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 | 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
赵鼎新，1953年于上海，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历史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赵鼎新于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获昆虫生态学硕士学位。后赴加拿大留学，1990年获麦吉尔大学昆虫生态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改学社会学，1995年获麦吉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解释与解读：不同的认知方式
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有两个传统：解释传统和解读传统。解读传统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事物内在的一种逻辑关系，而在理解和弄懂一些人类活动在一定文化条件下的内在含义或意义。而解释传统的目的则是要试图寻找一个具体事物或事件中的因果联系。
美国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化理论的崛起，兴起了一股解读传统的潮流。比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就认为解释传统是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是分析范式的误用。他进而强调，社会科学应该放弃对一种虚假真理的迫求，而着重在对社会历史的背景的理解。首先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是参与社会活动的大众所赋予的。其次，他认为社会现象的意义只能通过解读来理解，而不能通过解释来懂得。最后，他认为就社会科学而言，通过归纳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和知识都不具有可靠性。与这种观点相应，遵循解读传统的学者们注重把历史作为一个文本来解读，而不是作为一个事物来分析。目前解读传统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正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以说解读传统几乎完全统治文化人类学，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取得一席之地。解读与解释这两种认识事物方式的冲突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本体论式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构成大家都认可的真实知识？哲学家已试图从“我思故我在”、实用有效性、现象学、语言学等等不同角度来解决这个本体论问题，但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多的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的。
其实，解读传统更贴近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自然的认知方法。因此它也是一个更为古老的传统。中国古代强调的“述而不作”，对四书五经进行了注疏式的解读。古代西方学者对圣经的解读性的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在五四以前可以说就没有解释传统，而只有解读传统。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是阴柔的和更贴近自然的。解释传统倒是一个更为近代的传统。由于进行解释的出发点往往是把部分从一个整体中割裂开来并进行分析，因此它是非自然的。解释传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科学传统，它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然的宰制和征服。文艺复兴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人变得信心百倍，因此以实证主义为中心的解释传统在西方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不再满意于解释传统的“粗暴”和“断章取义”，因此解读传统逐渐地在学术界抬头。
解读传统的弊病
解读与解释两个传统各有优劣，可以相互补充。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解读是没有意义的，哪怕是对最简单的因果关系解释我们也必须把其纳入到大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解读，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因果关系的意义和社会含义。不过，如果让我做选择的话，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还是会把解释传统放在解读传统之上。正如民主制度不完美但与其它制度相比却要好些一样，解释方法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却也要比其它认知方式要好些。解释传统的认知基础是比较。比如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摩尔就通过比较对中国、日本、印度和一些西方大国近代史的不同进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做出了解释。摩尔书中的中心机制是一个社会的农业商业化程度。当农业完全商业化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民主（英国），当农业处于半商业化状态，一个国家就会走向法西斯（日本），而当农业商业化程度很低时，一个国家就会走向革命（中国）。这种解释本身正确与否在本文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和理论可被证伪。而解读方法着眼于讲出一个故事或对一个故事的背景做出注解。这种方法唯一可遵循是一致性原则，即通过叙事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来评判一个解读的质量。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好的小说家就是最好的解读家，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把一个故事讲述得首尾圆合不露破绽。一致性原则由于没有比较方法提供经验与逻辑保障，因而无法证伪。受众只能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知识构成来对一个叙事的质量进行判断。
为弥补解读方法的这一弱点，有的学者对所观察的事物进行一种全景式解读，即把所有与主题相关的社会内容都纳入书写的框架。芝加哥学派学者所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比如在对美国纽约社区以拾废书杂志出售为生的黑人生活的研究中，德尼尔就对这些黑人的生活世界、交往空间和精神生活做出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因为越是试图将更多的信息收入一个叙事中，那叙事内在逻辑就越是难以达到一致。因此，这种全景式的描述提高了一个叙事本身的可信度。但是这种社会学式的解读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这种解读仅仅是在罗列一堆故事。他们强调解读要以理论为指导。但事实上，他们所谓的理论往往仅是在认识事物或现象之前就已经有了“主题先行”。这样的解读也就成了对预设观念的论证，并为任意武断的“解读”打开了大门。例如，一个做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缠足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在作了种种描述和分析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女性在缠小脚后增进了她们在男人面前的权力，因为三寸金莲和绣花鞋是女人用来刺激男人的性欲并进而控制和主导男人的手段。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妇女中就没有人在自己的小脚上下功夫以讨男人的欢心。但这种缠小脚能增进女性在男权世界的权力的说法完全忽视了缠小脚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压制性的集体行为，而女人利用自己的小脚以讨男性的欢心却是在男权世界里的一个扭曲了的个体行为。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目前西方社会科学学术圈内，比这更荒唐的解读方式与解读角度比比皆是。
在我看来，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有三个弊病。一是用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比如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个被虚构出的“超级文本”。这种提法本身没错。民族“神话”是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自己文化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只能是一个超级文本。但这种解读法回避了以下一些更深刻也更有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民族神话的创造要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得容易？在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章炳麟、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的思想大相径庭，但是为什么自民国以后不管在何种体制何种政治背景下，主要由梁启超发展起来的一种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在中国始终占有统治地位呢？根本问题在于历史不是由单个话语而是由多个冲突性话语组成的。历史的核心是权力而不是文本。第二个弊病在于，这种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最后往往会把解读视角用一个词汇来概括，如超级文本、他者化、中间态等等。一些好的解读概念，如赛义德东方学理论中的“他者化”，一旦被大家接受马上就成了一个标准解读范式，并且被当作公理千篇一律地进行使用。结果是不知其数的书籍和文章竞相指出各个发达国家，及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是怎么从自己的立场与经验出发将对方他者化的，直到大家都对这一命题失去兴趣并开始炒作其它解读视角为止，其最后结果是那些模仿赛义德的工作均没有在“他者化”这一概念之外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新的信息。第三个弊病在于，因为这种解读传统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他们感兴趣的也不是就我们所关心的事物提出一个较完整的图像，而是指出那图像中的一个往往是不太重要的侧面。在这种解读传统下的故事往往非常单薄，理论也很简单的。因此，学者往往不得不依靠话语的绚丽和理论的晦涩来掩盖其内容的贫乏和空洞。
解释传统的缺陷和出路
解释传统当然也有其缺陷。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解释传统下的社会科学往往会有一种想要把社会科学发展为一个与物理学相似的硬科学的冲动。在近代物理学产生以前，所有的学术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牛顿就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但是牛顿后的物理学发展使得它成功地与哲学“离婚”了。这成功给后人树立了一个样板与梦想，因此社会科学也想与哲学彻底“离婚”。这在美国社会学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个体现是所谓的，以揭示一个社会活动内在机制的各类“中层理论”的产生。这些“中层理论”对我们深刻了解许多在社会中层和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运作机制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它也不会像前面所讲的解读传统一样对经验事实“乱点鸳鸯谱”，制造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但是通过中层理论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得出一些逃不出直观的或往往是很肤浅的结论。这类结论对认识和解决像美国这样一个体制化程度很高，社会又变化相对缓慢的社会及其问题可能会有用，但是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并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家则显得有一些无能为力。
中层理论的研究方法一般有使我们搞清楚一个或若干个社会机制的作用。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件总是由许多个社会机制有机地组合而成，并且这组合方式及其各个机制对某一事件形成的贡献不具任何普遍的确定性。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理论框架来指导，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寻找一个具体社会事件内各个社会机制的有机结合方式。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永远也离不开像韦伯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中心理论、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等带有一定的哲学意义的结构理论的指导。一个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状态应是一个以机制为基础的，在大结构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而敏锐的解读则是发掘微观机制有机组合方式及微观机制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事实上，我认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就应该在哲学、实证研究与解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问题不在于必须在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之间做一个选择（即使前者在方法论上更加有保障），而在于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尽量地克服“理论短视”和“方法固执”，充分地认识到解释传统与解读传统两者的优劣。在进行一项具体的研究时，我们要做的是扬长避短，使研究的逻辑和结论更具有理性上的说服力和经验上的有效性。这才是解决当前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危机的必由之路。
*本文原载于《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