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 |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农民与革命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13.5.12-2005.10.16）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1913年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曾就读于威廉学院和耶鲁大学。毕业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并在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是他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作者因此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年）和麦基弗奖（1969年）。尽管该书出版已有30多年，但仍畅销不衰，并获得西方学术经典的炫目位置。
到此为止，我们必须撇开具体事件而返回理论探索了。我希望指明土地贵族主要是以什么方式应付商品经济的挑战的，以及怎样形成了有利或不利于农民起义爆发的形势。中国和俄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现代农民革命的主要发源地，两国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地主阶级都没有完成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化，也都未能翦除在农民中四处蔓延的社会组织。
现在我们不妨撇开地主阶级，转向对农民阶层中的各种活动要素进行深入探讨：农民早晚会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这是一个简单而残酷的事实。除此之外，现代化进程对于农民来说还意味着什么呢？一般来说，植根于各类农民中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以及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时间和特点，明显地会对整个进程沿革命道路还是保守道路行进发生强烈的影响。那么，各种道路类型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复杂进程中的一般变化。
首先是经济上，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市场关系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日复一日地取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其次是政治上，成功的现代化意味着在广阔领域确立安定和秩序，这便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过，上述两大进程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当时俄中两国都建立起持久的强权政府，却没有集聚起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自15世纪以来，上述两大潮流的汇合，给世界许多地区带来了现代化。国家权威的扩展和市场经济的渗透，有可能在不同时间内发生，这会牵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影响农村里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分配，触动农民阶级中的各个集团，冲击地产权和财产权。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外在影响还可能引起技术变革和农业生产力水准的变迁。但据我有限的研究，没有发现意义重大的农业技术革命。只是在日本，有报告说德川幕府晚期发生过具有一定意义的技术变革。一般来说，技术变革在西欧更重要一些，在亚洲的水稻经济中，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的密集化实现的。
在错综复杂的变化中，有三方面的内容具有特殊政治意义，这就是：①地主阶级与农业社会相互联系的特点；②农民的财产分布和阶级划分；③农民社会共同体所呈示的稳固性或团聚力。由于这三个方面紧密交织在一起，在探讨每一方面特有的现代化模式时，很难避免与其它方面发生重复与交叉。
人们发现，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上，在农业社会共同体或村庄内部，以及它们与外部农业社会的联系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相似之点。因此，研究开始时可以采用一般范畴来描述这类共同体的普遍模式。现实状况对这种普遍模式会有各种重要的政治偏离，但倘使我们一开始就抓住普遍模式，要理解各种偏离的意义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可以想象并集中讨论这样一类村庄——四周环以耕地的垦殖点。虽然个别垦殖点星罗棋布在广阔的地域上，但除了在殖民时代和拓疆时代的美国部分地区，这在其他地方并未成为主流，这是传统农民无法演进为美国式的农业劳动者原因之一。
美国西部拓疆时期的牛仔形象
直辖地主在农村中直接或间接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封建体制下他们是封建领主，在官僚主义的中国他们是依附于帝国官僚机构的土地所有者，在印度某些地区他们是介乎官僚与领主之间的柴明达尔地主。世俗地主的一般任务是抵御外敌入侵，提供安全保障，他们还时常行使司法权，为农村居民排解纠纷，不过这不是普遍现象。与世俗地主并列的是僧侣，他们的职责是为现行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个别农民用传统的经济和社会手段难以应付某些不幸和灾难，他们却可以提供一种方式予以解释，这也使得这种不幸和灾难得以世代相衍。作为履行这些职能的回报，地主和僧侣以劳役、产品乃至金钱等形式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但在商业化时代以前金钱这种形式不甚重要。各种义务在农民中如何分配是很不相同的，农民能否在在土地上耕种，并为自己保留一部分产品，这种权利通常取决于他们如何履行上述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哪里的地主与农村社会联系越紧密，导致农民起义（或是以后的农民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中国和俄国，地主和农村的联系十分脆弱，而农民起义便成为这两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尽管这里的农村社会在组织结构上有着千差万别的形态。在日本，地主与农村社会的联系是高度有效的，农民革命便得以控制。但各种事实中也包含有令人迷惑的矛盾。在印度，除了在英国统治前的某些地区，政治权力并没有直接在村庄一级中实行，只是通过僧侣阶层建立起有力的权力关系（这里的农民起义却十分稀少）。
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有效力量，地主阶级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大致有两项基本内容。其一，是地主和农民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土地纠纷和其他资源冲突，这不单取决于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土地，社会制度对农民是否渴求土地也同样重要。第二项内容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政治稳定需要地主和僧侣作为村社组织的成员，为农业环境和村庄的社会结合提供必要的服务，从而取得大体相称的特权和物质报酬。后一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讨论，由此引出的具有普遍意义问题引起人们热烈的争辩。
1951年，青海民和县土改中农民妇女与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
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与地主阶级的服务相称的特权和报酬这个概念。在封建社会中，在领主的土地上工作多少时间，便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地报偿了他们所提供的保护和司法服务了呢，这个问题似乎过于武断了，应当代之以定量的检验。一般而言，说剥削概念是一种政治描述，不如说这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概念，对此很难予以客观的确定和度量。今天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同意这个观点。如果采取这种立场，上述提及的命题就成了浅薄无聊的同义反复，那无非是说，只要农民把贵族特权和自己的义务作为合法的予以接受，他们便不会发难造反。但为什么农民会接受这一切呢？仍然得不到要领。基于这种立场，有关剥削概念的唯一可能的答案是暴力和欺诈，因为以这种手段获取的任何报酬都是专横不义的。至此为止，这种对剥削的主观主义解释对我来说是破产了，它的自相矛盾之处暴露无遗。怎么能够说，向农民榨取9/10的收获物而非1/3，就不多不少恰恰是一种剥削行径呢？
相反的论点在原则上把剥削作为一种客观概念，我认为，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问题，起码可以提供一种搞清问题的可能性。但争论的焦点在于，人们能否对本质不同的活动所作的社会贡献加以客观评价呢？譬如对于一个连续营运的社会，作战和种田各处于什么位置（经济学家曾告诉我们，这种评价不是没有可能的，至少可以通过竞争的市场来加以衡量。但是，我很乐于现在就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一个观察家是有可能对此作出不偏不倚的公正判断的，他只提出传统的问题：①这些活动对于社会是不是重要的，如果这些活动停止或发生变化，将会产生什么后果？②为了使人们有效地从事这一活动，需要哪些资源？虽然对这类问题的回答，总会有某些重要地方值得商榷，但也存在着客观的认识标准。
在社会运演的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剥削的客观性看来是确凿无疑的，否定剥削的客观性反倒大可怀疑而需要解释。究竟什么时候农村社会确实需要地主阶级的保护，什么时候地主阶级未能抵御敌人，或是与敌人勾勾搭搭，要回答这些并不困难。如果地主不能维持和平秩序，却侵夺农民的大部分口粮，抢走他们的妻女，便无疑属于剥削行径。19世纪20世纪中国的许多地方便是这样。在这种情形和客观正义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级差状态，这取决于地主所提供的服务与他们从农民身上攫取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这种比例的大小是可以讨论的。哲学家会对这种讨论兴味盎然。这里所提出的论点并不是要研究社会的对抗与分裂，而是要指出：地主阶级以战争、治理和祈祷为农民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为这种支出索取的报偿却未必合乎比例。民间流行的正义观念，会以新的方式引起争议，但自有其理性与现实的基础。越是偏离这一基础，便越需要诉诸欺骗与暴力。
现代化的某些形态，特别容易打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均衡，并以新的链条把双方联系起来。当皇权膨胀，为了巨额的宫廷挥霍、行政开销和军费而加重农民负担时，这种王权专制主义的成长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爆发的重要推动力量。法国的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和俄国的沙皇们施展种种手腕对贵族们加以控制，农民也饱尝其苦，反抗因而接踵而至，在俄国比在法国更加激烈。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面对的形势全然不同，国王人头落地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试图庇护农民对抗贵族们的反社会行径。而在日本，德川幕府绝对排斥外部世界，没有象欧洲绝对王权那样创建开支浩大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因此直到这一时代行将结束，农民起义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终于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宣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剥削势力丝毫没有让步，俄国农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得到改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便是对这一现实的生动反映。
一般来说，中央王权的建立意味着农民的直接领主在国家里不再执行保护功能。在法俄两国，变化是这样发生的：从领主的权利一直到农民的义务，几乎全都完整地保留下来。领主权利为国家新政权所支持，因为国王没有力量开罪于全体贵族。于是，领主们垂涎的城市生产的商品逐步向农村渗透，再加上惊人的宫廷开销，迫使领主们加紧向农民横征暴敛。农业商品经济在广大范围内的失败，意味着几乎没有向农民勒索的替代手段，这使情况更趋恶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向农业商品经济过渡的趋势表现为对劳动力加强控制。在法国、俄国和东欧某些地区，小地主成了最反动的角色，这或许是因为其它出路，诸如出入宫廷、攀龙附凤的姻缘、或是农业商品化的尝试，对于他们来说都关闭了大门。至于这种趋势和农民不满情绪的关系，许多历史学者早有阐论，这里毋需多费笔墨了。
在农民暴动地区，有许多迹象表明：新的资产阶级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加到了农民头上，与此同时，传统剥削形式却依然如故，甚至变本加厉了。的确，在18世纪的法国，为摧毁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农民运动，不但带有强烈反封建色彩，也带有烈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在俄国，沙皇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使农民忿忿不平，日积月累的欠账很快便表明：赎金太高，得到的份地又太少。由于没有在农村全面实现现代化，赎金变成了新的向农民聚敛的手段。与此同时，又妨碍他们得到本来有权占有的份地。在中国，农民行动表明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旧式税吏与经营地主的结合是深恶痛绝的。
以上事实并不是说，在上述环境中农民的总负担会自然趋于增加。但农民经济环境的改变导致农民暴动，这是各国历史的共同特征。1381年起义以前的英国农村、16世纪德国包恩柯瑞格地区以及1789年前的法国，都属于这种情况。其它历史状况中，最重要的是俄国和中国，这里农民的负担看来是增加了。
传统政权在向工商世界过渡的早期阶段上面对的最大危险之一，是公开地失去农民的支持。关于这一点的一般性心理学解释是：由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受到阻碍，日渐增加的需求最终导致革命爆发。这种“期待值递增革命论”或许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很难作为一般理论。在俄国与中国，甚至到了20世纪，这个理论都会对历史造成意想不到的曲解。这两个国家的富裕农民由不同途径回复到旧秩序中，是由具体历史环境及其这种环境对不同形态的农村社会的影响所造成的。
农民生活变化的时间，以及同一时期内受到冲击的人数，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以为，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食物、住所和衣服等物质变化因素。除非这些变化的发生异常突然和剧烈。缓慢的经济恶化，作为正常环境的一部分，对于受害者来说往往是可忍受的，用农民关于“正常”“适度”的标准来衡量，甚至寅时卯粮、数米而炊的日子也可以凑合过去，特别是在别无选择的时候。农民无法容忍的，是骤然而至的压迫，一下子侵犯许多人的利益并打破既定的秩序和习惯状态。当英国统治者企图以让人饿肚皮的价格，强使印度农民为突然兴旺的纺织市场种植兰靛时，连一向温和驯良的印度农民也风起云涌般行动起来，19世纪60年代农民起义的幽灵徘徊在孟加拉广大地区。法国旺代省反对僧侣的革命斗争也大同小异，更多的事例就不必一一列举了。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苦难迅速演变为公众的苦难。对社会的震动与冲击如果正好属于这种类型（震动的突发性、普遍性如果还没有严重到引起公众反抗的程度，那就始终不会起作用），将在任何一种类型的农业社会中点燃起暴乱或革命的链式反应。从我的研究来看，没有任何社会可以幸免。诚然，起义爆发的类型与不同的农业社会类型是彼此相关的。
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农业社会中不同程度的劳动分工与协作的一系列实质性差异。一方面的典型可以举出法国旺代农民分散与孤立状态的田产，对于文明社会中的农民来说，这很有代表意义。与之对立的典型，是高度集中的日本农村，这种集中性贯穿整个近现代。一般而言，由于农民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集中化程度反映了个体生存其间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所以对于政治发展势态具有明显的重要意义。然而，因为这个因素和它许多因素错综交织在一起，要对它的重要性加以评价不是没有困难的。从我所阅读的资料来看，缺少聚合力（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弱聚合状态，因为某种程度的协作总会存在的）会对政治行动形成严重阻碍，因此，其政治后果是保守主义。不过，突发的震荡会打破这种保守性，召引农民走向暴力行动。反之，在集中类型的农村共同体中，还有可能区分出趋向革命暴动的与趋向保守主义的不同模式。
在趋向革命暴力的集中型农村模式中，社会体制把苦难传播到整个农村共同体中，使之成为同仇敌忾地与领主相对抗的集体。事实深刻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农村便发生了这种情况。过去，在“农村公社”中定期重新分配财产，一个重要的后果便是普遍地满足了人们的土地饥渴，拉平贫富农民的差距。自然，这是斯托雷平的看法。然而，他却改变了早先支持农村公社官方政策，试图扶植一批强有力的俄国式自由农民，以支撑摇摇欲坠的罗曼诺夫王朝。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夺取政权以前，也曾以高强度的社会材料铸造出农民团结的样板模式。
新中国土改运动
与此对立的集中模式是保守主义的，这种模式的内聚力产生于把现实苦难和飞灾横祸全都纳入到现行社会体制中。日本和印度的事实表明，这种体制是通过劳动分工和强硬的制裁手段来维持的。与此同时，它也派生出穷苦人地位卑贱的意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集中模式相互区别的关键之点在于：象俄国那样的激进主义的集中模式代表了一种寻求稀少资源（即土地）公平分配的意愿；而保守主义的集中模式，则以劳动分工为基石。一般来说，人们相互协作从事同一工作，似乎要比相安无事地共享稀少资源更容易一些。
以同样观点观察各种模式的细微差异，可以看到，正是千差万别的财产配置关系，把农民束缚于现行社会中，从而对他们发生了政治影响。在中国农村，要成为一个全权村民，从而进入家族宗法关系和宗教义务的保守性影响下，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财产。现代化进程使低于这一水准的农民达到了可观的数目，（这种状况在现代社会以前亦有发生）这就加强了激进主义倾向。日本和印度的农村则有所不同，它们为下等阶层中的缺衣少食者提供了合法地位，无论在古代还是后来都是如此。
阻碍政治行动的非集中模式大体上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司法体系确立以后，经历了工商业的冲击，农业社会有可能达到某种新的保守主义的稳定形态。这种状态出现在法国的许多地区，西德的部分地区，以及19世纪前半叶西欧的某些地区。马克思把小农构成的法国农村比作一袋马铃薯，他抓住了这种状态的本质特征。关键在于缺少一种协作关系体系，这使得现代农村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农村。最近，有一项关于意大利南部这类农村的研究表明，农村中家族集团之间的竞争阻碍了一切有效的政治行动。非道德的家族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一幅讽刺画——便植根于这类农村的独特历史之中。这一极端的发展与意大利其余地区协作性更强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权利的沦丧，以及在同期性农业活动中不再从事某种共同任务，是更重要也更有普遍意义的因素。由家庭劳动承担小土地耕作，以及资本主义带来的竞争关系，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正如我们在德国某些地区看到的，在工业发展的更高阶段上，这类原子式的小农村落会蜕变为敌视资本主义的反动情绪的温床。
总而言之，农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缺少工商业资产阶级领导的商品经济革命，以及在给农民加上新的压迫和锁链时，未能使农民的社会组织也同时延续下来。如果农村共同体象在日本那样得以保留，就会与统治阶级保持密切联系，这样，庶几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因为农民革命的主要原因，从来就是农民社会与上层阶级在制度上的联系过于脆弱，以及这种关系具有剥削性特征。革命的征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政府失去上层富农的支持，富农们正在进入更加资本主义化的耕作方式，并开始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他们反对贵族们为维持自身地位而强化传统义务，如18世纪的法国便是这种情况。而当这些条件尚属阙如或已被改变时，农民暴动要么不会爆发，要么会很快地遭到镇压。
象中国那样的在绝对主权支配下的强大农业官僚机构，特别容易使触发农民革命的各种因素聚合在一起。这种机构的强大力量，使之能够窒息独立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成长。它往往倾向于鼓励非组织状态，为了炫耀财富和武力把一切置于王权约束下。17世纪的法国也属于这种情况。国王还往往通过驯化资产阶级，削弱以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的进一步现代化的发展势态，其影响甚至在法国也不难看到，俄国和中国由于避免了资产阶级革命，因此更易于受到农民革命的袭击。更严重的是，农业官僚机构由于巨大的赋税需求，会驱使农民与城市头面人物走向对立。因而造成人民大众与皇家官僚机构相隔绝的异常危险的局面。最后，就绝对王权取代本地领主的保护功能和司法功能而言，这弱化了农民与上层统治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如果上述功能的取代只是局部性的或偶然性的，那么王权很可能会发现自己正与地方豪强在榨取农民上处于竞争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本地贵族有可能企图与农民携手联合。
形形色色的农村聚合类型，带有种种典型特征，其重要性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在特定的农业社会中，产生出与统治阶级相对峙的力量，而作为这种对立的基础，流行的正义与非正义观念也与统治者的观念大相径庭而发生冲突。结局是保守主义的，还是激进主义的，要看社会具体形态是否能够加强农民的团聚力量。农民的团结能够帮助统治阶级，也可能成为反对他们的武器，而且不时地由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状态。人们还会发现，在某些前现代化社会中，譬如在中国，劳动分工并没有产生出多少凝聚力，因此，就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革命可能性而言，各种农业社会的差异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农村原子化的这种极端形态，严重阻碍了任何有效的政治行动，具有强烈的保守倾向。这似乎发生在资本主义以后的某一阶段上。这种自私而贫困的文明形态只是未到达发达工业社会的一股回流，一个过渡阶段。
上述主导因素可以解释革命的可能性怎样在农民中间产生出来，这种可能性是否产生政治影响，则取决于农民的疾苦能否与其他阶层的疾苦融汇交流。仅靠农民阶级本身，是永远无力实现一场革命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然而他们在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却没有指出要害所在。的确，农民只能在其它阶级中寻找领袖，可是只有领袖还不够，中世纪和中世纪晚期由贵族和市民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是遭到了镇压。当代决定论者确信（不过并非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都是如此），一旦农民揭竿而起，地覆天翻的变革就将发生。需要指出的是，农民起义的失败远比成功更为经常。他们要获胜需要某种非常形势的结合，但这只是在现代社会才会出现。而胜利本身总是适得其反，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相反，就是在法兰西，他们也无非是成了第一批牺牲者。对于农民起义，上层阶级往往麦现出某种程度的盲目和轻率，这是其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但当革命行将来临时，总会有一些个人成为重要的例外投身于革命中。
自然，农民运动是不能与贵族阶级建立联盟的，但它会吸引其中的部分人，特别是极少数心怀不满的现代知识分子，使之成为自己的领袖人物。这类知识分子除非把自己与民怨沸腾的广大群众联系在一起，否则在政治上将无所作为。这类不满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经历所引起的关注，与他们客观上的政治重要性是不成比例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轨迹留下了文字记录，同时也因为历史撰写者本身便是知识分子。如果因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碰巧是自由职业者或知识分子，便否认革命发端于农民疾苦，那将是十分错误的。
义愤填膺的农民能够找到什么同盟者，取定于该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更具体的历史条件。这些条件也决定了农民运动究竟是摧毁旧社会还是遭到镇压。包恩科瑞格的农民不仅从贵族异端分子那里，也从城市中得到支援，但还是流于失败。土地贵族能够调动的总体力量仍然占据了压倒优势。在法国，农民运动与资产阶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了，这主要是因为早先的封建措施把富裕农民推向对立面。但据我看来，这一结合始终是很危险的，有可能被引导到其他方向去。因为许多资产者都在农村中拥有资产，并遭到农村不法分子的骚扰。农民阶级另一个重要的革命盟军是城市民众。不过，使用“盟军”一词似为不妥，这将意味着这两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是吻合的，或他们为了缔盟确立了真正的联合政策。法国激进党人主要是小手工业者和雇佣工人，他们在革命进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甚至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向人们所揭示的。
俄国十月革命
在1917年的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对于愤怒的农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同盟者。和法国相比，俄国资产阶级就总体而言过于弱小，尽管工商业技术水准已经达到更高程度。俄国资产阶级虽然垂青于西方宪法观念，却多方受制于沙皇政府，沙皇主要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过去曾鼓励资本主义在温室环境内生长。最重要的也许在于，俄国农民中没有任何重要成分对维护财产权利和反对封建残余感兴趣。农民的要求异常简单，这就是消灭领主，分配土地，自然，还要求结束战争。立宪民主派，是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主要政党，他们早就考虑过向农民的要求作出让步。但农民站在自身立场上向财产发动如频繁的攻击，这是不得不予以正视的问题。另一方面，产业工人并不关心分配土地，至少在这个时刻是如此。他们向农民发出结束战争的呼吁，农民是战争屠杀的主要受害者，他们对保卫不肯妥协的政府几乎毫无兴趣，在农民中间，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真正的追随者，然而他们是与现存制度毫无干系的唯一政党。为了夺取政权，他们可以向农民的要求作出暂时的让步。在推翻政府之际他们是这样做的，在内战后的乱状态中他们又一次这做。自然，后来布尔什维克发现要反对这曾给他们带来权力的人，必须把农民驱赶到集体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版本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基础和牺牲品。
在中国，我们还将看到另一类复杂形势，这至今鲜为人知。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事件太近，还没有成为一般历史研究的对象。很难明确究竟哪一阶层是农民的盟友。共产党人领导农民最终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成功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对国民党的不满遍及各个阶层。一位当代学者令人信服地指出，共产党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作为反帝斗争先锋队的重要性，而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他们却不失时机地得了农民的支持。如果没有城市领导人，农民是不可能组建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这使得这场革命区别于以前的革命，也为以后的尝试树立了楷模。中共游击战对其敌手的影响是耐人寻味的，西方学习游击战的热情，使人联想起19世纪日本人对民主的态度，民主被视为某种可以借鉴的纯技术，通过训练便可以带来连其敌人也为之赞赏的益处。
在俄中两国，除非经过农民革命，在某个时刻扫除腐败倾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主要是由于在贸易与制造业中，无论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反动资本主义都缺乏强有力的基础。印度是否也属于这种状况呢？只有未来才能回答。轻率地所言中印具有相同的基础，将是荒谬的。因为两国的农业社会构造在主要方而是截然不同的。假如印度现政府的农业计划没有解决印度的粮食问题，而且确有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某种政治动乱行将到来，那么，印度也未必会采取共产党领导农民革命那种形式。从印度的社会结构来看，更有可能的是根据地域的划分提出权利要求或分裂要求，或是实行两个区域的某种联合。印度的形势会使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作为20世纪的突出特点，是不是农民战争的狂澜已失去了先前的力量呢？要全面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拉丁美洲和非洲予以详细研究。这项浩繁的工作还是留待他人去作吧！无论如何，一个值得提出的想法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环境往往在不利于农民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结盟，这样一种历史组合在今天已走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如果革命浪潮在未来年代中会继续席卷落后世界，那么它采取这种形式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本文节选自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原作名为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后来的译本多译为《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拓夫 等译。
○编辑/校对：颜和 ○排版：栉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