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超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

薛庆超

摘要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毛泽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娴熟地运用于指挥革命战争和治党治国治军，树立了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博览群书、贯通古今，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熟悉中国古代经典战例与战略战术，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挥革命战争；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党治国治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传承中华文明的意义，而且具有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的意义，还具有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凝聚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和治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最深沉的“统战基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毛泽东

作者简介

薛庆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副局长，重庆统一战线文化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2］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升华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提升到崭新阶段。

就21世纪的世界而言，像中华民族这样具有五千年以上连绵不绝、内涵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是独一无二、举世罕见的。就中华民族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促进党政军民学和社会各界团结，提升人民群众中华文明意识，增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共识，增强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等重要价值。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中国大陆认同，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认同，而且全世界的华人、华侨、华裔及其血脉相连的亲友都认同。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具有传承中华文明的意义，而且具有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的意义，还具有实现祖国统一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凝聚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和治理中华民族现代国家的最深沉的“统战基因”。

近年来，理论界围绕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主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发掘、继承、弘扬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在形成人民至上、实事求是、不忘初心、唯物辩证等理论观点和实践自觉［3］。有的研究集中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4］。还有的研究成果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5-6］。毛泽东创造性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紧密结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及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7］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进一步研究、总结、弘扬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启迪。

一、毛泽东博览群书、贯通古今，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汲取丰富的历史智慧和政治智慧

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贯穿毛泽东从少年到晚年的读书生活。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党治国治军，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重要特点。《毛泽东选集》四卷中有大量毛泽东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和成语、典故、金句、故事、人物的具体范例。

（一）遍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读过多个私塾，从不同的私塾老师那里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种历史文化营养。其中塾师毛麓钟独具慧眼，经常向他灌输立志成才、报效国家的道理，并悉心讲授《资治通鉴》《贞观政要》等“治乱兴衰之书”的基本知识，使他逐步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时要一边阅读一边批注，而且“书不读秦汉以下”。他认为，秦朝以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皆为原创性著作。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传统文化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遭到重创；秦汉以后的经典著作历经了重新收集、后人整理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失去了原创性，因此他认为要读秦汉以前的原创性古代典籍。从《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到《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再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毛泽东阅读过几乎所有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他把多卷本皇皇巨著《资治通鉴》通读17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了毛泽东的心智，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确立了毛泽东的志向，为毛泽东成为经邦济世之才奠定深厚的历史基础、积淀丰富的历史智慧。正是这种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气吞山河的雄伟胆略，才使毛泽东写下了千古名言：“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二）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中华传统文化分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专门调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到延安，编写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和教材，撰写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文章，提供给各级干部学习。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8］同时，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也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原则，应当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8］707-708毛泽东这一论述是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

（三）古为今用、点石成金：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汉书》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古为今用、点石成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9］。“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9］因此，从延安整风起，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社会主义时期伟大转折。会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0］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0］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0］279中共十二大起，《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伟大腾飞。

（四）微言大义、晓畅明白：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

“德才兼备”原为“才德兼备”。最早出自元代《娶小乔》第一折：“江东有一故友，乃鲁子敬，此人才德兼备。”“才德兼备”指一个人既有才干和能力，又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中国古代高度重视“德才兼备”问题。周朝推翻商朝统治后，总结商朝灭亡的教训，在《尚书》中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含义是苍天公正无私，总是帮助品德高尚的人。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大学》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唐朝魏征建议：“今欲求人，必须慎防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清朝康熙指出：“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才德难以兼备时，以立品为主，学问次之”。这些论述强调的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道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赋予“才德兼备”崭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8］526随后，中国共产党将“才德兼备”改为“德才兼备”，强调“德”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初始阶段，需要大批能够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领导干部。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提拔干部、使用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不能重德轻才，也不能重才轻德。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按照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原则选拔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11］2011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切实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特别要注意选拔那些原则性强、对群众感情深、一身正气、敢抓善管和工作中有思路、有激情、有韧劲、贡献大的干部，进一步树立正确用人导向［12］。习近平指出，对干部德的考察，要坚持把个人述职、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实绩分析和年度考核、巡视监督、关键时刻考验等多方面多渠道的考察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历史、辩证地评价干部的德。考察干部的才，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12］。《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党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五）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述整风运动方针

“惩前毖后”出自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周颂·小毖》的“予其惩而毖后患”。惩为警戒，毖指谨慎，寓意为批判以前所犯的错误，吸取教训，使以后较为谨慎，不致再犯。“治病救人”出自晋代葛洪《神仙传》的“沈羲；吴郡人；学道于蜀；能治病救人；甚有恩德”。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种方针与苏联共产党为解决党内矛盾而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肃反”，用对待敌人的“肃反”方式来对待党内具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而造成极大的恶果有根本性的不同。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9］827-828。

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解决党内矛盾，是毛泽东总结历次党内斗争经验和教训后制定的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它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提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具有本质的区别。根据这个方针，中央规定了领导整风运动的方法：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整风文献，联系党内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的错误，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最后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1943年冬，整风运动发展到最后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通过召开各种类型的党的历史经验座谈会，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回顾和研究，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开始了党史的学习讨论，对党的历史上的各次“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批评，进一步分清了路线是非。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中央政治局对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所作的结论。他说：“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9］938-939毛泽东的报告还对中共六大文件的讨论问题、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等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评价，对党内历次“左”倾、右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结论；高度评价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贡献，使全党达到完全统一。

（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朋友

中国古代经典《论语·颜渊》写道，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中华诗词的一唱一和，创造了许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千古不朽的诗篇。例如，李白的《赠汪伦》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近现代中国，毛泽东与柳亚子互相唱和的诗篇，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朋友，留下了千古佳话。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毛泽东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被孙中山亲笔列入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随后，毛泽东担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代理部长。柳亚子属于国民党元老，与毛泽东一见如故，时有往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与柳亚子亲切会见。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要诗词，毛泽东回复了万里长征，初到陕北，东征山西前夕，第一次见到北方大雪时触景生情挥毫写就的《沁园春·雪》。柳亚子大喜，对《沁园春·雪》予以高度评价，并秘密在朋友中传播。1945年11月，重庆《新民报晚刊》一位编辑几经辗转，终于得到完整的《沁园春·雪》，以《毛词·沁园春》为题刊出，并加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沁园春·雪》一经公开发表，立刻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文坛为之轰动。

1948年初，柳亚子与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柳亚子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1949年初，毛泽东电邀柳亚子赴北平共商建国大计。3月25日毛泽东从西柏坡抵达北平，在西苑机场与柳亚子、郭沫若等亲切会面。当晚毛泽东在颐和园设宴招待柳亚子等各方面代表和朋友。毛泽东充满胜利豪情，与柳亚子等谈笑风生庆祝胜利。柳亚子当夜赋诗三首并录呈毛泽东，回顾与毛泽东的多年情谊，欢呼中国革命的胜利。其中一首是：“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3月28日，柳亚子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毛泽东觉察到了柳亚子这首词的弦外之音，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位老诗友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要退隐是假，有牢骚才是真，看来还得好好和他谈谈，以便更好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啊。”4月29日，毛泽东以诗词唱和形式致书柳亚子。《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写道：“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仔细阅读毛泽东的诗后，立即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他回复：“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倘遗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5月1日毛泽东专程到颐和园拜访柳亚子，促膝谈心，游园登山。在5月5日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纪念日，毛泽东与柳亚子等到香山谒孙中山衣冠冢，合影留念，共进午餐，朱德总司令作陪，大家兴致勃勃，谈诗论政。席终，柳亚子拿出《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和朱德题词。毛泽东挥毫写了联句诗：“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1949年9月，柳亚子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务。

毛泽东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撰写文章、发表讲话，指导革命、教育干部，指挥战争、部署工作，诗词唱和、团结朋友，信手拈来、皆成经典，微言大义、寓意深刻，简明扼要、朗朗上口。例如，毛泽东倡导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法对待传统文化，将实事求是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把德才兼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运动的方针；用“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求领导干部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善于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等，通俗易懂、要言不烦，点石成金、恰到好处，令人刻骨铭心、印象深刻。

二、毛泽东熟悉中国古代经典战例

与战略战术，创造性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挥革命战争

毛泽东出身农家，少年时代读私塾，青年时代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曾任该校附属小学主事，除了辛亥革命后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士兵以外，没有任何军事经验可言。但是，毛泽东饱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著作，深知其精髓所在。根据笔者考证，毛泽东少年时代读私塾时，私塾老师曾给他讲过《孙子兵法》的基本知识。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国文课教师曾向毛泽东和学生们详细讲授过魏源撰写的《孙子集注序》。《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的青年毛泽东当年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写有他研读《孙子兵法》的感悟与体会：“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大量历史智慧、军事智慧和政治智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伟大军事家和战略家。

（一）饱读史书、注重实践：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挥革命战争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等中国古籍，熟悉中国古代著名战役战斗战例。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3］毛泽东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历史营养和军事智慧，把它们创造性灵活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井冈山上，毛泽东与朱德等集中集体智慧，创造“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对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13］在开创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192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前委致中央的信》中写道：“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13］103-104这是毛泽东在历史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游击战争十六字诀”。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召开反对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动员大会，毛泽东写了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结合自己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丰富实践经验，精心研究《孙子兵法》和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系统评述中国古代大量著名战例的成败得失，用以教育红军大学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的学员。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与战友们精心总结、创造、提炼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与《孙子兵法》之间具有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关系。中国古代著作《智囊》论述唐太宗用兵之道：“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读后，结合指挥中国革命战争战役战斗的实践经验进行批注：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14］。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十大军事原则”中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5］，与总结、汲取唐太宗李世民的用兵之道，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毛泽东还在一些中国古代著名战例上批注：“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法，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14］。可见，毛泽东为人民军队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战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并在指挥革命战争实践中不断升华。

（二）运筹帷幄、逐鹿中原：根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中原战场

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西连西北地区、北接华北地区、东通华东地区、南达华南地区，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心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国历代兵家认为“自古逐鹿在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古往今来，黄帝蚩尤之战，武王伐纣，周公经营洛阳，春秋诸侯争霸，战国群雄逐鹿，楚汉相争，刘秀兴汉，瓦岗军起义，陈桥兵变，李自成跃马中原，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等发生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都是主要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发展华中”“经略中原”，奠定逐鹿中原的重要基础。1947年夏天，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刘邓野战军，以后改名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邓小平回忆道：“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其实就是开始反攻。”［16］“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16］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逐鹿中原，开辟中原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战略行动，恰似一把利剑插进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它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揭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序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一举扭转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根据中国革命和解放战争发展需要，1948年2月初，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指示刘邓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野战军3个纵队，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4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17］。他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17］。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战略进攻，将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犹如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威慑京汉铁路、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兵临长江，威逼武汉，震慑南京和江南，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秦岭以东、大海以西，开辟了辽阔的中原解放区。从1948年春天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相继发起洛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襄樊战役、开封战役、江汉战役、郑州战役等，粉碎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奠定中原战场战略决战胜利和渡江战役胜利的坚实基础。

（三）气势磅礴、总揽全局：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写就《中原我军解放南阳》

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阅读当地的县志、府志、省志等地方志书，对各地历史文化了如指掌，了然于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赢得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和襄樊战役胜利后，豫西南重镇南阳成为孤城。国民党南阳驻军王凌云率部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获得解放。毛泽东获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战场解放历史名城南阳，欣喜异常。面对捷报飞来，毛泽东文思如潮，欣然命笔，写下《中原我军解放南阳》。全篇一气呵成，文笔优美，是中外新闻史上罕见的杰作。他在开篇即言：“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然后，他笔锋一转，阐发南阳的历史文化：“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中原我军解放南阳》包括五个层次：第一层（导语）概述中原我军解放南阳，指出敌人弃城而逃的背景和时间；第二层为背景资料，通过阐发南阳的历史文化，说明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三层回顾蒋介石从重视到放弃南阳的变化，指出蒋军全局溃败的背景；第四层从河南基本解放进而回顾一年来南线人民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第五层预言南阳逃敌王凌云前途黑暗。毛泽东撰写的《中原我军解放南阳》，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革命战争形势融为一体，阐述人民解放战争必然胜利的大好形势，堪称政治名篇、军事名篇和新闻名篇，因融入厚重的历史文化而增加了夺目的光彩。胡乔木曾评价说，像《中原我军解放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很自然，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反映了胜利进军中势如破竹的气派［18］。

（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策和平解放北平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认为：“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战国时有位谋士建言齐王：“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饯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西晋陈寿《三国志·蜀志·马谡传》写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当时，诸葛亮率军南征，马谡奉蜀国后主之命，携酒帛前来劳军。公务完毕，诸葛亮向马谡咨询此次“征南”方略。马谡回复：“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丞相大军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师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蛮兵若知内虚，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丞相但服其心是矣。”马谡的话正中诸葛亮下怀。诸葛亮感慨说：“幼常（马谡字）足知吾肺腑也！”随后南征中，诸葛亮坚定践行“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谋略，对孟获七擒七纵，创造了“攻心为上”的千古佳话。孟获感激涕零，发誓“子子孙孙”永不再反。此后，诸葛亮挥师北上，有了巩固的后方。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部队共同发起平津战役，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华北战略集团进行战略决战。12月1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向林彪、罗荣桓等发出《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人民解放军随即完成对华北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首先围歼新保安傅作义集团主力三十五军，解放张家口，全歼守敌5.4万余人。1949年1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全歼守敌13万余人，俘虏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至此，驻守在北平地区的傅作义集团20余万人，在人民解放军严密包围下，南逃无路，西撤无门，陷于绝境。

毛泽东决定使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方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析了傅作义的情况，认为傅作义集团面临困境，急谋出路，决定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组织通过北平许多民主人士、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傅作义的女儿、傅作义的一些老友等共同努力，使傅作义最终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达成用“和平方式”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北平守军在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千年历史文化古都北平免于战火，完整回到人民手中。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此后，毛泽东继续运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方法，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湖南、新疆等地相继和平解放。

(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部署渡江战役

毛泽东精心阅读、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战例，留下许多心得体会与批注，例如“先退后进”“中间突破”“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等［14］。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部署渡江战役，就采用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有强大的战斗后备队”等战法［14］。当时，为了战胜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在长江沿线的严密防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调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全部兵力，同时以第四野战军为战略预备队，以狮子搏兔、杀鸡也要用牛刀、志在必得的决心，发起渡江战役（亦称京沪杭战役），一举摧毁国民党军队长江防线，乘势夺取南京，解放亚洲第一大工商业城市上海，然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广大地区。当时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回忆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什么时候都主张要有强大的战略、战役预备队。他主张以四倍到六倍的兵力打击敌人，就是要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渡长江时，国民党只剩残余军队一百万人，我军的力量已占了绝对优势，开头只准备第三野战军过江，后来怕力量单薄，把第二野战军也加上去，共同实施渡江战役。”“毛主席说：我还有大预备队没有用，就是第四野战军。”“这样强大的预备队，是敌人无法抗拒的。”［14］

（六）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筹西南战役

解放西南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役。毛泽东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战法，以及中国古代元朝灭南宋的大迂回、大包抄、大包围、大歼灭战略战术，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典战例。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首先命令贺龙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从陕西沿着秦岭方向南下，进军大西南西北部，吸引国民党军队猥集在西南地区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集中兵力防守秦岭方向。然后，命令渡江战役后集结在南京地区的第二野战军乘火车北上，经徐州到郑州时，让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出席会议，会见媒体记者，并公开报道。这给蒋介石传达第二野战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将跟随贺龙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后面，从陕西秦岭方向南下进军西南的战略意图。这就是古代兵法上的“示形于西”。实际上，当刘伯承、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在郑州公开露面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令第二野战军严密封锁一切消息，秘密乘火车从郑州南下，经过武汉，直达湖南，从大西南东南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改“声东击西”为“声西击东”，向国民党军队发起突然袭击。于是，大西南东南部有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北部有贺龙率领的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两路解放大军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形成强有力的“钳形攻势”，造成了国民党军队插翅难逃的局势。

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坚持“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对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方面实施猛烈的军事打击，一方面实行强有力的政治争取。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云南、西康（当时的一个省）、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分别宣布率部起义。国民党军队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第二十兵团司令官、第七兵团司令官、第十八兵团司令官也相继宣布率部起义。国民党军队第五兵团司令官执迷不悟，其本人以下5万余人被俘。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国民党军队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被彻底歼灭。西南战役大获全胜。起初，在西南战役中分别率部起义、投诚，或者放下武器的原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军官惶惶不安，担心共产党追究其历史。为此，贺龙司令员专门讲到革命不分先后，我自己原来就是旧军人出身，后来才跟着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14］56。刘伯承司令员专门强调：“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14］刘伯承阐发的毛泽东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说明“革命不分先后”的重要指示，有力地安抚、团结、教育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使西南地区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和整编工作顺利进行。

从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到解放大西南战役，毛泽东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及时汲取教训，指挥革命战争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悉心钻研、精心谋划，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熔于一炉，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革命战争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

三、毛泽东高屋建瓴、气势磅礴，

创造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指导治党治国治军

毛泽东认为，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主张读活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读书思考与灵活运用相结合，提倡将书本知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治党治国治军有深刻影响。他经常结合领导工作，向高级干部阐发历史典故，启发大家的思维；向高级干部讲述历史故事，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要求高级干部阅读古典名著，引导领导干部文武兼备。

（一）引用老子观点阐述矛盾转化：活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辩证思维

《道德经》是古代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以哲学上的“道德”为主题，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立论严谨、环环相扣，内涵丰富、犀利透彻，寓意深刻、影响深远，被称为中国古代“内圣外王”之学，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的唐玄宗、宋徽宗、明太祖、清世祖等，都曾经认真阅读，精心批注，予以推广。古往今来，阐发释义者甚多。毛泽东对《道德经》非常熟悉，结合实际、随口吟诵，妙语连珠、皆成真谛。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讲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要求各级党委成员“互通情报，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很重要的”。讲到这里，毛泽东引用老子的《道德经》来说明问题：“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所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15］1441毛泽东以此要求各级党委成员，要经常“互通情报”，谈心、交心，“取得共同语言”。1949年8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派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离去，返回美国。美国统治集团声称要封锁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毛泽东专门为新华社撰写《别了，司徒雷登》的评论，满怀豪情地指出：“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15］1496毛泽东所引用老子的话，就出自《道德经》。毛泽东的意思是，帝国主义的封锁对于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是坏事，但是能够激发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9］毛泽东多次运用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来说明事物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问题。

（二）透过纷繁表象看穿事物实质：善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揭露林彪篡党夺权阴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性文学著作之一《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写道：却说曹操自杀华佗之后，病势愈重，又忧吴、蜀之事。正虑间，近臣忽奏东吴遣使上书。操取书拆视之，略曰：“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两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操观毕大笑，出示群臣曰：“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侍中陈群等奏曰：“汉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灵仰望。今孙权称臣归命，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应天顺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事汉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司马懿曰：“今孙权既称臣归附，王上可封官赐爵，令拒刘备。”操从之，表封孙权为骠骑将军、南昌侯，领荆州牧。即日遣使赍诰敕赴东吴去讫。“文革”时期，林彪集团逐渐窃取一系列重要职务。1970年4月11日，林彪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意见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20］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20］295。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20］313。7月中旬，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设国家主席的议论。毛泽东得知后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20］295。可是，林彪集团一意孤行，坚持设国家主席。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庐山会议）在江西庐山举行。林彪集团蓄谋已久，密谋滋事生非，挑起争端，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企图推出林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选，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抢班夺权”，公开打出的却是“坚持让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等旗号。林彪集团“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导致不少人上当受骗。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宣布：“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20］327毛泽东还专门针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20］327。毛泽东识破了林彪集团的图谋，撰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公开批判“天才论”，坚决不设国家主席，粉碎了林彪集团企图通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会后，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南巡期间，会见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特别是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广东省委、广西区委和广州军区、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北京市委和北京军区的党委书记、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发表一系列谈话，为彻底粉碎林彪集团奠定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林彪事件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成语典故，一般用来比喻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私自乘一架“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叛党叛国，飞往当时与中国严重敌对的苏联。最后，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坠毁，林彪等人粉身碎骨。林彪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处理。毛泽东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句话来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20］405。10月初，周恩来在广州送走来访的非洲一位国家元首后，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高级干部作关于林彪事件的专题报告。大会主持人事先说明，与会同志如果有问题，可以当场写条子递上来，周恩来将即席解答。于是，当周恩来讲到林彪外逃“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一位同志递上去一张条子问：是不是周恩来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林彪乘坐的飞机打下来的？周恩来看完这张条子，严肃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21-22］周恩来还说：“当然，林彪坐（飞）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21-22］于是，林彪事件真相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成语典故联系在一起，迅速传遍全国。这对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消除林彪事件迷雾，揭露林彪事件真相，弄清林彪逃跑的来龙去脉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巧用《红楼梦》阐述地球村：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析国际形势

毛泽东熟读《红楼梦》，认为《红楼梦》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他运用《红楼梦》来分析国际形势，堪称一绝。1973年11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乔冠华和外交部的3位年轻干部谈话。毛泽东畅谈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其中谈到了《红楼梦》。毛泽东说：《红楼梦》是部政治小说，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有两大派，一派胜利者即雍正皇帝，抄另一派失败者的家。写的是从兴盛到灭亡，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亡史。“坐山观虎斗”也是凤姐的话。“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美国、苏联就是“千里搭长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20］506。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运用《红楼梦》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既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互相争夺，争霸世界的实质。毛泽东认为，美国与苏联虽然是两个“超级大国”，貌似强大，实则虚弱，即“大有大的难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互相勾结是暂时的，他们之间的互相矛盾、互相争夺是必然的，即“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在世界上“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国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律平等，团结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坚决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称霸世界。

（五）“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军队建设

毛泽东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解读问题、说明问题、阐述问题。1973年12月，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提议邓小平担任军队领导工作。12月2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谈到《红楼梦》时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它那是把真事隐去，是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叫甄士隐，一个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政治内容）。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20］514。毛泽东讲到这里，专门对南京军区司令员说：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20］514。毛泽东还说：“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20］514。毛泽东问：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宋江后来接受了招安［20］514。毛泽东对各大军区司令员评价《红楼梦》，要求大家熟读《红楼梦》，其寓意是要求司令员们不但要议军，还要议政；既要懂军事，又要懂政治；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

（六）“柔中寓刚，绵里藏针”：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用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邓小平早年投身革命，战争年代长期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第一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兼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等；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文革”初期，邓小平被撤销一切领导职务。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中央委员。12月14日，在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会议上，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在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23］。次日，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23］1992。

毛泽东评价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是为推出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创造条件。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正式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4年4月，他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1975年1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邓小平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针对“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全面整顿，成效显著，得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七）“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应对国际局势定力

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4］的口号在中国传播极广。当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被称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这是毛泽东根据20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有针对性地提出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工作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针。最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来源于1972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重要指示。毛泽东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明史·朱升传》记载：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吴元年，授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以年老，特免朝谒。洪武元年进翰林学士，定宗庙时享斋戒之礼。寻命与诸儒修《女诫》，采古贤后妃事可法者编上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逾年，请老归，卒年七十二。升自幼力学，至老不倦。尤邃经学。所作诸经旁注，辞约义精。学者称枫林先生。

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借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历史典故的基础上，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将“高筑墙”改为“深挖洞”，用以号召全国军民“积极防御”，建立防空设施，防止敌人突然袭击；采纳“广积粮”，用以号召全国重视农业，确保粮食问题和吃饭问题，以便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广义上指要注重工农业生产；将“缓称王”改为“不称霸”，用以体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体现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中国坚持军事防御方针，绝不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欺负其他国家。根据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部署，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重要战略方向的国防工程建设，在重点防空城市大规模建设人民防空工程，构筑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地下工事，增强国家整体防御能力；军队和地方加强战略物资储备，形成国家、军队和地方的战略储备体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结合起来，从国内政策延伸到外交政策，对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战争、推进国家经济建设、树立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形象，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对爆发世界大战危险性估计过高，把过多力量用于反侵略战争准备，长期使军队处于临战状态，给国家经济长远发展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也造成一定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政策得到调整和充实。

（八）汲取古代精华深思治蜀方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导地方治理

中国古代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著有名篇《出师表》。《出师表》劝勉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河南省南阳市郊区卧龙岗遗留着诸葛亮居住、读书、会客，与刘备畅谈天下大势时的“草庐”，躬耕的陇亩和浇水时用的水井，散步时的小桥流水，以及抱膝处、长吟亭等历史遗迹。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深受感动，应邀出山，辅佐刘备，大展才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去世后，人们在其隐居地卧龙岗修建武侯祠，作为永久纪念。岳飞在战争年代路过南阳，夜宿卧龙岗，感念诸葛亮的业绩和精神，夜不能寐，挥毫疾书，用行草写下诸葛亮《出师表》和《后出师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有两副著名楹联，第一副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楹联评价了诸葛亮的功过得失：上联认为其善于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达到《孙子兵法》中所阐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下联则认为其在蜀国建立后，没有很好地研究和判断蜀国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由于对天下大势判断失误，总的路线错了，所以在治理蜀国过程中，无论具体的治国方略是宽是严都无济于事。政略错误，战略无法挽回；战略错误，战术无法挽回；战术错误，战斗无法挽回。第二副楹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毛泽东对南阳卧龙岗武侯祠这两副著名楹联心存向往，多次希望实地调研。据中共河南省委老同志回忆，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期间，曾希望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实地看一看两副著名楹联，但是中共南阳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回复，南阳伏牛山区的土匪尚未彻底肃清，从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到南阳的公路两旁都是庄稼地，担心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于是，毛泽东的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之行未能实现。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筹备并主持中共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游览了成都武侯祠。他进入武侯祠，首先到碑亭仔细观看石碑，随后观看武侯祠二门和刘备殿的楹联。毛泽东兴致盎然，边走边看、边聊边谈，并对陪同人员说：你们走在前面，你们年轻，应该多看些。武侯祠内楹联随处可见，以诸葛亮殿前清末赵藩所题最负盛名。毛泽东特意指出的赵藩所题楹联就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毛泽东走到这副楹联前时，停住脚步，注视良久，心诵不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记载：1958年3月6日下午，毛泽东“游览成都武侯祠。嘱人将武侯祠的楹联抄录送给他”［25］。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期间，一天早上登上汽车，准备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实地查看，但由于头天夜间天降大雨，将沿途一座桥梁冲垮，这次仍然没有实现到访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的愿望。然而，“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著名楹联一直铭刻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建议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去看一看成都武侯祠的楹联，以增加治理四川和指挥成都军区的历史知识、明白怎样开展工作。可见，毛泽东长期对武侯祠这副著名楹联念念不忘，并对其中治国安邦的“微言大义”和深邃思想具有深刻感悟和透彻理解。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第二副楹联系清朝南阳知府湖北人顾嘉衡所书。自古以来，由于诸葛亮名扬天下，有关方面对诸葛亮出山襄助刘备之前，究竟是在河南南阳隐居还是在湖北襄阳隐居，有不同认识。然而，顾嘉衡与众不同，没有陷于“南阳说”“襄阳说”的争执之中。他熟悉诸葛亮的志向抱负、人格风范和历史贡献，在担任南阳知府期间，挥毫为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著名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20世纪50年代，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到南阳地区调查研究。工作之余，登上仰慕已久的南阳卧龙岗，看到了武侯祠大殿上高悬着的两副著名楹联。胡耀邦在南阳卧龙岗上见到顾嘉衡真迹后，兴奋不已、悉心体会，脱口而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副对联朴实无华，得到广泛传诵，成为卧龙岗上的一段佳话。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胡耀邦同志题写的一副对联。胡耀邦同志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26］

四、结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它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积淀和精深造诣。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指挥革命战争和治党治国治军，在学习、研究、运用和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同样十分熟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邓小平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和历史智慧，领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系列论述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7］。他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2021年3月，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期间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8］。

在人类历史上，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盛不衰、代代相传，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继续大放异彩，光耀中华、惠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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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1）．

［28］  习近平在福建考察时强调  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N］．人民日报，2021-03-26（1）．

基金项目：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课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

引用格式：薛庆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