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麟 | 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身体：身体的国家化生成

黄金麟，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美国加州大学洛山矶分校（UCLA）社会学硕士、博士，现任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理论、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政治、身体社会史、战争与现代性等。著有《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2005）。论文散见于台湾的主要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期刊。

“模范生”的言说生产

小学教育方案中关于训育一节，曾说明训育……第一步（在〕聘请专家先定目标，然后将目标分析为若干细目，符合各人之每一行动……。第二步就其养成的难易排成顺序，并估定每细目应在何年级养成的价值。第三步分请全国有经验的优良教师，评定其价值。第四步统计第三步的结果，并增减及重行排列。第五步编定使用法，并附加几种实施方法的例子和成绩考查法等。第六步印刷公布，订为全国初等教育的训育标准。

在1930年，这个有关小学训育应该如何进行的讨论，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在许多发行于当时的教育杂志，如《新教育》、《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以及各种的训育书刊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类的讨论存在。它们的连篇累犊出现，说明这个议题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上面的六个实施步骤，只不过是将这些繁复的讨论做一次有秩序的归结而已。然而，也正是在这种试图一统化和秩序化训育应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教化性权力的施展过程，以及它在个别身体上的滞留情形。以当时的语言来说，训育的工作就是要将这种“模范学生”的特质，一个具有“清洁卫生、快乐、敬爱、谦和、诚实、努力、勇敢、节俭、互助、守秩序”等美德的特质，赋加在每一个学龄儿童的身上，以使“好国民”、“好学生”和“好公民”的影像最终能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这种企图通过专家的言说、科学的分类、教师的参与、档案化的考查和普遍化的流通，来达到在细部的层次上模塑儿童身体的作为，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奇想。它的发生和其显示的严肃程度，相当程度反映身体在1930年代左右所遭遇的刻意对待。这种试图标准化、国民化和公民化学生身体的作为，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

民国时期的小学生在课堂

以“模范学生”的例证来说，这个言说不但明确将上述十个抽象的概念分门别类，具体条文化成日常作息应有的作为，并且因应低、中、高年级学童的领悟力，予以不同的难易要求。以低年级的学童而言，其在两年内应该学习的生活规约共有62条；中年级有86条；高年级则有128条。在语体的编造上，则是以能促发学生进行自我要求的第一人称语体“我要如何如何”的格式，来进行规约的传达与内化。这种刻意标定某些美德为必要，并且区分其间的难易、轻重和以一种指示性语言来进行身体规约的举动，显然并不是一种随意的安排。它的严肃性和其背后所试图达成的目的，与身体的修为和管束有着不可切割的关联。“模范学生条文通过记载表”的制定，和要求教师、学生以及同学之间必须按照这个记载表所陈列的格式，进行记录、审查、比较和监督自己与他人的行为的做法，就是为了使这种身体的看管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为了达到有效的评比和约束，一个相应的计算公式也在这时被提算出来，以利学生换算自己行为的所得分数。这种以明确条文和计算公式来审度自己与他人行为的做法，是这个模范生论述表现于外的重要特色。这种极具形式理性意味的教化发展，不但使个人身体受到严密的制度化观看，同时也使身体走向“他者化”的方向发展，成为自己与他人都可以清楚记录、评比与观察的对象。

当然，这个试图将身休自稚龄时期即加以严谨看管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举动。《三字经》、《女儿经》等蒙书的教授和背诵已经说明，道德化儿童的意识与身体早在宋、元之际就已蔚为风潮，这种情形到民国时期依旧如是。而流行于明末清初的功过格，一种以因果报应作为评量基础，以每天行为的“功”与“过”点数换算，来计算自己一天中的积德总额，从而形成的为善和修身历练，它的通俗和流通程度也说明这种“律己”的行为其实并不少见。功过格在民间的广受采用，以及它所具有的宗教报应观，在当时不但具有提升自我道德表现的作用，同时也有防制社会失序的效用。这在各种功过格的书写与内容演变上可以清晰看出来。然而，模范生的言说生产和它的制度规划，却不能被视为是一种蒙书教养与功过格在民国时期的直接延续，即便它们都具有规训和教化身体的功能。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模范生的言说隐含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国民与公民意识在其中。这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底，以西方公民教育作为学习榜样的训育发展，它的取向和以个人修身作为准则的蒙书教养与功过计算，有根本的差异。另外，它也没有功过格所据以发生的因果报应观念的存在，来作为自我规约的最终依据。而在审视身体表现方而，模范生言说所具有的凝视对象（自我与他人）也比功过格所讲究的单独自省成分来得广泛多方。这些根本的差异说明，1920到1930年代所发展出来的制度化规训体制，并不是一种蒙书教育体系和善书思维在20世纪初叶的翻版。它是一个新的时代产物。它的出现意味这个时代在面对身体的生成时，已经产生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规训形式。

究竟中国是如何以及为何走上这条规训身体的道路？这个细密的规训形式和其所蕴含的言说论断，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局有什么紧密的因果牵连？而这种牵连义对身体的教化性开展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但能使我们对教化性身体（pedagogical body）在中国的演变有更清楚的认识，同时也能使我们对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几个重要国民改造运动，如军国民运动、新民运动和公民运动，有更确切的评估。我的讨论将显示，这种模范生意识的建构与鼓吹，其实只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身体改造运动的缩影，或者说，某种之前运动的暂时结果而已。它不能被孤立化来看待，更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创举，它必须被置放在起自清末以来的一系列国民改造论述中来观看，才能评定它的价值与重要性。这种回溯式的分析和思考，不但可以使我们对风行于1930年代的模范生言说有清楚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身体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演变，特别是国权（sovereignty）观念的诞生对身体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有正确的评估。这个我名之为身体的国家化生成过程，是我们接下来要深入讨论的部分。我将力图证明，这种国家对个人身体的征服与收编工作，其实是一个非常时代性的举措，它的发展轨迹可以在一系列的相关身体论述与实践中清晰显露出来。这种特定与限定的身体发展形式，是我们在考察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时，首先必须探究的部分。

在论及身体在近代时期的演变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两个我们必须特别加以留意的历史形势。以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这个在目前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面貌呈显于世，跨足产业分工、资本流动、消费形式与文化品味的发展局势，其本身是一个历经数百年才积累出来的结果。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探讨，声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令工具性理性在西方世界得到凌驾性开展，所关切的其实就是人在这整个生产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工具性对待问题。理性化、科层化和智识化的开展，最终所意味的是人的自由度的减少，以及身体的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成为一种被管理.与经营的生产工具的问题。与此同时，韦伯对西方宗教的研究也显露出一个如下的事实，那就是基督新教对理性与禁欲身体的讲究，以及对预选（predestination）的在乎，不但提供资本主义一个突破从手到口的经济传统主义的机会，同时也对信奉新教的教徒产生一个从信仰到世俗生活层面皆受影响的规范作用。新教徒必须一生侍奉上帝、荣耀上帝的信念，使他们终其一生都必须以一种谨慎戒惧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身体与情欲，时时以一把上帝之尺来衡量自己的作为。这个宗教价值加诸人身上的作用，是我们在观察西方身体的生成时经常可以看到的部分。虽然这种宗教对身体的影响后来渐渐因为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以及它所具有的理性组织与计算，而不再成为资本主义的伦理与精神基础，但新教具有身体约制的功能却也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事实。

除了韦伯的努力外，马克思对异化性劳动的矢志声讨，和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质的揭露，则是更直接地显露身体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受到的扭曲性对待。异化劳动的消解和共产社会的建构，最终就是希望使人的身体回归自然、无所不能的状态，使资本主义的分工、交换和私有财产制度不再成为奴役人身、区隔人与自然的阻绝来源。这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其背后预含的理念与结构所进行的探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在过去和现今时期对人的身体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而流行于当代的对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深度批判，以及对消费性文化的蓬勃发展的批评，则是从消费的角度来阐释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及其对个人身体所造成的深刻影响。这些不一而足的批评和讨论，都证明身体的生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联。这种资本主义式的对身体的剥夺，甚至也冲击到父权体制对妇女或个人身体的恣意垄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诉诸劳动生产力的充分供应与自由买卖，在此情况下，将个人或妇女的劳动生产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它投入资本积累与再积累的过程，就变成一个不可少的动作，而这也就造成资本主义与家父长制的可能冲突。这个发展态势是个人主义所以在西方首先诞生的部分原因。

马克思提出了异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涂尔干的失范概念有可对观之处。图为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中主人公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情景。

然而，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讨论时，我们必须避免以一种等量齐观的方式来评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虽然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中，如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棉纺纱等工业的确雇用了不少的男女童工，并且也都有着严重的身体剥削情形，但这并不构成一个工业社会的基本雏形，也不代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因此，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身体的探讨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被视作为一个普遍的关键条件来看待，它或许对个别产业的工人身体有深切的影响，但并不是一个对所有人皆有同等作用的历史力量。然而，在作如此的认知时，我们仍须留意，虽然中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未曾对中国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世界市场的掠夺和殖民地的竞相建立，就使中国在19世纪中叶后面对许多挫折与羞辱。这种被称为帝国主义式的侵扰，的确是后来造成中国所以进行各种身体改革的主要原因。军国民运动和新民论述等所以在20世纪初叶蓬勃兴起，就是对此侵扰的直接反应。因此，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的探讨时，我们不能剔除资本主义的存在影响，但不能将其视为是一种普遍与直接介入所有身体生成的生产流程，也不能采取一个类似于西方学者解剖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观察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影响。这个分析基础的有无是我们首先必须加以区别的部分。

除了资本主义的关键影响外，决定近代身体生成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民族国家在19世纪初叶后的竞相崛起。这个由族到国或由国到族的认同与主权建构过程，直接涉及的是一种福柯所声称的统制（governmentality）的行使与运用。因为不论是就种族或国家生存的角度而言，“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倚恃的就是身体的存在和其强弱的差别。在这种考量下，各种的身体操控机制，如仪礼教化、军事训练、流行病和公共卫生控制、人口统计以及知识的普遍传布等，竞相被用来作为维持或提升族力与国力的辅助手段。这种试图将身体开发成为国族生存的基础条件的做法，是近代民族国家普遍在进行的工作。无关乎它们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门面号召，都无碍于这种局势的一路开展。当然，以历史的实际发展而言，上述这两种力量（资本主义与国族建构）在许多地理空间上是以一种合流的形貌，穿透着生存于其间的个别身体，并将身体统属于这两股势力的交流支配中，这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轻易看到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这类面貌的存在。这个情况说明，要了解身体在近代时期的演变，我们需要以一个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检讨身体与国家建构的关联。特纳（Bryan Turner）对西方身体的发展观察，认为身体的规训发展主要是受到基督教传统和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文化的影响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低估了国家在其间的影响力量。

布莱恩·特纳（Bryan S. Turner），1945年1月生于英国伯明翰。英国里兹大学社会学博士，1998年至2005年任教于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化与宗教、消费主义与青少年文化、身体与社会等范畴。出版著作有《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2007)《公民身份研究手册》(2003)《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1996)等书。

以中国的身体发展情势而言,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历史局势显然是造成中国身体产生重大变化的主要起源。作为回应鸦片战争而产生的自强运动，和作为回应甲午战争失败而产生的维新运动，都清楚刻画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冲击。特别是甲午战争的落败，与东北、山东的相继沦为俄国与德国的势力范围，更是令许多朝野人士和知识分子体悟到人的改造对国家生存的关键影响。这股因缘着战败和亡国情绪而来的焦虑，不但使国权这个概念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也开展出一系列有关身体改造的运动出来。女学的提倡、缠足的禁绝、尚武精神的讲究、学制的更张和各种讲学会在甲午战后的陆续出现，尤非就是希望通过一些至终关乎身体改造的活动，来达到振衰起弊的效果。这种希望将工权、政府和领上的完整建立在人民身体开发之上的努力，正是所有所谓“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基础思维所在，也是整个清朝末年所以大兴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因所在。在这种思维的引领下，以及整个时局处于局促不安、不能不有积极作为的情况下，身体开始成为国家和各种知识议论试图直接干预的对象。不过在此必须留意的是，清廷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枢纽，并不是站在一个主动的立场来进行这项改造国民身体的工程。它是站在一个被动甚至是知识分子试图说服的对象的立场上，来制度化这场身体的改造活动。这种必须援引一个正在崩解中的国家权威来达到改变人民的身体，进而达到改变国家体质的作为，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常处于一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麻烦。若再加上满、汉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种族宿怨，以及“保皇”两个字所具有的保护清国的负面意涵，这场试图以改造国民身体来达到维系国祚民命的工程，自然变得异常复杂与政治化。

清末上海教会女塾学童在练习哑铃，动作之熟练，可见西式体育之影响。

由于本文无意以一个编年纪事的方式来交代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各项史事发展，而是着重在勾勒“国”的诞生对清末民初人民身体的影响，以及各式规训作为的递嬗对身体演变所起的作用，因此，我将避免声称这篇议论的整全性，而只是就身体的生成来讨论这场长达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发展。在这个历史的流变中，我们不单将看到身体改造的思想基调究竟为何，也将看到历史的局势如何赋予这些基调一个必要的实践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针对流行于当时的一些国民身体改造论述和其所流露的“应然”叙事氛围，进行分析，使其间涉入的各种规训作为对身体所造成的影响透明化，使身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获得一个清楚的呈显。

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

如上所述，近代中国的身体演变和国家兴亡的发展实有着唇齿相依的关联。在国势垂荡之际，“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基础理念。在这种想法的促恿下，各种有关身体的解放或改造议论在清末的十余年间成为思想和行动的主流。女学的讲究、天足的提倡和各类体育活动的竞成风潮等，都和这类思想的发展有着前后相因的关联。然而，在做这种声称的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这种对于“人”有特殊关注的思想发展简单归因为儒家思想或思考模式（mode of thinking）在清末民初的再次复兴来看待。诚然，儒家对义理的强调，对心性必须强过肉体欲望的企求，在古典儒家和新儒家中都有类似的说法，而这种说法也相当程度贴合林毓生先生所谓儒家是由文化和思想入手，来进行一系列约制人和人的欲望的工程。因为不论是就古典儒家对“仁”、“诚”、“恕”的讲究，或新儒者（如梁漱溟）对“刚”的要求，其最终都是为了对身体的存在和其所具有的欲望本质有所规约和节制，避免“身”的需求超越“心”的理知作业，使人的良知无从发挥。这种对人身的戒慎看重，并且试图通过种种仪礼教化来加以统筹规制的做法，是儒家思想在过去两千余年来体现于外的最明显特征。然而，即便源远流长、悠悠不绝，这种思维却不能被用来作为解释身体所以在清末民初备受重视的惟一原因，也不能被视为是“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的思想的主要起源。这种只以观念为入手，并且声称观念本身就足以解释历史的变迁的说法，不但容易落入观念论（idealism）的案臼，同时也将使我们无法再以宏观、实证的角度来审视历史本身的复杂演变。

在不否定传统思维中的确有着一份对“人”的刻意关注的前提下，本文想要证论的是，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在论述和非论述的场域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也影响着身体的历史性建构。这些攸关着身体生成的重要条件，不但直接反映中西文明接触后，中国身体在西方国富论述下所历经的国族化演变（详见下文），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揭示，一个抽离具体时空条件而进行的观念演绎将无助于我们对身体演变的理解。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近代中国的身体演变除了受到一系列横贯中西的身体论述的制约外，还和时局的发展有着不可切割的因果关联。这个历史情境的考量，本身就足以否定儒家的以“人”为主的改革方式足以作为清末各种改革的主要解释原因。以具体的例证而言，如果林毓生所声称的儒家思考模式是如此强势的话，我们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同治中兴时期（1862—1874）的朝野官僚以及士绅阶级（他们皆以儒生出身，并以具有儒学的造诣为荣），不采取直接由“人”入手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而坚持必须在器物的层次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改革。这个优先性的选取本身就说明，由人的层次，或者更具体地说，由人所具有的思想和文化层次来进行改革的宣称，并没有一个历史必然性，洋务运动

的发动已经证明，思考模式并不足以作为历史演变的主要解释原因。要了解为何改造人会成为改造历史的前提思维，我们必须考量当时的历史局势，特别是一些非论述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境，才能得到较为透彻的了解。

以近代中国身体的演变而言，真正关键的转折期并不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这个一般都认为是近代史开端的历史事件，其实对身体的生成只造成部分的影响。同治中兴时期所办理的一些军事国防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械制造局、汉阳枪炮厂和马尾船政局等，虽然雇请了一批工人进行兵器火力的生产，同时以固定的空间和时间来约束他们的身体与生产，但这涉及的终究只是少数的一批人。以人口的消亡而言，太平天国期间所造成的伤亡（初步估计占有几千万之众）就比鸦片战争期间消亡的人数多出千百倍。以身体的生成和改变而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发生就比鸦片战争具有更深远的影响性。这场为期不长，但却令中国羞愤以终的战争，不但令中国的朝野人士体认到明治维新的厉害，同时也使他们开始认真考虑中国为何会失败这个严肃问题。在器物层面的改革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法制的更张成为这波尝试与错误的下一个挺进目标。在康有为师徒的呼吁下，学习日本明治时期的变法维新成为1595年后中国的主要政治活动。这个为时数月的改造运动虽然因为慈禧的悍然介入，以及宫内外官僚的消极抵制而未能得到预期结果，中国必须变法才能图存的想法却没有因为戊戌六君子的命丧街头，和康、梁师徒的流走海外而戛然消止，国体必须进行更张己然成为中国政治思潮的新主流。不论就康、梁师徒的“保皇”立场而言，或就孙中山等人的共和立宪立场而言，国体的更动已经成为一个势不可挡的趋势。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中国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初由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慈禧太后默许、光绪帝主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祈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图为康有为、梁启超。

除了国体的改造外，身体层面的革新也是这个转折性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康有为对甲午战败的检讨，深切道出中国所以不能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以及将来的因应之道：

昔者之国争，在一君一相一将之才，今者之国争，在举国之民之才气心识，与其举国之政之学，及其技艺器械。即以中国之大，而昔者败于蕞尔之日本者，非吾将相之才之必远逃于日本也，乃吾无公民之不如日本也。以无公民，则散四万万而为数人，有公民则合数千万而为一人，此其胜效之数也。

因此，对康有为而言，中国现阶段需要努力的除了在国体与官制上作变革外，也需要对人民的身体进行一次再教化的上作，以使四万万之民“进于爱国，进于公益，进于自重，进于好施，进于学识”，否则所有的政治改革工作都将缺少一个长远稳固的基础，甚至沦为只是少数人的责任活动而己。这种论调与严复的“苟民力已东，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的忧虑，有同样的考量存在。这种坚持身体必须与国体同步进行改变的作为，不但是洋务运动时期未曾有过的想法，甚至是中国历史上绝少出现过的论点。这个划时代的二体同一论调，使身体的存在价值自此迈入以国权存亡作为优先考量的境地。虽然康有为并没有为公民的身体奠立一个基础标准，但就“爱国、公益、自重、好施、学识”等条件而言，它们无疑就是一个公民身体最应该表现的部分，也是一个正统化身体应该具有的基本德目所在。

这种为了国权的兴亡与国体的打造而发动的身体改造运动，在戊戌前后散见于各个领域中。以女性的身体为例，虽然戒缠足的思想在1870年代即已为传教士所关注，但其所以在1890年代后期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并受到朝野人士的一致支持，主要还是因为妇女的庞大劳动生产力对国家是一项重要的生存利基所致。张之洞感叹中华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而“废为闲民僇民”，只能坐而衣食，“不能植立，不任负载，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的论调，就是从国权的维护以及国富的角度来审视妇女的身体价值。康有为的请禁裹足基本上也是为了避免裹足造成兵弱国衰的积弊：

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羸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

这种忧惧妇女裹足可能导致弱国弱种的论调，显然并不是以妇女的身体权益作为最高考量，也不是以美学的标准作为反省的基点，而是以国族的兴亡作为惟一的考量。缠足之所以为恶，并不是因为它残害妇女的身体，使妇女不良于行，而是因为它妨碍妇女劳动生产力的发挥，这种功利的观点和政治计算才是这场运动的真实面貌所在。女学的讲究，同样也反映这类的运作逻辑。梁启超的直陈“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的论调，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治大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良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这种将国家命运关联于妇女智识开启的议论，不但使女学的传散得到一个正当化的名头，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权意识的钳制，同时也相对使妇女身体的存在价值工具化。这种试图将两万万妇女的劳动生产力和智识转化成为一股国力的基础的努力，显然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不单十足反映国际竟争情势在当时对中国所造成的绝大压力，它同时也揭示一个父权对国权的低头过程，而也在这里，我们看到父权体系在中西方溃败的差异。在西方，父权的低落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挑战，在中国则起源于国家主义的抬头和亡国的迫切压力。

缠足是古代汉族女性的一种习俗。清代缠足之风蔓延至社会各阶层的女子，出现了“三寸金莲”之说，要求脚要小至三寸。清末民初，社会普遍认为缠足是陋习。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亦主张废除此习俗，此后缠足遂逐渐消失。

这种片面和功利的身体发展趋向，自然难称得上是一种对身体的解放。因为就当时所强调的诸种面向来看，不论是就放足、妇女必须具有“知情识义”的能力讲究，或就男子体能的开发、武备教育的讲求等而言，这些攸关身体官能活动的改革，事实上都有浓厚的为国保种的政治目的存在。这种以国家存亡作为身体开发取向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身体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这个迫切的时局发展，使身体无从表现其自身的存在其实就是一个目的的这个面向。在亡国压力的环伺下，这种一面倒的议论不但深受朝野人士与官僚的大力赞许，同时也受到一般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即便是号称要以“冲决网罗”的态度来革除传统束缚的谭嗣同，他的“反静主动论”也没有能跳脱这个以国家作为身体发展的指针的取向。谭嗣同对“动”的崇尚，要求中国人必须养成“威力、奋迅、勇猛、大无畏、大雄”的气质，以对抗长期以来社会对柔静身体的崇奉，事实上都是以保种保国作为出发的一种身体议论。这种朝野同声一气，试图以改造身体作为改造国家前途的基础作业的情势，使身体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叶受到严肃的凝视。各种针对如何强身、强种、去除文弱体质的知识议论和制度设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中国的知识论域里。严复的执笔呼吁鼓民力与开民智，蔡锷、蒋百里等人倡议的军国民运动，以及梁启超的新民议论，都是在这种情势下逼使出来的重要身体改造议论。这种以国家或民族的存亡作为身体发展的主要甚或是惟一的取向，使近代中国的身体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单向度发展趋向。

除了这种客观危机的触发外，社会达尔文土义在1895年后的流通于中国，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重心，也对这种身体的改造运动产生强烈的正当化作用。这种由生物界的竞争而衍生出来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和“适者生存”观点，对身处危机中的中国知识界有着莫大的警醒作用。对许多熟知国情的人而言，严复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的说法，其实并不只是在阐述一个生物学原理，而是在述说一个正在发生的事实与真理。这种物竟天择的思维和其所具有的说服力，不但赋予稍后出现的军国民、新民与公民运动一个学理上的依据，同时也给予它们一个道德上的合法性，以实际行动来改变中国“为强者肉”的地位。这个意义架构的铺陈和自我认识的开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代理人严复）提供给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意识资产。特别当身体改造运动所要完成的是一种个别身体与国家的完美结合，以创造国族竞存的根基时，达尔文主义在这里所提供的想象和视界，就更显得关键重要。在下文讨论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等运动中，我们都将看到这种国族竞存与达尔文思维混合而生的情况。

《天演论》原名《演化论与伦理学》，是严复翻译自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名为Evolution and Ethics的演讲与论文集，此书阐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严复并未将原著完全翻译，且除了翻译之外还加入许多自己的见解，或是加入其他学者如斯宾塞的主张。

这种对身体的凝视和关注不只显露在对民力、民智与民德等方面的讲究上，晚清政府对人口数量的高度关切，并试图透过国家机器的行使，确实掌握人口总数的动作，同样也显现这种对身体的刻意关切。当然，以人口的计算而言，这并不是一项新鲜的举动，历朝历代的主政者为了抽丁抽税的便利，都会由户部进行某种的人口登记，不管这种登记是以户或以于口作为单位，这种作为一直都存在着。明代每十年编造一次的黄册（因封面为黄色而得名）就是其中赫赫有名的例证。这种按“户口”或“丁口”进行的调查，在统计单位有所限定的条件下，自然是无法相对反映出真实的人口总数。若再加上职司调查工作的中央及各府州县和地方保甲人员的怠惰与无能，以及受调查户的刻意隐蔽人口数，以期减少抽丁抽税的数目，中国的人口总数自是难有分明的时刻，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依旧没有太大改变。这个缺失导致现有有关中国人口的讨论，泰半只能以推估或略算的方式来评定历代人口的变化。这种情形说明，虽然人口的数量直接关乎各朝赋税和兵役劳务的供给，各朝的官僚和当政者事实上并没有将人口的精确统计视作为是一项锱铢必计的慎重工作来看待，也没有将人口的素质当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这种情况可能除来自官员的怠惰和贪婪（以多报少赚取赋税）外，国权意识的缺乏和生产方式的落后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始原因。

这种对人口的量与质的轻忽，到了晚清末年却有明显的改变。除了前述有关提升民力、民智与民德的诸种努力外，晚清在人口统计上的着力是明显可见的。统计局在1908年的成立，其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以六年的时间对全国人口进行普查，以提供清廷一个精确的人口数目作为“预备立宪”的参考。以当时所拟定的“调查户口章程”来看，它大约只能算做是一种单纯的数人头工作来看待。除了户数的计算外，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编制标准格式，由各地调查员交由每户户主按姓名、年岁、职业、籍贯、住所等栏逐项限期填报，由调查员复查后逐层汇报给民政部统计人口数。至于生死婚嫁的变化，也必须由户主或巡警限时呈报。另外，它也要求各地调查员及户口监督必须详细统计年届七岁的学童以及年届十六岁的壮丁人数，以利学童强制教育及征兵制度的实施。这个第一次以全部人口作为统计对象的活动，后来虽然因为各级地方政府和保甲人员的敷衍行事，以及人民的忧虑抽丁增税，而草草于四年内完成，它的开展却也肯定人口普查在中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当然，以清末的这场人口普查而言，它的眼前目的主要是为了要使即将展开的预备立宪活动，特别是其中有关开议院及议员选举的活动，能够在选举人与被选举人的人数都确定的情况下顺遂进行。除了这个现实的目的外，这场人口普查的结果也将影响到清廷的征兵制度与赋税的征收是否能贯彻实施，以及学部正在筹设的学童强制教育是否能普遍实践的问题。因此，人口的精确统计对清政府而言，无疑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举措，特别当清廷的国际和国内威望都处于急剧下降的状态时，如何通过人口的质与量的控制来达到国富的目的，更是一个不能不谨慎以对的问题。虽然在现有的议论中，对于晚清的“预备立宪”仍有一些负面的批评，但是这些评价并不能遮掩晚清政府的确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口的精确统计对国家生存的重要的这个事实。只不过在欠缺现代人口学知识与适当的计算能力的阻滞下，以及既有官僚体制的推托敷衍下，这个体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变为一个现实。

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定下时间表：1908年颁布调查户口章程；1909年调查人户总数；1911年调查各省人口数；1912年颁布户籍法；1913年施行户籍法。这个时间表后来因形势逼迫屡次提速。图为时任民政部部长主持此次普查的肃亲王善耆。

这种汲汲于将众多人口和个别身体转变成为国力的一部分的作为，虽然是一个十分应急的动作，却也正好符合许多民族国家在建国之初经常采取的步骤，即以身体的国家化作为建国和立国的基础来实施的改造工作。在民间舆论的大肆鼓吹以及清政府的表态支持下，这个改造目标成为清末各界努力以赴的共同标的，即便到了民国之初，这种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军国民教育在20世纪初叶受到朝野人士的看重和新民论述的畅行一时，以及公民运动在1920年代的崛起于中国，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类似的以国家作为身体开发方向的举动，以及它们所具有的潜在绵密牵连，使我们可以以一个较长的时程，一个类似于年鉴史学所声称的趋势的角度，来审视这场攸关身体生成的重要发展过程。

*本文节选自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第二章“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身体——身体的国家化生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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