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 | 社会学想像力的意义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8.28-1962.3.20），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广涉社会与政治理论，兼修史学和人类学，25岁获博士学位。50年代初以《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举成名，并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他在知识社会学和美国社会阶层研究领域都有杰出的成绩，主要著作有：《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

一

每个学术时代都会有某种反思类型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现在，许多现在的狂热不到一两年，在尚未冷静下来之前，就为新的狂热所代替。这种热情或许可以给文化活动增添一些佐料，但却没留下什么学术发展的痕迹。而诸如“牛顿物理学”或“达尔文生物学”的思维方式则不是如此。这些学术体系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的思想和意象领域。根据它们或由它们导出的东西，无名学者和赶时髦的评论家们开始重新观察世界，重新阐述观点。

在现代，物理科学和生物学一直是西方社会严肃的反思和流行的形而上学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法”成为人们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可靠性的来源。学术的共同尺度的一个内在含义即是：人们借此来表达他们最为坚定的信念；而其他方式和反思类型则仿佛仅仅是逃避和晦涩的手段而已。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有《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库恩系统论述了“范式”（paradigm）的概念。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当然，共同尺度的流行并不意味其他类型的思考或理解方式就不存在了。但它确实又意味着人们将把更多的学术兴趣转移到这一领域，在这一领域清晰地阐述它们，并且一旦如此阐述，则此类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不是一种问题解决法，至少也是能实行的让人有所获益的途径。

我相信，社会学的想像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这种心智品质可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中发现，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研究。就总体而言，个人及文化界获得这一品质的速度很慢，而且反应往往也较迟钝；许多社会科学家还不了解它。他们似乎不知道，对于他们也许可以做出的一流研究，这种想像力的运用非常关键，并且也不知道由于不能培养和运用这种想像力，他们也无法满足渐渐要求于他们的文化期待，完成他们学科中的经典传统使其本能实现的文化期待。

在对事实和道德的关注中，在文学作品和政治分析中，却经常需要运用这种想像力。在大量的表述中，它们已成为学术探究和文化理解的核心特征。和严肃的新闻工作者一样，主导潮流的批评家们也表现出这些品质。事实上，二者的工作亦往往据此来评判。现在，流行的批评范畴，比如高雅的，中庸的和低俗的，其中社会学的成分至少和美学一样多。小说家们的严肃著作体现了对人类现实的最广为人知的界定，他们通常具备这种想像力，并为实现它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它，人们由此发现了历史与现实间的走向。由于“人性”的概念变得更成问题，人们觉得愈发需要对社会惯例和暴露（并影响）了当代民间躁动和意识形态冲突的大变动给予更密切也更富想像力的关注。尽管人们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努力常表明它是个时髦玩意，但它并非仅是如此而已。它是一种心智品质，它似乎能戏剧性地让我们理解我们周围的现实与更宏观的社会现实间的联系。它不只是当代文化理解范围内的心智品质之一，对它更广泛更巧妙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前景：即所有这些理解力，事实上，即人类理性本身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原来的主要共同尺度，即物理学的文化涵义更加受人怀疑了。许多人认为，物理学作为一种学术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充分的。当然，科学风格的思考与感知、想像与理解的完整性从一开始就受到宗教的质疑和神学家的辩难；但科学前辈们成功地反击了这些宗教质疑。而现在的怀疑则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的，这两种怀疑往往还互有交织。物理学最近获得了发展，氢弹的出现以及运载它环绕地球的手段使物理学在技术上达到高峰，但是对于那些为领域更广的学术界和文化界所熟知并深刻思考的问题，人们并不认为它可作为解答。这些发展，人们正确地视之为高度的专业分工的结果，但又不甚妥当地觉得它们非常神奇。它们所引发的学术和道德问题比它们所解决的问题更多，由之引发的问题几乎全在于社会领域而非物理学问题中。发达社会中的人感到征服自然、战胜贫困的过程显然己经基本上结束了。目前，在这些社会，人们感到，主要的征服手段——科学失去了方向，没有了限制，需要对之重新评估。

当代对科学的尊重，很久以来只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态度而已，但现在，技术的精神气质和与科学相联系的工程想像力更可能是令人恐惧和含义暧昧的，而非充满希望和进步的。当然，这并非科学的全部意涵，但是人们害怕它会成为科学的全部，人们感到需要新评估物理科学，这反映了对新的共同尺度的需要。正是科学的人文涵义和社会角色，所引起的军事与商业问题，它的政治意涵，在经受众说纷纭的重新评价。军备科学的进展可能将导致重组世界政治秩序的“迫切需要”，但人们并不觉得物理学本身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深受现代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由社会建构的，把他们的纲领定位为“相对主义知识观”，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是在批判默顿传统和正统科学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秉持着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与批判，逐步发展起来的。可参见往期推文：刘华杰 |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缘起与问题。图为布鲁尔著《知识和社会意象》书影。

现在，人们感到许多标榜为“科学”的东西其实是暧昧的哲学，被认为是“真正的科学”的东西也往往仅给出了人们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现实的杂乱无章的碎片。人们普遍感到，科学的人不再努力将现实描述为一个整体或勾画人类命运的真实轮廓。而且，“科学”对许多人来说，不大像是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作出取向的方式，倒更像是一整套“科学机器”，由技师操纵，由经济学家和军人控制，这些人既不代表也不理解作为时代精神气质和取向的科学。同时，以科学名义说话的哲学家们往往将它改造为“科学主义”，企图将科学的体验等同于人的体验，并声称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个现象使许多文化工作者开始感到科学是一个骗人的、虚假的救世主，至少也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非常暧昧的因素。

但根据C·P·斯诺的说法，存在着“两种文化”：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戏剧，作为传记、诗歌还是小说，人文文化的精华一直是文学。但目前，却常有迹象表明，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正成为次要的艺术。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不仅仅是因为群众阶层的扩大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的创作带来的必然后果。除此之外，原因还在于当代历史的特性和具有鉴赏力的人觉得需要通过什么来掌握历史的特性。

何种小说，何种新闻报道，何种艺术尝试能比得上当代的历史现实和政治事实？哪个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比得上20世纪的一次次战争？什么样的道德谴责足以衡量处于原始积累的创痛中的人们的道德麻木？人们想了解的是社会与历史的真相，而他们往往发现通过当代文学不足以求得真相。他们渴望事实，找寻其中的意义，他们想得到可信的“大画面”，在其中，他们能逐步理解自己。他们还想获得能使他们作出取向的价值和恰当的感知方式、情绪类型和描述动机的词汇。但这些东西，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却不易发现。这些特质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否被发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不能在其中发现它们。

从前，作为批评家和历史学家，文学家们在往英国和美国的旅途中要做笔记。他们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并发现其中的道德涵义。假如托克维尔或泰纳还在世，难道他们不会成为社会学家？针对这个问题，一位《泰晤士报》的评论员写道：

泰纳总是把人基本上看作社会动物，把社会看作群体的结合体，他具有缜密的观察力，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并具有一种品质……它对理解社会现象的联系尤为重要——这便是灵气。他对现实太感兴趣，以至没成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太是一个理论家，以至不能一试身手当个小说家，他太将文学当作一定国家或时期文化的记录，以至不能成为一流的批评家……他论述英国文学的作品与其说是关于英国文学的，不如说是对英国社会道德风尚的评论和传播自己的实证主义的手段。他首先是一名社会理论家，而非其他。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有《拉封丹及其寓言》、《巴尔扎克论》、《英国文学史引言》和《艺术哲学》等。

但他仍是“文人”而非“社会科学家”的事实或许表明，19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大多为一种寻求法则的热情所支配，这种法则据认为可与他们设想由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相比照。在完整而合适的社会科学尚未出现的情况下，批评家和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成为主要的而且往往也是惟一的对私人困扰乃至公众论题的描述者。艺术确实在表达这些感情并经常凸显它们——其最高成就是戏剧的敏锐观察，但它尚不具备学术的清晰性，而今天，要理解或解除这些困扰及论题正需要这种学术的清晰性。如果人类想克服焦虑、淡漠以及由它们导致的种种难以解决的困扰，他们就必须直面这些包含种种困扰和论题的问题，不过，艺术没有也不能将感情表达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艺术家往往也没有做这样的努力。更何况，严肃的艺术家自身也处于许多困扰之中，他们可以从由于社会学的想像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中得到大量的学术和文化的帮助。

二

我写本书的目的是：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我想具体说明促成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各种努力；表明它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密切关系；或许也暗示出一些要想拥有它所必需的东西。我想以这些方式揭示当代社会科学的本质及其应用，并以有限的篇幅记述它们目前在美国的处境。

当然，在任何时候，“社会科学”都是名正言顺的社会科学家从事的研究。但社会科学家们从事的研究却各不相同，而且实际上甚至不是同一类型的研究。社会科学也是原来的社会科学家所完成的工作，但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学科领域建构和恢复的是不同的传统。当我提及“社会科学的前景”时，我希望有一点是清楚的：我指的是我所看到的前景。

目前，在社会科学家中普遍存在着焦虑，对他们所选择的研究可能的走向的焦虑，这种焦虑既是学术性的也是道德上的。我以为这种焦虑和产生它的不祥趋势，是当代学术生活普遍性的心神不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也许在社会科学家中更为强烈，即使这仅是由以下原因引起：在他们的领域，指引许多早期的工作的那些前景，他们所研究的课题的性质和当前对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的迫切需要。

不是所有的人都分担这种焦虑，但许多人没有焦虑这个事实本身，却是导致这样一些人更为焦虑的原因，他们谨记着社会科学的前景，并坦然承认目前许多研究不过是矫饰的平庸之作。坦率地说，我希望能不断增加这种焦虑，确定它的一些来源，帮着把它转化为实现社会科学的前景的具体推进力，为新的开始扫清道路：总之，指明手中的任务和完成现在必须要做的工作的可行的途径。

我所怀有的对社会科学的理解近期尚未占据优势。我的理解反对把社会科学当作一套科层式的技术手段，这些手段以“方法论”自居，阻碍了社会调查；隐晦风格的概念强行挤入社会科学的研究；或是关注与公众论题不相关的次要问题而使社会科学显得琐碎不堪。这些阻碍因素令人费解的东西和琐细之物产生了当前社会研究的危机，却几乎没有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

有些社会科学家强调需要“技术专家研究小组”，另一些则强调需要把学者的个人性置于首位。有些人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完善调查的方法和技巧；另一些则认为学术巧匠的治学方法正在被遗弃，现在应该使之复兴。有些人的研究遵循一套死板严格的机械步骤；另一些则力图发展、引进和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有些人沉迷于“理论”的高度形式主义中，用一些其他人上去奇怪的方式组合与分解概念；而后面这些其他人只是在术语能扩大理解力的领域，有利于深化推理时才详细阐明术语。有些人只狭隘地研究小规模的环境，希望能“逐步建立”对更大规模结构的理解；另一些则观察社会结构，试图在其中“定位”许多更微观的环境。有些人完全忽略了比较研究，只研究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的小型社区；另一些则用全面比较的方式，直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社会的结构。有些人把自己琐细的研究局限于非常短序列的人类事务；另一些则只关注在长远的历史视野中凸显出来的论题。有些人根据学术分科来确定他们的工作，另一些则依靠所有学科，根据一定主题或问题来确定工作，而不考虑它们属于哪个学术分科领域。有些人同时处理各种各样的历史、生平和社会：另一些则不这样。

上述及其他类似的对立，并不一定只有一方正确；尽管它们往往不是处于如同政客间的热烈争论之中，就是处于专业化这种让人懈怠的保护之中。在这里我只是以一个不太成熟的形式来表述它们，在本书末尾，我会再回到这。我希望我的偏向将会表达出来，因为我认为判断应该是明确的。但我也尽量不根据个人的判断来阐述社会科学的文化和政治涵义。我的偏向与我将要考察的那些偏向，都是偏向。让那些不喜欢我的倾向的人拒绝我的偏向，使他们自己的偏向能像我将尽力阐明的我的偏向一样明白，一样得到承认吧！这样，社会研究中的道德问题，即作为一项公众论题的社会科学问题，将被人们认识，并有可能被他们讨论。这样。人们在各方面将更为自觉；这当然是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客观性形成的前提条件。

概略言之，我相信所谓经典的社会分析是可以定义，可以应用的一套传统；相信它的基本特征是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而且它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我也相信在目前的社会科学及其学术与政治环境中，这一传统的延续面临巨大的阻碍。但是形成这一传统的诸多心智品质正在成为当代全部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面且，不管它们多么含糊不清，处于多么令人困惑的种种虚饰之中，它们正被人们感到是一种需要。

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尤其是在美国的实际工作者，好像不愿接受目前自身所面临的挑战，这颇为奇怪。事实上，许多人放弃了社会分析的学术与政治使命；其他人则毫无疑问，完全不能胜任仍然要分派给他们的角色。有时，他们显得几乎是谨小慎微地提出老掉牙的计策可又导致新的怯缩。不过，尽管有这种不意，现在，学术与公众的注意力是如此明显地集中于他们。据称要研究的社会世界，以至必须承认，惟有他们面临一个机遇。面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社会学的想像力在文化上的应用和人与社会研究的政治涵义将在此机遇中得到提示。对一个声明自己是社会学家的人来说，如下事实可真够尴尬：我将在下面各章中思考的所有不祥的趋势（可能会有某个例外）都落入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领域”，尽管毫无疑问，这些趋势隐含在文化与政治上的退弃也代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日常研究。无论在诸如政治学和经济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等。

学科中实情如何，在今日的美国，显而易见的是：被人们认为是“社会学”的那些东西已成为对社会科学反思的中心。它已成为对方法的兴趣的中心，在其中，人们还可发现对“一般性理论”的极端的兴趣。极其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已融入社会学传统的发展之中。把这些丰富的研究解释为一个传统本身有点鲁莽。但下而的观点可能会得到普遍承认：目前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那些研究工作有如下三个总体的发展方向，每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

第一个趋势：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例如，在孔德以及马克思、斯宾塞和韦伯那里，社会学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尝试，关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历史性和系统性的。所以是历史性的，是因为它处理和用到有关过去的材料；所以是系统性的，是因为它如此做的目的是发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和社会生活的规律性。

关于人类历史的理论极容易偏向于使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的先知性的观点（往往都是悲观的）。阿诺德·汤因比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著作是人们熟知的例子。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第二个趋势：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例如，在形式主义者的著作中，突出的有齐美尔和冯·维泽的著作，社会学开始被设想为用于划分一切社会关系和洞察它们假设的普遍一致的特征。总之，形式主义的观点在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过于静态和抽象。

也许作为一个趋势偏向的反应，在此历史被完全抛弃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太容易成为一种精致却毫无生气的形式主义，对概念的分解和无休止的重新组合成为这样的形式主义努力的中心点。在我称之为宏大理论家的人中，观念确实已变成了概念。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著作是美国社会学在当代的首要代表。

第三个趋势：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虽然直到1914年左右，孔德和斯宾塞一直是美国社会科学的主要支柱，而且德国理论的影响也很大，经验调查却很早就在美国占居中心地位，这部分是由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设置早于社会学。在此情况下，只要社会学被定义为对一些社会专门领域的研究，它就很容易成为社会科学中一个打零工的人，包容了对学术剩余物的形形色色的研究。其中有城市和家庭研究，种族关系研究，当然，还有“小群体”研究。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造成的这种大杂烩被转化为一种思考类型，我将用“自由主义实践性”(liberal practicality)这一术语来考察它。

对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变成对一定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也不大重要的事实的罗列。美国社会学界的许多论文显出了这种迹象；或许关于社会解组的教科书最为明显地暴露了这个缺陷。而另一方面，社会学家趋于成为调查所有事物方法的专家，在他们中间，方法已变成了方法论。乔治·伦德伯格，萨缪尔·斯托弗·斯图亚特．多德，保尔，拉扎斯菲尔德的许多著作，以及其中蕴涵的精神气质，是目前的例子。这些趋势同声相应地为了方法而发展方法，尽管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出现。

社会学的独特性可被理解为是对这几种传统趋势的偏离。但它的前景也许仍要通过这些趋势来理解。今天，在美国已出现了一种希腊风格的综合，它包含了来源于西方不同社会的社会学的各种元素和目标。其危险是在这种社会学的繁荣中，其他社会科学家会丧失耐心，而社会学家也会如此忙于“研究”以至去掉了真正宝贵的遗产。但在我们的处境中仍有一个机会：社会学的传统完整载负了整个社会科学的前景，并部分地实现了它。修社会学的学生可在这些传统中发现其中种种妙义与启迪，而对它们无法用三言两语作一勾勒。不过，掌握其中妙处的社会科学家将会得到丰厚回报。一旦掌握它们，他将很容易重新确定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工作方向。

*本文为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第一章四-六节，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编辑：翰墨       ○排版：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