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内特 | 肉体与石头：身体与城市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曾任纽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因其在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屡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特森诺奖等国际奖项。他的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1969）《阶级中隐藏的伤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公共人的衰落》（1976）《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新资本主义的文化》（2006），以及三部小说。
《肉体与石头》是一部以人类身体的体验而写成的城市史：从上古时期的雅典到现代的纽约，在城市里，女人与男人是如何迁徙的，他们看到或听到了什么，他们闻到了什么气味，他们在哪里饮食，他们如何穿着，他们何时沐浴，他们怎样做爱？虽然本书是以人的身体来理解过去，但它并不是描绘城市空间内身体感觉的历史一览表。西方文明长久以来相当看重身体的尊严以及身体的多样性。我想知道，从建筑、都市规划以及计划的实施中，能不能看出人类身体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困顿。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对当代问题的种种困惑：绝大部分的现代建筑都已失去了外观上的美感；呆板、单调，整个都市环境让人了无生趣。较之现代人对于身体的感觉与自主性的重视，这种感官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更加显著。当我开始探索空间上的感官剥夺现象时，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种专业上的失败——现代建筑师与都市计划专家都无法主动地将人类的身体与他们的设计结合在一起。后来我才逐渐了解到，感官剥夺的问题其实是有着更深远的历史因素。
1.被动的身体
几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到纽约近郊的购物中心看电影。我朋友的左手在越战期间被流弹击中，军医不得不从手腕以下将其整只手掌切除。现在，他戴着机械装置，有金属手指，能够拿餐具或打字。我们看的电影是一部残酷的战争史诗，不过我的朋友似乎没什么感觉，只是偶尔批评一点技术上的问题。电影结束后，我们在外面等人，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看跟我们约好的朋友到了没有。我朋友缓慢地点燃雪茄，然后用手拿着烟，旁若无人地将烟叼在嘴上。观众坐着经历了两个小时的爆炸与撕裂，对于当中精彩场面热烈鼓掌叫好，他们的确很享受这些血腥的画面。人们从戏院里陆续走出，并经过我们身边时，不安地瞥了一眼我朋友的金属手掌，然后走掉了；我们仿佛是人海中的一座孤岛。
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Hugo Munsterberg）在1911年首次观看无声电影时，觉得现代的大众媒体也许会让人感觉迟钝，在电影院里“充实的外在世界突然失去了重量，人完全从空间、时间与因果律中解放出来”，他担心“电影会让人……完全孤立于现实世界之外”。几乎没有哪位军人能在充斥断肢残躯的电影中得到丝毫乐趣，同样的，电影中所呈现出的性愉悦也跟实际恋人间的性经验没有什么关联性。几乎没有影片会拍两个老人，或者是两个脱光衣服的胖子在做爱。电影的性镜头，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连上床的镜头都是演出来的，这是人类史上的创举。大众媒体所展现的东西，与实际的生活经验有着极大的断裂。
日本色情片的剧本很简单，但仍然能证明是其是一种“演出”而非“纪实”。
继闵斯特贝格之后而起的心理学家为了解释这种割裂，便将研究焦点放在大众媒体对观众的影响，以及媒体本身所运用的技术上面。观看带来了平静。虽然在数百万的观众中会有那么几位可能特别喜欢观看屏幕上出现的折磨与强暴镜头，而这些人后来也变成了虐待狂或性暴力加害者。不过，就那些看到我朋友金属手掌的人来说，他们完全是另一种反应：对于暴力共鸣的经验让他们对于真正的疼痛没有了感觉。例如心理学家罗伯特·库贝（Robert Kubey）和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在对电视观众所作的研究显示，“人们在被动、放松以及漫不经心当中，从电视获取了某种生活体验”。过度地摄取虚拟的疼痛或虚拟的性爱，只会让我们身体的知觉越来越迟钝。
我们虽然比我们的曾祖父那一代更能够正视或者表达我们对身体的感觉，然而在身体自由上却不一定有相同程度的解放；至少透过大众媒体感受身体的方式反而比那些害怕表现身体感受的世代要被动得多。要怎么样才能让身体过一个道德及感觉丰富的生活呢？怎么样才能让现代人更能够察觉到彼此的存在，并且在身体上反应更敏感呢？
人类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明显影响了人们彼此间的互动方式，他们是如何注视对方或聆听对方讲话（不管是面对面还是远距离沟通）。譬如我们已看到了战争片是如何影响了观众，致使他们看到我朋友的手也无动于衷。我们在纽约市北郊的一个大型购物中心里看电影。这是个不起眼的购物中心，大概是上一世代所建的，约有30家左右的商店，坐落在高速公路附近，其中还包括了电影院。电影院周围则是杂乱无章的大型停车场。这是正在发生的向巨大都市转变的结果，人口从拥挤不堪的市中心流向比较宽敞却也比较杂乱的空间，如郊区的住宅区、购物中心、办公区、工业区等。如果说郊区购物中心的电影院是个用来聚会的场所，可以让人在装有空调的舒适环境下感受欣赏暴力所带来的快感，那么人口在地理分布上的分散化致使人们在现实中感受弱化，并且压抑了身体感觉功能。
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首先是因为某种身体上的体验让这种新地理学得以成立，也就是速度感。时至今日，人类旅行时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祖先的想象。移动的技术——从汽车到连绵不绝的高速公路——让人类可以从拥挤得如同包裹般的市中心移居到城市边缘地区。空间成为达到移动目的的手段——我们现在用来衡量都市的空间，是以开车穿越一座城市或者离开城市的容易程度来衡量的。都市空间限制着移动的力量，但它的性质绝对是中性的：只有在影响驾驶的各种因素减少到最低的状况下，驾驶员才能安全开车；顺畅驾驶需要有标准的标牌、隔离带以及排水系统，还有街道上必须排除除驾驶员以外的任何生命体。当都市空间的功能变成了纯粹用来移动的时候，都市空间本身也就失去了吸引力；驾驶员只想穿过这块空间，而不想注意这块空间。
移动中的身体所处的状态也加大了身体与空间的隔断。光是速度本身就让人难以留意那些飞逝而过的景致。配合着速度，驾驶汽车，颇耗费心神，轻踩着油门与踩刹车，眼光还要在前方与后视镜之间来回扫视。拿这些驾驶汽车的动作与驾驶马车所要注意的动作相比较，开车还需要留心一些琐碎的事。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中旅行并不需要花费太多身体的力气，因而也不用太投入。事实上，道路变得越来越直，越来越划一，旅行者就越来越不会在意街道旁的行人与建筑，因为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移动，在这个越来越简单的环境中只需做一些细微的身体动作就行了。因此，新的地理学强化了大众媒体的效果。旅行者，就像电视观众一样，处于一种被催眠的状况下，并以此来感觉世界；身体完全没有感受到空间的存在，只是被动地在片断而不连续的都市环境中朝着目的地行进。
高速公路的工程师、电视节目的导演，这两者都创造了所谓的“无阻挡的自由”（freedom from resistance）。工程师设计了没有障碍、让人开起车来不用花力气也不用太投入的道路系统；导演则为人们寻找一切让他们看起来不会觉得不舒服的节目。从电影放映完毕、人们走出来看到我朋友时所表现出来的退缩神情，我知道我朋友吓着他们了，一具印有实际经验的烙印并在不自由状况下还能动弹的身体，要比影像中的伤痕更有震撼力。
目前人类确乎能使机械手臂直接与肩膀处的肌肉和神经相连，透过贴在背后的感测器感知神经信号做出反应。
因此，若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51年所画的两幅版画，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在《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这两幅版画中，贺加斯特意将他那个时代伦敦的有序与无序画出来。《啤酒街》显示了一群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喝啤酒，男人将他们的手臂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对贺加斯来说，彼此身体的接触代表着社会的连结以及秩序。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小镇上还可以看到人们抓着对方的手或前臂，表示他们是很严肃地在跟你交谈。相反的，《杜松子酒巷》展示了一个社会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只看到自己，他们都喝醉了。《杜松子酒巷》中的人，肉体都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也感觉不到楼梯、板凳以及街上的建筑物。这种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贺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序的景象。贺加斯画中11对在城市中身体所呈现出来的有序与无序的概念，与那些为害怕拥挤的顾客设计封闭性社区的建筑师的想法大不相同。在今天，秩序代表着缺乏接触。
这种想让身体不受阻挡的渴望，还伴随着一种对接触的恐惧，这种恐惧从现代都市设计中可以明显看出来。譬如在选择高速公路的行经路线时，设计者经常会以交通干线将住宅区与商业区分隔开来，或者以道路作为划分住宅区内的贫富或种族的界线。在社区发展上，设计者喜欢将学校与住宅设在社区的中心，而不是设在能与社区外的人群接触的边缘地带上。这种思维屡见不鲜，于是买房子的人便越来越觉得这种有篱笆墙与外界隔开的住宅代表着一种良好的生活。因此，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于鲍姆格特纳（M.P.Baumgartner）在针对市郊（就像我和我朋友去看战争片的电影院所在的市郊一样）所作的研究中发现的现象，“每天，生活里都要努力否认、减少、控制和避免冲突。人们避免彼此面对面，并且不愿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不想当面谴责恶行”。一旦与他人接触，自己就有可能冒风险，以至于把某事物或某人当成与己无关的事物或人。现在的科技已可以让我们避开这种风险。
威廉·贺加斯《啤酒街》，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因此，若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于1751年所画的两幅版画，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在《啤酒街》与《杜松子酒巷》这两幅版画中，贺加斯特意将他那个时代伦敦的有序与无序画出来。《啤酒街》显示了一群人紧挨着坐在一起喝啤酒，男人将他们的手臂搭在女人的肩膀上。对贺加斯来说，彼此身体的接触代表着社会的连结以及秩序。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南部的小镇上还可以看到人们抓着对方的手或前臂，表示他们是很严肃地在跟你交谈。相反的，《杜松子酒巷》展示了一个社会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主要人物都只看到自己，他们都喝醉了。《杜松子酒巷》中的人，肉体都已经失去了感觉，他们感觉不到别人的存在，甚至也感觉不到楼梯、板凳以及街上的建筑物。这种身体接触的缺乏，构成了贺加斯画中城市空间无序的景象。贺加斯画中对在城市中身体所呈现出来的有序与无序的概念，与那些为害怕拥挤的顾客设计封闭性社区的建筑师的想法大不相同。在今天，秩序代表着缺乏接触。
威廉·贺加斯《杜松子酒巷》，1751年，版画。感谢耶鲁大学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提供。
这种明显的区别——现代城市不断延伸的地理形态，与人类身体失去感觉的科技相映成趣——让一些现代文化的批评者得以宣称，现代与过去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对现实的感受力以及身体的活动能力一直在减弱，现代社会似乎变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批评家们都认为，这场历史转变的源头，要从城市群众特征的转变说起。过去大众多半紧密地居住于市中心，现在则分散开来。现代市民所聚集的地方是购物中心，而它不具有任何生活共同体的意义，聚集也不是为了追求政治权力。对于现代大众来说，他人身体出现在自己面前所带来的只是威胁感。这种看法在社会理论里，已经由一些大众社会的批评家提出了，比较著名的有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不过，我所要挑战的却正是这种观点。现代城市的地理学，就像现代科技一样，将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问题搬到了台面上，我们必须要开始想象一个人与人之间都能彼此察觉与接触的空间。计算机屏幕以及市郊零散的住宅区是最近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街道与广场上、教堂与市政大厅里，还有住房与庭院之间，乃是人们群聚交流的地方——石砌的老建筑让人能够去接触，至于精巧的设计则反而让人失去了贺加斯版画中所预示的对肉体的那种知觉。
2.本书的计划
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写《历史名城》（The City in History）的时候，借由追溯城墙、房屋、街道和中央广场演变（这些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形式），来描述4000年来的城市历史。我的学养有限，见识也比较浅薄，因此我用不同的方式来写这本书，研究特定时期中的几座城市——选定在战争或革命爆发的时期，建筑物落成时，新医学理论诞生时，或者是某本书出版标志出人们自己身体的体验与身体所在空间的关系的时候。
《肉体与石头》这本书一开始便要探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裸体对于古雅典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而当时也是雅典城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裸露、暴露身体的行为，经常被认为是人们对于自己以及对于自己城市感到骄傲的一种象征。不过，我却尝试着从中找出这种身体观是如何造成男女之间关系的障碍，并且如何塑造了城市空间及雅典民主的运作方式。
第二段历史时期则将焦点放在罗马，也就是皇帝哈德良（Hadrian）完成万神殿的时候。我试着探索罗马人对于形象的崇拜是怎么一回事，特别是罗马人执着于身体几何学，以及他们是如何将这种身体观转移到都市的设计和帝国的运作上。眼睛的力量完全束缚了罗马异教徒，并且让他们的敏感度降低，哈德良时期的基督教徒于是开始挑战这种迟钝的现象。我试着去了解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回到罗马并且建造了拉特兰大教堂（Lateran Basilica）的时代下，许多为基督徒所建设的空间形式。
接下来的研究，则转而放在基督教对于身体的信仰是如何塑造了中古时期极盛期及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都市设计。当伟大的圣路易《圣经》（Bible of St. Louis）出现于1250年时，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肉体之苦也为中古时期的巴黎人提供了一个方式，来思考巴黎用来进行慈善事业以及宗教礼拜的空间该如何配置。不过，这些街头空间后来却受到新兴市场经济下熙来攘往人群的威胁而显得局促不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非基督徒与非欧洲人都被拉进了欧洲城市的经济体系当中，这也使得城市基督徒感觉到他们的共同体理想受到了威胁。1516年，威尼斯出现了犹太人居住区。从此之后，这种威胁论就不绝于耳了。
《肉体与石头》的最后部分涉及的是现代科学有关身体的了解与早期中古的知识完全分离之后，现代空间所发生的问题。这场革命始于17世纪初哈维（Harvey）《心血运动论》（Demotucordis），这部科学作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身体内循环的理解。这种全新的以身体作为循环系统的图像，造成18世纪开始尝试着在城市中让居民能够自由流动。革命时代的巴黎，这种全新的身体上自由的意象，与共同体空间和仪式的需要相冲突，而且现代符号中的感官被动性也首次出现。19世纪大城市的形成过程中，让个人可以自由移动，但其间所构成的进退两难的境遇却一直延续到现在。也就是说，在这种境遇里得以自由移动的个人身体，无法知觉到他人的身体。对于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来说，这种两难的局面所造成的心理成本在大英帝国时代的伦敦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对市民们所造成的代价则显现在今日具有多元文化的纽约。
没有人可以样样精通，我是以一个认真的业余工作者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所以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抱着跟我一样的态度。但是，这样一个简短的摘要马上会让人想问：我们要探索的是谁的身体——总之，“人类身体”（the human body）涵盖了各种年龄，不分性别与种族，这些各色各样的身体在过去与现在的城市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空间。为了避免沦为流水账，我尝试着去理解过去对于“人类身体”所存在的集体的与一般的意象究竟是什么。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倾向于压抑人们去知觉彼此，尤其是当他们的身体彼此不同的时候。当一个社会或政治秩序笼统地谈论“身体”的时候，就有可能否认那些与他们想法不同者的身体的需要。
“纪律是一种有关细节的政治解剖学”，这在学校教育的规章制度中可见一斑。1950年，中国学习并效仿当时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体育总筹委会在日本广播体操“辣椒操”的基础上创编了第一套广播体操，于1951年11月24日发布，开始动员全民做操。图为1951年12月1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在做第一套广播体操。（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统治阶级对身体的意象，可以用一个词来表示，那就是“身体政治”（the body politic），它表达出对社会秩序的需要。哲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对于身体政治所作的定义也许是最全面的，他在1159年说“国家（res publica）是一个身体”。他的意思是说，一个统治者在社会中的功能就是脑子，统治者的顾问就是心脏，商人是社会的胃，士兵是手，农人与用人则是脚。他所表达的是一个等级式的意象；社会秩序从脑子开始，也就是统治机关。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依次地开始连结出一个人类身体的形状以及城市的形式：他认为城市的宫殿或大教堂是城市的头，市中心的市场则是胃，城市的手跟脚则是民房。因此，人们在大教堂中移动必须缓慢，因为头脑是用来思考的器官，在市场中移动则必须快速，因为消化在胃里头就像快速燃烧的火。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以科学家的方式，说明人脑的运作方式可以告诉统治者如何制定法律。现代的社会生物学从目标上来看，跟这种中古时期的科学也差不了多少；它同时也以自然现象为基础来思考社会是如何运作的。不管是中古的还是现代的形式，身体政治都按照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建立了社会的规则。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对于身体形式与都市形式两者间所进行的类推是很不寻常的，而在都市发展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经常以“变形”的方式来界定建筑物或整座城市该是什么模样。歌颂裸体的古雅典人企图在他们的健身活动（gymnasia）中给予裸体一个实体的意义，在城市政治空间给它一个比喻性的意义。不过，他们所寻找的一般人体形式局限于男性，尤其年轻男性，更是他们的理想模式。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人在城市里提到“身体”的尊严时，他们所指的其实是基督的身体。因此，按照这一逻辑，将半人半兽的犹太人身体排挤出去就显得相当合理。身体政治借由这些方式来运作权力，这是一种借由排除来进行压抑的语言。
然而，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身体的一般语言以及身体政治完全只是一种权力艺术的话，这也过于偏执；社会可以用单一的声音来发言，借此也可以把人民捆绑在一起。这种一般化的身体语言在转变成都市空间的语言时，也遭受了相当不寻常的命运。
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的身体意象在铭刻到城市上时却变得分裂了。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原本就允许它所统治的人民拥有含混不清的相貌，因为每具人类身体在形象上本来就各不相同，而且每个人都有各自矛盾的欲望。集体的统治意象所引起的身体矛盾与暧昧，通过都市形式的改变与污损以及都市空间的破坏性使用，而在西方城市中显示出来。也正是因为有了都市空间中所必然发生的“人类身体”的矛盾性与断片化，不同的人类身体才得以享有权利与尊严。
《肉体与石头》不想追溯权力的魔掌是从何而来，它只是从西方文明诸多伟大主题中选择了一个来进行探索，而这一个主题在《圣经·旧约》及希腊悲剧中都曾出现过。我们身体上所感受的种种被压抑的以及不快乐的经验，让我们更能对自身所处的世界有所知觉。亚当与夏娃的逾矩，他们对于赤身露体所产生的羞耻感以及最后被逐出伊甸园，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怎么开始的，而后又是如何迷失的。在伊甸园中，他们是无知而顺从的。被逐出后，他们开始有了意识，知道自己是有瑕疵的生物。所以，他们去探索，试图去理解陌生和不同的东西。他们不再是上帝的宠儿。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讲述了一段家族的故事。俄狄浦斯在弄瞎双眼后，漫游着，并对他所看不见的世界有了全新的知觉；他变得谦卑，因此更接近众神。
戏剧《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没能逃脱杀父娶母的命运。俄狄浦斯的母亲伊在悲痛中自尽。俄狄浦斯在百感交集中刺瞎了自己的双眼，然后自我放逐，与他的两个女儿远离了忒拜城，到处流浪，来惩罚自己。
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受到身体疼痛的挑战。我们并没有单纯地把受苦当成一种不可避免或不可抗拒的经验，也不认为它具有不言自明的意义。身体疼痛这个难题，成了希腊悲剧以及早期基督徒竭力要理解圣子意义的一大特点。身体的被动性，被动地响应他人，这两个问题都同样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明当中。斯多噶学派在愉悦与疼痛之间培养出一个被动的关系，至于他们的基督教后裔，则试图将对自我感官的漠视和对同胞们痛苦的积极关注结合起来。西方文明拒绝将痛苦视为“自然的产物”，所以西方文明要是不把疼痛当成是社会控制下应顺从的代价，就是把它当成是意识上更高心灵层次的表现。我不认为当代人的观点会跟古代人一样。不过这些主题的确在西方历史上反复出现，只是有一点加工，形式有些不同，既持续又有些变动。
统治阶级的身体意象构成了我们的历史书写，让我们无法接触到伊甸园外的身体知识。他们想要传达身体的完整性，把身体当成一个系统，并且把由身体所支配的自然环境与身体一起结合成一个单位。整体性、一元性以及一贯性：这些都是权力语言中的关键词汇。我们的文明以更神圣的身体意象来与这种支配性语言搏斗，这种神圣意象让身体自己与自己争战，它是痛苦与不幸的根源。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凡是能接受这一点的人，对于自己所身处的世界的理解，往往要比那些接受支配形式的人理解得更深刻。这是我们的文化所作的神圣承诺。
《肉体与石头》尝试着要了解这个承诺是如何约定下来的，而后来又是如何被打破的，尤其这个过程的发生地点是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城市。城市可以作为权力所在，它的空间可以以人本身的意象为模板，讲求一致性与整体性。城市也可以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象在其中分裂再分裂的空间。城市将各式各样的人结合在一起，它加深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也让人与人相处宛如陌生人。都市经验所带来的各个方面——差异、复杂和疏离——造成了支配的困难。这个崎岖而困难的都市地理学，构成了独特的道德承诺。它为那些自伊甸园流亡出来的人提供了栖身之所。
3.个人的注记
我是在与已经过世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合作时，才开始研究身体史的，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朋友的影响力，在这本书中处处可见。当我在他死后几年开始重新进行这项历史研究时，我并没有延续我们之前的做法。
在他最负盛名的书《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当中，福柯想象了一个几乎快要被社会的权力之结所勒死的人类身体。当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时候，他却开始想解开这个结；在《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三册中，甚至更多是来自于《性史》其他还没来得及出版的部分的注释里，他都试着要身体的愉悦能摆脱社会的束缚。他一生都执迷于研究“控制”，至死不渝。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0.15日-1984.6.25），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关注人的身体经验，也就是现代人如何认识、
福柯死去的过程——每经一次修改，福柯的精神就越发地涌现在纸面上——让我思索维特根施泰因（Wittgenstein）曾经说过的话，他的说法挑战了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建筑空间与身体的疼痛有关。维特根施泰因问：“难道我们一旦知道痛处在哪，就能知道我们所在的房间大小吗？……当我的指尖感到疼痛，并且以我的指尖来碰牙齿，这时候真正的痛处如果距离原来我认为的痛处有十六分之一英寸的误差时，这个误差重要吗？”
我写作《肉体与石头》也有尊敬并纪念福柯的意思，因为他在最后几个月里除了承受了自己身体上的痛苦以外，也持续地写出关于异教身体的篇章。同时也正因如此，我改变了我们原先的研究重心：从性欲的角度来观看社会上的身体。如果将身体从维多利亚式的性压抑中解放出来是现代文化中的一件大事的话，那么这个解放同时也造成了身体对性欲的感受力降低。在《肉体与石头》中，虽然我试着将性欲问题与身体对他人的察觉这个主题予以整合，不过我对于疼痛感觉的强调，与愉悦是相同的。这个主题敬重犹太—基督徒的信仰，即在身体中可以获得精神知识。同时，我也是以站在一个信仰者的立场上来写这本书的。我试着要表述出那些从伊甸园中被流放出来的人，如何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
*本文为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导言部分，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编辑&排版：岂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