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小红 |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与社会学理论批判

金小红，1978年生于湖北荆州市，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社会学理论，应用社会学、犯罪社会学。

摘 要

在处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批判了社会学理论中“正统共识”的观点，在批判与借鉴前人和当代理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创立了“双重解释学”，并以此重申社会科学独特的研究性质与任务。他的“结构化理论”是“双重解释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本文试图理清二者的内在关联。

社会科学能产生类似于自然科学发现那样的关于社会世界的发现吗？以孔德、斯宾塞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学的创始者们的回答是肯定的。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寻求知识的“确定性”或“实证性”。孔德认为，19世纪的人类已经到了“实证的时期”，主张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来建立社会秩序，并顺应自然科学发展的潮流，创立了实证社会学。斯宾塞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另外一位创始人，依据生物机体来推演社会有机体，从而说明了社会的性质。

在孔德提出实证主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具体地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古典社会学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停顿期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衰，相当一部分学者都盲目相信社会科学应该也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消除主观偏见，以价值中立及文化中立为原则，客观地、不带价值判断地揭示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帕森斯等人代表的“正统共识”的彻底批判开始了。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等都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指出了以帕森斯为代表的“正统共识”的某些缺陷，但很难说这些理论解决或超越了“正统共识”的主要问题。比如有些评论家就认为：“符号互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戈夫曼的理论与其说是符号互动主义，不如说是结构主义”，这一点在他的《框架分析》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吉登斯作为当代最具创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等问题上进行了自己的研究，他给出的结构化理论在世界社会学界引起了广泛的争鸣。他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深刻地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他的“双重解释学”，同时，他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地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本文试图理清他的“双重解释学”与结构化理论的内在逻辑。

一、“双重解释学”——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

从孔德创立实证社会学以后的近两个世纪里，社会学理论内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正统共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1）自然主义。它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科学阐述问题的逻辑框架也与自然科学相类似；（2）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应该运用某种社会因果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行动者，我们虽然对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何以如此作为的理由知之甚多，但是社会科学家仍然能够证明我们的行为是被我们所不清楚的原因推动的，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行动者所不了解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原因；（3）功能主义。它一般认为社会科学应像自然科学一样，社会系统类似于生物体。

在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学研究也一度主张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社会系统也类似于生物体。但，能够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研究社会科学吗？

吉登斯针对以上观点，用“双重解释学”来与此对话，并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视角。在“双重解释学”中，他重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任务以及由此带给社会世界的深刻影响。具体如下：

1.“双重解释学”的基本内涵

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为建立特殊描述类型的实践活动的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技术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并用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社会科学描述性语言的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调解和解释说明，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来进行解释。

更直白一点，“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时间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进程。因此，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2.“双重解释学”视野里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和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时期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逻辑是向自然科学靠拢的，在对待社会科学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表现为上述“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一书中，明确表示要“以科学的观点把互动过程看做一个系统，并运用已成功地应用于其他科学的对系统进行分析的理论方法加以考察”。而那些受到解释学和日常语言哲学影响的学者，针对这种立场提出了反对意见：“生活世界正如现象学提出的一样，是那些想象的日常社会行为的领域，它充满着通过惯例和确定的处事方式而进行的交往行为”。“只有在我们牢固地把握了意义概念以后，才能一步一步地分析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通过遵循这样的步骤，我们就能把解释社会学固定在……更深刻的要点上”。在描述社会生活时，如果不了解组成社会的那些行动者明确表述的那些知识，就根本不可能描述社会活动。

吉登斯批判自然主义，他认为：“如果社会科学被看做类似于自然科学，那么任何这样的取向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只能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解。”

吉登斯的“双重解释学”是建立在对自然主义和过分解释取向的批判基础上的。“社会科学应该从自然科学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无论后者披着什么样的哲学外衣。我并不相信，人类行为研究的逻辑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是完全不一致的；我也不想支持那些具有人文传统的人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任何一种概括性的社会科学从逻辑上说都是不值得考虑的，但是如果社会科学被看做类似于自然科学，那么任何这样的取向注定是要失败的，而且只能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有限理解”。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因为它们正是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法则要发挥作用，总是存在边界条件的，但这些条件不会影响恒定的因果关系；而社会科学中的概括就不同了，因果机制本身具有一种不稳定性，其程度取决于那些人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标准的理性过程，从而产生标准的意外后果。因此，自然主义要为社会世界寻找恒定法则的想法注定是行不通的。而倾向于解释学的单纯通过分析行动者的意义要素来理解社会世界的运转也是有缺陷的，因为尽管日常生活的行为事实上总是以有目的的形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但在许多方面，社会生活并不是组成社会的行动者的意图的产物。“弄清楚在不断变化的时空情景中行动者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什么，这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社会生活或制度的某些方面并非完全是行动者的意图，所以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批判那些被视为常识的普通信念，社会科学家从事的批判活动就是他们工作的核心。正因为社会科学家自身构成了社会世界的一部分，“职业”社会分析家和普通社会分析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持续不断的密切联系，因此，社会科学家提出的观点和他们声称所获得的发现必须接受批判性考察，所以社会科学的任务必然要涉及到一种“内部批判”，正是这种内部批判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实质内容。

综上所述，吉登斯认为，因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反思性”以及因果关系本质上的不确定性，所以社会科学对日常错误信念的批判就意味着要将实践的方式介入社会，不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证伪就可以让行动者相信正确的结果。因此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在于它的“实践性”，而不能等同于自然科学的“技术性”，而批判常识与内部自我批判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

3.“双重解释学”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1）社会科学的“平庸性”与实践影响

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涉及到双重解释的问题，由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要发生效力，是由进行概括和理论思考的个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有关技术的社会科学概念在逻辑上与日常世界的概念紧密相连。社会科学的概念被创造出来分析社会世界，同时又反过来被纳入这个世界。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则完全与自然客体世界相分离，与自然科学成就所显现的创新性的技术影响相比，社会科学表现出明显的平庸性。但吉登斯认为，自现代开始，社会科学就对社会世界具有并继续具有一种深广的实践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并非主要是技术的影响，而是通过社会的概念被吸纳到社会世界中并成为它的构成内容来发挥作用。在此必须重申双重解释的含义：社会科学家不得不对社会变化的结果持警觉意识，因为正是他们的概念和理论对他们力求分析的社会产生了改变的效应，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以自我内部批判为其工作的核心。

（2）社会科学概括的“历史性”

如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和任务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在社会科学与自己的活动构成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人之间存在着交互解释的作用，即“双重解释”。所以，我们无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结论与它们所探讨的意义及行动世界截然分开。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具有反思性，使得因果条件本质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社会过程的永恒的抽象定律是不存在的，“社会理论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概念框架，而不是由某些普遍化的解释命题构成的。”社会科学的概括就其性质而言是“历史的”，概括得以成立的环境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是有一定范围的。

综上所述，吉登斯似乎在告诉我们，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也包括社会学理论）只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过程探寻，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他在社会学理论中拒斥关于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上从二者的关系入手来分析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转的，这就是他的“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中提出了自己的“结构化理论”：一种建立在结构二重性基础上的理论。一方面，社会结构本身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因此，它应当受制于人的活动，另一方面，经过人的实践活动建构起来的结构又是行动得以建立起来的桥梁和中介。

二、结构化理论——概念建构和理论批判的结果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成果融合起来，构建了一些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概念，并在对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派理论进行大清理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这一过程与他的“双重解释学”的思想是内在呼应的。

1.概念的建构与理论批判

（1）行动、行动者与反思性

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都特别强调，社会整体相对于个体组成部分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结构决定一切。这就是说，社会的特质是由其基本的结构决定的，这些结构与人类心理活动的结构具有相通性，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揭示出这些社会基本结构。吉登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忽视了人的能动作用，或是忽视了人们反思、考察、定义和决策的能力，在这种结构主义观点中，行动者即使不是被迫，也是被动地按照内在的编码系统行动”。对于功能主义用结构满足需求的概念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吉登斯认为，功能分析忽略了互动者的能动过程，不能将人类视为有理性的行动者，它过于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外部制约。吉登斯试图借鉴解释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同时批判性地吸收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成果，从概念上重新解释了关于人的认知能力与行动的关联，指出了人类行动者认知能力所特有的反思性特征。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11.28－2009.10.30）著名的法国人类学家，与弗雷泽、鲍亚士共同享有“现代人类学之父”美誉。他所建构的结构主义与神话学不但深深影响人类学，对社会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都有深远影响。

为了解决行动者与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吉登斯在《社会学研究的新规则》一书中从行动的概念出发，试图形成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行动理论。“就其成员而言，需将社会的被创造与再创造过程视为一个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只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最根本的特征是非决定性的，吉登斯以此批判了帕森斯的“行动参照框架”。同时在这一问题上，他也批判了解释学的观点，解释学倾向于将“行动”等同于“有意图的行动”，将“有意义的举动”等同于“有意图的后果”。吉登斯认为不应该将行动看做是分散的实体，如理性、动机、意图等，它不是互不联系的单一行动的总和，而是一种不间断的行动流，一个我们不断加以监控和“理性化”的过程。同时行动者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行动的后果不是总能预见得到的，所以会产生“意外性后果”。

行动者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行动的后果不是总能预见得到的，所以会产生“意外性后果”。关于“意外性后果”，可参看相关推文：景军 | 国家同志：媒体、移民与一位农村老年妇女的自杀。在该文中作者通过一位三峡移民中自杀的老年妇女的案例阐释了，任何公共政策都可能产生与其最初目的偏离甚至相反的后果，其中包括人们能够预料的问题性结局。图为2004年8月28日，最后一批三峡库区外迁移民自奉节县抵达江西浮梁县。

在界定了行动的涵义以后，吉登斯具体分析了行动的载体行动者。他认为行动者是一个人格体系，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模式的分析来说明这个体系的构成，即无意识动机、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吉登斯采用了埃里克松的心理分析观点，认为许多行动背后的基本力量是无意识动机的一连串过程，以求在与别人的互动中得到信任感，无意识动机即是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隐藏的本性安全感。吉登斯关于实践意识的认识直接来自于本土方法论与现象学社会学，是指行动者的“自动化”特征，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尽管人们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了解并非总是清楚的，或是不容易搞清楚的，但是，人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或许人们还相当准确地知道如何去做。话语意识则是行动者可以用语言的形式说出行动的理由，吉登斯特别强调其中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的作用，认为这是行动者自主性的标志，称之为反思性。反思性是人们行动中一个十分明显而重要的特征，它使人类的行为从根本上具有非决定性、创造性与能动性的特点。

当然，吉登斯并没有把人的自主性过于夸大，而是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正因为有限，便出现了行动的意外后果，意外后果的发生为结构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2）结构与结构的二重性

吉登斯认为，在大多数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者那里，结构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而不需要多加探讨，这里的结构是指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他们认为结构是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是对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活动的限制。吉登斯对结构及相关问题所作的分析是吸收了现代哲学中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以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来分析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吉登斯对结构所作的分析的中心思想。

表意性符码是指有意义的符号，如一个手势。

吉登斯思想中的结构指的是规则和资源。规则指行为的规范和表意性符码，其中规范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表意性符码则是指有意义的符号，如语言、一个手势、一声尖叫等。资源也分为两种，即配置性的和权威性的资源，前者指的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物质性资源，根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后者指的是在权力实施过程中的非物质性资源，它源于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关于规则与行动的交互作用，吉登斯是这样分析的：规则并不只是对人们如何行动作出概括，它们是实践活动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系统再生产的条件和中介。规则不仅带有否定性意义的禁令或者限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行动意义的积极建构。同样，资源也不是对某种现状的描述，而是一种能力。吉登斯将资源与权力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资源是权力的基础，资源所构成的是结构的支配方面。在《社会的构成》中，他指出：资源为规则提供了条件，而规则凭借着这些条件具体体现在社会实践之中。

在处理能动与结构的关系问题上，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概念批判了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解释学与现象学的错误之处。他认为，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像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而是行动如何在日常的环境条件下被结构化。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结构的二重性原理深刻地体现了前文所述的“双重解释学”这种认识论的内涵。它们的区别在于分析的层面不一样，“双重解释学”是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上讲的，而结构二重性或结构化理论是就具体认识事物与分析事物的方法而言的。

（3）时间、空间与例行化、区域化

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指出，在以往的社会学理论中很少看到时空的重要性。他批评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主张打破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界限。他批判性地吸收了海德格尔的时间哲学与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将行动者的互动与时空连接起来，形成了另外两个分析性概念——例行化和区域化。

场所不是指某一物理空间，而是人类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具体环境，场所总是一种区域化了的空间。区域化不仅指在物理空间中的具体定位，而且还涉及到与各种常规化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的时间—空间的区域分化，区域化体现为空间中社会互动的再生产。

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时空的交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空关系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使得人们在时空上无需共同在场便可以进行互动，正是例行化维系了本体性的安全感。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时空的交汇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时空关系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使得人们在时空上无需共同在场便可以进行互动，比如现代互联网中社交媒体的使用。（相关推送：吉登斯 | 社会的构成：时间、空间与情境）

（4）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

在吉登斯眼中，社会整合主要指的是行动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即双方都在场的交互作用，也就是面对面的互动，而系统整合则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行动者具有反思能力，社会整合就是建立在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与互动的例行化、区域化的基础上的，行动的例行化与区域化保证了跨越时空条件下社会互动的有序完成。

总之，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而他的“结构化理论”的形成无非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即用“敏感的”概念框架来解释社会世界，而不是寻找永不褪色的规则和定律。因此，从这一意义出发，笔者并未总结出所谓的“结构化理论”，而是依照吉登斯的意图，总结出了它的分析工具——一系列概念框架，粗略地描述了它们在实际分析中的运用。

2.未完成的事业

吉登斯一贯致力于创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思路，而不是像实证主义者那样想指出一种普遍法则。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宗旨是解释性的，其作用在于促进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放。社会再生产仍在不断进行，行动的“意外后果”仍会不断出现，致力于解释性的社会学理论的任务永远不会结束，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与社会生活中常人的行动相互交织。吉登斯也没有停止他的研究步伐，他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纲领和“双重解释学”以后，逐渐将他的研究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实践中。

*本文刊发于《国外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期刊原文。

○编辑：忽逢    ○排版：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