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南 席尔瓦 | 《我们的孩子》的故事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 1941-），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我们的孩子》是帕特南教授的最新作品，帕特南带领团队花了几年时间，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及其家庭，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

詹妮弗·席尔瓦（Jennifer Silva），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弗吉尼亚大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有些人从数据中认识世界，但大多数人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生活。鉴于本书的主要目标是让更多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看得到“社会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讲述富家子和穷孩子的人生故事。当然，本书大部分还是让严谨的数据来说话，这些定量证据确证了美国孩子之间日渐扩大的机会鸿沟。但是，虽然量化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美国儿童现在的生活状况（what），以及我们为什么应当关心孩子的事（why），但阅读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却始终如同雾里看花，让我们难以体会生活的真相：在眼下的世界，“我们的孩子”意识全面枯萎，为孩子提供机会成了一家一户的私人责任，成长于这样的时代意味着什么？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处于危机中的美国梦》

定量的数据无法为我们展示日常生活的种种模样（hows）：像斯特芬妮这样的单亲妈妈，靠着微薄的工资将孩子们养大，不但要时刻想着如何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稳的家，保护他们免受街头的危险，还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照看他们；像大卫这样的大男孩，被入狱的父亲以及酒鬼继母所抛弃，饱尝生活的苦难，但即便如此，在一个恶意满盈的社区内，他还是努力着要做一个好爸爸；甚至像玛尔妮这样的中上阶级的母亲，也在为子女的未来而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孩子们无法应对这个工作环境残酷、家庭关系脆弱的世界。

为了追寻生活的真相，詹妮弗花了两年时间走遍美国各地，访问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问题五花八门却不离其宗，都围绕着“在现如今的美国，成长是什么样子的”。她的第一站就是本书作者帕特南教授的家乡，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在帕特南教授的回忆中，克林顿港是一个机会的乐土，每一个孩子，无论穷或富、黑或白，都能从父母、店主、教师、牧师、校监和教练那里获得人生建议、机会和支持。詹妮弗访谈了帕特南当年的十多位同学，并对全班同学进行了一份书面调查（详见下文），得到的反馈非常吻合帕特南的记忆。但是，当詹妮弗在2012年春访问作者家乡时，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早已不知何处去，随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经济繁荣、社区中无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泽所有家庭的平等机会。从克林顿港返回后，詹妮弗带回了这个市镇甚至整个美国的“双城记”：一边是中上层阶级的孩子，他们从读书起就有家庭为之储蓄的大学基金，参加足球队的小联赛，也有关爱他们的教堂长者；另一边是工人阶级的同龄孩子，他们的成长历经险阻——心狠手辣的继母，入狱服刑的父亲，意外怀孕，还有青少年拘留。得知自己的家乡在半个世纪后就已经面目全非，穷孩子已经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这一开始让帕特南甚为震惊，也让我们怀疑是否碰到的是生活在工业衰退地带的工人阶级孩子，他们是非典型的，境况远不及普通工人家庭的同龄人。

无家可归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

于是我们扩展了样本，新增了明尼苏达州的德卢斯（Duluth）、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Austin）、俄勒冈州的本德镇、加利福尼亚州的橘子郡、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Waltham）和威士顿（Weston）。这些调查地点代表着美国各地多种类型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包括工业衰退地带的去工业化的小镇（克林顿港和德卢斯）、中产阶级云集的旅游胜地（本德镇）、欣欣向荣的高技术“奇迹”城市（奥斯丁）、发展不平衡的都会区（费城和亚特兰大），还有仍无力摆脱民权革命遗留问题的伯明翰。之所以选择橘子郡，是因为它向来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圣地，因此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种“橘子郡”神话所掩盖的贫穷工人阶级移民社区。回到波士顿，沃尔瑟姆和威士顿虽然毗邻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学校质量和房产价格上都悬殊极大，这也让我们看到128号公路这条“美国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两个美国”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用了数百个小时，走访了上述研究地点的许多家庭，访问了107名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只要情况允许，我们也采访了孩子的家长。詹妮弗完成了本书所记录下的绝大多数访谈，而贾思敏·桑德尔森（Jasmin Sandelson），这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才华横溢的研究生，也参与了这一过程，还记得伊利亚么？他就是贾思敏在亚特兰大的购物中心遇见的。我们选择从18至22岁的年轻人着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刚从高中毕业，已经开始思考大学和未来的工作。在刚成年的这一人生阶段，年轻人也才脱离家庭和中学的体制化环境，开始严肃地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认同和生活，通过聚焦于这一群体，我们可以进入这些孩子们的世界，感知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规划他们的未来的。这样安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同时可以认识到在他们成长路上等待伏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拦路虎。

本书讨论的是不断扩张的阶级鸿沟，因此我们把受访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中上层阶级的家庭和孩子，另一类是工人阶级的家庭和孩子。但问题是，在美国文化中，“社会阶级”向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模糊语词。在本书中，我们运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区分的指标——父母若是自四年制大学毕业，则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就被归类为中上阶级；如果父母的教育仅止步于高中，则这样的家庭就被归类为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在本书中露面的共有10位中上阶级的父母，在他们中间，5人有本科学位，4人获得了硕士学位，还有1位则是在子女长大成人后重返高校读书。他们的子女，要么是正在读大学，要么是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相比之下，13位工人阶级的父母出现在本书中，其中连高中都没毕业的有5位，拿到高中文凭的有4位，还另有4位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们已经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好歹都读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学力证书，他们中间有3位还读过几天大学，但无一从大学毕业。

一个表现美国阶级分化的图表，表中数据描述了25岁及以上的美国人在就业、个人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三方面的阶级差异。（图源：Wikipedia）

在每一座城市，我们在访谈时都尽可能追求一种“四重奏（quartet）”的模式：一对工人阶级的母女，再搭配一对中上阶级的母女；或者是，一对工人阶级的父子，再搭配一对中上阶级的父子。（有时因为当地条件所限，我们无法严格遵循四重奏的模式，但在大多数地方，我们访谈了不止一组的四重奏。）我们之所以用母女配或父子配，就是为了控制性别这一因素，在我们比较两代人成长过程之变时尽可能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例如，俄亥俄州的温蒂曾回忆起，自己的父母从来没有期待过她能有什么事业上的建树；而切尔西，她的女儿，却小小年纪就立志要做一名律师。这一研究进路可以让我们发现，育儿模式的性别差异正在缩小，但阶级差别却在分化。

为了找到合适的家庭，我们会请当地学校教员、学区委员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区内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作为我们的推荐人，替我们代为联系。但我们也从“实地探访”中收获不小——开着车，从沃尔玛到游戏厅再到快餐店，或者从大学校园到修车厂再到中介处或购物中心，在年轻人购物、工作、学习和玩乐的地方去寻找合适的受访者。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些“狩猎处”，比如警察局、消防站、工厂、餐馆、社区中心、娱乐场所，还有各种类型的大学，社区的、地区的、州立的以及私立的。

通常说来，寻找受访者的过程已经让我们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例如，当我们在亚特兰大接洽在服务业工作的斯特芬妮并告诉她，我们可以支付她的女儿50美元以参与一项研究时，她当即给女儿米歇尔打去电话，要求她在詹妮弗到访之前必须待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这就是一个信号，可见，既没有工作也不再上学的米歇尔是多么需要这50美元，詹妮弗在本德镇还访问了一位名叫比尔的消防员，他们约好在当地的炸鱼餐厅见面，访谈时比尔把一大家子都带来了，他对此解释说：“我们就是想让两个孩子能亲眼看见一位真正上过大学、做着正经工作的女士。”我们打心底里意识到，当有些贫穷的父母指导孩子走向前途不明的未来时，这些工人阶级的家庭是有多么手足无措、彷徨无助。

访谈时，我们有自己的套路，问题首先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开始，包括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是否已经买下现在的房子——还是仅仅租住，是否有钱支付各种生活账单？有没有医疗保险或退休金？是否经常会感到手头太紧？接下来，我们会问到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子女的在校经历、课外活动状况、宗教参与，还有关于生日和节日的记忆。

由于我们特别关注机会和社会流动，所以接下来会请年轻人及其家长回忆一下他们曾经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期待，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请告诉我，当你决定未来要做什么时，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你当时手上有什么样的选项？你的学习成绩如何？你是否参加了SAT考试？中学毕业时是打算继续上大学，还是找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和父母讨论上大学的事？谈论大学时，你们都会谈论些什么？”我们还会问到一系列与大学相关的问题，包括是否参观过大学，是否读过大学预科班，是否请过私人的大学申请顾问或写作指导老师，是否有实习或工作的经验，以及是否参与过课外活动。我们的问题还涉及是否会提前储蓄大学学费，是否拿到奖学金或其他大学基金的问题。我们还会关注年轻人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包括益友良师、辅导员、教师、牧师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成年人。我们还会问及很多“感情”方面的问题，关于信任、安全、希望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关于生活是在实现他们的理想，还是一再让他们失望；以及一路走来，他们得到了什么帮助，又遭遇到什么样的阻力。

每一场的访谈，我们都会谈到上面这些计划内的话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为受访者留下充裕的空间，让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提出我们的访谈框架不曾触及的重要问题。有些时候，我们事先拟定的访谈大纲显得很傻很天真，比如，当我们采访玛丽·苏的时候，面对着这个自小就被母亲所抛弃、童年时仅有一只小老鼠为伴的年轻女工，我们竟然开口就问她关于钢琴课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场合，我们才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孩子早已偏离了我们脑海中的“正常”童年，因此我们鼓励受访者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追踪这些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可以说居无定所，手机也经常因为欠费而停机。最终，我们发现了联络这些工人阶级孩子的最好办法，这就是Facebook，即便他们频繁更换电话号码，但Facebook的账号始终保持活跃。观察他们的更新状态，同他们在Facebook上互动，我们可以获取比一次简单访谈要深入得多的信息，在他们的允许下，我们也在分析中运用了他们于Facebook上的状态更新和发帖。

在做访谈时，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受访者，我们会首先告知他们这项研究的目的所在——为了理解美国孩子在今天的成长经历——并且向他们承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时不会暴露其身份。因此，各位读者在本书读到的故事，事无巨细都是真实的，但受访者用的是化名。有些时候，对于可能透露受访者身份的信息，比如学校或工作单位的名字，我们会做模糊化的处理，代之以“一所常春藤盟校”或者“华尔街的一家大型公司”这样的标签，足以把读者带入语境即可。所有加引号的引语，都来自受访者的原话，一字不差。我们的访谈遵循了联邦政府关于人文学科研究的规章，每次访谈开始时，我们都要说明我们将如何使用受访者提供的信息，访谈结束后，我们还会请受访者签订一份知情同意书，授权我们在研究中运用他们的资料。

从家庭和父母到学校和社区，我们的系统研究要在这些实体问题上展示全国范围内的阶级鸿沟，为此，我们在每一章都找到了相反相成的对比案例。例如，在讨论家庭结构的章节中，我们特别在同一地区挑选了一对案例，它们在父母人生和家庭结构上都有极丰富的素材，但构成了鲜明的正反对比；同样，在讨论教育的章节中，我们也找到了来自同一地区的一对案例：两个地理位置相距不远，但教育质量却有天差地别的中学。

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本书中讲述这些故事，只是作为例证（illustrations），而不是证据（proof）。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手法，目的并不是要描绘出一幅当代美国的浮世绘（考虑到我们的样本很小并且只是便利抽样，因此做到有代表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也不是要证明故事之发生果真如我们受访者追忆的如此这般，而是要把我们的分析范畴定位在家庭结构、为人父母的方式、学校、邻里社区，然后再去讨论它们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域是如何展开的。本书不乏展示出普遍图景的硬数据，它们均来自我们对现有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概括。无论如何，我们都相信，这些来自生活本身的故事准确地描绘了在量化数据内呈现出的趋势。

如果问我们在访谈中发现了什么，那么就是：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就以我们在亚特兰大遇见的工人阶级黑人孩子伊利亚为例，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被父母抛弃、入狱、不堪回首的学校教育，凡此种种都让他更像克林顿港的大卫，这是一名工人阶级的白人男孩，反而要是和同样生活在亚特兰大地区、同样是黑肤色的德斯蒙德相比，伊利亚与这位生活在郊区的中上阶级的同龄人，相距实在是有十万八千里。当然，这并不是说种族因素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就消失无踪了；如我们在亚特兰大地区所见，无论是来自中上阶级的德斯蒙德，还是底层社会的伊利亚，他们在学校和邻里社区内都难免要遭遇恶意的偏见和歧视。但是，德斯蒙德的妈妈是按照中上阶级父母的作风来培养儿子的——当孩子在学校遇到问题时，及时出手干预；从小时候就费心费力地培养子女的认知能力和自信心；甚至对德斯蒙德出门时怎么穿衣打扮，也要加以指点——这样的为人父母之道就可以保护着德斯蒙德，让他免遭伊利亚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许多残酷现实。

很多黑人家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我们时常会反思有没有遗漏什么。一开始时，当我们意识到很多工人阶级的父亲在我们的故事中缺席时，詹妮弗特意采访了两位不再同子女有任何联系的工人阶级父亲，就是为了同情地理解他们为什么失去了为人父母的能力，而不是将他们简单地妖魔化为了更充分地把握所研究的社区，我们还在采访名单中加了一些信息源：社区内的长者、学校委员会成员、非营利组织的主管，甚至包括住在收容所内无家可归的孩子。虽然我们并没有直接使用这些采访资料，但他们的见闻和视角还是影响了我们对相关材料的分析。

我们在工作地点、学校和娱乐场所找寻受访对象，这样的抽样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遇见那些在工人阶级孩子中凤毛麟角的成功者他们战胜了自己的命运，成功地进入了顶尖的大学。此外，同样没有进入我们视线的是穷人社区内最孤苦无依的年轻人，他们没有工作，也不再上学，不会参与社区内的公共活动，无家可归，或流亡在外，或正在坐牢。事实上，本书中出镜的所有下层阶级的孩子都拿到了高中毕业证，至少是同等学力证书(GED), 而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看，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大约有四分之一并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由此可见我们的样本实际上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穷孩子。简言之，我们在本书中讲述了许多穷孩子的令人悲伤的故事，但我们绝没有在样本上动手脚以扩大穷孩子的困境，如果说有的话，反而是我们实际上低估了生活在我们社会最底层的孩子们的悲剧人生，他们是美国社会中最孤苦伶仃的孩子。

我们没有邀请受访者对本书中的人生故事进行点评，唯一的例外就是帕特南教授的同学，虽然我们在叙事中做了种种遮挡．但对于克林顿港的许多人来说，还是很容易将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对号入座。正是因此，我们有时会征求他们对书中自已故事篇章的意见，但无人要求在实体内容上做大删改。

*本文节选自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附录部分，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编辑：颜和      ○排版：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