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 谈中国的社会学

潘光旦（1899.8.13－1967.6.10），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字仲昂，江苏省太仓直隶州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宝山区）人。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对于优生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家庭问题、人才分布等等均有研究。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译作有哈夫洛克·霭理士所著的《性心理学》。

西洋的社会学，以及中国大学校里所讲授的社会学，我一向嫌它过于空疏，不切实际。社会学的对象是社会，社会是许多人的一个集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总和，是一个很切实的东西，而研究到它的这一门学问，也应当是一门很切实的学问。

我们到重庆去，我们会发见大小机关最感棘手的一个问题，是人事问题。我们到各地去观风问俗，也发见同样的问题。不但政治机关感觉到人事问题最难解决，就是生产机关如工厂，教育机关如学校，商业机关如公司，可以说凡属组织比较大，用人比较多的场合里，十有九个整年的闹着这个问题。我们和这类机关的人闲谈，我们所得到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他们所耗费的精神，在人事方面的往往多于事业方面。我们时常评论在政治方面工作的人，说他们只做官，不做事，也就等于说，他们只知应付人事，不知办理事业，“应付”两个字，不用说，就包含着许多的问题。

所谓人事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道地的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核心，是社会学应当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对象。但历来就不大有人把它当做一个社会问题看，不要说加以切实的研究了。一般人了解的社会问题是人口问题、家庭问题、种族问题、犯罪问题、劳工问题、贫穷问题……之类。我们若略加分析，可见这些只不过是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以至于一些边缘的社会问题。说它们是特殊的，因为它们往往只牵涉到一部分的社会分子，并且往往是很特别的一部分，甚至于只是有某种病态的一部分。说它们是边缘的，因为它们往往牵涉到别的生活现象，研究起来，势须牵涉到别的学问的门类，而所牵涉到的往往不止一门两门，例如生物学、或心理学、或经济学、或法律学……。约言之，这些社会问题，其道地的程度，要远在我们当前的人事问题之下。人事问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社会问题，所牵涉到的社会分子可以说各类人都有，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贫富贵贱……，而这些分子大体上又相当的健康，没有什么显著的病态。因为各式的人都有，固然就容易引起问题，又因为其间病态的人较少，而犹不免于发生问题，则其为严重而有切实研究的必要，应在任何其它社会问题之上。人事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社会问题之本，而其它是末。所以数十年来社会学虽发达，其所研究的问题虽多，所已得的结果虽复可观，我总觉得它有几分舍本逐末，特别是从中国社会的立场看去。这是一点。

这第一点的不切实际很自然的引起第二点来，就是，我们多年来所注意到的只是一般的社会，甚至于即以西洋的社会当做一般的社会，而忽略了中国的社会。研究动植物分类学的人告诉我们，许多物种，尽管西洋有，中国也有，表面上好像是属于一类，而底子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旦研究清楚之后，也许不得不划分开来，别成一类。自然的物种尚且如此，何况人为的社会？几十年来我们用的社会学教本是西洋的，或用西洋的教本缀辑而成的，我们在讲解作稿的时候，所征引的材料是西洋的，所讲到的原理是完全从西洋的资料归纳而来的。近几年来，自从调查的风气发达以后，统计的资料加多以后，情形当然的比较好些。但社会现象不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它有它的来历，它有它的原委，它有它的“然”，也有它的“所以然”，近时的调查工作所能发见的最多只是一个然，于其所以然，实际上还没有人过问。换言之，研究社会的人大都不通晓历史，而在研究历史的人又往往不通晓社会。研究历史的不懂社会，还不要紧，而研究社会的人不通晓历史，却有很大的危险，好比医生只看见症象，而不探问病源，也就无怪一切解决方案的不切实际了。到了今日，大学社会学系所列的“中国社会史”一学程，始终没有人会教，即使有勉强开这一课的学校，也无非勉强凑合，以符功令罢了。

有人说，上面的话是不大公允的。近来至少有两门学问目的是在了解社会现象的原委与所以然的：一是考古学，二是民族学。考古学对于中国社会现象的原始，已经逐渐有所发现；民族学研究苗夷文化，在这方面也渐有贡献，而因为苗夷文化中的一部分，原是中国旧有而目前已成过去的东西，所以研究明白以后，也可以引为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的材料。前人说，礼失而求之野，如果我们可以把礼当做文化的代名词，则前途可以搜求到的东西正复不少。这话不错，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贡献，前途自必越来越多，我们要写一本比较完整的中国社会史，也正复不能不仰仗它们所陆续发见的资料，但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两门学问所能供给的，至多也不过是这一部社会史的很小的一部分，至多也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还得向二三千年来的文献里，以至于不成文的民间习惯里去张罗，而这一部分的张罗的工夫就是目前最感到缺乏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话固然很对，但对于已往的文献过分怀疑，认为全都是断烂朝报，也不是做中国学问的人应有的态度。据考古学家说，《周官·考工记》的内容，究属可信到什么程度，以前本来不知道，但后来发掘的结果，找出了许多实在的制作物，例如殉葬用的车子，证明《记》中所描写的种种，有许多是很对的。可见原有的文献中，总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相当可靠的，要在我们善于抉择与多作考据罢了。如果一切学问都得靠实物，那我们还有多少学问可以做呢？何况社会的现象，特别是人伦关系的比较主要的一部分，又是非常抽象，从泥土里绝对挖不出来的呢？近代中国社会学界忽略本国的文献，不注意本国社会的由来演变，我不能不认为是空疏而不切实际的第二点。

《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手工业技术的国家规范，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图左为清代学者戴震对《考工记》中的宫室、车舆、兵器、礼乐等分别列图说明并对文物、制度、字义等加以考证作成的《考工记图》书中关于车舆形制的部分内容。图右为甘肃天水甘谷毛家坪出土的周代殉葬马车。

这第二点又引起了第三点，就是，一方面中国的社会资料不够，或虽够而尚未经大量的搜集与细密的整理，而一方面已经有人发挥他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史观；社会史还没有着落，不知所谓史观者又从何而来。而事实上真有，则可知它的来路不出两条。一是主观的凭空结构，其为疏阔而不切实际自不待言。一是摭拾西洋的牙慧。西洋近百年来流行一种历史哲学叫做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于是摭拾牙慧的人就想，我们中国不也有历史么？不也有经济现象么？中国人不是一样要吃饭，一样的以食为天么？经济史观如果适用于西洋，当然也适用于中国，于是只要把食货志一类的史料组织一下，选择一部分，再套上一些现成的公式的理论，一部不知从何处读起的二十四史不就有了一个纲领可以提挈而起了么？这种摭拾牙慧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史观，即就史料已经相当整理过的西洋社会而言，也许还不一定必适用，至少只能做一偏的适用，如今搬到社会史料未经整理的中国，岂不是于偏蔽之上，又加以一个空疏的毛病？从真正研究社会现象的立场来看，这两个毛病都是绝对的要不得，而应力求避免的。

食货志为古代史书的一个大类。取义于《尚书》农用八政。一曰食，勤农业。二曰货，宝用物。或者说就是吃的和用的。司马迁的《史记》里沒有食货志。食货志开始于班固的《汉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宋史》则包括了：农田，赋税，布帛，漕运，课役，盐，茶，酒，商税，市易，均输，等等。类似今天的国民经济所牵涉的各个方面。图为清代武英殿二十四史本《汉书》中的《食货志》。

中国的社会学所以有这三种弊病是有一个主要的原因的，而这原因也未始不是从西洋的社会学沿袭而来。这弊病可以叫做“见同而不见异”。社会原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我们口口声声讲到社会分子，把它比做生物学的细胞、化学的分子、物理学的原子电子，那不等于承认各个社会分子都是一样的么？如果社会分子都是一样，上文第一点里说的人事问题一类的问题论理是不应当有的，发生了我们也不会看见。肥皂厂里出产的肥皂，块块一样，我们从没有听见肥皂会打架。不过人不是肥皂，从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像的，所谓人事问题就从这流品的不齐产生。但流品的不齐又有几个社会学家加以深切注意过呢？比较注意这题目的不是社会学家，而是心理学家，连所谓社会心理学家就很忽略这一部分的社会现象。社会是一个笼统的东西，所以中外古今的社会大都逃不出几个原理的范围，适用于西洋社会的几个原理大抵也适用于中国，适用于今日的，大抵也适用于已往，所以事实上也许就没有特别研究中国社会的必要，更没有特别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的必要，这显而易见的又是吃了见同不见异的亏。总之，第一点弊病是由于见不到人与人之间之异，第二点是由于见不到此社会与彼社会之异，或群间之异，第三点则由于见不到此历史的社会与彼历史的社会之间之异。要祛除这几个空疏而不切实际的弊病，从而建立起一派中国社会生活可以利用的社会学来，当务之急是要增加我们辨别同异的眼力。

*本文收录于潘光旦《自由之路》，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原文作于1942年。

**封面图为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会年会的参会代表合影，前排拄拐者为潘光旦先生。

○编辑：颜和    ○排版：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