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 | 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

渠敬东，1970年1月生于辽宁沈阳，祖籍江苏丰县。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硕阶段就读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组织社会学。

方法主义是今日学界危机的根源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大学排名是根据各项科学研究和教学等标准，以英文发表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针对相关大学在数据、报告、成就、声望等方面进行数量化评鉴，再通过加权后形成的排序。世界大学排名起源于美国，1983年《美国新闻》（U.S. News）杂志率先推出全美的大学排名,每两年一次,主要面向本科教育的院校。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费老在晚年曾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链接往期文章：费孝通 |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以“情理之辨”去寻找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识人与识己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不过，识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你一开始就提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都受到了方法主义的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社会科学又如何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呢？

渠敬东：没错，今天的西方学术也遇到了很严重的挑战。我前面说过，知晓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知晓他们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同样重要，这需要将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本质而言，我认为所谓的理论，就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对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构建的理解、期待和想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讲法和愿望都会有所调整。因此，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

中国文明之“本”与“变”，这一问题关乎思想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可以找到和人文学科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处理它，但绝不能置之不顾。如果无法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善好与艰险，我们又如何构想今天现实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经验现实皆为历史的产物，倘若没有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没有对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没有面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就无法通过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生活之本质，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说，现代中国学术，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学科：哲学与社会学。哲学讲人们文明构成的基本原理，而社会学处理的则是一切经验的总体。若在这两个面向上回到中国本身，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学步效颦，也不能天天照着镜子说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文明本原、历史变化和现实经验里去，才能真正使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话语。

章太炎（1869-1936）, 名炳麟, 字枚叔, 浙江余杭人。1898年他与曾广铨合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部分, 出版了《斯宾塞尔文集》。1902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翻译了日本社会学家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

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我在教学中感觉到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今天即便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总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见砸给人家，却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人家的实际生活。你没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经验对象，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那些人的经验。因此，当下读经典的第一要务，不是为了激扬文字，弘扬理想，而是用那些经典作品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元气，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理智。我们要细致辨识和体味那些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文献，那些细微而丰富的感情与激情，以及人与人彼此勾连起来的同情，为所有人付出的仁爱之心。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感染、内在的感悟和内在的感动，才能引领人们恢复一种认识自身生活的诚心。

今天教育学生的两难在于：倘若没有充分的经验感受力，我们不容易理解经典理论的关怀；然而对于人的心智来说，又要求在不能有太多社会经验的情况下，才会得以启发。我的看法是，教育要两手抓，从人心及其经验感受出发，将一个人的世界真正扩展开：阅读伟大的人写的书，去经历他们曾经的思想和生活历程；感受平常人过的生活，去体会世道的艰辛和社会生活的乐趣。

读书与调查必须充分结合起来。只读书而没有生活的经验，会把人培养成一个意见世界的僭主，在抽象观念上傲视别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终把自己逼上绝路；只有生活经验而不读书，人就不会产生敬意和敬畏感，而是把自己的生命分割成鸡零狗碎的断片。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有学识、有见地的“朴素的人”，对于古今中外的文明历程心存敬畏，对于柴米油盐的普通生活怀有亲切。这是我理解的通识教育，我不想把学生教育成这样的人：脑袋里都是高高在上的观念和意见，生活里却像只怯怯的小动物，或是像某种肉食动物那样，把生存斗争当成绝对理想。

就此来说，最理论的东西就是最经验的东西。单纯的经典不能完全替代你的现实经验，而单纯的经验亦不能取消你发现和创造新的生活的可能。从卢梭、孟德斯鸠到斯密，甚至是艰涩的黑格尔，本质上都要让人们回到经验世界本身去。而芝加哥学派所做的大量的社区研究，本质上依然关注的是现代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没有两者的结合，没有朴素的人心回归，那么我们只能要么变成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要么逃到古典世界里去做梦。

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今日社会科学的启示

《文化纵横》：非常感谢你非常直接地谈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看法，但刚才的问题好像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似乎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讨论。一是中国社会科学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二是从哪些思想资源出发获得改变的契机。请就第二个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渠敬东：社会科学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学问并不是完全对接的。从清末开始，中国才有了带有社会科学思维特点的学问方式，其创设与中国现代之变有着直接关系。或者说，中国社会科学降生之时起，就直接承载着现代性本身的危机，更承载着中国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内在困难，承载着在这种转变中中国人生身性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局促的，艰难的，却与我们的现代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所以也应该具有两种气质：一是用于正视现实的处境，二是正因为不想做现代的模仿者，而对传统的文明存有敬意和感情。当然，这主要不是针对简单的启蒙所说的。

中国的现代之路还远没有完成，且困难重重。所以说，社会科学必须要尊重现实的变化，更要有耐心去理解中国和西方整个现代构型变化中所有的内在机制和人的体验。我不能说前辈的学术造诣有多么高山仰止，不可企及。而是说这样的研究有生命力，有焦虑，有焦灼，才会动人。

早期社会学家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面向，就是要通古今之变。诚如涂尔干所说：“在每个历史时刻，都有几种可能的未来”；“只有细致地研究过去，我们才能预想未来，理解现在”。我们可以就某些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立场提出不同的见解，却要对前辈学人的功夫、眼光、见识和情怀肃然起敬。这里所说的不是狭窄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其实，那一批史学家、文学家也都大量采用了社会科学的视角和视野。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问家，也可以说是出色的社会科学家。在所谓的社会科学内部，历史学家也是层出不穷，像潘光旦、瞿同祖这样的社会学家，抓住的都是现代变迁中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的脉络中去发现其本质。潘先生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著作极好看，血系研究融合了诸多方法和材料。我们系现在还留存着潘先生一柜子的二十四史读书卡片，试问现在还有哪位社会学家能在史学研究上下这样大的功夫。瞿先生本科论文就抓住了周代封建制研究的要害，此后的研究脉络从汉代一直逼近到清代。每当读到这些，就不免一身冷汗，由衷生出一份敬意。

再说一句，今天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到了关键阶段，经济学领域的讨论到处都是政策分析和数字分析，几乎难以看到经济学家从古典思想那里寻找给养，更别说从历史那里获得启发了。经济史在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杳无声息，真是可惜啊。反正简单说吧，历史研究能够提供理解现实经验的契机，或许在今天，只有通过不断恢复自己的历史传统，去其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才能使得还远未完成其形态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完成其自身。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很多启发性的视角。第一个视角是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中讲的，中国的现代性是我们自有文明体对于现代冲击的一种反映，一种重构，而不单是一种模仿。

第二个重要视角是，千万不要把中国传统还原成一个纯粹模型化的东西，费孝通同样讲过，社会学和民族学在中国必须是一体两面。中国从来不是以一种标准不变的模式去理解自己的文明结构，而是对于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都采取一种特别的态度：夷夏之辨和夷夏大防，这是中国文明的核心。这个文明体既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构成意义上的政治关联，也不是目前学界常讲的帝国式的关联。研究所谓中国，就必须研究边疆，研究周边不同的文明体系。民国时，至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社会学家，都是双肩挑的，在民族地区研究领域花费了极大的功夫。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学成归国，加入其老师吴文藻创办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随后主持社会学研究室。1940年10月，为躲避日机轰炸，研究室迁到呈贡“魁阁”。“魁阁”汇集了一批学术精英与青年才俊，包括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瞿同祖、林耀华、李有义、张之毅、史国衡、田汝康、胡庆钧、谷苞、张宗颖、王康等十余位成员，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田野调查工作，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历程中著名的“魁阁时代”。

第三，正是因为中国自身不是纯粹的宗教形态、也不是民族国家和帝国政治形态，中国才有一套构建我们自己社会的方式，其前提是家庭、宗族以及建立在其上的扩展性的共同体结构。本质而言，西方是在基督教之后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结构，否则其后就不会有市民社会这些讲法。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构成、安置人心的办法，以及政治运行的形态，需要深入挖掘这样的问题。从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到林耀华《金翼》中的家族制度，以及潘光旦的位育概念，瞿同祖对中国法律儒家化中家族部分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国社会科学原初分析单位的讨论。

我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今天我们都生活在企业、单位这些现代的构建形式中，但我们要知道，这些制度目前都是不完善的，无法安顿人心，确立价值。我在研究国有企业师徒制时感到，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其内部结构的构建和人与人关系的形成，之所以能够维续下来，让人们感到心安的关键，还是与中国自身传统的转化有所关联的。我甚至认为，如果实现不了这种转化和关联，那中国走向现代性就是一条死路。这些都涉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关键，也是我们今日理解社会科学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对方法的反动走向学术的再自立

《文化纵横》：听到你的这些讲法，我有一个体会。无论是怎样的研究，无论是人文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都要落实在研究者这个具体的人身上。一个没有情怀、没有修养，没有眼界、不下功夫的人，研究什么也都是一杯白水。

渠敬东：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本来人文学科可以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入到一种以情感性、体悟性为基础的学问里，但由于人文学科同样迷恋方法，而使得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想象同样决定于方法，而非基于总体的经验而产生的想象。历史学本身也忽视了历史本身的问题是应从当前经验化的方式去进行，当然也难以带入真切的情感，体会到传统社会中的人的样貌，他们活着的价值。例如在绘画史研究中，现在很少讨论一幅作品内在的精神和德性这样的核心问题，而是讨论画家的日常交往，怎么买画卖画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总要有个实质性的问题来引领。画家们寄怀咏志，意味着在追寻一种理想的人格，单纯依靠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他们，他们就不再是画家了，凡夫俗子而已。

目前，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产生了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反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千万不能把社会科学自身的合理性反动掉。我们用文明性的原理，是可以克服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些问题，但这种思维本身，也易于带来“中国人就是如此”一类的简单意见。在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构建自己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真问题不假，但却是一个不充分的问题。

对方法主义的反动，今天在我看来依旧是不充分的。我们既要看到这种方法的局限，也要看到我们一般思维方式的局限，所以必须最终形成观念、经验和历史的链接。这是学问的三个最基本的入手点。或许搞哲学的也需要多了解现实社会，做社会学的也需要读那些哲学原典。虽然今天专业化的学科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我依然觉得这将会对学问的形成，甚至对个人的修养，起到极重要的作用：人们做任何一种学问，都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最好的学问，并不仅是自己最擅长的学问，而是要知道自己最擅长的学问本身所带来的不足，知道自己内在的界限，才是一种开放的、有着最自然的乐趣的学问。

这么说，不是要取消社会科学的专业性，最好的研究都是专业化的。差别在于，有的研究仅有方法，看起来“没心没肺”，不感人，不动人；有的研究确实是专业化的，但是它是敞开的、动情动心的，不同学科的人读起来都深有体会。学问不在于专业的差别，而在于它所反映出来的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厚度的差别，能够进入人心的程度的差别。

今天本科生就要写学术论文，研究生就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就是学问上未老先衰的体现。一个人过早在方法和主题上成熟，最后做的都是假学问，与研究者的人格修养和道德成长没有任何关系。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悖论，就是一个研究社会的人，一旦进入真正的社会生活，却变成了一个四肢短小、畏首畏脚的人。这就是学问与生活相疏离的结果。梅尔·吉布森在《基督受难》中所设计的魔鬼撒旦形象，就是一个长着老人脸的孩子，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梅尔·吉布森在《基督受难》中所设计的魔鬼撒旦形象

今天，“做学问”这件事变成了一个不动感情、没有内容的生产体系，一个形式化的、积累化的循环，每个人在其中醉生梦死，复制这套系统。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学术发展一点不乐观。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体系的问题。就西方而言，从古典到近代，学术和学问一直在政治与宗教之间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系统，从中世纪以来，教会、帝国和学术构成了西方社会的三大支柱。对于中国传统而言，中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政教关系，而是政治和教化的关系，教化是由士大夫演进而来的。真正寻找能和权力系统平衡的力量，或许要从道统，也就是中国以往的教化和学术系统中去寻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实质问题不是中西问题，也不是古今问题，而是政统与学统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学统，学问不可能有真正的样子。

今天，别觉得在大学教书的人，就是传承学统的人，方法主义者绝不是这样的士人。人不是一个单纯在体制下生活的人，借用钱穆先生的说法，人也是山林中人。这是一种绵延的传统，一代代绵延不绝。读书人修身养性、言传身教，才是文明的血脉。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6年4月刊。为阅读及排版的便利，删除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需要的读者自行参阅期刊原文。

○编辑：翰墨       ○排版：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