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旗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作者

何旗

摘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植根中国土壤、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多党合作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并形成了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包含丰富的思想内涵，以“植根本土论”“党的领导论”“制度优劣论”为精髓要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问题。植根本土论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源的精到阐述，标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的历史坐标系、文化营养剂、时代路向标。党的领导论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特征的深刻揭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是何种领导、领导什么、谁来领导、怎样领导等重大问题。制度优劣论从纵向历史、横向国别比较的视野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既饱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对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美好前景的展望，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

关键词

政党政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党合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作者简介

何旗，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支柱力量，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乃至国家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植根中国土壤、体现中国智慧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时代多党合作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任务，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和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怎样坚持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值此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重大论断5周年、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宪法3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对深刻把握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方针、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和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近年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创造性、优越性及其时代价值被纳入学术视野，由此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大多囿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性研究，鲜有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专题研究。鉴于此，本文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以及中央制定颁布的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文件，系统梳理和多维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以期为深入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一种新视野。

一、植根本土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源头活水

长期以来，由于政党及政党制度均起源于西方，人们一度普遍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也必然是移植或模仿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然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个国家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等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土壤之中，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1］同理，任何一国政党制度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形式，都是本国历史文化长期沉淀和孕育的产物。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哪里来？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刻理解和把握，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019年9月20日，他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2］265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以“中国土壤”一词来揭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其来有自。土壤是事物立足、发育、繁茂的根基，而一种政治制度的生长，也总是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植根中国土壤”这一论断贯通古今，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源的精到阐述，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发展规律。

（一）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诞生的历史坐标系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反映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看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不能隔断历史”［3］。从历史视角看，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亥革命后，中国尝试效仿欧美国家议会政党制度，但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从1912年到1928年间十易国家元首，组阁45届，总理更迭59人次，任期最长者不超过一年，最短者不到一天，总统、内阁、国会、宪法变换频繁，政治乌烟瘴气，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不止。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这个历史教训时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4］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一党训政的破产以及民主党派中一部分人走中间道路幻想的破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对旧式政党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进行历史性反思，寻找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制度。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45个单位的662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国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适应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新形势，制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相关重要文件，并将这项制度载入宪法，使其长期存在和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共中央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概括出了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坚持的“六条政治准则”。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系统总结近70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作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和理论概括；提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基本职能为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发逻辑充分表明，这一制度不是凭空飞来的，既不是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遗产的继承，也不是从其他国家移植过来的“盆栽”，而是中国共产党和无数仁人志士深刻总结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惨痛教训后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社会100多年激越变革、激荡发展的历史结果，是从中国自己的社会土壤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内生性政党制度。

（二）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孕育的文化营养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契合。从文化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沃土，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党制度与传统文化的耦合逻辑出发，精辟论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传统文化养料。他指出：“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2］229-230中华文明灿烂悠久、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比如，古人在宇宙秩序上讲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社会关系上强调“忠恕仁和”“合群睦众”；在艺术审美上突出“五色调和”“八音克谐”；在为人处世上讲究“执其两端”“和而不同”“中庸之为德也”；在治国理政上总结岀了“谋及庶人”“询于刍荛”“议事以制，政乃不迷”等重要经验。在五千多年的文化浸染、熏陶中，先贤倡导的这些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早已作为文化基因熔铸于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因此，从古及今中国人就把万物万事中不同方面的共存、共荣视为当然，对待不同的事物要求秉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态度，遇到问题或冲突时主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提倡通过协商讨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适中的办法。近代以降，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充分吸收和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合理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282，“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3］286。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孜孜追求中，衍生出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通力合作、团结和谐”“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等政治智慧，从而结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果实。这一果实正是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浇灌而成，内蕴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民众等多重关系上呈现的特点与优势，都能够在中华优秀政治文化传统中寻得文化传承的基因与密码。”［5］

（三）对“植根中国土壤”的精准定位，标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长的时代路向标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历史境遇和文化沉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取决于该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3］286因而，他认为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时必须注重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3］285-286。针对西方所谓“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3］286，另一种是“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3］286。在他看来，政党制度不能生搬硬套，离开了本国土壤的支撑滋养，任何设计都是镜花水月。只有扎根所生存的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政党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政党制度离开了适宜的土壤，难免“橘生淮北则为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就是因为它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不断汲取中华文明的养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反观一些国家在政党制度选择上，不顾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盲目模仿别国模式，轻者造成无效治理，重者导致国家动荡。比如，这些年世界上一些国家盲目“移植”或“被输入”西方政党制度模式，从发生“颜色革命”的一些原苏联国家，到爆发“阿拉伯之春”的一些西亚北非国家，都陷入了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造成“民主之殇”。现实昭告我们，历史不同、文化相异，必然政道分殊、政制有别，“飞来的”政党制度必然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葬送国家的前途命运。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结果如何呢？很多国家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6］鉴于此，他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1］262。橘生淮南淮北虽叶徒相似，然味不同，根源就在于“水土异也”。知所从来，思所将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如果亦步亦趋模仿别人、不能坚持自我，丢掉了自己的传统和本色，最终只能沦为邯郸学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7］，坚定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二、党的领导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

领导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关系，是在人类共同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人类社会中，有社会共同体就有领导关系，有集体协同行动就有领导行为。政党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组织、政治支柱，需要协调好不同政党之间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来看，在西方多党竞争中，各政党作为独立政党开展竞争，不承认政党之间有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也没有一个西方政党公开声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只有当一个政党在竞选中获胜并成为执政党时，其他政党才承认其为国家的领导者。在我国的多党合作中，多党存在就意味着多个政治主体的汇聚和并立，如果没有集中有力的领导，进行有效的多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个乐队要进行大合唱，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曾形象地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8］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确立新型政党制度时，便旗帜鲜明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这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政党制度的根本标志。进入新时代，面对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新形势，面对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的新变化，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观念多元多样的新情况，面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发展道路竞争博弈的新挑战，我国要更好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行稳致远，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实行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多次阐述和强调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党的领导论”，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2］90，“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6］34，“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完善制度机制，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更加规范有序、生动活泼”［9］；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是何种领导、领导什么、谁来领导、怎样领导等重大问题，极大深化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律性认识。

（一）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性质，即“何种领导”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明确各民主党派是享有组织独立和法律平等地位的参政党，形成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对多党合作的领导，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是多党合作的根本政治基础”［10］。那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性质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明确答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3］303。这实际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性质，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组织或行政上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是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的。今天，我们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12他强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要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根本方向”［2］11，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只有落实好这一实践要求，多党合作才能行稳致远。值得注意的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党外人士的管理，也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地包揽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批评了两种现象：一种是“不重视思想引导，对党外人士思想活动不关注”［11］，如有的同志对无底线的言论开绿灯，以为这就是发扬民主、政治开明；另一种是“把民主党派组织当成下属单位，对民主党派内部事务直接干预、包办代替”［11］。这两种现象都会影响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重点了解掌握其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履行职责、廉洁自律和个人重要事项变化情况，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1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强调“中国共产党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职能、积极发挥作用”［13］，从而形成更广泛、更有效的民主。把坚持党的政治领导与支持民主党派独立履职结合起来，既申明了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明确了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多个政治主体的科学意蕴，使得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内涵更加清晰明确。

（二）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内容，即“领导什么”的问题

“任何领导权，都具有相应的领导内容，不及或超过都会产生严重后果。”［14］科学确定领导内容是实行有效领导的重要条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15］为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党的领导掷地有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审议制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重大文件。其中，《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政党协商列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统一领导、统筹安排，切实纳入决策程序，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16］。《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专设“组织领导和职责”一章，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协商工作的主要内容。该《条例》第六条规定：“党中央对政治协商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统一制定政治协商工作大政方针，研究决定事关政治协商工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事项，保证政治协商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党中央组织开展中央层面的政党协商，领导和支持全国政协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做好政治协商工作。”［17］这些具体规定细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工作的领导，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落到了实处。

（三）阐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主体，即“谁来领导”的问题

领导权的实施，还必须有相应的领导主体。针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谁来领导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而不是部门领导、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3］303。这一论述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施领导的主体是中共党委而不是党委部门。特别是中共党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受中共党委委托负责联系民主党派和开展民主党派工作的职能部门。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制定《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时，在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地方党委负主体责任的同时，都明确了党委统战部、党委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等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的“联络员”“协调员”“组织员”“保障员”等职责，如“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受党委委托，组织开展政党协商”“为本单位本部门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和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协商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必要保障”等。另一方面，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施领导的主体是集体而不是个人。在现代领导活动中，任何领域的领导主体都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就曾指出：“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18］当然，党是由每个党员个体组成的，党的工作也要由党员个人来做，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党员个人体现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进一步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突出强调在党的领导活动中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领导、实际上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坚决防止和克服名为集体负责、实际上无人负责，做到“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擅自表态……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19］。

（四）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党的领导的方法，即“怎样领导”的问题

领导方法是领导者为达到预期目标和达至确定方向而对被领导者采取的手段、方式和途径的总和。“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方法是措施和手段，是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方法得当，才能打通预期目标向实际结果转化的通道。在长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独特领导方式。进入新时代以来，各民主党派的队伍构成、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性质和职能定位都发生了新变化。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既要加强对多党合作的领导，也要讲求工作方法和技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时代特点和规律，对民主协商、照顾利益、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率先垂范等以往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进行了新的提炼和新的实践，使之更富有亲和力、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力提升了新时代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实际效果。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3］303他强调指出，搞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善于多交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3］305。他要求全党：“对党外人士，要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讲尊重、讲平等、讲诚恳，不随意伤害对方自尊心，不以势压人。同党外人士交朋友当然会有私谊，但私谊要服从公谊。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资源，而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3］305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合作共事能力……贯彻民主协商、平等议事的工作原则，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和表达，以民主的作风团结人”［2］95。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民主协商的基本要求：“‘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2］268在教育引导上，习近平总书记以学理论、学政策、学历史为切入点，提出“要引导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时事政策，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和统一战线历史、人民政协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大局观”［2］269。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引下，2013年以来各民主党派相继组织开展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以及中共党史学习教育。在率先垂范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带头”，即“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12］。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八大至2022年7月底，党中央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政党协商会议185次，其中习近平亲自主持召开42次，就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20］，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三、制度优劣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在一段时期内，当人们谈论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时，“言必称西方”成为一种习惯；美国更是自诩其政党制度的所谓“先进性、民主性”，鼓吹两党竞争是通向有效的民主政府最简便最可行的道路。他们带着偏见和傲慢，长期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歪曲和抹黑，致使一些人产生误解。而我们也总有一些人一度喜欢拿着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评判中国的政党制度，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自家的肉不香，人家的菜有味”。针对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质疑、抹黑和误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讲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制度优势和特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6］74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从实效性视角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制度“五个有效克服”的优势：有效克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的弊端，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有效克服决策中情况不明、自以为是的弊端，有效克服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无法表达、难以参与的弊端，有效克服各项政策和工作共识不高、无以落实的弊端［11］76。以此论述为基础，他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时进一步以“三个有效避免”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即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能够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229。习近平总书记的“五个有效克服”“三个有效避免”重要论断，不仅集中阐释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供了比较政党制度优劣的对象和标准。制度总是在比较中定新旧，在实效中分优劣。从纵向历史、横向国别比较的视野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党制、西方国家议会政党制等旧式政党制度不可比拟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一）利益代表之“优”

政党是民众利益的代表者，民众的利益能否充分地表达并得到实现，既是实现“多数人统治”这一民主政治的实质所在，也是衡量一个政党制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很重要一条就是“人民群众能否顺畅表达利益要求”［2］82。从历史与现实看，无论是中国近代史上旧式的议会政党制度、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抑或是当代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在民意表达上都是相当有限的，都仅仅只是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代表。民国初期的政党多为封建军阀、士绅们应对国会选举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松散集团，其所实行的议会制政党制度代表的无非是封建军阀和部分士绅阶层的利益，普通民众不过为“群众演员”。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中，只有一个合法政党即共产党存在，强调“党控制一切、党即政府”，高度垄断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是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曾经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苏共逐渐蜕变成由少数官僚组成的权贵集团。苏共失去政权后，人民群众针对“苏共究竟代表谁”这一调查给出的回答——“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干部自身利益的占85%”——便是对这种一党制下民意丧失的准确注脚。在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中，为了赢得选举，各政党便极力宣称要代表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然而实质上他们代表的仍是极少数人尤其是大财阀、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早已异化为“金钱选举”。对此，美国学者G.威廉·多姆霍夫在《谁统治美国》一书中通过列举大量数据和案例揭露了公司富豪左右美国选举和支配政府决策的事实。在“金钱政治”主导下，哪一个公司财阀、利益集团的声音大、影响政党决策能力强，政党和政客就会极力满足其要求。而尽管有利益诉求，普遍民众尤其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除了在选举时能够得到政党的注意外，其余时刻很难引起政党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深刻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2］98

相比之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巨大的利益代表性、包容性和统筹性，能够最广泛、最真实、最充分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利益观认为，利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执政者在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际，也要统筹兼顾好不同方面的具体利益。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阶层和社会群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又存在着具体利益的差别。而在利益代表和利益实现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广泛参与、包容体谅为原则，承认差异、正视差别，具有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和协调各方关系的优势。在这一政党制度架构下，各利益主体通过有效的政治合作与充分的民主协商对待处理来自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多元化利益诉求，既维护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又照顾各党派的具体利益。各党派通过各种形式的协商会议、调研、视察、调研报告、大会发言、撰写提案、反映社情民意等途径，不仅使自身的利益诉求都能够通过制度化渠道得到充分表达，并且使国家资源分配中各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够通过民主协商的办法得到充分照顾，构筑出了代表和实现不同方面最广泛利益的最大同心圆，“因而可以有效避免出现党派纷争、利益集团偏私、少数政治‘精英’操弄等现象”［7］123。

（二）结构功能之“优”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政党制度的结构类型与其角色功能紧密相关。有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结构类型，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角色功能。当今西方社会普遍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竞争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政党为了竞争执政地位，必然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恶性竞争，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各种形式的纷争和内斗之中，经常出现彼此攻讦、相互拆台现象。这种政党之间的恶性内斗在美国两党制中尤甚。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内斗不仅体现在竞选过程中，更是体现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中，为了将对手赶下台，不惜开展旷日持久的“斗法”，揭丑、抹黑甚至暴力与恐吓等各种卑鄙手段层出不穷。近几年来从希拉里的“邮件门”“健康门”到特朗普的“通俄门”“避税门”再到“国会山骚乱”，美国两党恶斗愈演愈烈。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虽然避免了西方国家两党或多党轮流坐庄的激烈恶斗，但也因为缺乏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制约而产生了各种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的现象，如权力过度集中、党的领导人独断专行、政治腐败、特权现象泛滥、民众权利被限制和侵犯等。

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原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不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破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旧式政党制度类型，创立了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之间不是竞争倾轧、相互拆台、相互掣肘，而是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合作。就监督来说，主要是各民主党派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民主监督的内容包括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以及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履职尽责、为政清廉等情况。民主监督的形式主要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民主监督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13］17。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座谈时，用两句古语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民主监督氛围，即执政党“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参政党“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并指出“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21］。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并通过有效的制度机制保障民主党派的监督权利，与各民主党派成为知无不言的挚友、过失相规的诤友。例如，2000至200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教育、监察、审计、税务等有关部门先后聘请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等担任特约监察员431次，就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廉政建设等进行监督［22］。受中共中央委托，2016年至2021年8个民主党派中央分别对口8个脱贫攻坚任务重的中西部省份开展为期5年的脱贫攻坚专项民主监督。这种民主监督强化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监督功能，推动执政党更加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加强和改进工作作风，促进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就合作来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合作共事，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携手并肩。例如，在国家政权建设中，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人才荟萃优势，支持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共有15.2万余人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4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2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委员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64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委员2 585人［13］16-17。他们积极履行人民代表的职责，参与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参与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视察和执法检查等国家事务，共同推动国家政权建设。再如，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各民主党派积极行动、建言献策，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应对“非典”、汶川特大地震、新冠肺炎疫情等。“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6月，共有6万余名民主党派、无党派医务工作者投身抗疫一线，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报送意见建议近4 000件，民主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无党派人士捐款捐物合计人民币51.08亿元”［20］，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这与美西方国家的政党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相互甩锅、推诿扯皮形成鲜明对比。

（三）治理效能之“优”

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导力量，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保障，不同的政党制度具有不同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6］10，“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3］288。这一论述告诉我们，看一个政治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是否有利于推动国家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等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一种政党制度是否有优越性，最终要从这种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所展现出来的实际效果来判定。考察各类旧式政党制度的治理特点可以看到，在实行一党制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治理是执政党一党治国理政，执政党不仅是国家的领导者，而且是政府和社会的直接管理者、控制者和干预者，由于缺乏合作、竞争和监督，独断专行、无所顾忌、高压手段等往往成为这些国家治理的基本特点，很难避免决策和实践失误，难以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和有效治理。而在实行多元竞争政党制度的西方国家，虽然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可以起到互相监督、权力制衡作用，但同时造成了互相掣肘的国会分裂、府院对立状况，重要的社会改革推动迟缓，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治理绩效无从谈起。这在美国尤为突出。近年来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利用各自在参众两院占多数的优势相互否决，致使两党制下的联邦政府出现决策低效甚至无效的现象，涉及医改等诸多国家治理议题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果。受党争影响，联邦和一些州政府罔顾民意大幅放松枪支管制，导致枪支暴力致死人数屡创新高，种族歧视恶化，暴力冲突不断。可以说，两党制下的美国“近年来进一步陷入制度失灵、治理缺位、族群撕裂、社会动荡的泥潭”［23］。同样实行政党轮流坐庄的英国，执政党与反对党围绕“脱欧”议题展开了错综复杂的争斗，呈现出政党博弈白热化、政治格局碎片化、政治运行无序化的演变趋势，其间伴随而来的还有金融危机、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脱欧”后的英国面临政治认同、经济衰退、社会失序等国家治理方面的诸多挑战［24］。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各政党相互争斗，不仅很难干成什么事，而且造成社会政治动荡不已”［1］352。

与上述政党制度的低能治理状况截然相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充分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共同为中华民族发展谋划、协商、努力。在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过“商量民主”这一民主新形式避免政党之间的无谓内耗，遇事多商量、好商量、会商量，避免了否决政治造成的国家治理低能，奠定了国家团结稳定的坚实基础，凝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合力，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合作共治格局。这方面的实例不胜枚举。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历次抗震救灾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同心协力稳定局势，做了大量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试想一下，如果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成员不是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是同我们党唱不一样的调，甚至跑到我们党的对立面去了，那我国政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会有政局稳定。没有政局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1］352-353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各民主党派围绕三峡工程、农村税费改革、大力营造民营经济良好发展环境、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促进就业创业、创建农村社保体系、生态环境保护、京津冀协同发展、脱贫攻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一大批重要建议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有效彰显了多党合作在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7］124这一论断是对包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治理效能的最有说服力的诠释。

四、结语

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意指“除了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世界已没有其他制度可挑选”。无独有偶，1989年美国日裔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著作《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提出“历史终结论”，称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已成为“人类政府的最后形式”。福山的言下之意是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和议会制等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将一统天下，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终将改弦更张，很快寿终正寝”。然而，30多年过去了，中国给出了有力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包括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彰显中国智慧、富含中国底蕴的新型政党制度，并在一次又一次风浪考验中彰显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深刻改变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正如学者们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强势书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民主优势，积极回应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价值，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真理力量，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26］，用事实“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6］7。正因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过去热衷于“西天取经”转而寻找“东方宝典”，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呈现出“由西向东看”的新趋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亚历山大·洛马诺夫认为：“对比西方社会的现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27］坦桑尼亚革命党前总书记基纳纳表示：“中国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个重大创新，为深陷西方选举式民主制度陷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28］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这既为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广阔舞台，也对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把各方面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时刻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坚持和完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把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行稳致远、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既饱含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对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美好前景的展望，也为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从而更好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指明了前进方向。40多年前，邓小平在展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前景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29］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2］179寄望将来，我们更有理由坚信，随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攀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断增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底蕴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将在世界政治文明中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其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贡献也必定会在更为广阔的视阈下得到充分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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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革故鼎新：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研究”（22FDJB009）

引用格式：何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6）：5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