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 |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郑也夫，1950年8月生于北京，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已荣休）。著有《代价论》《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知识分子研究》《阅读生物学札记》《神似祖先》《吾国教育病理》《文明是副产品》等。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以其独特的态度，对待社会生活中阴冷的地带，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下处境中的真实问题。

人生观及其提供者的大转换

我们生活的目标，简而言之我们的人生观，是谁提供的。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都曾经是人生观的权威制定者。尽管在西方有一点小小的不同，就是宗教的权威一直在与政治权威分庭抗礼，和政治家争夺人生观的话语权。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谈论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政治家们在近现代都先后从为人们提供人生观的这种角色中淡出。这首先发生在西方，接着也降临在东方。在西方这是表露无疑的。西方的学者们发问：在今天的西方世界谁是意识形态的首领？他们回答说：不是政治家，不是记者；在今天的西方世界中没有第二个意识形态，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就是消费；这种人生观的最大鼓吹者和提供者是商人，不是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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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治家来鼓吹物质主义，鼓吹好生活，只能是大而化之。只有商人才可以具体而微、活灵活现地展示好生活。他们可以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告诉你“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所以说，如果把好生活作为人生观来鼓吹的话，商人必将成为这话语的垄断者。

以上所说，是政治家从鼓吹人生观的角色中淡出、并被商人取代的浅层原因。它下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发生了一个从古至今整个一部人类进化史上都不曾发生过的变化。

李鸿章在19世纪中叶说：我们遭遇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套用这个句式，我们可以说，人类眼下遭遇的是二百万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化首先发生在北部世界，接着也开始降临在南部世界，什么变化？就是温饱大体解决了，温饱在北方的世界已经基本解决，在南部世界也开始解决。这事说得很轻松，但却是前所未有。从上个世纪中叶往前推，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是残酷的生存竞争，为生存而挣扎。人类各个民族曾经提出过的所有的主导人生观，都是建立在这部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基调之上的：生存是严酷的。每一个民族曾经缔造出的每一支人生观都在折射出，他们的生存状况。

全球“南北差异”

我们看一看中国古代的先哲提出的人生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俗话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一句句都离不开劳、苦、忧患。社会中不是还有一些贵族吗？这些贵族不是置身于苦难之外吗？不是养尊处优吗？但是这些贵族毕竟也笼罩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这大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就是人类陷入生存挣扎之中，一种严酷的生存挣扎。少数的贵族不能豁免于这样的氛围，不能置身在这氛围之外，所以每个社会拿出来的统统是这样的人生观。

汉文帝刘恒（前203年-前157年），刘邦第四子，西汉第五位皇帝。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提倡且力行节俭的皇帝。史载其常穿草鞋、着粗布衣上朝理政，禁止大兴土木。加上其他各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开启了“文景之治”的新局面。

现在这样的基础不存在了，生活不再那么艰苦了，温饱解决了。那么与之相对应，你还能拿过去的那种人生观来教育众生们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为什么要艰难困苦呢？新生代们从一出生起活得就不艰难。西方的一个大文豪萧伯纳说过这么样一句非常耐人琢磨的话：人的最大不幸是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温饱解决不了，太不幸了），人的第二大不幸，是基本需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当温饱猛然解决的时候，你会忽然觉得空落落的，你会不知所措。这种不知所措，这种温饱解决后带来的空虚，曾经先降临在少数人的头上，导致一些人腐败堕落，但无伤大体，因为只是少数人。而现在的事情不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是人类几百万年来头一次温饱大致解决了。我们以往建立在温饱未解决之上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不是将被卷地毯、掀桌子？我以为这是人生观的提出者面临最严酷挑战的深层原因。

怎样填补生活意义的真空，成了一大问题。两股力量在力争填补这个空白。一股力量就是商人，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商人们一方面在推动消费，另一方面在营造以消费为核心的人生观。但是后一种工作，光靠商人是不行的，商人只能够去促销。后一个工作还需要理论家来出场，要有和商人的活动相配合的理论家来出场，这就是提出了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

快乐哲学批判

什么是快乐哲学？快乐哲学的核心是：人活着的——每个人基本无例外——主要动机是追求快乐。他们学说的第二项内容是讨论如何去追求快乐。在探讨如何去追求快乐的时候，我和有些经济学家享有共识，他们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他们认为不是有钱就一定快乐，不是一切经济举措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少数派们，大多还是认为大前提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人活着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在这点上我们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准确地说，我认为，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命题不是自明之理。自明之理是不用证明的，只要脑筋没有问题的神志清醒的人就不会产生疑问。那么我没毛病，却对此有疑问，应该说明这不是自明之理。没证明就视为自明之理，这叫什么逻辑？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呢？人类所享有最大的三大思想资源，统统不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大资源就是人类的宗教遗产，那是最古老的思想资源了，应该说曾经是覆盖面最大的思想资源。它们统统地不支持这个命题——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

第二大思想资源——传统道德。各个民族的传统道德没有公然鼓吹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关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一点，显然不支持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的。

我们所享有的第三大思想资源是什么？是进化论的思想。进化论阐述了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但是遗憾的是，这样一个最有解释力的近代思潮，也不支持人生就是追求快乐的说法。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适者生存。什么叫适者？适者的行为应该有利于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如果它的行为不利于生存繁衍它将被淘汰。而如果一个物种，或者其中一些成员，过度地沉溺在快乐追求当中，很有可能不利于它的生存和繁衍，乃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当代的生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么样一个小的实验，可以佐证，不可以将追求快乐作为一个物种的主要生活目标，那样将带来很大的灾难。他们在一个老鼠面前放了三个金属柄，将一束电流通向老鼠的大脑当中脑下丘这个部位。老鼠的智力是很高的，经过训练就能明白这三个金属柄的用途。老鼠一接触第一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食物；一接触第二个金属柄就会出来饮料；接触第三个，电流就击中它大脑的脑下丘的这个部位，使它产生一种非常的快感。其结果怎么样呢？这个老鼠不停地触摸这个产生快感的这个柄，不吃不喝，最后饿死了。这个例子应该非常雄辩地说明如果过度地追求快乐，将使物种怎么样。这是人造的一个环境，在自然的进化过程当中，在任何的自然环境中物种的行为模式都不会走到这一步，走到这一步是违反进化的规律的，进化规律要淘汰不适合生存的，所以进化的结果不会产生这种品性。就是说不会有那个物种执著地只追求快乐，以此为生活的目标。我并不认为我完成了这个论述：人活着不是一味追求快乐。最起码保守地说，你说人活着就是追求快乐，你要去证明，你可别把它当作前提。

奥尔兹和米尔纳通过将一个电极深深植入小白鼠的脑袋里，通过电极来刺激大脑的某个区域，发现了大脑的“快感中心”。图为在进行着实验的奥尔兹和米尔纳。

快乐哲学的祖师爷——边沁，曾经给出了一个“简单快乐清单”，一共十四种快乐。随便一看就会发现，其中的内容是有冲突的。比如说，边沁说有“感观的快乐”，有“财富的快乐”，但是接着又说还有“情感的快乐”，还有“声誉的快乐”。感观的快乐、财富的快乐很好理解。那么追求声誉，一个战士的荣誉，一个热爱祖国的公民的荣誉，为了这两个荣誉有时你要牺牲你的感观的快乐，乃至你的生命。你要说前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后面也是快乐，你要说后面是快乐，就不能说前面也快乐。因为这两者有时候是冲突的。要么是这个快乐哲学忽视了人生的丰富和复杂，要么是把丰富和复杂的生活给简化了，把不同品质的东西搅合在一起，贴上一个标签，快乐的标签。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荒诞!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效益主义和动物权利的人之一。著有《政府论片断》（1776年），在其中对英国宪法进行了探讨。在他的《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功利主义的原则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表达。边沁在实践上是激进的社会改革者，他反对君主专制，提倡普选制度。边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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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人活着不是仅仅追求快乐的，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地看待人生了，人生不是这样的。从我们直接的人生经验上看，很多人牺牲了自己的快乐，为了他人、为了团体、为了祖国去献身，他们知道这是极大地破坏了自己感官的快乐，牺牲自己没有痛苦感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用这样一个支点来解释人生是荒诞的，是小看了人生，简化了人生。我认为人生不是一种追求，是三种追求。

哪三种追求呢？舒适，刺激，牛皮。

舒适也就是感官的追求，特别是温饱的解决。温饱曾经是不容易得到的东西，所以曾经是人类最大的问题。

第二种追求是刺激。刺激在近现代日益成为人们主要的追求，为什么？这正跟前一种追求相辅相成。当生存非常严酷的时候，刺激就包含在其中，生存本身就有无数的刺激。我们设想一下狩猎时代，在座的男士要和我一起去打猎，这是一件何等刺激的事情，当我们承受了这种刺激之余，我们还需要去找小刺激吗？够了，足够了，回去就别再刺激了，回去该享受安全和舒适了。那个时代——前现代——生存压力太大了，刺激寓于生存当中。与之正相反，因为现当代温饱解决了，生存当中的刺激小了，所以这种需求就提升了……

第三点追求叫牛皮。这个词的词源为“牛屄”，本身就透露出它的含义，就是性崇拜与性炫耀。为了雅驯一点，后面称“牛皮”，其实“牛皮”不准确，带有撒谎的意思，牛屄则是纯粹的性炫耀。在动物的世界里面，具有超过了同伴的性特征的雄性，有望获得更多异性。比如雄孔雀，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的异性，尾巴小点，吸引力就小了。进化到人类这里，虽然这个东西，或者这种秉性，首先是追求异性的青睐，但是而后升华、扩大化，转变为追求对整个群体——不管同性异性——的承认。而不变的是，这种东西仍然是根植在本性当中的。它对于少数更有作为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英雄情结，不是英雄的人也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被承认。实际上在追求被承认的时候，常常会牺牲舒适。且不说人类的很多英雄追求最后牺牲了舒适，就是雄孔雀，尾巴越来越大了，会舒适吗？跑路都很累。你看，追求牛皮是不舒适的，追求英雄的表现也是极不舒适的。我们可以反省一下，很多不同程度上的被承认的英雄行为，它们同舒适的生活一致吗？截然不同。所以说快乐哲学是站不住脚的。

我批评快乐哲学的单一支点，我说人有三种追求，不是一种追求。那么现代的社会的误区在什么地方？最大的误区在于它混淆了三者，企图用单一的手段去满足这三种追求。它用满足舒适的手段，来满足刺激和牛皮的追求。满足得了吗？你因为解决了温饱，觉得空虚去寻找刺激，那怎么可以靠进一步的温饱，比如多吃一些，来填补空虚呢？多吃一点，物质条件更舒适一点，解决不了唤醒值下降的问题，不幸现代人就偏偏要用这个东西来刺激。再说牛皮。追求牛皮就是追求被他人承认。温饱解决之前，多吃一口，多穿一件，可以被视为牛皮。温饱解决以后，我要想显示自己很牛皮，怎么办呢？我本来能吃半斤肉，不行，今天我得买十斤肉放在这儿大家都看着我吃，牛皮可以这样解决吗？你有几个胃呀？你再有钱，一顿饭你只能吃半斤肉，同一个时间你只能睡一张床。我说现在社会的最大误区就是说它混淆了这三种追求，拿满足舒适的手段来满足刺激和牛皮的追求。结果是：第一，荒诞，文不对题。第二，暴殄天物，伤害自己。

消费主义批判

炫耀式的消费古已有之。因为人的本性中有两种需求，一个是舒适，一个是牛皮。这两种需求可以合二为一，在某些场合可以在单项消费中就把二者一同解决，不是用某一件物品来满足舒适，用另一件物品来炫耀。为什么不必分开进行呢？这是因为商品所具有的两重性。同一个商品往往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象征价值，象征标志着你的富裕程度，显示出你很有钱。多年以前我在批判轿车文明的时候，有位经济学家反驳我：“私车提供的不仅仅是炫耀，还有公共汽车、公车、出租汽车所不能提供的特殊享受。”问题在于炫耀的东西当然并不是没有实用性的，相反，炫耀的东西通常一定要有实用性。为什么？因为要完全没有了实用性恐怕就不好炫耀了。

当年因喜欢炫富饱受非议的郭美美

大家深入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喜欢一样东西，别人谁都不喜欢，你使用一样东西，别人谁都不要使用，你怎么炫耀？你爱唱昆曲，别人都觉得这没意义，你能以此炫耀吗？为什么不能？因为别人不爱好，所以不羡慕。你要是说来看我的房子，你拿这个炫耀显然靠谱，因为谁都需要住房。就是说，能拿出手来炫耀的东西来，一定是别人也在消费的，也愿意跟你比一比的东西。别人不消费这东西，你跟人比什么呀，你怎么向人家炫耀？所以说，拿得出拿出手去跟人炫耀的东西一定带有实用性，一点实用性都没有，通常难于炫耀。因此我就觉得这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方法——不客气地说——太肤浅了。商品里面包含的两重性决定了，一方面它有实用性，另一方面它有象征意义。同样一种东西，不管它是一万块钱、两万块钱还是十万块钱，都有实用性，但同时它的价位显示出一种象征性来。而我们通常在消费一个物品的时候，是贯穿着这两种追求的，一个是实用，一个是炫耀。为什么要炫耀，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企图同他人区别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富人靠几个手段来跟别人区别出来，一个是有闲，一个是有钱，一个是有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特殊的游戏方式。光有钱不行，要让人明白他有钱，这就是炫耀式的消费。

炫耀古已有之，但在今天有了的很大不同。在古代高消费只是极少数人的事情，而工业化使消费成为多数人的事情。工业化生产的一大特征是标准化。它导致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效率提高，满足了多数人；其二是标准化导致区别性消失。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古代王后公主们穿的丝袜子，工业化使得普通的工人都可以穿，并且丝毫不逊色于上一个时代公主们穿的丝袜子。这样区别就消失了。区别性消失了人们答应吗？人们不答应。因为人们在消费里追求两样东西，一个是实用性，还有一个是区别性和炫耀性。工业生产出来都是一样的东西了，而且普及化了，普及就满足不了我们的炫耀了。怎么办呢？追求区别是人的本性，那就要不断地在功能大致相似的东西里面添花边，做小的改动，做小的完善，小的加工，以求创造时髦和时尚。但是你刚刚造出一个新的款式来，马上后面就是追踪和复制，因为这是工业的本性，工业有这个能力。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新的区别性刚刚创造出来，马上就消失，因为后面有跟进的；只好再造出新的款式，造出新的马上又消失；就是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创新，创新了以后又被复制，于是新鲜不断地消失，新鲜不断地再造，也就是说，不断地产生时髦，而时髦不断地消失，不断地需要再造时髦。在这个过程当中商人是首领，商人支配了这个社会，商人造就了消费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制造就这个意识形态的时候，还有快乐哲学的理论家们帮助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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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解决后人面临着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堕落，一个是升华。堕落怎么讲？人的物欲是有限的，物欲的过量满足是荒诞和荒淫。当全社会的温饱大致解决以后，出路是要靠心的发育，要靠精神的发育，要追求一种高级的精神生活。物质欲望满足了，还在物质欲望这里不停顿地挖掘，就只能是荒诞和荒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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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温饱以后没有去努力学习如何生活，如何丰富精神领域的时候，人的那些基本欲望刺激和牛皮，却不能等待。就是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从这儿找刺激，就得从那儿找刺激。你没有学会热爱体育、登山、击剑，把你的多余的能量、冒险的愿望释放在这些激烈的运动当中，没有学会热爱诗歌，热爱音乐，用这些东西陶冶自己，打磨野性，那么你就会空虚，怎么办呢？最容易走上的就是毒品和犯罪的道路。毒品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我不是指研究怎么戒毒，我是说从人性方面来仔细研究为什么在当代毒品每况日上。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温饱解决以后，人要找刺激。而毒品是最不需要学习和积累，最容易找到的手段。

温饱解决后，人们追求被承认的欲望

温饱解决后，牛皮怎么获得呢？物质的繁荣与民主的观念刺激了一个东西：人们追求被承认的欲望。在过去的社会里只是有少数人可以怀抱更大的被别人承认的欲望。随着物质财富增长，随着民主观念推行，渴望被承认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很难办。更多的人希望被注意，更多的人希望不被忘记，更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北大、清华、人大。温饱没解决的时候不敢这么奢望。温饱解决了，又有民主空气，对不对，牛皮也不是你们家垄断的。这事怎么办？大家都有这个愿望。经济的增长相对说可以无限，虽然严格地说不能无限。但是，人们都追求被承认，其可能性是有限的。为什么说有限的呢？因为他人的注意力是既定的。你生活在一个小团体里，3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赢得了29个人的注意，你也要赢得他（她）们的注意就难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可以注意三个人，让他注意团体中的每个人做不到，这是个人心理上的限制。所以说，争夺他人的承认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就是他多了你就少了，他牛皮你就不能这么牛皮了。这个学校的位置是有限的，你进了人大别人就进不了了。这是现代生活的一大问题。我们现在高等教育在公民的强烈需求下开始扩招。扩招只能缓和阶段性竞争，将竞争往后推移。过去考上了大学，在社会上可能非常引人注目。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文凭，将意味着把竞争放在研究生时期，放在后研究生时期。大家都追求被承认，很好，社会给了我们这样的空间，这样的权利，但是遗憾的是他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遗憾的是在一个田径场上，冠军最引人瞩目，而冠军只有一个，亚军也不错，亚军也只有一个，第三、四名就等而下之了。

高等教育的扩招只能缓和阶段性竞争，导致竞争往后推移。人们为得到承认不断争取更高的学历。

社会“承认度”永远是一个金字塔。还有没有出路？还有一点出路。就是大家不要走同一条道路，要摆脱单一的标准，大家要追求各得其所。只有当我们不再贯彻只有钱多才牛皮，只有权大才牛皮，我自己拉琴很高兴，自己下棋很高兴，自己做诗歌很高兴，并且拉琴、下棋、做诗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承认，只有在大家追求被承认的道路上开始了多样化，才有出路。如若不然，是没有出路的。我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钱与权仍将是“获得承认”的最有力的砝码，但是毕竟“获得承认”的方式已经开始了多元化。这一趋势将一发不可止，因为物质主义将随着温饱的解决而最终作古。

在结尾的时候，我提出一个问题来做这次演讲的结束语。我觉得在未来解决心理受挫的问题将大大的重于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美好可爱的社会。请问：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呢？

*本文为郑也夫教授于2014年10月12日发表的主题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的演讲讲稿（有删节），原刊发于澎湃新闻。

○编辑：忽逢          ○排版：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