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 | 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

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 - 1990.8.1），德国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代表作品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圈内人与圈外人》等。

一

无疑，哲学家在他们的社会和时代里并非是唯一以上述方式知觉自我本身，知觉周围人和这个广大世界的人。以上我们之所以选择他们的几个思想主旨作为论述的例子，是因为这些思想主旨在其清晰的和明确的形式上，使我们能够观察到一种体验自我本身和他的周围邻人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广为流行于这些哲学家所处的社会，但人们对它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同样是清晰的和认识深刻的表达。

概括地说，这些思想主旨体现了这样一个时代的特征，在其中，原先由联系较为紧密的血缘集体，如氏族或村落、土地拥有者家族、行会或等级阶层给予个人的庇护和控制功能，现在正转移到高度集中化的和越来越城市化的国家集体里。随着这种转移，那些单个人，当他们长大成人时，就越来越多地脱离了原先较为密切的、地域性的血缘和庇护群体。后者由于庇护和控制功能的日渐丧失，其自身的凝聚力也开始减弱。在那些更加庞大、高度集中和不断城市化的国家社会里，单个人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要依靠自己谋生立业。他们的流动性（在这个词的地域和社会意义上讲）增加了。从前他们那种必需的和终其一生的对家庭、对血亲族系、对地域社团和其他这类集体组织的依附减少了。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目标和理想与这类集体组织生活相称的协调性，与他们对后者的那种不言而喻的认同需要，这些都在减弱。他们在获得肉体和生命的保护，获得食物分配、工作机会与对遗产和收益的保障方面，或者当需要作出决断时在获得帮助、建议和关心方面，对这些集体组织的依靠已愈益减少——所有这些变化，起先只发生在有限的一些特殊群体内，后来在上百年的历程中也逐渐扩展到更广大的阶层，甚至扩展到了乡村地区。一旦单个个人在日益分化的国家社会这个环境中，作为个体从那些较小的、联系密切的前国家的血缘和庇护集体中脱离出来，他们就把自己置于数量激增的各种不确定性面前。他们拥有了某种更大的选择空间，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为自己做出决断。但是，他们也必须在更大的程度上为自己做决断。他们不单是能够，而且也必须在更高的程度上自立自足。在这一点上他们别无选择。

这种有增无减的个体化的可能性一如其必然性，乃是超出单个人控制以外的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不断增强的个体化的结果，或者说，单个人在行为、经验和心理特征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多样性，不单纯是人的本性使然，就像人的体格的多样性是自然给定的那样；同理，人们常谈到的个体个人之间的隔阂，也并非像单个人在空间上的分立那样，是一种自然给定的状态。即便把他们视为空间的形体，那些一生都被限制在狭小的、前国家的血缘集体里的个体个人，其相互间的被分离和被分割的程度，过去和现在不见得就比高度分化的国家社会的成员要低。在后一种情形下尤为突出的，是单个人在其彼此联系中的那种被分离和被隔绝性。

这样的联系状态，他们的共同相处的全部方式，便有增无减地导致对感情的全面规范，导致对本能的放弃和本能的改变。在这样的社会演变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得在别人面前自发地回避自己的隐秘行为、本能表现和欲望，或者干脆连对自己都加以掩饰，以致通常情况下人们自己都不再意识到它们了；可是，这些事情从前是可以公开的，或者仅仅是因为顾忌别人，才闭口不加谈论的。

在此一方面表现为日益增长的个体化过程的某种东西，在彼一方面就表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在被当做自我约束培植起来的社会戒律和禁规与受到压抑的较为自发的行为冲动之间不断加剧起来的紧张，可以看做是这个进程在一定阶段上所具有的特征。如我们已讲到的，正是这种发生在单个人身上的冲突，这种冲突的“私人化”，就是说，把生活的一些特定区域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排除掉，然后代之以被社会地灌输的恐惧，比如人的种种羞耻或难堪感——正是它们唤起了单个人的如下感受：他“内在地”是某种完全自为孤立的东西，他无须拥有与他人的联系就存在，并且只是“事后”才与“外在”的他人发生关系。若仔细观察，这样的自我经验，其实是把导致这种经验的过程变成了结果。它如实表达了处于文明运动某个特定阶段上的单个个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格构造，但同时它也确实阻挡了我们不带偏见地观察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文明阶段上变得充分个体化的人们，都独自和切身地觉察到在自发的冲动和较远期的约束性冲动之间存在的断裂和冲突，于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便把这种断裂和冲突投射进他们的世界里。在他们的理论思考中，这样的断裂和冲突常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存在性隔阂，或者表现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永恒冲突。

二

此外，还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这就是：在社会集体的这个发展阶段上，未成年人通常赖以适应他的成年人功能的方式，反而屡次三番地在特别大的程度上加剧了个人的紧张和分裂的状态。对自我的束缚越是细化和全面，行使一个社会的成年人的角色和功能所要求的对本能的规范越是强烈和越是多样，那么，儿童和成年人之间的行为差距就越大。个人在成长中的自我改变的过程，也就是个体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进程中，个人从儿童状态这个对谁都一样的起点开始，或多或少地要向他所在社会业已达到的文明标准靠拢——就会更困难；他为此需要占用的时间就会更多：为使未成年人能够胜任成年人的那些更加复杂的角色和功能所必需的时间周期，也将更加漫长。

而且，如果儿童自发的行为举止与人们要求于成年人的行为方式之间的断裂越变越大，那么，人们就越来越不可能像在较简单的社会里所做的那样，从一开始就把儿童置于其功能梯次的最初起点，以使他有朝一日能攀抵它的最高点。即使是在欧洲的中世纪社会，年轻人的求学和自身教化在多数时候还完全是通过直接师从某个成年师长来完成的。侍童随侍骑士，学徒拜师行会师傅。尽管当时这种拜师学艺的时间也很漫长，并且具体到各个学徒，多数情况下也难以达到满师出道的最高阶段，但学艺的梯次本身却相对简练，只有不多的几个档次。一旦社会变得愈益复杂和中心化，一旦社会的专门化有增无减，而且社会预定的学艺过程延长，为要担当成年人的劳作所必须的前期准备，也就会耗去更多的时日，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在一个较长的，而且还会更长的时期内，儿童和未成年人依然会被排除在成年人的生活圈以外。他们进学校、上大学、上技术院校、或者进入其他一些专门为年轻人开办的接受前期训练的机构。这些设施的数量在增加，它们的专门性在增强；包括进入它们的渠道也日渐拓宽。随着成年人职业的不断专门化和综合化，来自越来越广大阶层的年轻人所要经历的，已不再是从前流行的那种直接的预备阶段，而是要经历如今性质各异的专门机构中的间接的准备期。成年人的寿命在延长。进入成年人世界的准备期也同样在延长。生理上的成年人仍只算是社会的未成年人。他们是少男和少女，愣小子和傻丫头或是人们还有其他什么叫法的人；他们既非儿童又非男人或女人，他们过着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他们——像人们从前说的——有着一种“青少年文化”——这是一个他们自有的世界，这个世界鲜明地与成年人的世界不相一致。由不断增长知识而导致的预备期的延宕和非直接性，从一方面看使年轻人融入成年人的社会生活变得容易了，但在情感方面，这却使得这种融入通常变得困难重重。

欧洲工业革命前的制鞋师傅与学徒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条漫长征途上，向个体大众，向置身在充满竞争的过渡社会中的个体大众敞开的工作职业，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符合年轻人的预期。这些如今已被专业化的职业，大多数情况下只给单个人的特长和能力提供相当有限的施展空间。从年轻人自己的生活天地到成年人——对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的那种受到相当限制的生活领地，通常并不存在真正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前者在如此这般高度分化的国家社会的架构中往往变成了某种形式的飞地，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青年岛，从这里绝没有能抵达后者的捷径。从这一个生活圈过渡到另外的那一个，许多时候无异于一次明显的生活断裂，一次对个人来说无论如何都难以承受的生活断裂。一个未成年人要穿越这些飞地，他应该也必须不断地去尝试，不管是去尝试积累新的经验，还是去尝试建立他人与自己，或者自己与他人的联系。但社会提供给他进行试验的活动空间，与那种在许多情形下把年轻人当做成年人来要求的生活，与这种生活的相对狭隘、四平八稳和循规蹈矩没有一点关系。这个年龄组的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形成各种才能和趣味，但鉴于这种社会结构，成年人的功能体系并不为这些才能和趣味的实施留有空间，对那些行为方式和志向，成年人不是置之不理就是必然予以压制。

在国家社会不断专门化的同时，单个人成为自立的，成为更多地自己为自己做决断的独立个人的道路，随之也变得漫长和复杂起来。对他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自我规范的要求也在增加。此外，介于未成年状态和社会化的成年状态的中间年龄期出现了延长，并且表现出某种特殊的形态，这种延长和特殊的形态成为给个体个人加人成年人社会带来重重困难的因素之一，而且，它们还增大了这样的可能性：个人无法在他自己的特长，在他自身的自我规范和他的社会责任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三

与此相应，即便就社会专门化和个体化的那些迄今为止被推行得最广泛的类型而言，自我形象的，或者一般人类图像的基本模式，也始终是建立在关于某种“内部”，某种仿佛由一道无形的墙壁使之与“外部”世界隔离开的“内部”的观念基础上。不过，在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中，自然事件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同于它在比如十七世纪或十八世纪早期所扮演的角色了。个体与自然的相互对立，寻求知识的主体与有待认识的自然客体的相互对立，正逐渐丧失它们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之所以下降，与其说是因为在思想活动中显示出来的那些认识论难题已令人信服地得到了解决——实际情形远非如此——毋宁说，随着人类不论在行动上还是在思想中越来越有能力赢得对自然过程的控制力，进而使其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目的，认识论的这些难题已明显不再具有其紧迫性了。特别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物理的自然事件失去了昔日作为神秘的、桀骜不驯和危险的，经常是突发性地殃及人类生存的威力的特征。相反，人类，处于这种社会群体中的人类，则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力量的拥有者，他们可以破解自然世界的奥秘，并且能够使它的进程服从于人类自身的目标。在经历了长期的抗争后，对各种自然力量的系统探究最终变成了完全日常化的平凡的事情，而把它们应用于人类的目的也几近是不言而喻的常理，于是，自然对象所扮演的角色也与在从前观念里所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了，这种观念认为，那个充当“外部世界”的东西像是隔着一堵无形的墙与产生于人的“内在”的东西相隔绝，并与之正相对立。这就好比我们对自己说：“也许，我们可能在理论上无法就人类对于自然机制所形成的观念，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不依赖于人类观察的自在之物这一点达成共识。但看看现实中我们的发电站，我们的机器，我们的铁路和飞机。我们懂得利用我们的耕地来获取更多的食物，懂得从奶牛身上获得更多的牛奶。甚至在对付疾病上，我们也渐渐变得更有办法。这就是说，我们在实践中，在思想和行动彼此相结合的情况下，完全有能力在我们关于自然运动的观念和预期与这些运动本身之间制造出极高程度的一致性。如果那些耽于沉思的哲学家们竟不能让自己和我们搞清楚这种越来越大的一致性是如何可能的——tant pis pour les philosophes [干脆让哲学家见鬼去吧]！”

事实上，人们能够观察到的情况是，随着在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机制的关系中出现了力量的转移，后者在关于“外在世界”，在关于与人的“内在世界”相对立的“外在世界”的观念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与此相反，现在在这些观念中引起注意的，是个人的“内在世界”与他人之间的隔阂，是在这个“内在”中本己的自我与“外部”社会之间的隔阂。随着自然事件的可控制性的不断增长，个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对发生在人类之间的事情，尤其对发生在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事情缺乏控制力，而社会事件和社会要求给单个人本人的意愿和志趣造成的却是难以消除的对抗。

所以，虽然表明日益增强的个体化的那个形而上学标志还一直存在着，也就是说，虽然单个个人还一直抱有这样一个观念：他的内在性，或者他内心的构成物像是被一堵无形的墙壁远远地挡在了外部世界之外。然而，对他来说，这种观念眼下更多地表达了某个人对于他人的隔离感，或者是“个体”对于“社会”的隔离感，而不是表达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分裂。而且，这个关于孤独的观念，关于作为人的“内在之物”的东西，或者处于人的“内心”的东西是封闭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正逐渐拓宽它的涉及面。在许多哲学形而上学中能够为我们注意到的这种变化，相应地也出现于其他领域的自我经验的变化中。在前者，自我经验的重心更多地从“理性”和“知性”，从作为人“内心”中的对立于“外部”世界的构成物的“理性”和“知性”那里，转移到某种在根本上无非是思想实体化的东西，无非是由更宽广的基础来支撑的思想实体化的东西上，比如，人的“全部的此在”，人的“实存”。在后者，亦即在社会广阔的领域里，人们现在经常要遭遇这样一些自身图像，在其中，除了知性功能外，情感，整个人的“本真性”，尤其是人的那些更为动物性的方面，这些——鉴于它们越来越私人化——都一并构成了这个对于自身的“内在”的表象。

这样，一个人大概就会这样来表达他的感受：正是社会生活拒绝满足他“内在”所是的东西。他可能感到，是社会逼迫他违背自己“内在的真实”。“社会”这个词本身常常被人们使用得好像它是在指某一个人。这么一使用，它往往就具有做了母亲的人的那种角色特征，它扮演的是一个冷酷的、有敌意的，并且爱管这管那的掌权者的角色，孩子从她那里得到的是拒绝，并且不得不将自己喜欢做的、喜欢表现和表达的收敛“在内心里”——“社会”与“自然”不同，后者在我们所谓的“近代”的形而上学的语言用法中越来越变成这样一个东西，一个自然本身在较早期的观念中不过是在相当有限的意义上曾经所是的东西。这就是说，自然成了一个特别友善的人，尽管也不无狡诈，但它仍然是所有善的、救恩的、正常的和健康的，一句话：“自然的”东西的象征。而这样一来，在这个时代的公众思想中，甚至也常常在学院思想中，“社会”往往倒成了一种妨碍单个个人去过“自然的”，或者去过他“本真的”生活的东西。大凡人们想为自己和独立于所有他人而成为的那个东西，大凡人们想在其“内心”里成为的那个东西，都无不与“自然”这个词散发出的情感情结联系在一起：“内在性”被领悟成人们由“自然”而来所是的东西；而人们在与他人交往中的所是和所为，倒显得是某种由“外部”强加来的东西，是面具或外壳，是“社会”笼罩在个体的“自然”之“内核”上的面具和外壳。它，这个“社会”，现在成了与个人的“内在世界”相对立的“外在世界”；它——人们如是认为——无法触及“本己本质的内在核心”，或者，在不同的场合下，它被看成是牢房的狱吏，被看成是阻止单个个人走出自己的内在牢房的狱吏。

“我从牢房把生命窥探，”里尔克在他的一首诗里这样表达，“我与他人还不如与他物亲近；他人是偶然，是声音、恐惧，是许多小小的幸福，总是伪装，假面后面总是哑寂。没人在过自己的生活。兴许什么地方有一些宝库，在那里所有这些未被生活过的生活像甲胃、摇篮或衣衫那样堆积着，从未被人动用。毕竟有条条道路通向尚未亲历的事物的宝藏，就像一座没有窗户的监狱。装有铁栓和铁丝网的门阻拦每一次的进人，而铁丝网由人制作。”

埃利亚斯这里引用的诗作来自里尔克（Rainer MariaRilke, 1875-1926）的《朝圣》（见于图右《时辰祈祷》（Das Stunden-Buch）中）

这几行诗精炼、概括、鲜明和清楚地表达出人的自我经验和人的苦难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其实并不为诗人和哲学家所专有。在社会的广大领域内，人们对它的感受可能并不总是这样明确，或者能像这样轮廓鲜明地诉诸语言。如此这般的感受，其特质和强度是因人而异的。但里尔克在此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的人类面临的问题性，包含着过去被人称之为“时代精神”的那个东西。这个问题性也包含在人的，属于一定社会集体的人的人格特征的基本模式中。如果把这个问题性看做社会的以及个体的现象，那么，它就一并构成了一种大变动的背景部分，在这个变动的过程中，人类一步步地脱离了较为严密的、较少分化和组织较稳定的血亲集团，进而——就像呈扇形运动于辽阔平原上的密集的队形那样——彼此组成更加复杂的国家社会，直至最终组成各种民族国家社会，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内部，人们之间有了更大的私人距离。

在早期的、较为严密的和较为封闭的集体里，能对规范个体行为起到最大作用的，还仍然是他人的始终在场性，仍然是与他人持久的共同相处状态，是那种置身于他人中的毕生的和不可解除的归属感，以及尤其还是对他人的直接的敬畏感。那时，对单个个人来说，首先既没有独自生存的可能性，也没有人的这种需要或能力。其次，个人几乎不具有做出下述举动的可能、或者愿望和能力，这就是：独立地为自己做出决断，或者提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总是顾忌自己所在的群体。这并不表明，属于某个这样的集体的成员就一定生活在彼此的和谐中。屡见不鲜的倒是相反的情况。它仅仅意味着，人们当时都首先是——用时髦的话来说——从“我们—视角”来进行思想和展开行动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特征已适应了与他人稳定的共同相处，已合乎于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那种相关性。

在后来的，亦即在高度工业化的、人口众多和城市化的国家社会里，成年人不仅包括独自——或最多不超过两人——生存的可能性，也包括他们这么做的能力，甚至往往是这么做的需要，都表现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烈。个人在众多的可能性中给自己做出选择，这已成为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性从一开始就变成了习惯，变成了一种需要和理想。不光存在着由他人来对行为施行的规范，这时候，在更普遍的范围内，也出现了涵盖所有生活领域的自我规范。与此类似的是，对人的在社会价值尺度上得到积极和高度评价的个性特征的规定，与对其他被评价为人的消极个性特征的规定，这两者在结构上存在着联系。一方面是，高度个体化的个人对自己的独立性，对自己的自由，对他们有能力在责任自负的条件下采取行动和独自为自己作出决断而感到的白豪；另一方面是，他们彼此间出现的不断加深的隔离性，他们的偏执，他们觉得自己是某种其“内在世界”深藏不露，因而无法被别人了解的东西，是“披着外壳的自我”，而这层外壳相对于他人，乃是某种外在的和陌生的东西，甚至简直就是一个监牢的看守；以及与这样的自我经验相联系的所有的感觉类型，比如，感到自己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这种感受，感到自己根本上是独自的存在，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孤独感——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人的人格结构的同一个基本模式的两面。但由于人们是用一种对立的方式来评判它们的，由于存在于人们身上的情感调子是有差别的，所以，人们就容易把它们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和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现象。

换言之，这种导致了个人的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发展，给单个个人开启了某种途径，使他们获得特定形式的满足和成就感，或者相反，造成他们特定形式的不满意和一事无成；让他们获得特定的机会，能带来快乐、幸福、惬意、欢娱的机会，以及相反，遭受创痛、不幸、烦恼和不快的机会——凡此种种都无不具有特定社会的特征。

个人要独自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自身的奋斗和决断去争取实现自己的追求，这种可能性本身就隐含着特定的风险。它不仅要求个人具备极高程度的执着和远见，而且也一再迫使他丢下眼前暂时的成功机会，并且不受短期冲动的左右，以便实现能带来更加持久的满足感的长期目标。短期冲动和长期目标，这两者有时可以相互统一起来，有时却不能。人们为此要有所冒险。人们有选择的可能。但选择的自由越大，风险也就越大，两者是一块儿到来的。人们可以达到使个人奋斗富有意义和给他带来成就感的目标，并且可以因为这些目标的实现而获得所期望的满足感。人们也可以半途而废。或许，梦想总比现实美丽得多。人们还可能完全错过了他们的目标，因而，一辈子都蹉跎于抱憾此生的苦涩。可能是战争，可能是动荡和其他一些大的社会事件挡住了通向目标的道路。也许是人们错误地估计了从自身的社会情况出发去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时机。也许是人们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以致那个在他们眼前晃动的，被当成预示着意义和成就的目标，不能与他们最能胜任的那个目标一致起来。漫漫长路上付出的努力可能会如此巨大，以至于人们反而失去了把获得和获得的东西本身当做很有意义的成就，并为之喜悦的能力。感受成就和喜悦的能力可能从孩提时代起，就在家庭生活的联系织体中已经被颠覆了。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不计其数。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有着大量的因个人而特定化的追求和机会，但相应地，也不乏大量的由这些追求和机会本身导致人中途失败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那个“尚未亲历的事物的宝藏”。从结构上看，被错失的可能性的丰富程度乃是与人们在其间能够和必须作出选择的可能性的丰富程度相等同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接受的是业已达到的东西，他不会太多地去回想当初。但不管你反省还是不反省，个人在如今这样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必须走的道路——相对于在其他类型的、较少分化的社会里的单个个人可能走的道路——已出现了极为丰富的分叉，尽管这种分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是程度不一的；这条路的沿途有不计其数的支径和岔道，人们必须在这些地方决定自己是沿这个方向，还是沿那个方向走下去。一旦他们事后回头看看自己的决定，可能很快就不自信起来：当时我是不是该走另一条路？我当初是不是对我的所有可能性没有考虑周全？现在我虽然达到了这些目的，但我把其他的一切留给了别人，尽管我现在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我是不是白白荒废了我在许多其他方面的才能？是不是放跑了许多我原该有能力做到的东西？要求个人在某一方面或多或少地专业化，以致个人要放弃无数未去尝试的可能性，无数他未生活过的生活，无数他未扮演过的角色，无数他未曾有过的经历和无数被他错过的机遇——社会的本性就在于此。

四

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存在着相当少的可选择性，存在着相当少的选择的可能性，缺乏对事件联系性的认识，因此，那些过后看起来可能是“被错过的”机会也不多见。在最单纯的社会里，人从孩提时起往往只有一条唯一的、直线型的路可走——女人是一条路，男人也是一条路。交叉而行的路是罕见的，而且很少有单个个人要独自面对决断这样的事情。即便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本身也带有它的风险。可是，能够进行选择的空间是如此之小，生存听任自然力量的专横和超常威力的摆布是如此之大，结果是[在这样的社会里]几乎不存在做决断的风险。在那里，每个人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以后都得面对的风险，首先完全还是肉体可能遭受到的威胁和毁灭。而且，这种风险又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对人的主宰：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特有的形式，比如：可猎取的野兽会不见踪影；人类面临被饿死的危险；人越是孱弱，获取猎物充饥的机会就越少。咆哮的河流，雷电轰鸣的云雨引起洪水泛滥，大地顷刻间被淹没，人们在劫难逃。肆虐森林或草原的大火吞没了每一条逃生的道路。烈日炎炎，河床干枯，疾病蔓延，四处都是吃人的野兽和人类的天敌。对生命的威胁随处可见，终日不断。巫师们或是念念有词，或是狂呼乱叫，人们不知道世界为何会这样。人们日复一日地活着，饿了吃，吃了饿；人们狂奔乱舞，人们死亡。至于将来何时会出现什么事情，这方面的远见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他们不懂得有远见的行动，在这方面发展得也相对软弱。他们同样无法理解有这种可能，即他们可以放弃他们此时此刻感到必须要做的事情，去寻求一种得等到一个星期或一年以后才会到来的满足：或者他们可以去做我们今天称之为“工作”的事情。为什么要去做既耗费体力又和眼前的、当下的迫切需要无关的事情？

原始人类在狩猎（此画作藏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

这就是今天所有现存人类的祖先都曾经历过的那一种社会生活，其时间之长远胜于后来人类发展的短短几个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历史”——中有文字记载的社会生活方式。即便是某些地区的一些人类集体为了取得可能是数月以后才能收获的食物，而开始有意和定期地播种各种野生植物，或者是开始将野兽的幼息带回来饲养，以便口后所用，这个时期离我们也不过一万多年的时间。在这一进程中，人类迈出的每一次较大的步伐，不管是从以采摘果实为生的社会向定居的农耕社会的转变，由狩猎向畜牧业的转变，还是由石块和兽骨制成的工具和武器的使用，过渡到对金属工具和武器的使用（唯有专家们才弄得懂这种使用情形的所有秘密），还是几千年以后的手工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过渡——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变革的大方向，从某个确定的方面看，在数千年间都是相同的一个。

每一次这样的变革都以远见的某种积累为前提，反过来，变革本身又再次引起远见的增长。从朝着某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到抵达目标的最后一步，即大功告成的那一步，这中间的间隔变得越来越漫长，因为这期间出现了不计其数的中间步骤。从前，在那些小规模的人类群体中，这样的间隔还是短暂的：这些群体中的成年人必须也能够亲自——且通常是大家一道——操办所有的活动，所有的那些为满足以社会通常的形式出现的需要而必需的活动，而且他们还掌握了这方面的所有技能。比如，他们可以加工石块和兽骨，可以外出寻找食物，要不就是建造挡风避寒的设施，或者拿石块和木头燃取火种。慢慢地，这种间隔开始拉长了。器具变得与目的越来越相称；专门工具的数量增长了，相应地，人的技能也复杂多样了。我们若把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石器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比较一下，会获得说明这种分化过程的很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一过程在当时是极端缓慢的，远不及发生在当今工业社会中的器具和技能的那种日新月异的分化和专门化过程。在五十万年——也可能是六十到七十万年——这样长的时间里，不同种类的石头在人类制作工具时充当最精致的原材料的时间究竟有多长，当时每个已成年的人还能同时拥有通行于那一社会的所有技能的时间有多长，那些掌握了特殊技能的专家是什么时候从一般人当中脱颖而出的，这些现在都难以准确说明。无论怎样，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不仅从行动序列开始的第一步到结束的最后一步之间的中间过程成倍地复杂了起来，而且，为了实施中间过程所需的人手数量也在增加。随着行动过程的展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一种有增无减的相互依赖的状态，就像被一条无形的链条串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中间的一环，作为肩负着有限的特殊使命的专家在行动；他被编织进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从向团体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到该目标的实现，这个网络在其间收编进了无数的专门功能和拥有行使这些功能之技能的人。

而从功能分割变得日益增强的某一阶段开始，专司协调的功能数量也扩大了，它们的目的是保持日渐增多的专门活动彼此衔接。这些行动的连续链越是拉得长，对单个人来说，他或是迫于自身的生存需求，或是因自己的一技之长在其中陷入的层层制约就越是望不到尽头，以至于到最后，我们要判定其中什么是手段，什么是最终目的，已变得难上加难。

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历史中观察到在这一方向上以不同方式出现的变化趋势。比如，这种趋势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人们越来越频繁地把对特定对象的使用当做共同认可的规范交换行为的尺度。在彼此联系松散的人类集体的交往中，特定的贝壳，甚至家畜就可能具有这样的功能。金属物件的重量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是由某个统治者的，或者至少是由中央权力机构的印章来予以保障的，对它们的使用，就已经预设了一种相对稳固的组织机制。在一个社会中，货币流通的日趋频繁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在该社会里行动的链条正变得越来越长，变得环节越来越多，同时，功能的分割，比如国家的形成，也日益加剧。

中国秦朝调兵的虎符（拓片）

当今天生活着的人类的祖先们被饥饿驱使着，随手捡起地上的石块，用它们投击猎物，此时，他们的行动还是直接受到自身当下的需要驱动的。当他们在并不一定感到饥饿的时候，把石块削尖，为以后的狩猎做准备；或者，当他们将野兽画在地上和岩壁上，用画来表现他们猎杀那些还要到以后才真实出现的动物的活动，以表示自己对获取食物的信心，削减他们的生存随时都面临的不稳定性，那么，此时在他们的活动从开始到完成之间，就已经具有了比较长远的预见性和比较大的间接性。但即便如此，所有这些在当时还都是在小规模的人类群体范围内出现的，在那些不得不依靠自己去获得一切所需的人类群体中出现的。他们在自发的本能冲动和机械的执行之间加人驾驭功能——如克制、暂缓和变通——的能力，可能还不是十分发达。正像他们在其他自然强力面前还是较之自己的后辈更加束手无策地听天由命那样，他们在自己肉体的本能力量袭来时同样还是不知所措地任其摆布的。

就算他们自身的生物进化已达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不算太自谦的——“智人”，达到了这个今天所有生活着的人类都包括在内的种类以后，我们仍有理由认为，这种状况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接下来的变化，如不断产生的功能分割，逐渐增长的远见和预见，以及按照这样的远见和预见来抑制短期冲动的能力——这一切连同所有蕴涵于这些转变中的东西，都不是某种进一步的生理进化的特征，毋宁说，它们是同一生物物种的某种社会的和心智进化的特征。他们的身体、上下肢、眼睛、耳朵和大脑结构已经与今人一样了。然而，在他们的远见，在他们控制和转移自身的或自身以外的自然强力的能力持续增长起来之前，还需要有几百代人的经验的积累才行。正是由于向着这一方向的发展并不就是某种生物的进化过程，并不——像人们通常会认为的那样——根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所以，这个发展也有可能会出现倒退。同样，那些漫长的、带有功能分工特征的行动链可能会再一次萎缩起来；对行为的社会和心理控制会再次减弱下去——不光是局部的控制，像它通常随时出现的那样，而且也是完全一般地关系到整个人类的行为控制的再次减弱；进而，那种特定的，被我们用“文明的”或“个体化的”这些词语指示出来的行为特征，可能会重新让位给受短期的和受更加动物性的冲动驱使的行为和经验形式。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多少克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去说这个或那个“更好”，或者这个、那个“更值得意愿”；尤其是假如我们能克制住想当然的观念，不认为这一个或那一个，不认为“进步”或“衰落”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么，要澄清一种运动过程是在何种条件下和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朝着这一个或者那一个方向展开，就会显得不是特别困难了。

无论如何，我们在历史中总能一再看到这种[进与退的]两个方向上的变化，尽管（如果从更大的时间跨度看）在最近的几千年里，一直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和心智的演变占主要地位，即：从较小的，有着简单需求和不确定的需求满足的，因而其活动是相对短期的人类集体演变到另一种类型的，规模更大和人口众多的，有着更为发达的功能分工，有着更强有力的行为控制，有着更复杂和更加因人而异的需求，以及具备高度发达的协调或政府机器的人类共同体。在这种几千年的进程中，我们称之为——借用一个并非总是完全贴切的表述——“职业”的这种专门化了的活动，在数量上先是逐渐地，到今天已是急剧地增大了。当初不过是一些男人女人遵照传统，在他们的群体范围内专门从事不同的活动和专门承担不同的技能，到后来他们也许就成了巫师、武士、农夫、放牧人或者铁匠之类的。或者，有可能是整个一个部落掌握了某种捕鱼的专门技能，并且用自己收获的盈余按照某一固定的形式，去和内陆部落交换果实和可食用的植物。今天，在许多社会里有着不计其数的专门化的职业工作，每个人在一定的程度上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社会背景，按照所受的教育和自己的才干去选择它们；这些职业工作的数量正在飞速地增多。我们不仅有医生，而且还有负责治疗耳朵和眼睛的专科医生，有儿科医生和妇科医生，有精神病科医生和内科医生，而且不光是这类职业本身的，就连相关辅助工种的数量都在持续地增长中。不仅有工程师，而且还有建筑、造船、飞机设计、发电以及数不清的相关领域方面的专家。我们不仅有业已存在的，可以做各种具体细分的职业种类，而且也有许多正在形成中的新兴职业。

现代医院科室细分已经达到令人难以识记的程度，图为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机构设置图（图源：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网站）

但这只不过是这种漫长进程中的一个最晚近的阶段。伴随着这种进程的展开，行动链条的功能分工网络在不停地拉长，并且不停地在增加环节。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彼此不断增加的依赖性中，与此同时，每个个人又变得更加与众不同。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组织机构变得愈发庞大，而组织机制本身也日趋复杂。过去和现在，许多小规模的人类组织尽管不具备常设的、专门化的协调功能，也还是维持了下来。从前，部落中最年长者只要觉得什么时候有必要，就会坐到一起共同商议事情；平时他们的生活与其他人没有什么分别。谁若是在狩猎或征战中表现突出，其他的人就听他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村落式的聚居地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功能分工，一步一步地演变为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区和城邦，再由城邦演变成城市邦联或者各种君主国，后者或是以松散的，或是以严密的中央化的国家组织形式，统治着更多的城市和周边的乡村地区；继而，那些得以迅速发展的城市国家，要么演变成民族国家，要么成为世界帝国或者是民族国家联盟——不管这种演变如何进行，随之出现的不光有种种官僚等级制，不光有在各个层面上都形成某一个中心的经常性的和专门化的协调功能，而且，这些官僚等级制连同它们的中心机构本身也形成了分成许多层次的互相钳制的等级。一个地区越是广大，人员的数量和借助国家组织机构统一起来的专门化活动的数量越是众多，那么，在统治机构中环环相扣的等级的数量，以及部门和职务的类别也就随之越多。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像这样置身于如此这般功能细化的织体中，并且作为这方面或者那方面的专业人员而越来越彼此依赖，把他们的功能和活动相互协调起来也就变得愈发必要了。恰恰是基于这一点，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演变，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向着聚合成规模更大的，更加中央化的和功能分工程度更高的集体组织这个方向上的演变，势必造成某种对单个人当下冲动的更大程度的抑制。这种抑制最先可能是通过制造对他人的恐惧而被强制的，如因为害怕监管人员，或者畏惧上司派来的代表。后来，单个人自我控制中的那种要与他人和他人的活动相协调的因素逐渐增多，并且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了。要具体说明这种因素的话，比如对钟表的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因为，不论钟表作为一种对人类之外的自然变化运动的测算工具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它们在某个社会的日常使用中，都首先是远距离协调多数人活动的工具，协调多数具有较高自我规范能力的人活动的工具。

总之，尽管存在着许多可为我们个别观察到的波动和反复，这些变化的方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上始终是保持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巨大运动的框架上，时不时地会出现一些断口，或者说，遵循着同一方向的社会和心智的变化，在某些时期会给人类开启全新的，并且是到目前为止根本无法想象的生活可能性——这其实就是人类自身新的可能性。使自然力量服务于人类目的这种有意识的开发利用是靠了自然科学的高涨，才几乎显得是某种全新的东西的，但从某一方面，某一比我们今天所能意识到的还更加广阔的方面看，它乃是那些可以被遥遥上溯至人类史前历史的奋斗的一种继续。尽管当时对如此这般的奋斗有着不同的思想处理，但采集火种、驯养野兽和种植作物为人类所用，这与人类其他同类性质的征服活动一样，都是朝着当我们今天开采石油或制造核能用于人类目的时所要达到的那同一个目标而迈出的步伐。即便在那样的时代，人类的统治活动和人类知识的这种扩张，通常或早或晚地也导致了人类活动的专门化。当时亦如今天一样，扩张与专门化齐头并进，带来了倍增的劳动成果，这些成果在数千年内最先使有限的社会阶层受益，并且最先把他们——仅仅是他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从事另外的活动。

如此看来（当然还有许多相似的角度），人类因得益于我们所谓的“科学的研究”，而对自然事件的更加有意识的和更加带有方法性的控制和利用，乃是与人类种种联系的缓慢变化密切相关的，比如，人类和人类之外的自然的联系的变化，人类彼此间联系的变化，以及（在作为个体时）人类和自我本身的联系的变化。但这种对自然事件的控制和利用，同时也表现为一种突破，一种导致新东西产生的突破。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过，从这时候起，在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力量的旷日持久的较量过程中，优势的天平先是缓慢地，然后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开始向着人类这一边倾斜。诚然，某些自然灾害可能会重新逆转这整个的发展势头。非—人类的自然所具有的超越于人类的潜在的优势，是并且始终是巨大的。但人类是能够置这种对更长远的展望的思考于不顾的。与人类历史的以往时期相比，人类在最近的与自然的非—人类形式的角逐中，赢得了有利于自己的优势。

从社会的方面看，这不仅意味着功能分工过程的日益加快，不仅意味着人类盘根错节的专门化活动愈发频繁和变动不居；而且首要地，这也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社会进程中，除动物劳动之外曾经是诸多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来源的人类体力劳动，对一个有着功能分工性的社会结构的运作来说，其扮演的角色已明显地微不足道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得以从体力劳动，或至少是从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具有较高技术、知识和教育含量的劳作。无疑，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如何利用那些既有的、没有受到人类干预的非生命的能源形式，比如风力或河水的湍流。现在，人们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去利用那些人们知道根据有步骤的研究，凭借自己的工具本身就能够开发出来的各种能源形式。这就是不断地利用诸如蒸气、电力或者核能这些通过社会的合作生产出来的物质能源，这种利用本身一步步地，虽然有时会有反复地取代了对人和动物的身体力量的社会性使用。

同时，这种变化也呼应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单个人本身的变化。甚至，迅速增长的人类对外在自然力量的控制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这种控制本身乃是长期保持在并运作于一个高度有序的和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框架内的，而该社会结构的有序性和稳定性本身复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高度控制。与此同时，那种对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力量的日益增强的控制，唯有在人类不断增进了对自我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它之所以可能，之所以能持续下来，仅仅是凭借着对人的短期情绪因素和本能的相当稳定的控制，这种控制，部分来自于社会机构，部分来自于单个人自己。后者的，也就是单个个人的较高度的自我规范，唯有伴随着社会控制的某种与此相当的很高程度的有序状态，才能得以形成和保持下来。对自然的控制，对社会的控制和对自我的控制，这三方面构成了某种形式的圆形锁链；构成了一种三维式的功能序列。这种功能序列的形态，可以充当观察人类事务的基本模式：三维之中任一维的展开离不开另外的二维；某一维的大小和形态有赖于其余二维的大小和形态；如果它们中的一个崩溃，其余的两个迟早也会跟着崩溃。

五

上文中我们对那条漫长、艰辛的道路做了一番回顾，在这条道路的进程中，先是少数几个——毫无疑问，慢慢地就变成了全部——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一步步地懂得了怎样使外在于人类的自然力量服务于人类自身，并且使社会成员有机会从事其他类型的活动，这些活动已不同于以往的诸如保护肉体生命、敬畏无法认识的事物和满足直接当下的迫切需要这类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这种回顾，目的是把那些尖锐的对立命题从它们理所当然的状态中释放出来，因为人们今天正是通过它们——用一种当前时代的短视态度——来不断地切近人类问题的。像“自然”与“社会”，或者“个体”与“社会”这种对立命题，以及整个的问题域，整个的由这样一个观念奠定的问题域：某种存在于“个体”的“内心”里的东西，某种表达了个体“本性”的东西，是与非“自然性的”社会的“外在世界”截然对立的——所有这一切都因它们的简单明了而具有说服力；它们符合于为我们所熟知的那些价值设定，并且对如今的许多人来说，它们具有某种情感真实，而这种情感真实看起来是具有极强说服力的。尽管如此，它们却很少与因得益于众多个别科学细致、长期的研究工作（如果我们将它们的成果联系起来看的话）而逐渐清晰起来的人类图像相一致起来。它们不仅模糊和扭曲了有关人类的问题本身，而且还阻碍了我们形成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把握；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成了障碍，使我们不能在考察这些问题时采取一种切合目标的行动，以致我们在实践中为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实施的种种措施无法最终接近它们的目标。总之，它们所起的作用往往正好相反。

因此，我们之所以需要对人类的生成过程做上述那种长距离的回顾，首先也是为了看清人们试图用“远见”、“理智”、“文明”、“个体性”这些词语来指明的那些人类的自身特性，而不将其理解成某种静止的和某种终极给定的东西；相反，我们倒应该把它们看成某种生成性的和暂定的东西，看成某一过程的某些方面。

对今天来说可能尤为困难的是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就连我们用“个体性”这样的语词表示的人的质性，也不单纯是自然给定的，而是某种随着社会的进程，随着“个体化”的某种过程，从生物的原生质料发展而来的东西——“个体化”的这个过程在人类发展的巨流中与其他诸如此类的过程是不可分的，如与社会功能急剧分化的过程是不可分的，与对人类之外的自然力量的越来越大的控制历程是不可分的。

当然了，在史前时代的那些最为简单的，还更多地带有野性特征的人类集体中，也可能已经出现了单个人在行为、天赋和经验上的差异。不过，人在行动中越是受他们自身所是的原本未驯的天性力量的驱使，他们彼此在行为上的差异就越少。这种本性力量在人类的共同相处中越是受到——开始是基于对他人的爱和敬畏，后来同时也是基于爱和敬畏本身——频繁的、多种形式的和涉及所有方面的抑制、疏导和转化，人们在自身行为、感受、思维方式和目标设定上，特别是在他们可塑的外形上表现出的差异就越是多样，越是鲜明，从而，单个个人本身也就越是“个体化”。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之间在各自的特征方面不仅事实上变得越来越不相同，而且，就连个人自己也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差异性。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开始，人们也随之给人的这种与众不同性赋予了某种特别的意义。在社会的不断分化和个人与此相应的个体化过程中，一个人的这种有别于所有他人的事实，就演变成了在这种发生了分化的社会的价值标准中享有特别高的地位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里，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个人理想，是使自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同于其他的人，是让自己在其中鹤立鸡群——一句话，是成为与众不同的存在。无论未成年人或成年人是否自知，单个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已被卷入持续不断的，有时无声、有时有声的个体竞争的角斗中，在这场角斗中，对他的自我感觉和自信心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他能够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个性，我的独到之处，我的成就和天赋，有了它们，我才不同于我周围的其他人，从而让我出人头地。”这不过是人类性格特征和人类处境的又一个方面，由此表现出的是单个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自己是自为的和独立的人，并且一心要在他个人的行事或者所是中去寻求[符合这种身份的]意义和满足。

与众不同，靠自己谋生立业，凭自身的素质、技能、实力或本事去赢得个人奋斗的成就——单个个人的这种自我一理想，显然成了他人格的一种基本成分。成了这样一种东西，没有它，个人甚至在自己的眼里也可能会失去他对自身的认同，失去他作为这样一种个体的自身认同。但它又不单纯是个人本性的一部分。它是某种经由社会的习得而在个人自身内形成的东西。如同自我规范或“良知”的其他一些方面那样，这样的自我—理想乃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随着社会生活的完全特定的结构演变，才十分缓慢地在一个社会中如此鲜明、如此广泛地出现的。就是在欧洲的那些业已更加复杂的国家社会里，这种成为、拥有或成就某种独一无二的和与众不同的东西的自我—理想，以及个人因实现这个理想而获得的满足，也同样是逐步从个别的群体扩散到广大的社会阶层的，也同样是首先慢慢地在男人圈内开始，而后更慢地波及到女人圈的；女人一般是后来（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原因）才作为个体直接被拉入个人之间的竞争中的。在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随着目前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的形成——一开始是在相对较小的群体和阶级内——我们也能观察到相似的人的变化和类似的理想构成。

换言之，这种自我—理想包含了某种个性结构，后者的形成完全与人的特定处境，与特定结构的社会形式相关联；它是高度个人的，同时也是因社会而定的。个人在选择这样的理想时，与其说是出于在众多他者中的一种较为自由的选择，不如说这是最终分摊到他个人身上的选择。它是在大多数具有高度分工的国家社会中为社会所要求，和被社会培植起来的单个人的自我一理想。当然，人们在这样一些社会里也可以反对这种理想；也会有躲避它的隐居处，在那里，个人不再有必要靠自己做决断，或者在突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中去寻求个人奋斗的满足。然而，一般说来，对在这样的社会集体中长大成人的人而言，这种形式的自我—理想和与此相应的高度个体化始终是他们人格的整个特性的一部分，他们无法摆脱它们，不管他们是赞同还是否定它们的价值。

通常，以这样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人，他们不仅接受这种奋斗的形式和与此相应的行为态度，而且还把它们视为自明的和“自然的”。个人的这种理想，即通过在其所处的社会中向着某一对他个人来说富有意义的目标的积极进取，从而达到个体的意义的实现，是与该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厕身其中的特定的社会处境相适应的。它使得单个个人能够享有（就这一类型的社会中的那些对于个人已是给定的而言）相对较大的选择余地和较高程度的自由。他能够，但也必须在他少年时就从无数多的可能的目标，从那些在这样的社会中首先取决于他父母的地位，然后取决于他个人所达到的地位才向他敞开的目标里，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能够保证他日后获得自己的特长和努力的最佳成就的目标。他可以去谋求固定的或自由的职业，如果它们能够像他预料的那样给自己提供机会脱颖而出，提供机会自立门户，不依赖他人，甚至也不依赖自己的父母和宗族；或者让自己在他所有的亲朋和熟人中出类拔萃，在个人之间受控制的竞争中做出某种特别杰出的、独一无二的、不寻常的和“伟大的”事，或者成为这样的人。因为，在这类社会的价值序列中，所有这些都享有很高的等级，能为个人赢得荣誉、尊敬、掌声甚至是崇拜。

但人们自然也会因此犯错。这就是上文所讲的风险。原因在于，由如此这般的社会构架提供给个人奋斗的成功机会，相对于具有这种奋斗意志的人的数量，总是少而又少的。我们很难估计，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集体中，在一个给定的时期内，这两者的悬殊究竟有多大，虽然存在着它们上升或跌落的征兆。不过，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不管情形究竟如何，这种不相称可被看做在这样的场合下具有重要地位的问题的一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并非是单个个人与生俱来的某种追求，某种非社会的、自然给定的个体追求与挫败这种追求实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种种失衡。毋宁说，我们关注的是单个个人习得的，经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和经验制造出来的那种个人追求，那种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无法由他所在集体的社会设施本身来保障其实现的个人追求。

自然，这种性质的不相称在许多社会里，特别是在许多正实行或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社会里都存在。但毫无疑问，在非专制型的国家社会里，即在有着较强劲的个体化运动，在有着由社会本身给定个人的较大余地的选择和自我责任，以及在有着把对个人独立性的追求看做是自我理想之要素的深厚传统的国家社会里——这样的不相称会比在专制的国家社会里表现得更强烈。不管这种不相称是隐蔽的还是显而易见的，其征候在前一种社会里要比在后一种社会里更为明显。它们在艺术和科学，在报刊和杂志，在哲学言论和日常的惯用语中都有表现。

而在这里更主要的是，这些征候总是一再把自己表现为横亘在“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一条恒定的断裂和对立，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断裂和对立的根源完全在于人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有些学者，尤其是弗洛伊德，都显得很乐于把这种性质的对立看成是人生在世的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看成人的生命的一种悲剧性的基本形态，人们只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就像接受你所爱的人的痛苦、不幸和死亡那样。他们乃是把这类问题作为某种多多少少不言而喻的东西来探讨的，因此，总是一再得出这样一种假定：这里关乎的是两个各不相关、各自存在的给定事态之间的矛盾对立，即那种无法改变的、在人类中间无处不在场的矛盾对立，而不论人们是否把这样的给定事态设想成某个“外在于社会的个人”和某个“外在于个人的社会”，或者设想成某个“外在于社会的自然”，某个与“非自然的社会”截然对立的自然的表现形式，情况都是如此。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就这样，这些在一定的历史-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并且与某一特定的人类境况相关的问题，现在也往往让身陷其中的人类自己觉得，它们在根本上是人类的永恒问题。像上文列举的那些失衡的例子，就表明了某些社会的特征，在这些社会里面，作为个体的个人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和在没有身体暴力的情况下被卷入具有严格规定的，却几乎波及各个方面的竞争活动之中，为的是去赢得一些按照某一相当确定的社会价值和等级秩序来看是极有价值和值得争取的机会。对那些把自己的愿望瞄准了这类机会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机会总是因为这个或那个原因可望而不可及。而对那些赢得了机会的人来说，它们随即就能带来各种各样的回报，要么是感到自我和意义的实现，要么是拥有财富和权力，或者是享受荣誉和富足；在机会和回报之间往往就是这样或那样的配套组合。

这些在一种如此特别的社会里对单个人所产生的问题，有其独特的性质。单个个人从孩提时就接受调教，以养成比较高度的自我规范和个人独立性。他要习惯于去和他人竞争；他从一开始就把学习当做某种能给他带来掌声，并且对此感到自豪的事情，他了解到凭借自身的个性，凭借他个人的努力和业绩使自己有别于他人和脱颖而出，这是有价值的和值得想望的事情，于是，他学会了在如此这般的成功中去寻找满足。但是，在任何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够据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和人们在其中能够让自己出类拔萃的领域，这些同时都被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界限。在这些界限之外，对个人的期望则完全相反。在那儿，一个人被期望不得与别人不一样；倘若这个人表现得与众不同，就会招来反对、蔑视和通常是极为强烈的对他的排斥态度；与此相应，这个人的自我驾驭就得这样来设定，他的行为和表现在这里不能超出既有的规矩，他要与所有其他人一样，并且与他们保持行动一致。但要人顺从一个方向行事，常常并不比人在其他方面与众不同容易。可以肯定，要在具有与别人同样的行为方式和成为独一无二的及与众不同的人这两种能力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只须想想经常被人们讨论的伟大艺术家的问题，托马斯·曼就曾努力探讨过这一问题，或者也不妨推及学者、政治领袖、企业主和其他许多群体的人，想想他们特别出众的个性的问题，我们就能发现这样的例子。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这本身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造成个人性格的紧张。但不管人们对这种紧张怎么看，它们都不是在“个体”的外在于社会的自然需求和某一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的非自然要求之间的紧张，而不如说是单个个人所面临的、与其所在社会行为规范的那种特定模式相联系的困难和紧张——这种特定的模式同时还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规定了单个人自身个体性的行为驾驭。一言以蔽之，它们是社会之内的各种不协调性，是表现于这个观念中的不协调性：在个体的“内在世界”与社会的“外在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永恒的紧张和断裂。

同样的情况也见诸这样一些困难，它们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个体的追求，如努力去与众不同，成就某种特别的事情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挥个人的才干或技能去寻求个体存在的意义和满足，仅仅在少数场合下才能如愿以偿。一方面是相对来说少数人因为达到了某个这样的目标，因为在个体的角逐中取得成功，尤其是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超出一般——在这个词的字面意义上——的业绩而获得的满足。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却是为数极大的大多数人要么朦胧地、要么明确地感受到的不满足，他们一次次亲身感受大大小小的胜者寡、败者众的竞争和未能赢得所希望的东西的苦涩，他们一天天衰老，却远远未实现年轻时为自己定下的那些宏图大志，只好抱残守缺。与前者的那种实现了人生意义的感觉形成对照的，是后者这里的普遍的失败，没有意义和一事无成、沮丧和负罪感，甚至是人生此在的无意义这样的情绪。就算是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个人的本性与在这种本性之外的社会状况之间的不相称性的观念，也成了这些当事人自己反思他们命运的独特形式之一。认为某种绝对是自然给定的个体性是与某一“外部的”社会截然对立的这种由社会前定的思想模式，在这里也可以用来说明以下一些现象，它们是社会内部不相称性的产物，是个体追求的社会导向与这种追求获得成功的社会可能性出现失衡的产物。

有这样一系列的现象还大都不为我们的观察和思考所注意到，因为，对于凡此种种内在于社会的不相称性，人们是按照像“本性”与“社会”这种显然相互排斥的对立形式来思考的。例如，我们会想到一种还几乎没有一个确切的词来命名它的现象，这就是或许能被我们称之为“社会的压力”的震荡，确切地说，是一定社会集体的“内在压力”的震荡。不论这种震荡在当时是与拥有失业救助的工业化国家中上升的失业率有关，还是与在一个还是高度农业化的国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数量太多，从而无法提供足够的、与这些年轻人的志向相当的职位这种情况有关——在这两种以及其他许多种情况里所涉及到的，并不简单地只是个体的自然需求，如本性使然的饥饿与满足这种需求的社会机遇之间出现了失衡——事实上，众多的单个个人的饥饿和死于饥饿本身，很少能导致某一社会的内在压力的震荡，除非匮乏和饥荒本身始终与社会造成的和指向社会的个人奋斗相关——在这里所涉及的无非是个人的追求与社会为这种追求的成功所提供的机遇之间的不相称性。

六

以这样的方式来审视不相称状态，或许能帮助我们看清许多相关的讨论是不充分的，在这些讨论中，人们一直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是把“个体”置于“社会”之上，还是反过来，把“社会”置于“个体”之上？好像现实中的事情真的就如同晴雨指示箱中的情形那样，是非此即彼的。严格说来，我们纯粹是在语言上使“个体”和“社会”彼此立于对立面的，就像它们是两个互不相干的东西。另外，出现于拥有不同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这些体系服务于相互攻汗）的国家集团之间的种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在诸政治派别的纷争中，并且也在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诸多其他研究领域里，上述性质的问题也常常打着“非此即彼”这样的旗号。个人幽深的被归属状态，个人不是囿于这一阵营，就是囿于那一阵营的价值秩序和信仰理念的这种几乎理所当然的被束缚性，都一再导致人们在试图厘清个体与社会之关系实际是怎样的时候，却把敌对阵营的战斗辞令摆在了优先地位，而这样的辞令表明的首先是，这种关系应当怎样。

如果我们能从无数次的为权力和价值问题而开战的战火硝烟中走出来，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问题就不会落人这些思想模式中，它们执意以截然的两分对立形式，将所有实在表述成坚硬的、径渭分明的非此即彼。摆在我们面前的毋宁是这样的问题：在由诸个体构成的社会组织的要求，与这些作为个人的个体自身的要求之间，需要达到某种平衡。亦即是这样的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使比如某个国家组织和它的各种机构更好地与身处其中的单个个人的目标设定和需求协调起来，是否以及如何能够使单个个人的目标设定和需求更好地与恰是由它们一并构成的国家社会的功能织体的要求协调起来。

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人们无疑经常会遇到如何更好地协调和平衡的问题。但人们用以解决这类问题的概念工具，多数时候仍受那些论战辞令，如“哼，这是个人主义！”“哼，这是集体主义！”的截然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叫喊的影响。如果人们能冷静地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两方面只有统一起来，下面这种情况才有可能：作为社会集体，人类的一种无纷扰的共同相处，仅当他们作为单个个人社会地形成的需求和目标能在其中获得极大的成功和满足，才有可能；个体目标的最大满足，惟当由他们的行动构成和维持的社会结构不会不断造成团体间和个体间的破坏性紧张时，才能达到。然而，事实上，尤其是在复杂的工业化国家社会里，人们在这条道路上还没有走得很远。不管是社会组织与聚集于其中的诸个体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那种协调，还是单个个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功能体系的要求之间的协调，这两方面始终在很大程度上听凭于偶然机运，或者始终逃不出千篇一律的、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运作方式。在这两个层面上，无谓的冲突、失败、受挫乃至崩溃时有发生。我们还不大有能力将单个个人的需求和目标设定的社会形态，比如通过教育这一形式，与社会的功能分工和组织系统这两者更好地统一起来。在现存的国家社会的生活秩序中，这两方看起来总是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一再受到亏待。人们惯于在自我经验中划出的作为个体的自我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分界线，那种将两个不同的词所指的东西当做两样不同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倾向，社会目标硬化为截然对立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导致人们在行动中就像在思想中那样，都先验地断定个体和社会之关系理应如何，而不去确保我们所确定的那种选择与实际所是的那种关系相吻合。人们往往对一种最佳的治病疗法坚信不疑，却没有事先在了解实在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诊断。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些与个体和社会之实际所是的关系较为相符的思维模式，是否能摆脱那样一些思维模式所设的屏障，这些思维模式所表达出的首先是人们相信和希望这种关系应当怎样。

通过指出人们今天频繁遇见的个体与社会的种种诉求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协调，并非是个体的外在于社会的自然需求与某一外在于自然的社会诉求之间的互不兼容，而是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特定的矛盾对立，后者在欧洲工业社会和其他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中构成了那些内在于社会的诸多难题，这样，我们就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我们今天对这类问题之所以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主要得益于在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在社会心理学这样的人类科学领域中已有的持续不断的研究工作。但对个性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科学认识，目前仍相当有限。通常，人们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其出发点乃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即：在这两类结构之间能够按所谓自动的方式和完全自发地产生出某种前定的和谐。事情倒有可能是这样，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目前已出现众多的对这类社会的研究），个性结构的基本模式，或者（按卡迪耐和林敦所说的）所有个体的变量赖以展开自身的个性基本结构，很少是对抗型的，所以，这样的个性基本结构在处于急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的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国家里，就不如在较为简单的社会里更容易与相关社会集体的基本结构保持一致。但毫无疑问，即使在民族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中，尽管产生了全面的分化，社会仍然积极推行通过传播——尤其借助家庭和学校——某种共同的民族传统的无可争辩性来达到对个体行为，对言说和思维方式，对情感控制，以及特别是对良知和理想教育进行统一的塑造，其目的在于，在每一位集体成员那里（不管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充分凸显其个性结构的一种共同的基本模式。也许，人们在与其他民族团体成员的交往中，会比在与本民族团体的成员交往时，更能意识到个性结构的这种共同性。德国人在与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交往时，会比与自己的同胞交往时更能看清自己的这种全社会共有的个性结构的基本模式，反之亦然；对于如何识别社会现象这整个的问题来说，这一事实不无典型的说明意义。

不过，也存在着某些个性结构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与高度分工化的国家社会的一般固有特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单单是这些独特性就已经表明，人的个性结构的基本模式，既非必然地在其自身中就是和谐的和无矛盾的，也非必然地就与相应的社会结构保持着完全的一致性。高度的个体化程度，高度的个人独立性，以及往往也是高度的孤独化——这一方面反映了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的特征，并且也是这种社会秩序在一定的方面，也许是为了自己能持续存在下去，所必然要求的；另一方面，它们又常常与愈益复杂化的，并且对单个人来说越来越看不懂的相互依赖的链式织体不能完全保持和谐。单个人多数时候则由于他的那些被社会培植起来的需求本身，而卷入了这条编织了越来越多的其他人的相互依赖的链式织体。这个独特的错综复杂的织体混合着独立性与依附性、必然性与自觉自为决断的可能性，以及自觉自为决断的不可能性，混合着对自己负责和对国家的服从，因此，恰恰是这个奇特的错综复杂的织体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紧张冲突。一边是想要完全独自地成为某种立于社会对立面的人，把社会当做某种外在的、碍手碍脚的东西；一边又想完全融入自身所在的社会，两者难舍难分。有个人自立的需求，就有个人归属的需求，两者同时进行着。在那种要参与和要被容纳的感受里，常常混杂着不搭界和分立的意识——“这与我有何相干？”——进而，如前所论，在要成为某种独一无二的和非凡的人物这种目标里，同样混杂着不愿出人头地，而要随大流的盘算。一方面人们可以对愈演愈烈的征服自然之举大加赞叹，或者至少，不管有意无意，从中攫取好处；另一方面又竭力抱怨和谴责对自我的大肆控制和因此必然出现的对短期冲动的压抑。根本上说来，无人能知道，那个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中都盛行的控制冲动和情感的相当奇特的模式，和那些迫使个人遭受的常常是相当严重的挫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劳动分工网络的运作是实际必然的，或者说，其他类型的、较少浪费和较少冲突的模式是否也起着一样的效果。人们同样也不知道，在这些民族国家中被人们合乎传统地使用的、使未成年人适应他所在社会的生活的方法，是否就与这种目的相称，或正相反。

但所有这些问题——与此有关的整个问题域——不过是又一次表明，在各门具体的人类科学中发展起来的事实知识和人们在这些学科中提出并试图解决的诸多问题，是多么有力地促使人们也去探讨一般社会和个体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去检审那些与这些话语相联系的既定的观念。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散见在各个不同学科中的研究结果汇总起来加以审视的话，那么，下面这一点就再明白不过了：人们在思考凡此种种的问题时已习以为常的那些范畴、那些思想模式早已无法胜任它们的任务了。

*本文为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编自我意识和人类形象诸问题（40—50年代）”中“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一章。

○编辑：老象      ○排版：老象 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