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士博 徐敏丨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

作者

樊士博  徐敏

摘要

跳出历史周期率事关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先后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相互贯通、相互促进，共同突显出鲜明的监督意涵。纵向来看，“人民监督政府”强调了人民监督重要性，“党的自我革命”更加注重党内监督的关键作用。横向来看，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整体性，前者对后者具有引领保障作用，而后者的有效发挥是推进前者的重要条件。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统筹治党治国关系的重要历史经验和重大政治优势。新征程上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在监督结构上发挥合力作用、在监督过程中实现内容贯通、在监督方式上优化联动机制，以“党的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政府”的协同互促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关键词

人民民主；历史周期率；自我革命；党内监督；人民监督；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

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徐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事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政治命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针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政治命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给出了两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以及“党的自我革命”。从监督的角度来看，前者强调人民监督的政治作用，后者内蕴党内监督的重要意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1］进言之，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内在要求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互促。

既有文献对一个“答案”的研究较多，尤其是更多聚焦“党的自我革命”。有的学者探讨了“第二个答案”的哲学基础［2］，关注到了“第二个答案”的话语逻辑［3］，并对“第二个答案”的实践性转化进行了考察［4］。此外，在“两个答案”的相互联系上，学者们聚焦演进逻辑、逻辑关联、互促机制三大论题。在“两个答案”的演进逻辑方面，有学者认为，延安时期“窑洞对”提出的“第一个答案”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及政治内涵，新时代成功探索出“第二个答案”也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据和现实启示［5］。在“两个答案”的逻辑关联方面，有学者指出二者理论同源、一脉相承、相辅相成，贯穿于走好“赶考”之路的伟大历程之中，深化于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的良性互动之中［6］。也有学者注意到，“人民监督”强调外部动能和外部约束的重要性，“自我革命”则强调自律自为、内部动能的重要性［7］。在“两个答案”的实践要求方面，有学者认为，“应推动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贯通协同、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相互促进、党的自我纠错与外在纠错衔接协调，在‘两个答案’相互促进中凝聚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合力”［8］。

学界已从多个层面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多数研究侧重于“两个答案”提出的合理性阐释与理论性证成，缺乏现实性转化的具体研究。特别是，学界对“两个答案”之间关系的研究缺乏特定视角。虽然部分学者已经注意到“两个答案”的监督意涵，但对“两个答案”与监督效能的内在关系未进行清晰勾勒，对于如何在推进多种监督相互贯通过程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更是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运用监督视角，梳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两个答案”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实践进路。

一、内外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

“两个答案”的共同关注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离不开党的建设诸方面的有效配合。其中，建构科学、合理的监督体系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关键环节，也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政治命题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在此期间，黄炎培向毛泽东谈到：“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9］这是历史周期率问题提出的基本情由。毛泽东与黄炎培纵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这一时期民主人士主动谈及这一问题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赢得其他民主力量的支持与拥护。历史周期率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权所呈现出来的兴衰治乱、朝代轮替的周期性现象。回顾中外历史长卷，确有无数政权或政党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魔咒。然而，之所以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就是因为其并非历史的铁律，而仅是政治的概率。跳出历史周期率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实际上，历史周期率直指政党执政的时间性特征，这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必须回答好的重大问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构成中国共产党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命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关乎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成绩与效果，是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也决定了党的事业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间联系紧密。党兴则事业兴，党强则国家强。只有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时代性课题，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第一个答案”强调人民监督

70多年前的延安窑洞里，面对黄炎培所提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困惑，毛泽东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9］611“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因人民而兴、依人民而盛的底气。这里的“政府”实际上指广义上的政府，泛指中国存在的政治实体。当前，中国95%以上的领导干部、80%的公务员是共产党员［10］。据此而言，“人民监督政府”实际上蕴含着人民监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涵。“人民监督政府”突出强调人民监督的重要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监督旨在激活多元主体，使广大人民有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并通过民主参与实现对党和政府的监督。人民监督包括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侧重于外部力量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这些监督在规范政治生活、约束公权力使用上发挥重要作用。

“人民监督政府”思想立意高远，监督意涵跃然纸上。首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代表无产阶级执掌政权，党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群众，只有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政府，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民主，进而突显“监督民主”的价值意蕴［11］。其次，人民群众产生的监督效力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毛泽东之所以对依靠人民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正是源于党对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深刻认识。百余年来，正是牢牢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党才能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最后，“人民监督政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底色。“人民监督政府”不仅仅是一种避免政治懈怠和人亡政息的具体方法，更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忧患意识［12］，它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群众力量的敬畏与信任。

（三）“第二个答案”注重党内监督

面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政党治理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一个政党之所以会丧失执政地位，之所以会酿成人亡政息的悲剧，就是因其忽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旦忽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埋下因小失大、盛极而衰的隐患。当问题越积越多，政治形势便会积重难返，政权崩盘也就在劫难逃了。一贯重视历史、熟稔王朝兴衰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对跳出历史周期率保有充分关注。中国共产党具有敢于刀刃向内、祛除自身弊病的优良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13］党的自我革命指的是将革命的矛头指向党自身，不断推动党的自我净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勇于、敢于、善于自我革命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内在原因。

自我革命与党内监督联系密切，互为表里。一方面，党内监督是自我革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14］自我革命旨在将党自身存在的消极性因素剔除出去，而这些消极因素在不断强化的党内监督中注定无所遁形。另一方面，党内监督是自我革命精神的生动彰显，党内监督意味着监督主体与监督客体具有一致性，而这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高度一致。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蕴含着党内监督的深刻意涵。

二、同题共答：跳出历史周期率

“两个答案”的逻辑理路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辩证关系根植于中外政党监督理论的滋养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治理过程之中，淬炼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之中，彰显出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一）理论逻辑：政党在内外监督中实现革命性锻造

权力监督是政党治理的核心议题，涉及用权是否任性、是否规范、是否谨慎。用权必受监督，政党只有接受多方有效监督，才能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上运转。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如何监督权力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产生了以分权制约权力的思想。18世纪，孟德斯鸠更是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15］他认为，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采取分权与制衡的方式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基于人民主权理论，卢梭认为无论是何种分权都无法彻底保障人民主权不受侵蚀，权力监督的目标指向在于将权力回归于人民。从这些监督思想的发展脉络中不难体察到，西方国家的政府与政党对于权力有限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将分权制衡奉为圭臬。这一传统为近现代西方政党监督理论与实践打下了烙印。

西方政党权力监督的重要特征在于政党政治中的权力相互制衡。故而，西方国家多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在这一制度背景下，政党以获取选票为出发点，以选举获胜为终极追求，以期上台执政对其他政党形成制约。西方国家的政党通过在议会中建立党团发挥监督作用，往往运用立法权、议案审议权以及质询和听证制度来对政府和执政党进行牵制。如果说党际监督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是西方政党权力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政党的内部监督则显得相对涣散。这是由西方国家政党本身的性质特征决定的。西方国家政党对自身的监督更多是为了换取选民的信任，以便扩大选举优势。在实践中，由于西方国家政党具有典型的“部分性”特征，其对政府和其他政党的监督容易沦为“为了监督而监督、为了反对而反对”。显然，这种内部监督具有典型的功利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政党与国家权力监督，并强调权力监督的阶级属性。马克思从国家理论出发，认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实质在于阶级统治的产生。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公权力的运行具有阶级统治性质，因而必须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如何防止“社会公仆”蜕变成“社会主人”？针对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时期的人民监督公社方案多有称赞，并强调选举权与罢免权是人民实现有效监督的前提条件。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对党内监督也颇为重视。恩格斯强调：“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16］列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监督与党内监督的思想。他明确指出：“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17］所谓自下而上的监督实际上指的是人民监督。除了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外，列宁还高度重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并在实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1920年，在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提议成立党内专门的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决议明确规定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目标和组织、制度框架，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得以强化。

（二）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一贯自觉接受内外监督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内监督问题。党的一大十分强调纪律对约束、规范党组织及党员行为的重要性。党的二大开始探索特派员制度，明确特派员的监督功能，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党内权力运行。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最早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内监督机构起步发展。1928年和1931年党中央分别颁布《巡视条例》和《中央巡视条例》，极大地推动了巡视制度的发展。除了高度重视党内监督作用外，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也逐渐意识到党外监督的重要性。他特意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18］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党建立了中央工农检查部，其内设控告局等机构，自觉接受党外监督。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强调发挥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联动作用，提出了“内外夹攻”的思想：内靠整党整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外靠人民监督，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毛泽东同时指出：“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不断推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协同并进，迅速建立起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党内监督机构的完善，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确保中心工作有序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明确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20］在党内监督方面，毛泽东认为批评是“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21］，必须要形成浓厚的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氛围。在外部监督方面，邓小平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22］。党注重以运动化的监督态势遏制党自身的腐化现象，在“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党号召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此外，党不断提高外部监督的制度化水平：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形式使政党之间的监督实现了制度化；在中央人民政府内部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畅通了组织化渠道。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内监督与外部监督的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力图构建权威高效、全面覆盖、内外联动的监督体系。对于外部监督而言，党逐步推动外部力量监督的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既依靠群众又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避免运动式监督带来的无序状况。在党内监督方面，党的认识也实现了从阶级斗争视域向制度建设视域的转化，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法规，夯实了党内监督效力，党内监督的制度化水平全面提升。

（三）实践逻辑：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要求发挥监督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大党独有难题”［23］的新命题，明确了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问题指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战略自觉。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用六个“如何始终”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命题的内涵［24］。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用好监督利器，释放监督合力。［25］依靠自我革命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发挥党内监督的重要作用。此外，党员干部要切实为民用权、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和廉洁用权，同样无法离开人民监督作用的发挥。

第一，大党之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胸怀和担当上。初心永恒，使命光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和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事业。责任无比重大，使命无上光荣。担当好责任，履行好使命，就离不开多方力量的督促。第二，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无价之宝。只有实现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进而迸发出强大的干事创业动能。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 600多万党员、49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党，超大规模政党要想实现步调一致，必须要以最严格的纪律和规矩规范组织行为。纪律和规矩的遵守同样离不开有效的监督。第三，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风险考验接踵而至，党所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长期存在。对此，党只有自觉接受各种力量的监督，才能保持政治清醒和自觉，进而提升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第四，作为拥有70余年执政历史的大党老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愈是老党大党，愈加需要警钟长鸣，永葆踔厉奋发的精神状态。第五，超大规模政党极易滋生出不良的风气，进而损害党的健康肌体。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超大规模政党建设逻辑的内在要求。政治生态是党风、政风、社风的集中统一。只有在全方位有效监督的锻造下，才能构建出良好的政治生态。

三、相互贯通：跳出历史周期率

“两个答案”的监督协同

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辩证统一于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之中。二者之间具有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正确认识这种关联是发挥监督合力的重要基础。

（一）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整体性关联

“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整体共同掌握。”［26］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人民具有整体性特征，这决定着权力监督同样要具有整体性特征，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由此而言，党内监督根源于人民监督，党内外的各种监督力量之间不存在相互抵触的关系。与之相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监督体系存在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结构性弊病，各种监督形式仅是各类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监督政治已然成为分权对抗的“游戏”。我国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整体性关联集中体现在靶向一致性、效用全面性、价值契合性三个方面。

第一，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具有靶向一致性，二者共同指向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只有靶向一致，才能行之有效。政党权力监督旨在消除党内存在的与自身先进性、纯洁性要求不符的消极因素，真正实现廉洁用权。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人民监督，其目的都在于破除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夯实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内监督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具有多种方式，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锻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14］185若要实现长期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严整不正之风，祛除积弊流弊。人民监督主要是指党外力量对政党的监督。党和人民息息相关，党内若滋生出不正之风，必然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疏离党群关系。因此，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之间虽然动力机制有所不同，但是作用靶向却高度一致。这也是实现监督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前提基础。

第二，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重要实践取向就在于实现监督效力的全覆盖。“它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实现对权力的无缝隙监督。”［27］无论是人民监督还是党内监督，其在理论上都无禁区，没有例外，但在实践中仍存盲点。对于党内监督而言，其对监督对象的生活作风尤其是“八小时以外”仍需加强有效监督，而这恰恰是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效范围。党内监督处在决策过程的上游，对于决策执行的具体过程存在鞭长莫及的问题，写好监督的“后半篇文章”，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日常性监督。对于人民监督而言，有些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事项受到保密原则限制，因无法触及而必须采取党内监督的形式。此外，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监督重点也不相同，前者的重点在于政治监督，而后者的重点是同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因此，只有实现二者衔接，才能保障监督效力的全覆盖。

第三，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协同发力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意涵。作为全方位、全链条、全覆盖的民主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其中，民主监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关键一环。没有充分的监督，就难有真实的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说，“监督”同样也是一种民主形态。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人民监督是人民民主的重要构成，推进二者的协同互促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必然要求。

（二）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具有引领保障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必须坚持党对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统一领导。在这一过程中，党内监督对人民监督具有引领保障作用。具体而言，党内监督在方向引领、文化构筑、权威保障三个方面对人民监督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党内监督确保人民监督的政治方向。人民监督具有主体多元、力量巨大的优势，但也可能存在碎片化、滞后性等不足。人民监督若得不到良好的引导，反而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人民群众由个体组成，个人的监督素养参差不齐，在信息非对称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所蒙蔽。因此，党内监督在同人民监督互动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群众监督的引导，使群众监督过程在政治方向、政治道路、政治原则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党内监督的良好氛围带动提高人民监督的实效性。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素养与能力存在不均衡状况，与新时代新征程对人民群众的要求并不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必须着力营造浓厚的监督氛围，坚持以党内监督带动人民监督。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的监督潜能，但这种潜能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它依赖于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部分群众对监督的对象、方式、渠道仍不甚了解。有鉴于此，必须发挥党内监督的示范效应：通过党内监督的带动作用，充分吸纳人民群众有序衔接党内监督的相关领域、环节和链条，充分锻炼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能力。

第三，党内监督为人民监督提供权威性支撑。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其作为无行政权力依托下的监督形式，极容易形成碎片化监督，监督效果往往不如人意。因此，党内监督要通过人员、机制、影响力的渗透与融通，不断增强群众监督的权威性。

（三）人民监督对党内监督具有促进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28］党内监督的深入开展有赖于人民群众的充分参与，这是由党内监督的自身限度决定的。尽管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在监督主体、监督内容和监督手段上存在差别，但二者的根本出发点皆是更好发展人民民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者的有效结合能够补强党内监督的功能，切实增强党内监督的有效性。

第一，人民监督夯实了党内监督的覆盖边界。党内监督的覆盖范围具有边界性。政党权力的运行体现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既渗透在组织生活当中，也大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好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要发挥好人民群众的作用。换言之，必须唤起人民群众对党政机关的有效监督，才能真正实现监督效力的全覆盖。

第二，人民监督拓展了党内监督的信息来源。党内监督的信息获取具有有限性。党内监督并非仅仅是囿于党内空间的针对党员干部的封闭过程，而必须依赖于外部有效信息的支撑。人民群众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只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才能织密权

力监督之网，使党内监督获得更多有效资源。

第三，人民监督实现了对党内监督的“再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14］185如何保障党内监督权落到实处直接影响监督效果。党内监督本身作为一种权力运作过程，同样需要被监督。只有发动人民群众对党内监督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才能防止出现监督的形式化问题。

四、互促共进：跳出历史周期率

“两个答案”的监督合力

跳出历史周期率需要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二者要在结构上发挥合力作用、在过程上实现内容贯通、在方式上优化联动机制，推动“人民监督政府”与“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互促共进。

（一）结构上：发挥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合力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3］党内监督是以党内法规为基本遵循，而人民监督的依据则是国家法律。两种监督的文本依据不同，因此必须借助合理的监督机制构建合力。充分增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内在统一，要求对党内外监督力量进行系统衔接，明晰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的不同地位及功能，构建监督合力。

具体而言，要协调好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功能关系。一方面，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作用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员干部分布在各个领域的公权力岗位上。公权力必须受到制约，以有效的监督保障权为民所用。党内监督嵌入公权机关内部，这种以权力监督权力的方式最具威慑力。另一方面，发挥人民监督的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党内监督有专门的文本条例，人民监督则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发挥人民监督的重要作用，就要不断完善人民监督的法理基础，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规中关于人民监督内容的有效衔接。

（二）过程上：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内容贯通

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姓公，也只能为公，必须为民所用，而不能为私所用，或为小集团所用。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推动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协调统一。其中，监督内容的统一是其内在要求。

党内监督的诸多内容具有明确指向，人民监督则范围更广。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明确了党内监督的八个方面，分别是：遵守党章党规，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模范遵守宪法法律情况；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全党令行禁止情况；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情况；坚持党的干部标准，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定情况；廉洁自律、秉公用权情况；完成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部署的任务情况。上述八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党的建设各个领域。人民监督同样应该聚焦党内监督的主要方向，集中发力。值得注意的是，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之间的内容贯通，并不是要实现党内监督内容与人民监督内容的重合。对此，要寻求两者结合的突破口，实现内外监督协同效能的最大化。

（三）方式上：优化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联动机制

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成熟、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健全科学规范、内外联动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委（党组）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辩证统一正是释放监督合力、发挥监督效能的重要体现。

第一，构建监督信息共享机制。信息占有是实现充分监督的前提。信息掌握的数量多少、程度深浅直接关乎监督的质量高低。在当前监督实践中，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各自构成了运行闭环，二者形成合力仍有强化空间。因此，应逐步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党务公开制度，借助互联网等媒介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布信息，为人民监督提供切实渠道，进而构建起互通有无的监督协同机制。

第二，构建监督职权协作机制。党内监督主体要采取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呼声，关照人民群众意愿，进而实现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的有效协作。应加强纪检监察机关等党内监督机构与人大、政协等机构之间的联系。统一战线领域涉及人民政协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和特约审计员等多种监督形式。为此，要妥善处理党内监督职能同统一战线监督职能的衔接关系，进一步强化统一战线的监督职能。

第三，构建监督成果运用机制。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监督仅是手段，目的在于在建立规范制度体系，保障权力运行。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结果与人民监督结果的公开机制，促进监督结果的运用与转化，推动监督结果落到实处。

五、结语

坚持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30］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不仅要充分发挥党内监督的主导性作用，也要充分释放人民群众监督的力量，并推动二者的有机结合。实现“人民监督政府”和“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统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探索“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政治命题得出的重要经验。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必须不断推进两种监督的融通互促，不断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充分释放监督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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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自我革命的话语创新研究”（2022EDS003）；上海市学校共青团工作课题“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体系研究”（4-03）

引用格式：樊士博，徐敏．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监督意涵及实践证成［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2）：1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