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 | 不平等的童年：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 1952-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Stanley I. Sheerr讲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和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不平等的童年》为其代表作。

一个晚春的下午，一个四年级的白人孩子一边笑着一边喊着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击水嬉戏。这个孩子名叫加勒特·塔林格（Garrett Tallinger），他的家坐落在市郊，是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和大多数傍晚一样，在快速吃过晚饭之后，他的父亲就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与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场所还有一场棒球比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还是有一些傍晚的时光，能够放松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匆忙换下工作装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的时候，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又紧张又忙乱。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普遍注重孩子参与体育活动

距此只有十分钟之遥，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威廉斯（Alexander Williams）的黑人孩子也上四年级，他正从学校的家庭招待会出来，坐在自家的轿车里，走在回家的半路。他的母亲正开着他家米黄色皮革装潢的丰田雷克萨斯。当时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待着她。她得在清晨4:45就起床出差到另一个城市去，一直到当晚9:00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到他的钢琴老师家去上课，课后，他们还要去唱诗班排练，然后再去参加足球比赛。当他们在黑暗中开车前行时，亚历山大的母亲轻声地和儿子谈着话，问他问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和孩子之间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的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认为他们自己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在以一种协作的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母亲和父亲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的体验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一个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教育）机构的场景里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孩子在这个环境场景里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讲话。

从这里驱车仅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的工人居住区里，还有再稍远一点的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孩子的童年看起来很不相同。扬内利先生（Mr. Yanelli），一位白人父亲，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他的儿子小比利（Little Billy）。小比利也在上小学四年级。他们回到家后，小比利先看电视，然后再到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生则在喝啤酒。其他时候的晚上，小比利则和他爸爸坐在屋外的路边打牌。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左右下班回家。她做好晚饭，然后全家都坐在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打电话和“整个一大家子”联络。有很多个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过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最小的表弟带来一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一个当地的棒球队打棒球。同每周至少参加四次各种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于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整个学年中唯一的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的下边，一个名叫温迪·德赖弗（Wendy Driver）的白人女孩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妹们一起渡过傍晚的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录像。

更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一个名叫哈罗德·麦卡利斯特（Harold McAlister）的黑人男孩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住房区里，也在上四年级。那个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那里，他们常常来找哈罗德玩。整整一个下午，他们都在找一个篮球，可是却没有找到，因此也没有办法打篮球。之后他们干脆就坐下来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现在，他们又跑出去在黄昏下用装满水的气球打闹。哈罗德试图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Miss Latifa）给浇湿了。人们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的声音在敞开的门窗间飘来荡去。

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最好的生活。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一些基本的生存需要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要安排住房，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常要久久地等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共汽车），给孩子洗衣服，还要催孩子按时睡觉并帮他们在第二天早上准备好上学。但是，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把焦点放在协作培养上。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成年人和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成年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的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和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地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在社会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中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的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于工人出身的家庭和贫困家庭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和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如果家长采用了协作培养的策略，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比利·扬内利、温迪·德赖弗和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孩子，他们看起来就在自己历经教育制度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工人阶级家庭首先需要应对诸多更急迫、更现实的压力，这显然影响了他们对子女的教育。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是它也是片不平等的土地。父母的社会地位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这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译者按：在美国，“阶级”主要指以经济水平为基础的社会地位，而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含义；因此，这里延用原作者的措辞方式，即，“阶级”与“社会地位”大致可以对等互换。）通过对中产阶级（包括上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会谈，这本书展示了阶级间的不平等已经渗透到了组成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在后面的几章里，我将汇报一些科研成果，这些成果是通过对十二个家庭在其子女处于9-10岁之间时进行的深入观察研究而得到的。我认为，家庭生活的各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整合成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换言之，各类不同家庭的不同之处看起来会聚合成各种有意义的模式。在人类历史的这一时刻，中产阶级的父母倾向于采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他们注重对孩子进行协作培养。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的父母则趋向于采取成就自然成长的文化逻辑。在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中，孩子体验到长时间的闲暇时光、自发的嬉戏、成人和孩子之间分明的界限和每天与亲戚之间的交往。尽管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却常常拥有更“像孩子”（该拥有）的生活，他们因没有成年人的干预而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对自己长长的闲暇时光也拥有更多的控制权。虽然中产阶级的孩子漏失了与亲戚之间的联络以及自己的闲暇时间，但是他们看起来却（至少是在潜能上）获得了在（教育及其他）机构中重要的优势。从协作培养的经历中，他们学到了各种对将来进入工薪世界可能会大有好处的宝贵技能。在我的研究中，虽然中产阶级的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的确显示出了一些重大的不同之处，但是，最重要的差距并不是发生在同种社会地位内部，而是像我即将展示的那样，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正是这种不同阶级地位之间的差别（和这些差别是如何以行动在家庭生活与抚养孩子中表现出来的），促成了／影响到孩子在与身外世界发生联系时对自己的看法。

文化技能库

工作对象为儿童的专业人士，例如教师、医生和咨询员，通常都能在如何抚养孩子上达成一致看法。当然了，他们有时也会就针对某个孩子或家庭在实地操作中该如何去实践教养孩子的标准而产生一些分歧。比如说，老师们也许会对家长是否要停下来纠正孩子在阅读时不正确的发音而产生分歧。心理咨询员们也许会对一位母亲是否给了她的孩子过多的保护而产生分歧。但是，对于通过正确地教育子女来促进孩子身心发展的主要原则，专业人士之间却极少会存在任何分歧。这些原则标准包括与孩子交谈的重要性，发展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和在他们的求学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与此相似，家庭教育的指导方针所强调的主要是同孩子讲道理的重要性，以及教他们要通过协商而不是武力来解决问题。由于这些指导方针早已深入人心，又由于这些方针都聚焦在一套家长应该如何养育孩子的行为规范上，它们就组成了一套关于怎样培养孩子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技能库（dominant set of cultural repertoires）。我们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渗透了这种在抚养孩子的主要原则上为专业人士普遍赞同的文化技能库。如此这般，一小部分专家就塑造了众多家长在教育孩子当中的行为方式。

相对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更注重与子女进行交谈。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专业人员针对教养孩子的最佳方法所给出的建议发生了颇为规律的变化——由从前强烈推崇的牛奶喂养、严厉管教和使用体罚（并对父母娇惯孩子作出了严重的警告），到现在同样强烈推崇建议的母乳喂养，对孩子表示爱和温暖，以及使用讲道理和交涉协商的管控机制来教育孩子。中产阶级家长的言行在方方面面都显得比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转变得要更快也更彻底。当专业人员的建议从牛奶喂养转向母乳喂养，从严加管教转向温暖怜爱，从责打体罚转向冷静反省，正是中产阶级的家长们最及时地响应了这些建议。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的中产阶级孩子还不得不去面对“财富衰减”的前景。中产阶级父母为孩子将来的安身立命感到焦虑，因此他们就越来越坚决地让孩子抓住机会参加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只要这些活动能为孩子今后事业发达带来好处。

那些遵从专业人士提出的标准并参与到协作培养模式中的中产阶级家长都会有意设法去激励孩子的发展，培养孩子的认知技能和社交技巧。在当前特定的经济挑战和养育孩子的艰辛重压下，工人阶级和经济贫困的家庭则需要不断地挣扎在承担孩子的衣食住行及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上。但是他们却在通过有组织的业余活动对孩子进行写作培养这方面大有欠缺。在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庭中，支持孩子的自然成长被看做一项成就。

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养哲学和方法又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简单来说，它们导致了父母向孩子传输差别优势（transmission of differential advantages）。在这项调研中，中产阶级家庭中的谈话交流要远远多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而也正是谈话交流导致中产阶级的孩子能更好地发展其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有权威的人面前更安适自如及对抽象概念更加熟悉。重要的是，不同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在与学校等机构中和家里的权威人士的交流互动中，也养成发展了不同的技能。像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当他们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学会了和成年人握手并在互动中注视着成年人的眼睛。在有关工作面试的调研中，调研人员们发现，求职者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来给雇主留下好印象。因此，研究人员都强调眼神对视交流、握手坚定稳健和在面试中表现出对雇主应答自如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像哈罗德·麦卡利斯特这样的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在聊天时并不注视着对方的眼睛。而且，正如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所指出的，在他们居住的地方附近，过久地注视别人的眼睛可能是很危险的。麦卡利斯特家代代相传的社交能力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躲避危险的能力（例如，在求职面试中）就有可能没有加勒特·塔林格和亚历山大·威廉斯学到的能力那么有价值。

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很少与子女进行谈话交流，这些家庭的孩子经常受到训斥，这显然会影响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后的社交能力。

在本项调研中，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孩子还都表现出了一种逐渐生成中的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优越感。他们的言行显然都透着自己有权追求自己的个人偏好，也有权积极主动地管控自己在各种公共机构场景中参与的互动。他们看起来在这些场合下都舒适自如，他们很坦率地分享信息并要求得到别人的关注。虽然总是会有比较外向的孩子也总是会有比较内向的孩子，但是，中产阶级孩子都会去做的事情，就是转化互动并使其对他们有利。亚历山大·威廉斯知道怎样让医生倾听他（对自己因使用了新除臭剂而在腋下长出了肿块）的担忧。他的母亲明确地训练并鼓励他对医生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同样的，一位名叫斯泰西·马歇尔（Stacey Marshall）的中产阶级黑人女孩也是如此：她的母亲教她说，体操老师的教学应该配合她的个人学习风格。就这样，中产阶级的孩子在“（社会的）游戏规则”中得到了各种训练，而这些规则都是支配与公共机构的各种代表形式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法则。然而，这些孩子对其他很多重要的社会技巧都不熟悉，比如说，在长长的周末和暑假安排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没有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发表长篇大论，或是以一种服从的、不过分炫耀的方式和成年人相处，等等。中产阶级的孩子还（在模仿中和直接的训练中）学会了如何让各种规章制度有利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在此，家里面大力强调的论证和商谈也对孩子将来在各类公共机构中的商谈提供了潜在的优势。除此之外，那些有权威的人对这样的互动也作出了正面的反响。甚至在四年级，中产阶级的孩子就俨然开始代表自己的利益来为自己取得优势。他们向老师和医生提出各种特殊要求，让对方调整措施来迎合他们的需求。

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各种公共机构的场合下与他人互动时则表现出了一种逐渐形成中的局促感（sense of contraint）。他们很少有可能去改变同他人的互动来为自己所用。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只是被动地去接受权威人士的举措（虽然他们有时也会在暗地里进行反抗）。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家长有时候并不了解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状况（比如，他们有时不知道孩子没有完成家庭作业）。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还会因为觉得学校的规定毫无道理而对其置之不理。比如说，温迪·德赖弗的妈妈告诉她对纠缠她的男孩子要“拳脚相见”，比利·扬内利的父母为自己的儿子在操场上“殴打了”另一个男孩而感到骄傲，尽管比利因此而被学校停学。家长们还会在要求“校方”对他们的忧虑作出反响这类事上遇到各种困难。扬内利女士在发牢骚说她“恨”校方的时候，她也在无形中教育了儿子在面对一个重要的公共机构时只能表现出无能为力和失意挫败。像斯泰西·马歇尔这样的中产阶级孩子则学会了向专业人士提出各种要求，当他们成功地将各种规则为自己所用时，他们也就为自己的未来增长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即，个体继承下来的各种技能，这些技能可以在他们行走于各种公共机构之时被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价值）。然而，工人阶级和贫困的孩子在面对公共机构时，通常则无法让各种规则为自己服务，也因而无法为成人后的生活获得资本。因为有这些合法化的模式，依照协作培养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就能以一种逐渐生成的优越感的形式获得各种优势，而依照自然成长的逻辑教养出来的孩子则倾向于发展出一种逐渐生成的局促感。

社会阶层和个人主义

美国的公共舆论大都把一个人一生中的成就归因于这个人作为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像“我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了”（I Did it My Way）这样的歌曲、个人传记、电视节目和杂志上的文章都赞美个人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个人取得的成果是与个人的努力和天赋连接在一起的，比如说，具有好强的“A型”人格、工作努力、或是有领导才能。这些在文化上的信念为美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框架。

实际上，与承认社会地位的力量相比，美国人能更轻松地承认个人的积极主动性。研究表明，美国人大都相信他们的成就来自于他们个人的努力。只有少于五分之一的人看到“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或阶级地位对‘在生活中获得成功’是极其重要的”。与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相信他们能凭自己的力量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换言之，美国人相信这样的美国梦：“我们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这个美国梦，虽然简单但却十分强大——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循规则办事，你就应该会得到一个机会来实现自己，让上帝给你的天赋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一个个体都要对自己生活的结果负责——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美国式意识形态的信念，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

美国梦（American Dream）源于英国对北美大陆的殖民时期，发展于19世纪，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在美国获致更好生活的信仰，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工作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富裕，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著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由于自由女神像往往是这些移民最先看见的美国景物，因此也被认为是美国梦的象征物。

然而，毋庸置疑，社会的确是有阶级和阶层之分的。就如同我在下一章里将要展示的，很多非常宝贵的资源都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均匀地分配的，比如说，对财富的占有；拥有一份令人感兴趣、薪水丰厚又颇具复杂性的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座家宅。而且，这些资源还是代代相传的：预测一个孩子是否有一天能从高校顺利毕业的最好方法就是看一看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否有大学文凭。当然了，诸如此类的关联并不是绝对的：约有三分之二的社会成员会重现他们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则会另谋他路。尽管如此，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布极其不均的社会里，换言之，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平等的社会里。然而，在下一章中我将向读者展示，很多通情达理的人都不能在如何从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抽象出最好的理论上达成一致。在不同经济状况下的家庭是否“享有独特的、能界定其生活轨迹的经历”这一点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在经济社会地位上并没有一个清晰连贯且持续恒常的体验模式。在本书中我将证明，事实上存在这样一种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它确有因不同家庭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的倾向。我把这些相互交错的各种实例看做是有规律可循的：它们以一种杂乱但仍然可以辨认的方式集合在一起。与很多人不同，我的看法是，社会地位的确对塑造家庭生活的日常节奏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本文节选自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章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 

【鸣谢】

专题策划人：杨一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向维（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硕士）

○编辑/排版：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