便捷的国际联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香港必将作出更大贡献，对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三、香港参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的现状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产业为现代服务业、基本没有制造业、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城市建设空间有限的特点，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加强自身经济与内地的紧密联系，同时继续保持与世界其他城市的关联，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

2021年香港独角兽榜单中，18家独角兽企业具有“香港基因”，其中以高端制造、机械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居多。其中，DJI大疆创新，Sense Time商汤科技等高科技公司市值估值过百亿，说明香港促进数字产业化成效显著，已有初具规模的高科技公司。从表1可以看出，香港历年资讯与通讯科技业增加值从2011年开始，连续为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超过1 000亿元的贡献，除2009、2014、2015年外，资讯与通讯科技业增加值的增长率都为正，占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自2008年开始到2017年为止（除去2009年），历年都在5%以上，这说明数字产业化可以为香港创造较为可观的国民生产总值。另外，资讯与通讯科技业每年为香港创造了超过10万人的就业岗位，历年资讯与通讯科技业的就业人数占到了香港就业总人数的3%左右，为香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容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科技人才。

（二）产业数字化不断推进

目前，大部分香港人每天出行必须要乘坐的交通工具——地铁，自2021年1月23日起，全线超过90个车站已开通二维码付费乘车服务，意味着香港地铁数字化改革初见成效。香港建筑工地上已经采用移动应用设备和平板电脑替代传统手工记录，不少项目采用了数字化新技术包括BIM、RFID、视频监控、无人机扫描等技术，推动工地的信息化应用和管理。香港理工大学还开展了基于定位技术的主控式施工管理系统，基于BIM云和图像处理技术的智慧建造管理平台等课题的研究和应用［24］，相信未来的建筑工地会因为数字化而更加便捷和安全。此外，香港还鼓励智能养老，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举办“乐龄科技博览暨高峰会”，展示的产品包括老年人智能家居、远程医疗、康复科技、社交机械人、社区健康管理等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和保持良好生理及心理的数字化产品，让养老产业顺利进行数字化变革。此外，香港在零售、仓储、运输等行业中积极促进本领域的数字化变革，比如货拉拉公司进入了香港2021年独角兽企业榜单。

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就明确了未来香港应该发展高增值、高科技产业；2015年香港特区政府又提出再工业化战略，要求并推动了创新及科技局的组建；2018年设立的再工业化资助计划，拟建设专门研发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平台［25］。2021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的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香港北部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北部致力于发展世界一流科创产业。2022年初，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预算案》提出成立“数字化经济发展委员会”，同年6月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旨在推动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为香港勾画发展数字经济的蓝图与奠定未来升级转型的良好基础。此外，香港特区政府还积极推动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的成立，香港与内地的高新科技融合发展，不断引进高新科技人才和技术。2020年香港固定宽频互联网用户数占固定互联网用户数的比例达到了98%，比2010年的74%提高了24%，反映了香港市民对高速稳定的网络连接的需求与日俱增（表2）。香港特区政府对数字经济的推动措施，促进了香港市民对于数字经济的热情。

（三）香港数字经济发展的多元参与

对普通香港市民而言，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电子消费券计划，旨在刺激香港经济复苏、刺激消费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老年人而言，香港借助社会力量积极为其创立专门的数字应用软件环境，通过建立老年人专用网站、移动应用程序，多种途径培训老年人技能，多种方法激励老年人使用信息技术等方式促进老年人参与数字经济，分享数字经济的成果。如表3所示，在各种促进数字化的措施下，香港10岁以上人群使用互联网人数逐年递增，2020年约有600万人使用互联网，约占10岁以上总人数的92%以上，证明各种措施有效促进了香港市民参与数字化。同时，香港从特区政府、高校科研引领、基础教育界教师实践等方面合力推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26］。香港特区政府出台政策、香港高校编制教材，教材中包括教学指引与案例，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方合力推动人工智能教育在中小学生之间的兴趣，从而间接地推动了香港数字经济的发展。

四、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的主体优势

多年以来，香港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规范及比较成熟的现代治理体系，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在亚太地区处于强势的发展领域。香港除了为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多层次、宽领域、最有效的增值服务外，也为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制度财富，这是“一国两制”条件下创新发展国家数字经济的重大优势。香港的众多优势为国家数字经济全面发展服务，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体制优势

根据国家的区域战略部署，港澳与前海、横琴、南沙等新一轮平台建设与合作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南沙的定位应是促进粤港澳全面合作发展知识经济新兴产业。横琴的定位应是发展澳门非博彩的其他相关产业，为推动澳门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探索横琴与港澳共同转型发展的合作新模式。前海的定位应是为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提供金融和其他现代服务，与香港金融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形成全方位合作和错位发展的新模式，发展香港非金融和非房地产的其他相关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合作互动、错位竞争的新型平台网络，促进区域经济整合发展。基本指向是：粤港澳合作构建全方位国际合作平台，打造全球性科技创新和资讯创新中心；粤港澳合作建设对外投资服务基地，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高端要素和资源支撑。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将进一步完善粤港澳地区新一轮改革平台建设的合作协调机制，促进国家数字经济平台建设。

（二）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大都市功能优势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地处于该城市群的核心位置。就广州而言，其集聚了大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技术资本；就香港而言，其聚集了大量全球资本、人才和高端要素；就深圳而言，其集聚了大量创新资源、实体企业和改革基因。在全面深化粤港澳合作过程中，将以创新思维建立香港、深圳、广州都市功能的合作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竞争与合作，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全球最具活力和长期增长潜力的新增长极。在此背景下，构建香港、广州、深圳城市功能跨境分工的合作机制不可避免。可以肯定的是，香港将按照生态规律构建命运共同体，如就绿色低碳、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等签订区域合作协议；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构建利益共同体，就区域创新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等做出机会和利益共享的制度安排；按照社会规律构建和谐共同体，如就社会保障、社会治理与社会安全网建设等达成跨境机制性合作。香港国际大都市的功能优势将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服务。

（三）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区位优势

香港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大都市，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将成为国家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型服务、高增值制造和现代农业领域合作的重要区位平台。香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特征之一是国际化，这是香港长期在开放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由港优势和高度开放优势。香港不仅在美、日、欧有良好人脉和商业联系，而且在亚、非、拉也积累了百年以上的商业存在和发展经验。这对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进“走出去”，起着独特的作用。在香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短平快”是香港经济长期在夹缝中求生存所形成的奋斗精神及独特优势；“高增值”是香港在长期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培育出来的营商特色及价值定位。香港作为国家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管理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亚太及世界的创新中心中发挥着坚强的作用。国家融入和引领全球发展大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使香港国际化优势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多领域内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升华。香港在“引资”“引智”“引技”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引入现代创新经济的制度环境，为建设创新型的数字强国服务。

（四）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优势

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将更好地发挥金融中心和离岸市场的功能，为国家有序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以及银行保险证券体制改革提供支撑，同时在更高层次上为国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服务。香港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发展境外人民币债市、期市、汇市并开发人民币远期、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工具，形成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企业家及各类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服务专才北上，与内地企业合作，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国家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预见的是，香港企业家创新精神可以在更高层次、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内帮助内地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香港和内地企业家合作，通过质量创新，提升内地产品品质，满足国内和出口市场的差异化需求。从长期看，香港某些高科技产业，如生物医药研发、中医药检验检疫等，在与内地合作过程中可以在研发、制造等环节培育起新的优势，推动科技金融与数字金融的大发展。

（五）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贸易和航运优势

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及相关增值服务在亚太地区居于领先地位，香港的传统贸易、离岸贸易、保税贸易、跨境电商以及国际转口转运贸易的功能强大。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国际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会不断得到拓展，进一步为构建国家开放型经济体系服务。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合作构建以周边为基础，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如香港配合国家参与TISA（全球服务贸易协议）谈判，推动两岸三地服务贸易谈判，参与中国与东盟FTA升级版、中日韩FTA、RCEP等区域合作等。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构建境内、跨境、境外的生产和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供应链、金融供应链，合力取得海运、港口、空运及相关服务的定价权。香港将积极参与国家扩大内陆沿边地区开放开发，合作提升新疆对中亚、云南对南亚、广西对东南亚、宁夏对西亚北非等地开放的能力建设。这些平台建设和离岸体系建设将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六）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工商支持服务和专业服务优势

香港在综合工商支援服务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明显，表现在双语、财金专才云集、国际商业网络发达、中介服务经验丰富等。香港企业在全球供应链管理和综合物流等领域相对内地企业有较强优势，同时比国外商业竞争者更了解内地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目前香港的中介作用已转向为境内接单并在境外组织生产和组装、商品和服务在内地销售的同时，沿“一带一路”构造价值链的商业新模式。这与香港过去从境外接单并完成各项增值服务后，在内地完成生产和组装，产品行销全球市场的商业模式有所不同。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的商业模式可与内地贸易、生产和金融企业一道结成产业策略联盟，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共同开辟东南亚、中亚、南亚、西亚、北非、非洲、拉美市场，与内地合作进入美、日、欧高增值商品和服务市场，为国家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五、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

的对策思路

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具有“一国两制”、金融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的众多优势，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的重要功能不言而喻。综合考虑香港在国家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面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为充分发挥好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香港助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思路如下。

（一）推动香港数字金融的大发展

数字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功能。数字金融有助于区域、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创业行为，带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内地发展至今，虽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绩，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也带来了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从香港层面看，存在着相当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与资本财富拥有的差距，这也间接导致了香港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与不同财富阶级群体之间更加尖锐的矛盾。香港应该聚焦数字金融与社会公平，引导与支持数字金融的发展，抓住机遇保持并不断提升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加强数字金融信贷管理，便利小额金融借贷的数字化操作，落实借贷个人身份与征信的审核以及资金发放与收回的法律法规，方便低收入群体进行资金借贷以开展创业行为，为国家数字金融的发展提供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验之路。

（二）促进香港数字贸易的不断优化

香港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及进口，有利于内地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香港作为世界级港口，通过对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出口以及进口，能够有效促进内地特别是广东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香港这个中转站，将内地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推介和销售，既能增加香港转口的收入，又能提高内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要发挥香港作为世界级贸易港口的作用，大力促进贸易行业的海运、空运便捷化并出台相应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从事高科技贸易行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优化贸易进出口程序，以网上审批等为主，便利企业的操作、降低人力成本。同时打通贸易渠道，促进贸易企业沟通贸易集装箱，顺畅产品对接和交接等程序，让企业能够顺利将产品运出去。此外，贸易行业管理要便利贸易出口与进口交收，便利高科技产品进口与出口审核，完善商品转口的法律法规与税收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提供良好的销售通道与环境。

（三）深化香港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

数字经济能够实现社会有效分工，实现就业结构的优化［27］。未来，数字经济将会实现香港与内地的有效分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共赢。面对新的挑战，香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不动摇，既要坚持“一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民族荣誉，明确只有祖国好才有香港好的观念，弘扬爱国爱港的理念，塑造爱国爱港的氛围，积极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局；同时要发挥“两制”的独特优势，鼓励香港数字经济企业在自由市场有序竞争、良性竞争，建立健全香港数字经济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引进国外及中国内地数字经济与其他领域领军人物、杰出人才与技术，同时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文化交流。香港第三产业极为发达，但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规模较小，应该与广东省及内地各省开展更广阔与更深层次的合作，除水、电、蔬果等生活必需品在数字领域的合作外，在交通、网络、管道等方面也应主动对接内地，融入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大潮；在工业制造方面应适时将落后产能转移至粤东西北及内地各省，通过与内地的数字经济合作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四）完善香港数字经济的产业链

从现实来观察，现有的大多产业都可以进行数字化变革，给现有的产业以便利化、降低维护成本、根据需求适时调整供给等优点，因此要促进香港产业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能给很多产业赋予新的数字价值。不同于以往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具有的稀缺性，数据资源有很强的再生性和可用性。如数字经济与养老结合产生了数字养老。目前医院、社区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的实时监测，老年人吃饭、出行的智能化，老年人人际交往的网络化，是正处于超老龄化或老龄化社会的香港与中国内地所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又如数字经济与教育结合产生了数字教育，大数据精准捕捉的考证考试服务、实用技能的网络培训具有广阔市场。再如数字经济与城市管理结合产生的智慧城市，对居民所需要的服务提供网上办理，便于居民预约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监测与公示。香港应该以降低税收、提供补助等方式鼓励各行各业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发展，引导企业拉长自身产业链，扩展数字经济产业链，利用好维护好现有的数字基础设施，容纳更多数字经济从业人员，更好更快发展数字经济。

（五）推进香港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共享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国家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相对福利效应会更大，但要防止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时间滞后效应。数字经济能够让现今的弱势群体通过数字化、网络化取得与普通人等同的地位，数字经济所带来的福利的改变、创业的热潮，能够让弱势群体不再被动地处于弱势，或许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股强大推动力量。香港发展数字经济的成果应该由全体香港市民所共享，惠及全体人民，照顾低收入群体及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都应该享受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便利性、快捷性和实实在在的物质、精神利益。香港应该出台政策，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对弱势群体进行培训、照顾，让未能跟上数字化大潮的弱势群体学习数字化操作，享受数字化的便利，同时利用数字化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此外，香港还应该出台如电子优惠券、数字津贴、数字住房抵用券等直接或间接的财政补贴，让弱势群体在数字化大潮的冲击之下能够顺利过渡，切实解决香港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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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陈章喜，邓彪．香港在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对策选择［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4）：2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