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尼尔 | 人类身体的未来形态
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是多伦多约克大学的知名社会学教授，他同时也在多伦多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兼任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兼任国际季刊《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助理编辑以及《国际现象学和道德科学文丛》的主编。
1982年度《时代周刊》所评选出的世界风云人物是一架机器。1983年1月3日所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台电脑，它欢呼机器对美国的入侵。该期刊载了一个电影故事《外星人》（E·T），它描述了机器对美国家庭及美国中心地区的第二次入侵。当然，外星人既不是机器，也不是男人女人。但是和许多男男女女一样，外星人似乎是一种由于某种原因而逃离家园、离乡背井之人。只有儿童——以及与他有共同遭遇的大人们——才能理解他，因为前两类人在一个纯真和友情被视为异端的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归属何在：
在孩子们的游戏中、舞者和
琴弦可曾忍受了万苦千辛？
他们也曾面对书本伤心哭泣，
但是时间终将其幻想并入了轨道。
天空下他们从此孤苦伶仃，无所归依。
此生的安乐何在无人可知。
高楼林立的广告牌下无手之人
手最干净，如同无心的幽灵
惟一不受残害，盲人看得最真。
——狄伦·托马斯
电影《ET》的剧照
电脑和外星人代表了对人类身体未来形态的两种反思方式——即两种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模式；它们向现代世界里人类的想像发动了挑战。如果今天的人道主义者还想要在未来人类的赋形过程中拥有某种发言权的话，他们就必须准备应付所有的问题。这即是说，他们必须关注的不仅是关于未来生和死的构想，还必须因此而关注未来家庭的构想。这就意味着——正如我曾努力想阐明的——人道主义者不能忽视当代国家和社会政策对生命、性以及家庭的设计所造成的重大影响。简言之，我们必须将人的家庭重新设想为原初的人类形态。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回到了维柯所描述过的荒凉世界——初民们曾经生于斯长于斯：他们倾听着雷电的轰鸣，并由此而创作出了世界最早的诗篇，从此他们无所归依的身体便被赋予了家庭化社会（familied society）的人类形态：
最初的异教人类的创建一定具有上述那些本性。当时天空终于令人惊惧地翻转着巨雷，闪耀着疾电，这只能是由于一种暴烈的压力第一次在空气中爆发的结果。于是就有少数巨人（一定是最健壮的，散居在高山森林里凶猛野兽筑窠穴的地方）对这种他们还不知道原因的巨大事变就感到恐惧和恼惶，举目仰视，才发觉上面的天空，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人心的本性使人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种效果上去，而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巨人们按本性是些体力粗壮的人，通常用咆哮或呻吟来表达自己的暴烈情欲，于是他们就把天空想像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把爆发雷电的天空叫约夫（Jove，天帝），即所谓头等部落的第一个天神，这位天帝有意要用雷轰电闪来向他们说些什么话。这样他们就开始运用本性中的好奇心。好奇心是无知之女，知识之母，是开人心窍的。产生惊奇感的。（朱光潜译文——译注）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6.23-1744.1.23）是一名意大利政治哲学家、演说学家、历史学家和法理学家。他为古老风俗辩护，批判了现代理性主义，并以巨著《新科学》闻名于世。他批评现代理性主义的扩张和发展，是古典时代的拥护者。
维柯的《新科学》告诉我们：最原初的拟人论是我们人性中最具创造力的春天。理性主义的怪论认为人类只有将其起源长期地压抑在诗歌中之后，人的精神才会取得支配地位。笔墨难以尽述先祖们的独创性——我们整个理性传统便奠基在那些巨人们（grossi bestioni） 的诗歌之上。其奇思妙想自不待言：事实上所有后来的思想家所遵循的仍是初民们的思想线索——他们（初民）朝气蓬勃的身体决定着世界的一切。我们的隐喻、关系、思想和概念便由此而产生。这是人类共识的历史基础，对于人类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为了未来，激进的人道主义就不应忘却自己的始源。我们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他们以自己的身体给电闪雷鸣的苍穹赋予了巨大的躯体之形；他们使约夫（Jove）成了天帝——他是众生的主宰，他是万物的本源。由于约夫的统摄能力，巨人们聚集起来，从而形成了第一个人类社会——它由粗陋的法律和宗教维系着；理性主义哲学的谬论此时尚无地位。因此，我们的人性就起源于初民们的巨大身体；巨人先民们以其恣意的想像（如可怖的宗教、骇人的父权威力和圣洁的沐浴等）将自己从蒙昧状态中提升为一种神圣的生灵。我们的教育（它主宰着我们的心灵、身体和家庭）基础也来源于这些体力充沛的祖先们：
英雄们凭各种人类惑官去认识全部经济学说中两点事实真相，这两点由两个拉丁动词educere（教育）和educare（训练）来保持住……前一个动词用于精神教育，后一个动词用于身体训练。头一个动词由自然哲学家们通过一种学术性的比喻，转用于从物质（内容）中抽绎出一些形式。因为英雄时代的教育开始以某种方式，使原先完全淹没在巨人们的庞大身躯里的人类灵魂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也使人体本身具有恰当身材的形式，从原先不平衡不匀称的巨人身躯中呈形出来。（朱光潜译文——译注）
《新科学》是18世纪的意大利法学家、历史哲学家、美学家维柯所著。初版于1725年。全名是《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质的新科学原则》，是一部阐述古代文化史、诗歌和美学的理论著作。
所有后来的人类社会组织均源于这一关于社会构形的原初的、素朴的形而上学；我们的巨人祖先们凭藉它首次勾勒出了人之为人的形态，并以此来教化他们的身体，使之适应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如婚姻和殡葬仪式等。《新科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以一种平静求实的态度探测了科学和诗歌、亦即人的心灵（mind）和感觉（senses）之间的距离。就此而言，维柯笔下的巨人既不是感伤想像的虚幻之物，也非客观科学史的臆造神游。他们是某种历史中的自然力量，我们只有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拟人论发展史并努力地阅读和倾听，才能完全理解它的存在的意义：
一切研究古代异教民族智慧的哲学家们和语言学家们都本应该从这些原始人，这些愚笨的，无情的，凶狠的野兽开始，也就是从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那种名符其实的巨人们开始……而且他们也本应从玄学开始，玄学不是从外在世界而是从思索者本人的内心中各种变化去寻找它的证据。因为这个民族世界既然确实是由人类造成的，它的各种原则就只住从人心内部变化方面去寻找。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惟一渠道。（朱光潜译文——译注）
正如初民们以其身体来构想世界样，今天我们也必须以我们自己的身体来重新构想我们的社会和历史。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必须恢复那早已丧失了的我们人性的形态，（我们反而在机器人、木乃伊及外星人身上看到了这些形态。）可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盲目地沾沾自喜于初民和我们之间所存在的文明化距离。我们必须像维柯的巨人一样，学会怎样去“和家人交流”（Phone home）基于此，下面我想提出的是一种历史拼贴画式的建构形式，它甚至比外星人的设计还要粗陋。我所想做的就是去体验初民们的体现化的历史和当今世界的解体现化的历史。我想体验的还有人性之光的第一次闪现以及它在当代杜会里的点点消退（我将从《时代周刊》——社会学家的眼中的荷马——中选取几个段落来说明这些问题）。维柯所呈现给我们的拟人论的历史——我将其称为生物本文的历史（history as biotext）——内含着给历史和社会赋予一种活生生的人体形态的冲动和创造力。下面我要加以讨论的是一种我称为“社会本文史”（history as sociotext）的历史。在此我指的是人类各种科学的总汇，它的目的就是改写人的身体，重塑人的心灵和情感。本书通篇所关注的就是这两种历史。我并不认为从生物本文向社会本文的转化受到了某种反人道主义诡计的操纵。作为彻底的人道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治外法权设计（extraterritorial designs）作为拟人论的下一阶段加以发展。这并不是宣扬宿命论。对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趋势我们要加以分析、评价和推动，而对于威胁我们生存的因素我们要坚决予以抵制。
正如我们在前几章里的分析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处境要求我们将所有的技术都看成生物技术——即是说，要认清这一点：每一种统治自然的力量也统治着我们自身。这种力量不仅存在于机器中，也广泛扩散在人文科学话语生产之中——这些话语控制着我们的生活、思想、健康、卫生状况和知识。一旦现代疗治型国家发现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能够被利用来重新设计生命的诞生与死亡并指导其作社会本文的进程时，这种力量就获得了更大更广的统摄力。
当然，社会总是塑造着生命（这一点贯穿着本书的论述）。但现在我们似乎正处于生命起源和消亡的交汇处，它使得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疑自身。为了追踪生物本文到社会本文的转化轨迹，我们需要注意现代社会里生和死的意义所在——现在却成为医学大显身手的场所：这一点从电视和印刷媒体中可见其端倪。我曾指出，现代疗治型国家的目的在于把生物本文改写为社会本文，把所有人聚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利维坦（leviathan；即极权主义国家——译注）。因此现在的国家考虑的是如何给生死立法、避孕和堕胎、结婚、分居和离异、判定人的疯与不疯、监禁以及长生不老等等。疗治型国家现在正通过利用我们对健康、教育和工作——更不用说快乐（至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梦想而言）——的向往而诱使我们步步堕落下去。
疗治型国家现在正通过利用我们对健康、教育和工作、快乐的向往而诱使我们步步堕落下去。图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梦”宣传画。
这些观念的复杂性便在于前面我们所说过的那一点，即我们的技术都是生物技术。反过来，它们都是促使原始的生物本文向社会本文转化的策略——正是在社会本文中，人类的人的形态正在一点点被抛弃。当然，这一转向能够朝着人道主义的目标进行：弘扬个人主义，尊重妇女儿童的权利以及家庭的消亡等。以此观之，我们应避免基因和社会损伤（genetic and social damage），我们甚至还可希望增进我们的生物遗产（biological legacy）。我们追求这些目标的动机显然是十分人道主义的。然而我们那来自于实验室里的动物身上的实验技术以及我们的基因物质却远非人道主义式的。的确，关于这些问题人们已经给予了大量的关注，与此相关的立法活动也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在这里我不能进行全面描述，然而，就此而言，科学的生命（the life of science），而非仅仅是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肯定是我们所关注的最高理想。我认为这一观点将越来越占上风，因为现在我们把生命本身等同为交流的基本结构（DNA代码）——其他所有话语代码都可以被输入其中，然后把生命的表达放大（amplify）出来。杰拉德·利奇写道：
要了解其中关涉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必须回头来观察充满热切希望的基因科学家们所使用的原始材料是什么。基因科学家的最终目标都是编辑生命的主要传输带（the master tapes of life）——即那携带着遗传信息（hereditary message）的、存在于每一个细胞中的、轻飘如纱线的DNA 分子——他必须把它们编辑得十分精确和具有可控制性，以便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点基因损伤都能被发展并用一个正常的基因予以替换……他的工作十分复杂和棘手。这就如同更改一部《圣经》中的某一个字母（这部《圣经》根本就无法打开，因为它小如针头）。有人或许还会补充说，更困难的是对于这么一部“遗传”《圣经》，没有任何人曾经读完过一至二个段落。
对当代生物技术，我们必须从两种肢体修复术的策略出发来观察分析，其中一种现在已广泛存在着，而另一种也正越来越变成现实。我指的是（1）配件修复术和（2）基因修复术。这两种策略把我们从配件人（spare-part man） 转化成了假肢人（prosthetic man）……它们看似都属于生物医学层面，但这两个工程之间的距离却如同早期和晚期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之间的距离那样遥远。这就是说，身体配件修复术的经济结构就是把我们卷入了医疗技术、商业金融业和分配程序的一体化之中。这种系统可能由企业家或政府控制着，面两种方式都可能会吸引自愿捐助者。上文我们已经提及，在梯特矛斯对血液循环的研究中他告诉我们说，当配件供应依赖于商业而非自愿捐献时，一系列关于质量和供应连续性的问题就出现了。从一个长远的观点来看，当人们有可能预测基因错误（genetic faults） 并在DNA 层面上予以更正时，配件经济（spare-part economy）的问题就终将陷入困境。即使这样一个基因工程有可能成功——其潜力不能被夸大——届时我们可能会将关于效益原则的基本的市场理性注入DNA的选择。于是我们就得思考如何给胎儿作最佳的父母（基因）选择。从父母的观点来看，所谓最佳胎儿选择便是他们自己的复制（克隆）或复制他们所崇拜的社会偶像。如果这些可能性均变成了现实，那么生物技术最终会将那喀索斯（Narcissus）的镜像自恋神话变成现实。我认为，这将会导致身体和未来个人想像的非家庭化（defamilize），从而使得个人成为以市场或国家为母体的社会精神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的结构（不仅仅是其生物构成）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宗教和政治组织——《圣经》和议会将不再是我们的基本组织形式。在实验室和诊所里，生命不再拥有历史。出生（birth），如同母亲节一样，将成为一种消费行为。届时我们体现化和家庭化的历史将漂浮在一种由企业或政治生物官僚制度（entrepreneurial or statist biocracy）操纵的商业麻醉状态之中（commercial narcosis）。
下面我的论述将转向生命的另一端。我们往往对眼下的暴行（atrocities）视而不见，反而坚持认为在西方世界里，人们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即死亡正变得越来越“人道”。绞刑架、断头台、毒气室、电椅等都曾是人类历史上执行人道死刑的工具。1982年12月，当人们给德克萨斯州监狱里的查尔斯·布鲁克斯注射了一剂致命的噻吩钠（sodium thiopental）、溴化双哌雄双酯（pancuronium bromide）和氯化钾的混合物时，另一种死刑出现了。但《时代周刊》认为，布鲁克斯的药物死刑并无“任何新东西可言”，因为苏格拉底才是第一位服毒芹致死的死刑犯。启蒙科学长期以来一直在帮助人们寻找一种更有效、更合理的死刑方式。药物处死是人道死刑的最后发展阶段。它使我们相信，人类集体生活中所要求的禁律惩罚能够由个人的爱和主体化的关怀（subjectivized care）行为来执行。直至今日，药物死刑仍未普及开来。但只要死刑被恢复，这种方式就有可能被采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药物是对付异端、疯人、住院病人和囚犯的一种普遍采用的手段。在这些领域的内外，药物治疗都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自我控制的药物——即所谓非医疗性用法——便是这一广泛现象的一部分；被视为社会动乱因素的个人往往被强迫用药或自己主动用药。事实上，对公民的镇定疗法正是现代疗治型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色。它是我们医药化人道主义（medicalized humanity）的一大特色。从生到死，从学校、工厂、监狱到游戏，我们都可能会采用药物用以在一个梦想不能成真的世界里为自己保存一点世俗欢乐的梦想。
世界上第一例注射死刑，诞生于美国，被处决的人叫做小查尔斯.布鲁克斯(Charles Brooks, Jr.，1942-1982)。此人因为抢劫杀人而被判死刑，并于1982年12月7日执行。这次死刑，基本上奠定了注射死刑的基本格局和操作规范，为后来的各州、各国所沿袭。图为死亡注射。
对精神病进行药物镇定疗法是现代生活中一大讽刺。它表明了人们即想控制自己又想逃避控制的矛盾心态；这是一种危机中的平静。药物使得精神成为了肉体的监狱；它把古代的道德完全颠倒了过来。介入机制（intervening mechanism）是现代社会一大发明；这个社会声称要控制自然，但其众多社会成员却孱弱无力，甚至远离了他们自己的自然本心。于是，重大的自然事件如出生、生育、结婚和死亡均从我们的人性中被驱赶了出去；这是打着工业化社会的旗号进行的，它在医学化的（medicalized）或药物化的（pharmacological）事件中体验着圣餐时刻（liturgical moments）——这些事件纯粹是一种职业化的和管理型的关怀行为。
在报道查尔斯·布鲁克斯被处以药物死刑的同期《时代周刊》上（1982年12月20日），还有一则关于巴尔尼·克拉克（Barney Clark）移植人工心脏的报道。在此事件中医学创造了延续生命的英雄般成就——人工心脏取代了他原来功能坏死的器官，这居然使他存活了112 天。在这些成功之中，社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是巨大的，它过分渲染了命运的戏剧性。紧接着巴尔尼·克拉克的故事的是一则关于基因“手术”的报道：此种“手术”利用DNA重组技术用“好”基因替换“坏”基因，从而希望达到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商务大观”栏目（Show Business）刊载了一个“小脚脚”（Tootsie）的电影故事——这是1982 年度最著名的童话电影。在该电影中，倒霉的男演员麦克·多拉塞（Michael Dorothy）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他走上来（走向后台？）总结道：“当我作为一个女人和女人在一起时我才是一个好男人，而当我曾经作为一个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却并非如此。”（“I was a better man as a woman with a woman than I have been as a man with a woman”） 显然在此存在着一些重大问题，它们超越了对生命的生物学考察层面，影响到了我们对家庭的生产意志（will-to-produce family）之核心层而——家庭，是男人女人共同构筑起的社会组织。在“行为栏目”（Behavior Section）里我们读到了一则题为《美国正在变成空壳》（“The Hollowing of America”）的报道，其作者对自恋主义给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发出了深深的悲叹。看来我们对所有问题都应予以重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它们迫使我们对它们予以重视：我们可以按两条可供选择的原则来考察它们。其一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会使我们对它们寄予悲鸣；其二是依照我们对人类未来形态的更深层次的把握——但人类的前景看来情况堪忧。令人遗撼的是，《时代周刊》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为我们构建一个关于历史和结构分析的诠释框架。这一工作将留待我们的读者去完成。
1982年12月2日，在美国西雅图，61岁的退休牙医巴尼·克拉克接受了世界上第一例永久性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手术前，克拉克因心脏衰竭而久卧病床，面临死亡的威胁。手术后，克拉克靠一颗由铝和塑料制成的人工心脏维持生命。
然而，《时代周刊》以时代的最新报道摧毁了我们的记忆——正如它向我们灌输美国人的世界观从而使我们被解家庭化了一样。在《时代周刊》里，我们体验到了体现时间（embodied time）和普通意义上的家庭以及信息节奏之间的差异性（后者越使我们难以跟上就越使我们着迷）。如果在当今社会里，社会学家们有一个荷马或维吉尔的话，他肯定存在于每日新闻和电视节目之中。为了跟上这些潮流，我从《时代周刊》中选取了一个例子，它向我们展示了对人类的人的构形（the human shaping of human beings）是如何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大特色的；它不是关于道德和医学的遥远的乌托邦，或许也不比维柯《新科学》中所描述的我们巨人先祖们的活动更怪诞。作为结论，我要把《时代周刊》上面的一篇文章——“不要走进温柔的夜色”（“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作为一篇哲学论文来阅读。其中有一页十分精彩：作者罗杰·劳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分析了医学发明在布鲁克斯和克拉克俩人身上的应用所呈现出的反讽意昧——个被处死，另一个却得以活命。他对每一事件后面的文明化意图（civilizing intention）究竟为何感到迷惑不解，从而也难以在两者（希望和绝望）之间找到平衡。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何以刽子手的行动不被公诸于众。在查尔斯·布鲁克斯被处死时虽然有人在监视，但药物死刑在身体上却显现不出来。在此社会本文擦去了生物本文的所有印迹，从而将布鲁克斯的死置放在人性范畴之外。劳森布拉特似乎在呼吁一种公开的死，一种生与死的戏剧演出的恢复，只有在这出戏剧中我们固有的善恶意识才能被恢复。和十字架或大卫王之星（the Star of David）不同，《时代周刊》上面关于布鲁克斯之死的照片和文字说明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尊可接受的关于人类受难的偶像。药物的安眠擦去了死亡的显灵（epiphany）和我们对生命的记忆。在此，我们只有和诗人一同哭泣：
不要走进温柔的夜色
日落之前垂暮之人将要怒号咆哮
愤怒，对点点消退之光的愤怒。
智者在临死时知道黑暗才是归宿，
因为言辞引不来叉形闪电，他们
便不愿走进温柔的夜色。
善良的人们，最后的浪涛涌来，叫声好嘹亮
他们怯懦的举止或曾舞蹈在绿色的港湾，
不要走进温柔的夜色。
野人们迎着飞驰的太阳，放声高歌，
然后知道，虽然太迟，他们追索着他的足迹，悲恸无尽，
不要走进温柔的夜色。
——狄伦·托马斯
托马斯的诗表达了他对于死神将可爱的人们带离这个世界的愤怒，即“痛斥光的退缩”。这首诗也成为诺兰的电影《星际穿越》中的点睛之笔。
今天，永恒的黑夜正威胁着我们，那黑暗来自我们不以为念的熊熊燃烧的烈日。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一个干涸的季节，不知根为何物，树脂为何物，花朵为何物；对我们的孩子，对神祗，我们无言以对。
*本文为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结论部分，张旭春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颜和 ○排版：忽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