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礼 魏梓桐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

作者

刘志礼  魏梓桐

摘要

“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视野赋予了这项制度独特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世界意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政党政治文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本体之间存在互促互进的深层次关系，展现了丰富的文明本体价值。它不仅塑造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新形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战略机制和重要组成部分。从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制度基础，并传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路向、主体结构及其文明特质，建构了当代中国基本政治结构、经济体系、文化精神和社会秩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破解人类文明悖论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方式不平等问题提供了政党制度支撑，促进消除了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走向全面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从消除现代文明危机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与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作出了独特贡献，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及文明形态内部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从促进不同文明交流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不仅提供了消除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政党的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明价值；世界意义

作者简介

刘志礼，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魏梓桐，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的重大论断，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的制度形态从“一国政党制度”到“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政党制度类型”的理论创新和概念升华，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大视野赋予了其独特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世界意义。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传承中华文明独特基因、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塑造了人类政治制度文明新形态，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战略机制和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和审视这一政党制度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政治文明本体进步的重大作用，既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打造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必然选择，更是在深刻把握人类政治文明本质规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建设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为新时代从中华文明历史根脉和文化基因中探寻和解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发展趋势提供了根本遵循。与之相应，学术界近年来从文明的视角和高度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果较为丰硕。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形式创新、制度设计、结构安排，以及其彰显的显著特征和治理效能等方面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中独辟蹊径、独创新制，从而“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3］，是“对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4］。还有学者指出，这一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智慧、和合智慧、包容智慧”［5］，使自身蕴含“效能、环境、视野、形式等契合性的价值基因”［6］，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文化因素合力的结果”［7］。还有研究认为，崇高的价值追求赋予该制度的结构优势、程序优势、治理优势、比较优势［8］，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获得深入发展而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9］。

可见，现有成果围绕“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视角，聚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路径、构成要素及制度价值等的独特性、有效性和优越性，深入剖析了其制度内涵、文明意蕴及世界贡献，为我们从文明视野和范畴加深对这一政党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奠定了学术基础。然而，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本体的积极意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因此，本文将深入挖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中华文明复兴、破解人类文明悖论、消除现代文明危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中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进一步回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文明本体的创新何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

一、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

构建政党制度保障

中国古代多元的文化因素在交互融合中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发展模式和结构关系，铸就了中华文明“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2］的独特基因。然而，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崛起，西方列强的入侵一度使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文明也因此被贬低为“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0］的所谓“低等文明”。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危机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同在中华民族遭遇劫难中艰难抗争的民主人士及其先后建立的民主党派，在挽救民族危亡中逐渐形成了命运与共的亲密合作关系，共同创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新型国家政权体系，完成了中国社会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全面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物质、精神、制度等各方面基础，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政党制度基础

中华文明是一种原生型文明，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但这样一个具有突出连续性的文明却在近代以来遭遇了难以赓续的严重危机。近代中国是一个“具有结构性变迁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变革的艰难性和渐进性、变革过程中矛盾的复杂性和整合资源的艰巨性”［11］的超大体量后发国家。这样一种国家摆脱民族劫难，进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凝聚各种政治资源并形成统一意志，协调平衡“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保证中国社会始终维护其内在的团结和统一。由此，“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2］。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地位与使命的自觉意识，促使其主动团结中国社会各革命和进步阶级，建立广泛同盟，进一步充分发挥整合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现代化与民主发展的核心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唤醒民众”，采取“组织起来”战略，联合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并通过先进的指导思想、政治主张以及民主协商、团结包容、照顾同盟者利益等方式，使民主党派自觉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各民主党派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政治原则，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13］。经过艰辛的多党合作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化、组织化的形式确立了以自身为领导核心的多党合作政治框架和制度结构，实现了广大人民力量和意志的团结整合，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政权体系。这一新型国家政权体系的建立，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使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仍然能够以单一制国家的形态得以赓续发展；更意味着党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构了权力、权利、政治共同体、责任等等政治学理论的关键词”［14］，从而“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2］，使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将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人民大众的政权在中国大地上建立，更以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构建，以不同区域、不同界别的人民通过其代表在不同层面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实现、巩固并发展人民民主，进一步在新型国家政权体系下构建了以党的领导为本质属性、以“多元一体”为基本内核、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结构。

（二）为传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路向构筑政党制度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的结果”［15］，其植根于多元并存的中华文明实体形态，发展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共同事业，为当代中国传承“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并构建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的全社会大团结、大联合的文明主体结构提供了制度化途径。在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通过以新型政党制度为重要支撑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民主制度体系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的选举民主制度体系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创造性解决了新型国家政权体系建设中保障党的领导正确性以及保障社会各阶层群体在党领导下的团结性两大基本问题，为进一步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体结构提供了重要制度资源。一方面，这种制度化、规范化的利益整合和表达渠道，保障了各区域、各民族、各界别能够以合法有序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通过其代表履行基本职能把分散的、个人的愿望转化成为集中的、有组织的体制内政治参与。这不仅有利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全国各族各界人民合理诉求的基础上进行决策，更有利于汇聚各方智慧实现政策矫正纠偏、推动决策不断优化，确保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人民民主效能的发挥极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凝聚力。这一点既体现在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能够广泛汇聚来自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更体现在决策的部署和贯彻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及其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各项体制机制及时有效地传达扩散到全社会，并迅速转化为社会各方的共识和行动，形成步调一致、协调共进的强大执行力。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动员、组织和整合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多元主体力量，进一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主体结构和“一元核心领导、多元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并通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广泛深度参与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从而成为破除中华文明蒙尘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力量。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为制度基石，以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为关键因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多元一体”的文明特质不仅为当前我国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繁荣创造了政党制度条件，也必将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为世界人民携手走向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二、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

开创政党制度范式

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16］在恩格斯的论述中，这种进步与不平等的相伴相生即文明的悖论。政党作为文明发展的塑造者和引导者，本质上正是为了破解人类文明悖论而产生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演进中孕育而生的政党却成了部分群体和利益的代言人，政党制度沦为资本利益、特权阶层进行斗争的工具，非但难以消解人类社会存在的贫富两极分化、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等矛盾，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强化人类文明悖论的推手。“真正的民主必定是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文化平等的相互促进，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历史统一。”［17］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华文明的独特品质，在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实践中创造发展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并赋予其独一无二的现代文明价值，使其创造性地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为从根本上解决生产方式不平等问题提供政党制度支撑

“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愿景和追求，内蕴着中华民族朴素的平等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致力于领导中国人民将这一理想蓝图不断变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防止由于生产资料个体所有造成的贫富差距，中国共产党于1952年底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并逐步推进三大改造。各民主党派也积极动员、团结、教育成员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在民主党派的支持和帮助下，“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18］。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虽然不同阶层群体还存在着具体利益上的差别和矛盾，但中国社会从根本上消灭了阶级剥削，也相应地消灭了利益根本对立的社会集团，实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使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共同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各政党在共同利益目标下构成了一个更加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其中，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掌握国家政权，是领导党和执政党。其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将民情民意体现在自身的施政纲领和政治决策中，最大化反映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各民主党派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成员纷纷转变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也相应地成为联系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19］，以建言献策、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多种方式为执政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提供支持和帮助，进而服务于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一方面推动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在共同的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中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具体利益，并基于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将全体人民的共同要求体现在执政党治国理政中。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社会各阶层群体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发挥协调各方利益的功能，妥善化解矛盾问题，对巩固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促进社会平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为消除中国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发挥政党制度效能

贫困是社会物质生活及相应的精神生活匮乏的状态，是人类文明演进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演进过程中，自然条件的制约使得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状态。工业文明的演进与发展为人类减少贫困提供了相对充分的物质条件。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作为传统农业社会要素的农民的贫困问题仍十分突出，甚至成为工业文明的牺牲品。尽管中国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但贫困问题始终存在。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来说，消除现实中的绝对贫困是一项纷繁浩大的社会工程，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将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在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中，中华文明逐渐形成了“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传统，这种政令统一的状态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理念和显著特征之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现代民主政治文明有机统一，创造性地构筑了一种既具备强有力的领导主体，又拥有众多合作力量予以协助、推动和支持的强大国家组织能力，从而确保自身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得以最大化实现。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嵌入各级党政机关、乡镇机构、社区街道、企事业单位及群众组织等建立党组织，构建并形成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面领导，使得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扶贫开发工作大幅提升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保证党的扶贫减贫政策能够有效贯彻落实。同时，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更体现在领导、组织和整合其他政治资源服务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整体目标。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有企业和人民军队等都积极行动……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20］。凭借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和统一战线优势，在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不仅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华文明演进中长期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更为人类现代文明发展中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为开辟走向全面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政党制度驱动

在中国宣告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中国将继续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提升民生福祉水平”［21］。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不是仅仅依靠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就能自然而然实现的。相反，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产生的社会分化现象，才是文明发展的客观结果。社会贫富差距更不会由于文明的前进而自然消除，必须通过国家力量干预整合、缩小差距，进而在国家统筹发展进程中实现全面共同富裕。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2］“中国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完成多元一体的整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22］以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形式确保社会多元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得以有效协调和整合，从而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实现区域发展、社会分配上的“多元”相统一，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内在要求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深厚社会和政治基础。这一政党制度以增进共识、促进团结为基本价值取向，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重要着力点，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广泛收集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立足国家建设发展全局，把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实际，突出区域化和精准化政策帮扶，在协调利益关系中促进价值共识凝聚，在共同富裕目标下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把增进民生福祉、走向共同富裕与推进国家发展一体化有机结合起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和国家进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分配制度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3］，创造了一条快速发展与消除贫困同步、文明前进与共同富裕同步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2］。其领导创造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将人民至上的治国理念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相贯通，开创性地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国家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中吸纳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参与，以结构性功能保障了这一政党制度真实、广泛、持久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显著优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有效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通过消除社会不平等来实现文明的同步正向发展，为破解人类文明悖论作出了独特贡献。

三、为消除现代文明危机

提供政党制度路径

“现代化催生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主导现代化。政党政治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逻辑。”［24］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西方国家依靠资本的力量率先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社会转变，并建构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文明形态的构成要素与结构关系。在此后的世界历史中，凭借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优势，西方国家更是将其文明形态的要素结构标榜为“普适性”的标准模式，构筑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话语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25］在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不可替代的重要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5］2。

（一）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提供政党制度优势证明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设计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各自不同的政治角色进入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维护政治稳定、推动社会整合、发展政治民主，以及组织凝聚等功能作用。这一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和效能更加凸显，有效克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固有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26］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现代化”是“文明”跃升的外在表征。如果说不同文明的前进必然指向不同的现代化道路，那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必然内生并通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而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因为“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2］，才能在中华文明赓续发展中深刻把握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形成治国理政中党的全面领导与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有机统一，决策施策的高效率、高质量与发扬民主的全过程、全方位深度结合，并始终契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需要，成为“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基本政治制度”［15］35。在这一政党制度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支持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在亲密合作、协同共治中共同推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调自己“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中政党恶性竞争、利益集团干预等造成的政治极化、政策失灵和社会撕裂等问题。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帮助中国共产党更好治国理政来实现自身的政党功能。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民主协商中以“谋求共识”代替“非此即彼”，增加了国家治理中的“协商点”，减少了“否决点”。这对于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起到了基础性保障作用。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推动这一政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和效能更加突出。这项制度进一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显著成就，为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形态演进的本质矛盾和深层困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伟大实践贡献政党制度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各民主党派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心任务凝心聚力，共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不同于“串联式”的西方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并联式”发展历程，统筹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领域齐头并进、叠加发展，旨在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7］的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更大胜利的总布局、总方略，同时也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多党合作的中心工作，这一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客观上要求各民主党派紧贴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现实关切，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的政治秩序和治理效率，进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28］。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不断探索完善多党合作、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的有效方式，不断创新发挥自身作用和功能的有效途径，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一方面，各民主党派充分利用自身成员分布广泛、信息和智力资源雄厚的显著优势，积极从专业角度给予中国共产党各领域建设的专业性意见建议，帮助共产党有效提升决策质量和水平。另一方面，作为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民主党派所特有的从政权内部认识和理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的多维视角优势，有利于其更为客观地提出建设性的思路，进而帮助共产党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此外，民主党派的监督对于保障和推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积极践行政治责任具有重要意义。例如，继2016至2020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对脱贫攻坚这一国家重大战略工作进行专项监督，并高质量助力党和人民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后，自2021年起，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人士又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为期5年的新一轮民主监督。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共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意见建议13份、监督报告18份，向对口省市反馈建议700多条，为加强和改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卓越贡献［29］。

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制度安排。其中，共产党领导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是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既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格局，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这一制度超越了西方文明体系发展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中政党之间对立斗争的结构关系，形成了政党有效合作、同频共振的崭新范式。这不仅有力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同时也为破解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及文明形态内部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

四、为促进不同文明交流

贡献政党制度理念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的世界不同文明，只有尊重各个文明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并深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才能汇聚推动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议的，我们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30］。在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文明一元论”“西方中心论”等错误论调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31］。“意图将某个国家的现代文明发展方案视作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的范本，无异于天方夜谭，且事实已经证明，在以‘还原论’和工具理性为主线的西方文化中，其现代化最终结果带来的是理论上的错乱与实践中的混乱。”［32］政党应该担负更多更大的责任，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助推器，成为推进文明进步的关键性力量，发挥重要的政治引领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倡导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政党的责任”等，以及其所推动构建的不同国家政党间的新型政党关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仅提供了消除文明隔阂、超越文明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政党的智慧和理念，凸显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为不同国家政党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政党制度方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坚持胸怀天下。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是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3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34］，不仅自身要“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5］，更要立足人类发展进步潮流，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担当起大党责任。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三次全球性政党高层对话会一脉相承，都把“政党的责任”列为主题，倡导世界不同国家的政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凝心聚力。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作出积极努力，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主题聚焦“为人民谋幸福：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提到政党应努力担负起五大责任，即引领方向的责任、凝聚共识的责任、促进发展的责任、加强合作的责任、完善治理的责任。2023年3月，这一高层对话会的主题为“现代化道路：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面对一系列的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30］。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也注重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例如，《中国民主建国会章程》把“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36］作为其现阶段任务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中目标一致、步调一致。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政党的世界责任，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下政党责任的认知范畴，拓展了政党责任的空间场域，更加有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二）为超越文明隔阂及认同困境贡献政党制度价值指引

当前，中国共产党直接与160多个国家的400余个政党以及社会党国际、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等政党性国际组织开展经常性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37］2023年3月，为进一步凝聚推动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全球共识，中国共产党倡导召开了第三次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来自15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等。他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30］。通过构建政党高层对话会这一平台机制，世界各国的各类政党聚在一起，超越地域、文化、宗教、民族、种族、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等差异，进行深入交流沟通，共同商讨人类发展、文明交流等重大问题，从而为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政党力量与智慧。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各民主党派可以为执政党决策提供国际事务信息和对外交流决策建议；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受邀参与重要外事活动，可以通过人民政协参加对外交往工作。民主党派自身开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不同形式的对外联络、海外联谊活动，既发挥了其提高中国国家、政党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又扩大和促进了政党对外交往交流。此外，人民政协在我国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领域不断拓宽、手段日益多元、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我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独特机制和重要平台。

总而言之，政党是人类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中，各国政党应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担当起引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责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中国政党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更为世界各国的政党促进文明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光辉典范，各民主党派也积极贡献了自身力量和智慧，共同有效推动了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五、结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政党政治文明。这一政党制度不仅由于设计理念、政党关系、制度架构、价值取向、治理优势等的独特性、科学性和优越性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更是在塑造中国当代政治和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了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发展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新时代新征程，系统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文明本体之间互促互进的深层次关系，不仅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政党制度为重要依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通过整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结构关系来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本身，在人类政治文明体系中深度构建政党政治文明的中国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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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研究”（23AKS004）

引用格式：刘志礼，魏梓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价值与世界意义［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1）：2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