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斯 | 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

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 1937.7.22— ），伯克利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美国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批判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欧洲政治、美国政治、社会运动和电影研究。

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思潮和政治理论思潮都反复涉及一个主题，那就是努力形成知识分子在重建秩序和为变革而进行的斗争中的作用的概念。从古希腊时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就是决定性的，甚至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作为政治参与者，他们能系统地阐述意识形态和话语，促进大规模团体的形成，使大众的信仰体系合法化。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以及列宁，知识分子在建立制定政治生活的规则和标准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由于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以局部斗争、政党、革命和国家的主要推动者的身份，站在重大的政治团体和政治事件的前列。大动荡和变革时期的历史更能反映出存在于政治信仰和社会变革之间的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尽管知识分子所起的政治作用总是间接的和变化的，但却是决定性的。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源泉，从传统宗教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都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统治和合法性之间、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

从柏拉图到霍布斯以及列宁，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参与者。

围绕知识分子政治作用的经典争论似乎从未停止过，正如近来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考查所提示的那样。理论家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知识分子下了很多定义：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先锋队；知识分子是一个新的阶级或阶层；知识分子是广大社会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是疏离于主流文化的旁观者或反叛者。大多数的研究方法都忽视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运动以及阶级结构之间动态的、易变的、有时是对立的关系，转而寻求识别其普遍倾向和抱负。同时，作为集体主义意识（归因的或实际的）的携带者，知识分子在反对多种权力形式的局部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催化剂的作用。在同一过程中，他们建立了新的结构，旨在保护和美化自己作为知识资本拥有者的特权。从这一观点来看，知识分子在一些相互冲突的社会力量的起伏中所起的作用就需要全面考查，这种作用在危机不断的现代显得尤为复杂。

这种考查都是由理论家来进行的，只有极少数例外，他们的工作大部分是立足于高等教育的主流之外的。这些理论家包括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古德纳、德布雷、康拉德和西莱依，最近的还有雅各比。最具洞察力的批判性作品是围绕着学术专业化的想法来展开的。美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问題在于，它通常避免涉及发达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较大的政治层面。尽管每年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尽管有来自政府机构、大学、基金会和委员会的捐赠，但是，在把知识分子（包括他们自己）在学校和整个社会中工作的本质理论化方面学术界几乎没做什么工作。学术工作往往思维狭隘、专家统治和自我消耗，同时又对一类“易处理”的问題纠缠不休，而这些问题又不可能威胁保守的专业标准或社会优先权。尽管现代大学吹嘘自己信奉自由人文主义，公开追求真理，尊重各种不同的观点，但现实是，官僚主义者、实业家和政治家往往主宰了学术领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期望有关知识分子的批判社会理论能引起太大的关注。

近期，某校校长在校庆日时念错了字，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诸多讨论涉及的恰恰是目前国内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作为合法的（和非法的）代理人，知识分子对真理和知识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种真理和知识扎根于宗教、私有财产权、科学和技术之间，当然也扎根于国家之中，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传统、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关系融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始于前工业社会，经过工业化时代的早期、现代性时代，然后到现阶段的“后工业主义”或以著名的现代性危机而闻名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随着公司资本主义的成熟，生活各个领域的合理化逐渐削弱了传统的霸权意识形态，例如，宗教、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时产生了建立在启蒙运动的理性基础之上的新的规范结构。但在全社会范围内，缺乏一个强制性的、有目的的、能赋予社会存在以意义的框架，在一段时间后，就造成了意识形态的空白和文化上的空白，这种空白因公司和国家权力的掠夺性增长而更加恶化。在日益理性化的世界里，为更新的意义和话语所进行的斗争产生了广泛而不可抗拒的后现代反应，这种反应是以永无止境的知识分子的探索为特征的，它向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进步、理性和解放提出挑战。

在前工业社会中，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类型是独立的上流社会教士或学者，他们垄断了话语的传统形式。尽管似乎在某些方面凌驾于阶级划分“之上”，但是，这个阶层是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有者，这种意识形态证明贵族特权、极权主义和教会是合理的。随着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革命动乱，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让位于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后者的历史性登场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而出现，他们在像美国、意大利和俄国这样的国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雅各宾派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政治团体，成员以小业主为主，也包括许多富有的资产者。

精英统治论和中央集权论的解决方法是自由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共有的。尽管雅各宾主义对精英统治论和中央集权论的解决方法抱有深深的敌意，但是，它还是进入了自由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中，当然，它也影响了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经历。在马克思主义内外，对雅各宾主义的反叛顺着广泛的理论方向和政治方向而展开。从索列尔和工团主义者到议会共产主义者、卢卡奇和卢森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强调在反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中群众自发活动的首要性。也许，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最成熟的想法要数葛兰西的“有机的”（organic）知识分子理论，这种理论与马克思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但很少展开）是一致的。在认为知识分子的作用对革命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下，葛兰西寻求雅各宾式的和大众的或“自发者”的极端的超越——但只是作为阶级力量和产生于阶级力量的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自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以来，这种理论的有机模式尽管很少以他最初建立的方式出现，但也已不时地出现了。

然而，在现代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分子类型是技术专家治国型的变体，它的优势随着工业发展的先进水平和相伴而至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而出现。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使官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平稳运作和工业社会的其他形式合法化。他们主要分布在国家官僚机构、大学、大公司、军队、媒体和文化产业之中。既出身于该阶层又反对这一阶层的是一群批判性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置身于高等教育、媒介和艺术界之中，但普遍受本领域影响的限制，因而缺乏技术专家治国论者的内聚力。在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性知识分子之间、在霸权和潜在反霸权的世界观之间，都存在着划时代的冲突，这种冲突影响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领域，已不再可能用某些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所采用的方式去争论有关合理化意味着总的统治体系，在这种统治体中，持反对态度的意识形态和做法已被完全否决。现代性危机也许比它的理论家最初预期的要严重得多，这种危机在权力结构上撕开了一个新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无法封闭的裂缝。如果现代性的巨大复杂性破坏了老式的雅各宾型知识分子的可行性，那么新的颠覆形式即使并不太有爆炸力，也很有可能在后工业社会里大规模出现。

对现代性的多重攻击破坏了一个完全理性化的话语世界的前景。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信仰体系和政治行动之间的联系——一度曾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已经变得日趋间接和曲折了。如果权力在国家、公司和军队结构中依然保持集中。那么，知识本身似乎就会变得更加分散更加局部化，更加零碎。结果，对统治形式的反对在它所发生的领域也同样是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在这样的语境中，大学和媒体即使相对于合理化的压力更加脆弱，也已成为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一个主要场所。那种认为高等教育构成一个冷静地寻求真理和知识的自治领域的想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神话，这部分地归功于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控制和限制交流的巨大努力。随着每个技术进步和官僚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局部抵抗的新形式已经产生。这首先反映在民众运动的发展，接着是学术选择的多样化，例如，批判理论、激进的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学和新马克思主义。人们考虑到在付出努力之后，将有一个举足轻重的激进的知识阶层成长起来，于是，在过去的30年里，建立一个垒式多科大学的努力至少已部分地因此而失败。如果这种亚文化吸收周围学术环境（例如实证主义、技术拜物主义、专业主义）中许多并不一定完美的特点，那么，它对未来社会运动的惊人潜力就不能被低估。

1969年8月15日-18日，以“和平、反战、博爱、平等”为主题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吸引了四五十万年轻人的参与。嬉皮士们在苏利文县（Sullivan County）的牧场上缔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在这里，吸毒是合法的，性爱是自由的，但四天中却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Woodstock的背后是60年代中晚期美国社会中高昂的反战情绪，和在二战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现实的迷惘与焦虑。Woodstock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多元性发展与民众社会运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之一。图为纪录片《伍德斯托克1969》剧照。

伴随着后现代变革（尽管可能是不平衡的）而生的新型的批判社会理论和局部运动显示了对抗的知识分子新作用的不断演化。随着以前稳定而有秩序的现代性体系让位于分散而零碎的话语中心，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工作本身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力量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呈现出相对局部而又狭隘的限定。这部分地是对战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成长和控制策略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商品生产、官僚扩张、大众社会和文化产业全面介入日常生活的最深处的一种反应。

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没有哪儿比在城市工业社会的生态衰竭中表现更明显的了，这种生态衰竭主要体现在无止境的、无法控制的经济增长，对自然的技术操纵，过度的消费和资源的耗尽。考虑到人类进步和为利润而生产之间的表面联系，源自启蒙运动理性的现代性理念如果不遭到反对的话，将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灾难一一无论这种灾难将以战争的形式，还是以环境灾难的形式出现。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进步的意识形态（存在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中）显然包括了技术专家治国论话语和男性特征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的特征体现在控制自然的冲动上。为了反对一种以发展为中心的掠夺性的发展方式，对生态学很敏感的后现代主义支持平衡、开放和多样化的理想，这种理想体现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有机平衡。显然，生产、消费和对自然资源日益加速的利用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维持旧式的积累方式的能力，现代性也以这种方式导致了社会生存的基础的退化。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于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书，标志着美国环保运动的开始。

后现代主义背离了发展逻辑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对历史的理性叙述，它充满了整个现代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列宁主义、自由主义。就任何政治都可以以这个新的阶段加以识别而言，它依然是分散的，与新社会运动（女权主义、生态学、反战运动、城市抗议等）的“微观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紧密更甚于与大规模组织（政党、工会、利益团体、国家）的熟悉领域的联系，尽管这种区别常常是模糊的。现代性的超越性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秩序和国家、公司及军队权力的理性主义主张提出质疑。必须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全球性的身份和忠诚，无论这种身份和忠诚是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还是意识形态的。同时，后现代主义并不一定会引发直接地反对现代性，也不会轻易地支持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会引发对未来的激进看法，这种看法“将同时是后马克思主义和后自由主义”。因此，就其可被识别的政治和文化倾向而言，后现代主义足以揭露和攻击现代性的片面性特质，对各种古典型的知识分子活动提出疑问，这种活动包括传统的、雅各宾式的和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同时，后现代主义还提出将批判性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活动概念化的新方法。

正如很久以前现代性带有传统思维方式的危机一样，由此而导致的意识形态空白使人们有必要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作用重新进行基本的定义。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的爆发，随着西德和其他地区绿色政治的崛起，随着世界其他地方基层不同政见的传播，为民主地赋予权力（尽管还是刚刚起步）而斗争依然是政治景观中一个持续的部分。这个现实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因素在现代和后现代条件下日益增长的特征相一致。它既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战略作用，同时又去除了雅各宾式的抱负，这种抱负常常是左翼政治的标志。例如，尽管美国知识分子已大部分被同化进了技术控制体制，但是，他们作为民主化代理人的潜力在过去20年里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方向。由于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条件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在两种情况下——合并与拒绝——那种无所不能和统一的激进知识分子能够创造历史的看法今天已经过时了。

齐格蒙·鲍曼也在《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Legislators & Interpreters : On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and Intellectuals）一书中，通过“立法者”和“阐释者”这两个隐喻，对西方知识分子在现代和后现代处境中的形象变迁进行了分析。知识分子如今已不再是无所不能和统一的“立法者”，而成为增进不同团体社会交流的“阐释者”。图为《立法者与阐释者》书影。

在西方，中央集权进入市民社会很少伴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工具理性的逻辑，尽管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生活，但却受到了不同的、地方性的、但又广泛的团体的抵制，这种团体有学术性的、记者的、社区活动分子的、媒体的和文化工作者的。他们的活动发生在权力结构的边缘。批判性思维模式作为有特定视角的、非政治层面压力的技术专家治国论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出现。有时，它创造了一个扩张了的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政治的恢复、集体主义主体性的恢复可能会复兴。在大多数情况，这种可能性要求知识分子团体（大学内外的）和位于主流机构和文化的边缘的社会运动的集中。

在现代性遭遇不断升级的危机和挑战背景下，批判性知识分子生活的重新获得活力构成了文化政治学的激进主题。对抗性话语受到来自激进传统的思想和象征的理论力量的滋润，这些传统既有诸如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公认范式，也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女权主义，这种公认范式推进了民主幻想的诸要素。批判性话语的明确表达要求扩展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社会变革的知识基础得到加强。在这种领域里，多种支配形式得以辨认，其目的在于，用弗赖尔的话来说，给追求“自由的文化活动”赋予生命。反霸权政治暗示着，当大众运动为集体赋予权力而斗争时，批判性（和有机的）知识分子锻炼成为这些运动的“喉舌”。话语并不局限于高深的政治、大型机构或者对孤立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观点是与著名的政治精英模式相对立的。赋予权力不仅暗示着新话语的阐述，而且还暗示着旧的社会关系的转变。其结论是，人们不能脱离更大的社会总体性来看文化领域，因为它被牢固地建立在影响知识分子活动的每种形式的各种过程和条件的基础之上。

这一变化中的历史现实意味着，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反霸权政治的发展已经以新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葛兰西的立场来看，意识形态的霸权是指统治阶级和精英分子使普通大众接受并自觉树立理想和建立价值观的能力。这些想法价值观有助于制度的再生产——或者至少使人们不承认现行秩序以外的任何可能性，无论当时他们感到有多愤怒，有多不满。统治精英们动用了各种机构和方法——国家、法律、教育、大众媒体、文化——来策划这种赞同，其目的在于使大众意识形成某种定式。霸权既不绝对，也不完全，这个事实并不否认这些努力的有效性，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西方。霸权信息包括谈论自由的理想、民主、公众利益、繁荣和国家安全，这种谈论是跨阶级进行的。由于人们经历了物质被剥夺、原子化和非赋予权力——因而，可以期望将他们组织起来以应变，就这种程度而言，意识形态的控制作用将阻止把这种能量转化为集体的政治行为，选择的理论和看法必然显得荒谬的、乌托邦式的和令人失望的。

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 Herman）和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在《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一书中，分析了美国政府及其政治商业集团如何操纵信息，从而影响受众的所听、所见、所读，揭示了表面信息背后的政治经济领域运作过程。图为《制造共识》书影。

反霸权理论和运动深入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之中的能力取决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批判现在和展望未来。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议程已经大部分被马克思主义所垄断，尽管在工业发达的社会里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今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似乎多少有些完善，这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共产主义衰落之后所发生的对“自由市场”学说的追捧。在这种语境中，建立葛兰西称之为“道德知识分子”选择的任务仍像以往一样迫切，尽管这种探索已不再围绕着政党学说的“神秘君主”（myth prince）转悠。苏联集团的消亡、冷战的结束和马克思主义再度遭遇困难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至于知识分子的作用，反霸权政治引进了一个参与的、批判性的、公众的知识分子概念。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扎根于社会规划、全体选民和运动之中——这种模式不仅求助于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而且还超越了这一概念。这种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作用，可能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表达，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各种不同理论的结合。对一个演化中的后福特主义情境的多样化世界来说，这些理论是恰当的。在20世纪90年代，有理由期望这样的理论将会在下列毫不相同的潮流中产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激进的政治经济学、生态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因素。一个单一而又统一的全球性框架的前景可能会被排除。与此同时，批判的社会理论如果不能建立各种思潮和实践之间的相互联系，将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这种相互联系——例如，存在于哲学、文化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因此打破了分隔知识分子工作的各个领域的界限。批判理论的形成不仅是对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遭遇困境的反应，也是对社会民主、列宁主义、新左派，当然还有自由主义的相继失败的反应。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知识分子被广义地用来概括所有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生产和传播知识、经验、技能以及思想。这些思想有助于以各种方式使统治的具体结构合法化（或推翻这些统治结构）。知识分子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职业地位，或甚至超过了他们塑造广泛文化身份的能力；他们在社会政治舞台、在大学内外甚至在他们并不代表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的地方，都是重要的行动者。无论知识分子活动被理解为阶级力量的表现（马克思主义）、精英先锋队（列宁主义）、脱离阶级力量和社会利益（自由主义），或者不过是群众斗争的附属品（无政府主义、新左派），这个活动的传统定义都必须加以修改。如果处于危机中的现代世界的巨大复杂性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能位于对立的社会力量的领域之上，这也意味着他们不能被化约为这些力量的简单运动。

新型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技术专家治国论型、批判性的或有机的，都可以被定位在各种领域里——大众媒介、教育、诸如工会之类的利益集团、大学、大众运动、艺术团体甚至是国家。显然，即使除了他们职业角色和战略潜力的快速扩张外没有别的原因，他们的世界看起来与传统的和早期工业社会还是有很大差异。

在后福特主义社会里，当知识分子的先锋队作用逐渐减弱时，知识分子工作的性质也变得更分散化和全球化。技术重新形成了知识分子活的框架、社会组成和意识形态轮廓。这与其说是“信息主义”的作用，倒不如说是现代性对生活的几乎各个领域的广泛影响，现代性产生了以教育制度、大众媒介、国家、公司等为中心的话语的理性化形式。更近一些时期以来，高技术革命己经加深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面向学术、文化生活的更广泛传播以及评价，与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作者自行出版、微型杂志、电子书籍以及类似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形式中，技术革新和知识分子工作融合在一起。用格尔茨的话来说，“局部知识”（local knowedge）中心的这种分散不仅与民主政治相关，而且与批判性知识分子工作的扩张相关，尤其在生气勃勃的社会运动背景中。后现代转变意味着激进民主政治最终将不仅在国家统治的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分散活动场所里面对权力。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创始人。他的《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一书，是法律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而local knowledge（地方知识/局部知识）一词也表现了知识的多样性，含有民主政治的观念。

20世纪90年代新出现的霸权形式及其他形式肯定会比以前较少地受限制，这种限制来自过时的意识形态范式的僵化影响。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以民主和进步的名义所获得的合法的特权、科层化规则，两者都没提供对一系列较敏感的矛盾的社会变革理论，这些矛盾是围绕着性别关系、民族关系、生态学、官僚主义和以文学形式出现的文化以及社会运动的实践活动的。从早期理论论战中留下来的知识分子遗产反映出他们没能把握这些运动的历史意义，这些论战包括改革与革命、政党与运动、阶级地位与阶级意识、民主与极权主义。

在现代社会，以精英为中心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停留在一个萎缩的公共领域里，这个领域带有对政治、参与和公民身份的狭隘观点。后现代的转变为政治的复兴开辟了新的空间——即通过基层斗争的中介，使集体主体性和开放话语复归。这种赋予权力最终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知识、技能和视野既不再局限于专业的狭隘领域内，也不再轻视局部的经验。

从这个观点来看，知识分子如果不放弃他们的对抗性的身份，就不再能作为理性化精英、社会工程师和国家规划者而发挥作用。知识分子与实力组织的简单结盟是传统的、雅各宾式和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的标志，但这些已经要么土崩瓦解，要么受到强大的逆倾向的阻碍。现代性危机使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局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自上而下的动员失去了它的理论基础。比以往更真实的是，政党、国家和公司管理机构的领域意味着统治的逻辑性和组织的适应性——这种情况对有另类视野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极不舒服而又非激进化的。实际上，那些体制通常是无须哪怕简单的信念体系的引导而起支配作用的，工具理性往往在其中起作用。而且，对抗不再能通过一个和谐统一的普遍主体的干预来加以维持，而是越来越围绕着抵制的各种中心和大众斗争的场所来维持，批判性知识分子通常起着更明显的局限而有机的作用，这种作用以某种方式与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这已成为老生常谈。正是在这里，理论、文化和政治最终融合到一起了。

*本文为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第一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封面图为近期热点事件。会社君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语境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发生何种转变，知识分子的成分变得何等复杂，质疑与批判精神都是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变的风骨。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这恰恰是“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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