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 | 风险、信任与自反性

安东尼·吉登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Baron Giddens，1938.1.18－）英国社会学家。他以他的结构理论与对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1959年毕业于赫尔大学，主修心理学与社会学。随后他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硕士，并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61年开始于莱斯特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并于1969年开始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主要讲授社会学。他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学领域中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他被描述成自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来最有名的社会科学学者。吉登斯与布莱尔提倡的“第三条道路”也影响了英国甚至其他国家的政策。

写这篇应答使我很为难。讨论我的两位同事所谈的几个关键概念中的任何一点特别是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都可以占去留给我的所有篇幅。然而，他们的文章都极富原创的思想，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论断；若是只讨论其中的一个主题，无论讨论得有多深，总显得过于局限。因此，我决定梳理出我们共同探讨的主线，就每条线简单写几句。如果我在讨论中用数字标出论点，希望读者勿厌。因为篇幅所限，这些观点可能会显得教条武断，但我仍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引起一点兴趣。

（1）我认为，本书中三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启蒙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其著作构成当今社会科学之源——未能预想到这样的世界。这些思想家相信，人类集体对世界了解得愈多则愈能够控制这个世界并使之服务于我的目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关于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的知识的增长将导致对我们生存状况的更确定的把握，因此也便能够使曾经属于其他因素影响的领域处于人类的主宰之下：

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1.24—1677.2.21），犹太裔荷兰籍哲学家，近代西方哲学公认的三大理性主义者之一，与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齐名。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斯宾诺莎一边依靠磨镜片（用于显微镜、望远镜）过活，一边仍然坚持哲学和科学的研究。斯宾诺莎的一生同时探索着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

事实证明，人类知识的发展和人类自我理解之间的关系比这种观点更加复杂。“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可谓我们今日生活的特色。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忽然变得悬而未决，只能以“场景思考”（scenario thinking）的方式加以组织，成为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建构。我们的个人生活如此，全人类生活在整体上也如此。一方面，我们很容易看到可以把我们从过去的束缚解放出来的许多新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几乎到处都能看到灾难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确切地说事情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对此有怀疑的人也许会问，这有什么新鲜的？难道人类生活不是一直带有偶然性吗？难道未来不一直都是悬而未决、问题重重的吗？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不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变得比从前更不可预测，而是不可预测性的根源变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性正是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来的。

对这种状态的解释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可在现代知识的方法论上的怀疑主义中找到答案，尽管这一点很重要。此中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的自反性，较之自反性现代化，我更喜欢这个术语。自反性现代化往往暗示着现代性的某种“完结”，暗示着把从前蛰伏着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的方方面面引入视线。可以说，此中假定了发展具有明确的方向。

然而，今天的形势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我们面临着更加混乱的情况，正如后现代主义的拥护者们所强调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已经没有明确的发展轨迹。自反性膨胀的社会世界的标志是传统的重新发现和传统的消解以及对一度似乎已经确立的趋势的不合常理的打断。这并不意味着如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追随者们所说的，世界对人类而言带有内在的难以控制性。就控制而言，如对高后果风险进行控制，这仍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好是坏，这些努力都将受制于许多挫折。

（2）表面上看来似乎无法解答的某些显得很神秘的哲学争论，如今反映着（某种意义上的）由外行表演所应付的十分世俗的事务。这是制度自反性的又一个表现。科学曾一度享有的权威使得科学成为某种传统，但只有在科学知识与外行大众的各种形态的知识相分隔的情况下，科学权威才能得到保护。当然，对专门知识的占有仍然可以为技术专家提供一定的“保护”，使之不受外行的刺探。但是，这条分界线已经不再是能够把科学知识和外行的“局部知识”分隔开的普遍分界线。专门知识所经历的专门化使大家都明白，不可能有“所有专家中的专家”，专家对知识所拥有的权利不仅很具体而且常常可能有内部争议。

专家常常意见不一，这个事实几乎人人都熟悉。更有甚者，科学对普遍合法性的拥有权现在受到了更多的争议。各种各样的教派、民间知识和传统取向回过头来与正统的科学一起索取某种形式的霸权。这种形象不太容易被包含在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之中。在科学（的各种不同解释）和知识的其他替代形式之间的多种紧张状态十分混乱；如果说这只是科学“渐渐地更好地了解了自己”的话，则不应有如此混乱的状态。

（3）风险和信任及其各种各样的对立面需要在晚期现代性的状况下共同加以分析。正如贝克所言，“第一个全球社会”必然是由共同风险的生产这种否定方式联合起来的。工业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好处”被一系列“坏处”玷污了清誉。然而，这个社会不仅仅是一个“风险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信任机制发生了很有趣的、重要的转变。主动信任（acting trust）变得越来越重要，它决定着后传统社会关系的出现。

主动信任必须得到强有力的对待和维系。从亲密的私人关系到全球化的交互系统，主动信任在各种情境中都处于新式的社会团结的本源地位。我同意贝克的看法，他认为（在他心目中的）“个性化”与利己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把这种个人主义与人尽皆知的“唯我一代”联系得太紧是错误的。与过去相比，新式的社会团结往往可能并不那么严格地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然而这社会团结可能很紧密，甚至可能很持久。

因此，如今我们需要质疑“社群”与“社团”的旧式划分，质疑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区分。对社会团结机制的研究在社会学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但这类区分不能抓住新式团结的实质。例如，在如今的后传统情感关系中创造出来的“亲密”己既不是礼俗杜会（Gemeinschaft）也不是法理社会（Gesellschaft）.它涉及到在一个更主动意义上的“社群”的创造，且社群往往在无限的时空距离中延伸。两个人尽管相隔千万里但却可以维持相互关系；自助团体所创造的社群既是当地的，同时在其规模上又实实在在是全球性的。

资本在全球范围流通，人类似乎在重造经济意义上的通天塔。

现在，深刻的转变正发生在个人生活中，主动信任也必须适应他者的完整性的需要。这种完整性不能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建立在某人特定的社会地位的基础之上。信任必须通过争取才能得到，且必须主动加以维系；这通常预设着一个共同叙事和情感外露过程。发展稳定关系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开放”——除非传统模式因某种原因被重新利用或者存在情感依赖或强迫症。

在大型机构中，主动信任依赖着制度的“开放”。此中所牵涉到的“自律”可以从职责和从下到上的决策方式的角度加以理解。有人认为，影响——甚至瓦解——经济和政治领域内的等级制的指挥系统的变节是技术革新的结果，特别是采用计算机化和信息技术的结果。但是，首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后传统秩序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制度自反性的扩张。如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通过对专家知识不断变换的形式的主动接受来过滤这些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机构性团结往往会取代旧式的团结。

即使在专家系统的领域内，主动信任也变得愈加显要。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前文提及的专家知识内部的分割和论争。只要有怀疑论、只要意识到分裂专家权威的争论的存在，主动信任机制便会滋长，正如贝克所指出的那样，影响专家系统的新式规则形成了“亚政治”领域内的一个主要对抗领域。

（4）在某些情况下，急剧增长的自反性具有解放性。从其他方面来看，在多种多样的情境中，它又引发了分层化的加剧。拉什强调这一点，这是十分正确的。某些人的自由的扩张常伴随着对其他人的压迫的加剧，甚至是造成对其他人的压迫的原因。这种看法也适用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不过，我们在此必须特别参考全球化影响的辩证本质和矛盾特性。因此，一个贫困群体可能与一个富裕群体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两个相邻区域中；一个群体的受剥削很可能与另一群体的富庶有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直接联系，甚至不经过国民社会的中介。

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曾经在兰开斯特大学任教，1998年调任伦敦大学，现任哥尔斯密学院社会学教授，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等书。

贫困向来难以界定；当我们考虑制度自反性所暗含的风险环境时，贫穷的定义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创造自己的生活”这种要求越强烈，物质贫困越是会变成双重歧视。物质贫困不但表现在缺乏获取物质报偿的途径，对贫困者而言，也表现在他人所享有的自律能力也会破灭。因此，分层化的某些主要动力被改变了。例如，阶级关系在某些方面可能受到强调，但却深受“传记决策”（biographical decision-making）的浸淫。阶级团体有时仍然形成社群，但与其他社群一样，这种社群与当地的、固定形式的团结的联系越来越少。“在某些方面得到强化的生活机遇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如今，妇女大批地远离婚姻，她们这样做是主动的，她们不是为境况所迫的被动的受害者；然而，这种对自治权的维护却使许多作为单亲家庭家主的妇女陷入贫困。

在更大的规模上，如今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发展中的社会”已经没有适当的表达方式，“发展研究”这一概念也失去了说服力。在各个方面，即使是在地球上最贫困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发展、欠发展和过度发展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在工业化世界的社会里，从前与“欠发展”相联系的一些特点变得司空见惯。正如拉什所指出的那样，文化上的离散者（cultural diaspora）仅仅局限于富人。在衣着、宗教和政治取向以及音乐等方面贫困的贫民区里的人们也积极地把自已与跨国“品位社群”（communities of taste）联系起来。

（5）贝克对晚期现代性的生态危机作出了有力的分析。“危机”之谈已经失去了使人警醒的能力，在这样的世界里，生态问题揭露了看起来似乎很成功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所有难题。因为生态问题是关于“环境”的，所以生态问题似乎可以从“地球需要保护”这个角度加以理解。然而，生态问题显然是一连串其他问题的标记，这种看法部分是由于贝克著作的影响。

首先，生存问题或全球安全问题当然是基本问题。以高后果风险的形式折磨着我们的“坏处”必须尽量加以限制。无须多少洞察力我们便会发现，做到这一点将是很困难的。工业化和技术发展——它既带来了灾难又带来了利益——是在西方社会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现在正致力于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欠发达社会”为什么要限制自己的经济增长以帮助解决富国制造出的问题呢？全球贫困的泛化以及对全球公正的迫切要求显然与生态问题的两难境况紧密相联。从一个适当的角度看，生态危机使这些问题明晰起来。

联合国气候峰会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治延伸，曾经由“自然”决定的东西一旦成为决策对象，那么便会出现新的道德空间和政治的复杂性。图为2014年于利马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正如我在本书前面的拙文里所强调的那样，生态问题必须从“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破除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在这两种情况中，外在于或似乎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物变成了社会过程的产物。尽管生态似乎完全是关涉“自然”的，但到头来自然与生态并没有多大关系。在造成这种结果的过程中，解除传统的影响与自然的社会化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以影响着妇女与怀孕生育的关系的因素为例：随着现代生殖技术的发展，许多在过去属于“自然赋予”的特性变成了人类决策的对象。生殖与性征已经没有任何必要的联系。处女生育现在已成为可能；个人或同性夫妇也可以有自已的后代。父母可以选择孩子的性别。

然而，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国家的小家庭运动对“自然”的影响较之这些技术因素更加重要。在这个与先存传统决裂的转变发生之前，接二连三的怀孕和照料孩子等日常事务决定了妇女的生活状况。小家庭的来临实际上是现今“性征”发展的条件，现今的性征发展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它把性活动和生殖彻底分开了。

曾经由“自然”决定的东西——无论是“环境”还是传统——一旦成为决策对象，那么便会出现新的道德空间和政治的复杂性。在新的道德空间里，对话与对道德确定性的维护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常常会加剧。自然的改变和传统的改变所展开的所有舞台上都可能出现原教旨主义。我认为原教旨主义的含义并不是“回归过去”，也不是“坚持首要原则”，而是保卫传统的程式真理。不仅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可以这么看，民族主义、种族、家庭和性别等方面的原教旨主义也可以这么看。

原教旨主义并不一定是原始的。原教旨主义与现代性处于真正的对话之中。激进的怀疑原则毕竟也可以反过来反对其自身；作为行为准则的怀疑在日常生活中制造了诸多困惑，而原教旨主义可为回避这些困惑提供安全港。然而，既然原教旨主义培育了恐怖（各种形式的差异都会激发恐怖），那么原教旨主义便变得危险了。在这种姿态下，原教旨主义就不仅仅是拒绝对话了；它在如贝克所言的“没有他者”的世界里使异己妖魔化。在此，对女性施行报复的“男性原教旨主义者”、人工流产诊所中的暴力和在更为宏观层次上的存在于不同的宗教团体、民族团体和种族团体之间的暴力是有联系的。

尽管原教旨主义有时会很危险，但不信原教旨主义的人需要听听原教旨主义的说法，因为原教旨主义严肃对待行动领域内道德的匮乏，十分重视技术所展现的但又不能简化为技术决策的价值。在这个情境中，我们看到了政治议程中的一些重要的重新调整。且看保守主义的命运吧：左翼力量从表面上看已经灭亡，保守主义似乎已征服了一切，但如果把保守主义理解为新自由主义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内部则又矛盾重重。它所鼓吹的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从根本上是破除传统的，然而自由主义却依靠那些希望保护传统生活方式的团体的支持。因此，保守主义变成了解放性的冲动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大杂烩。目前关于“家庭价值”的争论便是这团乱麻的一种表现。我们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反常的：对传统的合理保护和道德价值的创造必须是当今复兴的政治激进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

（6）贝克和拉什二人对当今政治的变幻不定的特征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话要说，提出了许多复杂问题，而我只想就民主问题说几句。被理解为自由民主的概念一下子在世界走红了。众所周知，民主的流行只是最近的事。且不说世界各地还有专制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存在，在大多数西方国家里，民主在相对而言的不久之前也并非左右两翼所提倡的首要价值观。

理解民主体制的传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所谓脆弱花朵民主理论，这是一种玩笑说法。根据这种观点，民主是一株柔弱的植物，需要不断地浇水才能维持生命。它还需要肥沃的土壤：它必须在公民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到长期的培育。

脆弱花朵理论——如果换一个比喻的话——把目前这阶段的民主化进程看成是一个追赶的过程。既然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且专制政权因为种种原因也开始崩溃了，那么民主的优点便显而易见了。福山提出的观点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来源。法西斯主义基本上消失了，社会主义也己经解体。大家都把多党民主与企业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优越性看作是唯一把自由和经济效率以可以容忍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制度。从专治政府的背景下兴起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养育民主的土壤更加肥沃。建设民主式的政府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其中所牵涉到的问题是要允许落后国家赶上自由民主业已根深蒂固的发达国家。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于1952年10月27日，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塞缪尔·亨廷顿。对当代政治经济问题每有惊人言论。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

脆弱花朵理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首先，某些国家在过去迅速地从专制的、甚至法西斯的背景之下转而变成了能够运作的自由民主国家：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便是例子。促成这些制度变化是否需要确立已久的公民民主文化，这个问题并不清楚，在与过去有某种明显的决裂的情况下，尤为如此。第二，脆弱花朵理论似乎不足以解释世界范围内突然向民主倾侧的趋势。民主化趋势当然与广义的发展有联系；在东欧国家中导致民主化以及与指令性经济的决裂的压力并不单纯来自秩序内部的崩溃；民主在当今的普遍化不是一个特殊现象。

最后，自由民主似乎正是如日中天之时却几乎到处遇到了麻烦。在像巴西、日本、意大利这样相隔万里的不同国度里，腐败都已成为公开的问题。正统的政治领域似乎越来越多地切入尾随在人们生活之后的一些大问题。投票人不满意；不相信任何政党者的人数不断增加。对许多人来说，党派政治有如游戏，只能间或有效地触及真实世界中的问题。

且让我对今日之民主化另作一解，我称之为强壮植物观。这种视角不仅仅把民主等同于民族国家中的自由民主。民主化进程在不曾有自由民主之处激发了自由民主的产生，然而同时也暴露了自由民主的局限。这种广义上的民主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生物，能够在相当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须。尽管它总需要培育和照料，但只要条件相宜，它便可随时移植。

强壮植物理论认为，现今正在发生着深远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并非主要出现在国家层次上，它们重塑国家在此前所攫取的权力并使之受到质疑。至于这些变化是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些变化，本书中的二篇文章已提出了明确的看法。全球化的加剧清空了行动的本土情境，要求并激发了制度自反性的增长。日常生活的转变发生在贝克所说的“亚政治”领域内，而非在正统的政治舞台上。问题还不止于此，正如贝尔所言，若想解决全球性的问题，民族国家太小了；若想应付地方性问题，民族国家则太大了。全球性的和地方性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之间的复杂联系开始破坏国家的完整性了。

各高校学生在网络上倡导高校建立性骚扰防御机制,其中不少学校已经向校长信箱提交相关建议和联署信。

正如赫尔德指出的，民主与自治原则相关联。能够代表自己的利益的能力和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对自治有促进作用。我们看到，在正式的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这些条件在顶着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得到了满足。贝克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讨论民主化时强调控制专家知识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必须排除这样的幻觉，即管理者和专家总是懂得最多。专家知识的垄断必须破除。较之在封闭的专家圈内做出的决策，“相关的社会标准”应该更重要，事实上情况也正在如此转化。与“亚政治”领域中的变化相关的讨论规范和辩论规范应该得到确立和保证。

在贝克的讨论中，其论点所预设的制度格局仍有些含糊，但上述几点把握得很好。但我想换一种方法对此加以讨论。全球化过程和日常生活变化过程的结合使我们至少能够识别出民主化过程发生作用的四个社会情境——尽管在每一种情境中都有我们所熟悉的机遇与灾难可能性之间的张力。

首先，我们在性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友谊等领域内出现了“情感民主”的可能性。在这些领域内，在纯粹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通过情感交流和自我理解联合组织的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即使情感民主不发展，它也能为公民道德整体的重建带来很多。了解自己情感的人以及能够与他人情感产生同情的人比缺乏这类品质的人更可能是合格的、专心致志的公民。

第二，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的趋势很明显。在此，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出自治原则。当然，这类变化可能与现存的或新创的更加正规的工业表征程序并行发展。正如在其他领域中一样，在此我们所说的主要是可能性而非事实。变化过程大多是辩证的。认为等级制差不多会全盘转向灵活性的人大有可能是很不现实的。在某些情境中某些团体的灵活性对其他人而言可能意味着约束或压迫的增加。

几家著名公司采用的不同形式的内部结构

潜在的民主化的第三种情境是社会运动和自助团体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运动和团体对抗着现存的权威——这些权威可能是政府官员、职业人士，也可能是另一些人。在此，他们在原则上能够培养贝克希望能够在“亚政治”领域中见到的那些品质。作为杜会团体的形式，这类自助团体能够（尽管他们绝非总是付诸实践）有民主化的能力，尽管这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毫不相干。社会学工作大多集中在社会运动上，但自助团体在某些方面更有意思，也更有影响。

最后，在全球性的发展层次上也有民主化的重要影响。我们不该把这些影响理解为通向世界政府之路上的步骤——如果“政府”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的放大版的话。这些趋势与前述三个潜在的民主化领域直接相连。表面上看来是“亚政治”趋势同时也可能是“超政治”趋势——在此，地方情境和全球化的后果之间的交互作用十分重要。全球秩序中的民主化趋势很可能借助于变化中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所暗含的这些自反性、流动性和灵活性特征。社会调控的控制论模式死了。对世界共同体而言，这更可能是用加法而不是减法。因为很难设想有一种管理智能能够设法组织起全球性规模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在积极信任所特有的自反、自治和对话的混合体中，我们也许最终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公正的、不再有大规模战争的全球性秩序。

依我说，所有这些领域中都需要乌托邦现实主义。迈向民主化的运动是真实的、普遍存在的；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样的运动还会进一步发展、但是反对势力也很多，大剂量的现实主义总是必要的。

（7）如果说自由民主在政治领域内不是历史的终结，那么资本主义生产在经济关系领域内也不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的反面并非是对经济生活进行集中指导的社会主义。我们看到的是后匮乏秩序（a post-scarcity order）出现的可能性。在此，我们只能再次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概念，只能说这是内在的趋势。后匮乏体系的概念不可能再像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由无尽财富消灭匮乏的社会。将来不仅还会有与“位置性好处”（positional goods）相关的匮乏；生态危机向我们表明，在某些方面匮乏是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地方病。后匮乏秩序将是这样的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不断积累的驱动力减弱了或消解了。在此，生活政治问题相当直接地关系到全球公道的前景。

只要个人积极地重构其工作生活把别的东西看得比单纯的经济繁荣更重要，后匮乏秩序便会开始出现。德国的“时间先锋”（time-pioneers）便是一例。对生命有限的人类来说，时间是最根本的匮乏资源，对时间的重构在生命周期中引进了弹性，如果把事业简单地当作“命运”来接受的话，这种弹性是难以想象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性别的区分。直到最近，对许多男性而言，从青春期结束到某个固定的退休年龄，在这段时间内一辈子为薪水而工作便是“命运”。对许多女性而言，“命运”则意味着家务。这种角色区分强化了父权制，但也创造了精神分裂型的男性。工作受到韦伯所指出的强迫性的驱使。尽管这样说显得很不周密，但我们可以说男性与其情感生活被割裂开来，对男性自身及女性造成了很多后果。妇女实际上变成了“爱情专家”，而除了“游手好闲的浪漫派”之外，男人基本上闭口不谈爱情。

妇女大规模地进入有偿劳动大军，加之某些男性职业的不断“女性化”使得这种局面不得不进行调整。这种双重变化的后果尚不明了，其他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是如此，但是。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增长伦理从来没有被所有人一起采纳；许多妇女置身事外，继续为那些不见于“世俗化的清教主义”的价值而生活。对这些价值中的一部分加以概括肯定会在不断的经济积累的伦理中制造出一个大缺口。

中国社科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显示，小学城市女教师比例高达79.39%。由此可见男幼师的稀缺。

促进后匮乏秩序出现的第二群影响力来自众所周知的富裕的矛盾。此中与生态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工业主义带来的“坏处”促进了“坏处”内部发生转变，也促进了其本身的转变。例如，无论作何解释，“可靠的增长”（responsible growth）必定会引人经济价值之外的价值。富裕的某些矛盾是不言自明的。到一定时刻，城市交通会变得过于拥挤，以至于步行倒会比乘车快；这时，有了这样的实例摆在面前，甚至在此之前，城市当局便开始在市区中心创造车辆禁行区。

批评者可能会说：如果后匮乏秩序的发展有任何可能性的话，那肯定只适用于第一世界吧？且不说即使在最富裕的社会仍继续存在的贫困问题，贫困交加的第二世界又怎么样呢？然而，后匮乏秩序绝非仅仅与地球上的经济发达地区有关。首先，它并非经济发展停顿的秩序；财富的创造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后匮乏秩序的掠影使我们能够为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的整体设想出另一种生活方式。现在我们认识到，财富的直接再分配即使是可行的也只能部分地解决贫穷问题。西方国家中的福利帮助削弱了经典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然而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超过一定的限度，人们便不想纳税了，在不追究其金钱去向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对福利的依赖是个真实现象，而不是由政治右翼想象出来的神话。

当我们设想全球性政体时，设想出某种庞大的再分配福利国家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研究“发展”问题和关心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的人都熟悉，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贫困，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到并借助于其所针对的个人和团体的自反性。此中牵涉到的问题既是生活政治的关怀对象也是解放政治的关怀对象。如果我们再次从开端而不是从终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那么后匮乏社会便是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发展”的日标将受到仔细审查、，在此，富人有很多东西要向穷人学习，西方国家也有很多东西要向曾受到来自西方的灭种威胁的其他文化学习。

（8）最后，我来谈谈美学问题。我把这一点留在最后谈是有原因的。关于后现代性的许多争论都通过美学问题或文化问题折射出来，但在我看来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认为，对“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作出区分是有价值的。前者可看作是指发生在建筑、艺术、文学和诗歌中的变化（假设这些变化真的发生了），那么“后现代性”则指影响当今社会世界的制度性变化。对我来说，后现代性问题比后现代主义问题更有意思。我喜欢用“盛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这两种术语指这些制度性的转变，这样可以至少少用一种带“后”字的术语，否则带“后”字的术语在本书中会随处可见。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1.26—1913.3.22），瑞士作家、语言学家。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索氏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

有美学自反性这回事吗？我想没有，或者说至少我不会这样说。拉什说“空间中有一个完整的他者符号系统”，起着与“认知符号”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不能肯定。根据我的理解，制度的自反性几乎总是和情感有某种关系，根本不能说仅仅是“认知的”。在我看来，“空间中的符号系统”一说似乎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的观点有着强烈的共鸣，而我对后结构主义思想总的来说是抱反对态度的。符号不管是如何完全“非语言的”都没有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人类中介。在日益电子化的文化里，非语言形象在日常经验的组织过程中变得十分常见。但解释这种现象的方法有二，其中较为熟悉的是索绪尔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多有详细描述。在此。“符号系统”所揭示的只不过是所有语言的基本特性：差异的运作从无意义中产生出意义。

然而，另外还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这便是我的观点。语言并不是来自符号差异，符号差异不可能产生令人满意的意义的概念。语言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语言运用的标记属性。没有脱离叙事而存在的符号，即使是那些似乎完全是图像的符号也不例外。当下美学反思的悖论在于，美学反思的自反性被典型地用于颠覆其自身所须设的叙事形式或使这些叙事形式受到质疑。在我看来，顺着这些途径来理解美学有别于目前的主导观点。

*本文节选自吉登斯、贝克、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第四章“回应与批判”，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版。

○编辑: 栉沐         ○排版：岂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