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 | 时间与空间：从沉重的现代性到轻快的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11.19－2017.1.9），波兰社会学家。1971年因波兰反犹主义被迫离开波兰前往英国定居，成为英国利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鲍曼因将现代性、大屠杀以及后现代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而广为知名。

那一部分现在快要终结的历史，因为它没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因此可以给它取名为“硬件”时代，或者叫作沉重的现代性——即大量占有的现代性，一种“越大越好”的现代性，一种“大就是力量，多即是成功”的现代性。那就是硬件时代，一个并比以往任何时期机器都要更为笨重的重型机器的时代，一个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更长的围墙来围住工厂场地并容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的工作人员的时代，一个笨重的机车和大型的远洋客轮的时代。征服空间是它的最高目标——去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抓住它，并坚守住它，并且在这个空间上四处插满占有的标志和“外人禁止入内”的标牌。领土是现代人迷恋的东西里头最为敏感的东西，对它的获取，也是现代人的强制性的欲望里头最具强制性的欲望——然而，保卫这些边界，在最为普遍存在的、最有活力的和最为绵绵不绝地增长的现代上瘾行为中，它也是最为突出的“毒瘾”。 

1789年至1959年间美国领土扩张示意图

沉重的现代性是领土征服的时代。财富和权力牢牢地植根于或者深深地蕴藏在土地之中——就像铁矿和煤矿矿床一样，体积庞大，又大又笨，无法移动。帝国不断扩张以渗透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缝隙中：只有其他在力量上能和它分庭抗礼或是还要比它强大的帝国，才能限制它的进一步的扩张。位于竞争性的帝国领土边界之间的任何领土，都被看成是无主的，并被当成是一个无人的地带，因而也是一个“虚幻空间”——而且这一虚幻空间是对流浪者提出的挑战，这也是流浪者的耻辱。（这个时期的通俗科学在告知外行“自然界没有空白”这一信息时，说明它完全领会了这一时代的思想心态。）甚至更让人气愤让人更不能容忍的，是对地球上的“空白点”的想象：即迄今为止没有听说过和在地图上没有标记到的岛屿和群岛，等着去发现和移居的大陆，人迹罕至、无人认领的大陆的内陆腹地，和无数的大声疾呼阳光的“黑暗的中心地带”。英勇无畏的开拓者，是指新的、现代版本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水手传奇”中的那些英雄们，是指孩子梦想中的和成人怀旧中的英雄；他们为了寻找迄今未知的山脉、湖泊或者平原，一次一次地冒险穿越丛林，灌木或是永久冻土层。人们热烈地欢送他们的离去，在他们凯旋时荣誉又像雪片般地向他们飞来。而且像希尔顿（James Hilton）的香格里拉，这一现代天堂，就出现在那个地方，出现在一个“尚未发现”的地方，在一个隐藏的、难以到达的地方，在一座没有穿越和不可穿越的山脉或致命的沙漠之外的地方，在一条等待开拓的山间小道的尽头。冒险和幸福，财富和权势是地理性的概念，确切地说，是“土地财产”——它受它的地理位置的约束，不可移动，也不可转让。所有的这些都要求有无法通过的围墙，有戒备森严的边防检查站，有毫不松懈的边境卫士和秘密的地理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戒备最为森严的秘密地方之一，是美国的空军基地，它的绰号就是“香格里拉”。1942年，美军飞机就是从那里起飞，发动了对东京的空袭。）

取决于硬件规模与质量的财富和权势，往往是缺乏活力的，既不便移动，也难以操作。它们二者都是“具体化的”、固定化的，并用钢筋水泥连结在一起，并且都是按照数量和重量标准来加以衡量的。它们是通过它们占有的领土的扩张来保持增长的，并且通过保护那一地方，从而使它们也得到保护：那些地方同时是它们的温床，它们的堡垒和它们的监狱。丹尼尔·贝尔对那种最为强大最令人羡慕也是最有竟争力的温床、堡垒、监狱的其中之一进行了描述：即位于密歇根州的通用汽车公司威伦（Willow run）制造厂。那个工厂厂房长2/3英里，宽1/4英里。生产汽车需要的所有原材料都被聚集在一个简单的巨型仓库的庞大的屋顶下面。权力逻辑和控制逻辑，建立在“里面”和“外面”的严格的分离和对二者之间边界的严密守卫之上。这两大逻辑融会成了一个体现为规模的逻辑，并且都组织在这一戒律周围：更大即是意味着更高的效率。在现代性的沉重性的表现中，进步即意味着规模的增大和空间的扩张。

威伦（Willow Run）制造厂在被卖给通用汽车公司之前，在二战期间属于福特公司，曾是B-24“解放者”号重型轰炸机的最重要制造厂之一，巅峰时期每月可完成生产650架该型轰炸机。该厂1953年由通用汽车公司买得后对工厂进行了大规模扩建。2010年底，该厂关闭。

是时间的惯例化常规化（routinization）使得整个空间变得紧凑起来，并服从于相同的逻辑（贝尔在把那些时间称作为“衡量标准”（metric）时，借助了惯例化的基本工具）。在对空间的征服中，时间必须具备适应性和柔韧性，而且首要的是要有收缩性，而不管每一时间单位日益增长的“吞没空间”（space-devouring）的能力：周游世界八十天是一个诱人的梦想，但是真正周游世界八天绝对是更具吸引力的事情。从飞越英吉利海峡然后到飞越大西洋，这都是衡量进步的里程碑。然而，当对征服的空间开始进行防卫，并对它进行开发、移民和治理时，却需要一个严格、一致和不容改变的时间：这种能被切割为厚薄相同的薄片的时间，适合于被排列成单一的无法选择和替代的序列。当空间被控制着，空间才真正是被占有着，而且对空间的控制，首先即意味着对时间的驾驭，并使它内在的推动力变得无效：简言之，即是时间的一致性和协同性。在其他的探险者成功找到它之前，到达尼罗河的源头是一件激动人心的美好事情，但是火车提前开出，或是汽车部件在其他部件到来之前就来到组装线上，这却是沉重现代性的令人可怕的事情。

法国著名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于1873年出版了其著名的科幻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左图为该版书扉页）。36年后，1909年7月25日，法国飞行员布莱里奥（Louis Bleriot）成为第一个飞越英吉利海峡的人。这次飞行从加莱附近起飞，降落在多佛堡，历时43分钟（右图为完成该次飞行的飞机）。18年后人类首次飞越了大西洋。

惯例化了的时间，把力量和高高的砖墙（它装有带刺铁丝或是插有碎玻璃，并安装有防止外人进人的戒备森严的大门）结合在一起；它也防止里头所有的人随心所欲地离开这一地方。“福特主义的工厂”，那一在沉重现代性的时代里，最为让人渴望和迫切追求的理性管理的模式，是一个面对面地相见的场所，但也是一个在资方和劳方之间有着“白头偕老、相伴终生”的婚姻誓言的地方。它们之间的这种结合，是一种方便自己迫切需要的结合，一种在它们之间几乎永远没有爱情的结合——但是它们却想要相伴终生（而不管这对它们的个人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而且多半是这样的。对双方来讲，这种婚姻是“一次结婚主义”的婚姻。离婚是不可能的。不论是福是祸，是好是坏，结合关系注定会在相互的交往中保持下去；离开了对方，任何一方都无法生存。

惯例化了的时间将劳动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而工厂建筑物的宏大、机器的沉重和——最后但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持续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都和资本联结在一起了。无论是资本还是劳动，都不急于要或者都不能够发生流动。像其他任何缺乏分离与没有痛苦这一安全阀门的结合一样，它们共处相依的历程，满是争吵和愤怒，充满着敌意仇恨的强烈喷发，并多少带有更不激动人心但更为残忍和持久的、没日没夜的壕堑战的色彩。在任何时候，平民都不会想起要离开那座城市；贵族也不再能自由地离开。在让双方都安守本分这点上，阿格里帕（Menenius Agrippa）的雄辩再也不需要了。冲突的强烈性和永恒性，正是命运共同性的生动体现。工厂条例的呆滞的时间，连同工厂围墙的砖块沙浆一起，像限制劳动力的流动一样，有效地将资本固定进来。然而，随着软件资本主义（software capitalism）和“轻快”（light）的现代性的出现到来，它们都发生了改变。巴黎大学经济学家科恩（Daniel Cohen）简要地概括说：“无论是谁，只要他的事业生涯（career）的起点是从微软公司开始，他就根本不会知道自己事业生涯的终点在何处。无论是谁，只要他的事业生涯的起点是从福特公司或雷诺公司开始，就几乎可以确定，他的事业生涯也就将在这同一个地方结束。”

我不能确定在科恩描述的两种情况下，“事业生涯”一词，用法土是否恰当合理，合乎逻辑。“事业生涯”，它使人想到固定不变的发展轨迹，不像美国大学中的“终身职位制度”，有着一系列的阶段，事先有着适当的、明确的批准条件和批准规则。“事业生涯的路线”（career paths）往往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协调性压力的塑造。微软公司的雇员或它的难以计数的监督者、模仿者发生的任何情况，经理们对更能跟上流动和变化的更为宽松的组织形式的关注，企业组织正日益被看成是这样一种——要在一个被想象为“多元复杂和快速运动”并因而被想象为“模糊不清或者易于变化的”世界中，创立一个具有超凡适应能力的孤岛——永不确定的、持续进行的努力和尝试，这些都会对持久性的结构，尤其会对这个结构——它具有固有的、内在的生活期望，而且这一期望可用惯常的工作寿命这一标准来加以衡量——产生不利影响。在这些情况下，“事业生涯”的观点看来就显得含糊不清，并完全不合时宜了。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在术语上的批评意见。不管这个词语使用得是否正确，主要的地方在于，科恩作出的比较，准确无误地抓住了时间历史中的转折点似的变化，并且预示了它将要对人类生存条件产生的影响。这一正在引起争论的变化是新的空间的不相关，是假装成时间的消灭。在以光速运动的软件宇宙中，空间简直可以在“须臾”（in “no time”）之间穿越；“远在天边”和“近在眼前”之间已经没有差别了。空间不再对行动和行动的绩效产生约束，空间已没有多大意义，或者根本没有意义。军事专家会这样认为，空间已经丧失了它的“关键性的、战略性的价值”。

美国海军杜鲁门号航空母舰的战斗指挥中心

正如西美尔（Georg Simmel）所说的，所有的价值，说它是“有价值的”（valuable），这是在“只有通过抛弃其他的价值”而获得这些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的；正是“获得某些事物的迂回曲折”，才是人们把它们“看成是有价值的原因”。西美尔在描述“价值迷信”（value fetishism）时，并没有使用这些字眼，他说：“事物的价格是多少钱，它们就值多少钱”；而这种情况看起来又不合情理地意味着，“事物值多少钱，它们的价格就是多少钱”。正是那些在通向对它们的占有道路上需要越过的障碍，即“为之努力奋斗的紧张状态”，使得价值是有价值的。如果到达甚至是最为遥远的地方。都不会损失和失去——即牺牲——任何时间，那么按照西美尔的观点看来，那些地方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一旦人们能够以电子信号的速度来跨越（因而人们能够作用并影响到空间极为遥远的部分）空间距离，用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话来说，它与时间的关系看来就“需要加以修改”（sous rature），“瞬时”（instantaneity）明显就是指称非常迅疾的运动和异常短暂的时间，但是事实上，它预示的是作为事情一个方面并由于同样原因而作为价值计算中的一个因素的时间的缺失。时间再也不是“获得某些东西的迂回曲折”，并因而不再赋予空间以任何价值。软件时间的“接近瞬时”（near-instananeity）预兆着空间的贬值。

在硬件的、沉重的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时代（用韦伯的词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的时代），时间成了为使价值得以回归，即为使空间最大化，而必需加以细心管理和谨慎运用的手段；在软件的、轻快的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时间作为价值获得的手段，因为它在把潜在目标领域的所有组成部分的价值提高（更确切些说，是降低）到同一水平上具有反常的、有悖常理的效果，它的绩效往往接近于无穷大。问题已经从手段一边移到了目标一边。如果运用于时空关系中，这就意味着，既然能在同一时间段内（即是说在同一异常短暂的时间内）到达空间的所有部分，那么空间的任何部分就都不具有优越性，也就没有“特殊的”价值。如果能在任何时刻到达空间的所有部分，就没有理由要在任一特殊时刻到达空间的任一地方，也没有理由要去担心确保进入空间任一部分的权利。如果你知道你能在你想要的任何时间去访问某地，就不会经常产生访问它、或是花钱购买一张具有有效使用时间的车票的欲望和冲动。甚至更没理由要去承担持续的土地监督管理费用，去承担充满风险的、辛苦的土地保养和开发的费用，因为这些土地能够容易地得到，并随着利益和“时下关注的话题”（topical relevances）的转变，能够同样容易地加以放弃。

*本文选自齐格蒙·鲍曼《流动的现代性》第三章，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编辑/排版：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