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知识考古学：不连续的考古历史观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0.15 - 1984.06.25），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图源：culture.ifeng.com]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今天，历史则将文献转变成重大遗迹，并且在那些人们曾辨别前人遗留的印迹的地方，在人们曾试图辨认这些印迹是什么样的地方，历史便展示出大量的素材以供人们区分、组合、寻找合理性、建立联系，构成整体。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遗迹、无前后关联的物品和过去遗留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有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却与考古学十分相似——它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首先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在观念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事实上，后者就其传统形式而言，旨在确定事实之间或者过去的事件之间的关系（简单因果关系、循环确定关系、对立关系、表达关系）：体系已经建立，就得确定各个因素之间的邻界。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体系：确定每一体系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体系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体系中的体系或是某些“范围”：由此产生了层次的增加、层次的脱节、时间的特殊性和这些层次特有年代的特殊性；由此产生了不仅要区分重要事件（及其一连串后果）和那些无足轻重事件的必要性，而且要区分属于截然不同的层次的事件类型的必要性（哪些是瞬间的，哪些是中等时间的，例如技术传播或货币减少；哪些是属于慢节奏的，如人口的平衡，或者逐步调整经济以适应气候变化）；由此产生了使罕见的或者重复事件构成的粗测系统出现的可能性。当代历史中长时段的出现不意味着向历史哲学、世界的洪荒时代或者向由各种文明的命运所规定的那些阶段的返归，它的出现是在方法论上慎重制订体系的结果。不过，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体系的个体化，这些体系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一直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并且是某种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所不可缩减的。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就古典形式的历史而言，不连续既是已知的，又是不可想象的：那些以分散的事件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决策、偶然事件、创举、发明——和那些通过分析，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它在历史分析中身兼三种职能： 首先它构成历史学家有意识的行为（而不是历史学家勉强从他所要研究的材料中接受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应该，至少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假设，区分分析的可能的层次，适用于每一层次的方法，以及适合所有层次的历史分期。不连续性还是历史学家描述的结果（而不是历史学家的分析要删除的东西），因为历史学家要发现的东西正是某一过程的界限，某条曲线的转折点，某种调节运动的倒置、某一摆动的界限，某项功能的极限，某一循环因果性不规则的瞬间。不连续性最后是研究工作不断进行阐明的概念（而不是在两个肯定形态之间把它当作一致的无差别的空白而被忽略）。根据人们对它指定的范围和层次，不连续性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功能：因为当我们在描述认识论的界限、人口曲线的逆转，或者一种技术替代另一种技术时，我们所言及的不是同样的不连续性。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 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因为它可以使各种领域个体化，而人们却只能在它们的对比中建立这种不连续性。总之，因为它可能不仅是出现在历史学家话语中的概念，而是历史学家们私下假设的概念。事实上，断裂作为对象向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亦即它自身的历史——如果不以这种断裂为起点，历史学家还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种不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从障碍到实践中；介入到历史学家的话语中，它在这一话语中不再充当应该抑制的外界必然性的角色，而是起着人们使用的行动概念的作用；并且借助于由此产生的符号的倒置，它不再是阅读历史作品中的消极面（历史的反面、它的失败、它的能力的局限），而是成为积极因素。这个积极因素决定着自己的对象，并使得对它的分析更为有效。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这样的计划与下面的两个或三个假设密切相关，假设在某一特别限定的时空层的全部事件之间，在人们重新发现其印迹的各种现象之间人们可能建立某种同质的关系系统：因果关系网络，——它可以将这些现象中的任何一种现象派生出来，类比关联，——它能说明这些现象是如何互为象征的，或者它们是如何一致地表现出同一中心核的。其次， 假设历史性惟一的同一形式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稳定性、心理情性、技术习惯、政治行为，并把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类型的转换中。最后，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一些大单位连接起来——阶段或时期，——这些大单位在自身把握着它们的内聚力的原则。这些假设正是新历史在判断系统、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时所提出疑问之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力图获得各种并行的和相互独立的历史的多样性，如：经济史的多样性与制度史的多样性相比，制度史的多样性与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或者文学史的多样性相比。这也不是历史仅仅力图在这些不同的历史中，指出某些日期的巧合，或者某些形式和意义的类似。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决定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体系能形成什么的样垂直系统；这些体系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还要确定什么样的“体系中的体系”，——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疑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我们可以举出其中的几例：文献的一致和同质的资料体的构成（开放的或封闭的，有限的或无限的资料体）；选择原则的建立（根据人们需要彻底研究的大量文献，依据统计学取样的方法进行选材或者试图提前确定那些最有代表性的成分等要求）；对分析层次和适合分析层次的成分的确定（在被研究的材料中，人们可以提出数字的指标；某些有关事件、机构、实践的——清晰的或暗含的——参照；被使用的词及其使用规则和这词的语义场，或者还有句子的形式结构和连接它们的连贯类型）；对某种分析方法的说明（对材料作数量处理，根据某些可确定特征进行分解，人们正在研究这些特征的关联关系，解释性剖析对重复性和分配的分析）；对于那些联结研究材料的整体和子整体的确定（区域、时期、单一过程）；对于那些可以标志某一整体的关系的确定（它们可以是数字的、逻辑的关系，也可以是功能的、因果的、类比的关系，还可以是从能指到所指的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桯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和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形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结构主义这个缩略词。然而这受多种条件限制：这些问题本身还远远不能包括整个历史方法论的范畴，它们只占据这个范畴中的一部分，而它们的重要性随着分析的范围和层次而变化；除去在一些相对局限的情况中，它们并不是从语言学或人种学引入的（根据今天通常的说法），而是产生于历史自身范畴中，——主要产生于经济史的范畴，有时产生于经济史所提出的问题。最后，它们绝对不允许谈论历史的结构化或者谈论一种要清除结构和变化之间的；“冲突”或者“对立＂的企图：因为很久以来，历史学家们就在测定、描述和分析结构了，而他们却从来不觉得有必要自问是否他们已经把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历史”漏过去了。将结构同变化对立起来既不适合于历史范畴的确定，无疑也不适合于结构方法的确定。

今天，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然而，它的收效却姗姗来迟。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想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而其他一些较晚出现的转变却受到青睐，——例如语言学的转变。犹似在这部人们以自己的观念和知识编写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性、体系、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各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好像在人们对溯本求源，无限追寻先源线，恢复传统，追踪发展曲线，设想各种目的论和不断借用生命的隐喻等做法习以为常之外，对于思考差异，描写偏差和扩散，分解令人满意的同一性的形式深恶痛绝。或者更准确地说，就像人们将界限、变化、独立系统、限定体系一一这些历史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概念——变成理论，从中找出一般后果，乃至派生出可能的蕴涵，有着难言之隐。就好像我们害怕在我们自己的思想时代中思考他人。

19世纪工业革命的英国纺织工人[图源：环球网]

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果说思想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又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为它做好准备，并将它无限地引向它的未来的话，——那么思想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体保证把历史遗漏掉的一切归还给历史；坚信如果不把时间重建在一个重新构成的单位中，时间将不会扩散任何东西；并许下诺言，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意识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已有，恢复对它们的支配，并在它们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场所的东西。将历史分析变成连续的话语，把人类的意识变成每一个变化和每一种实践的原主体，这是同一思想系统的两个方面。时间在这个系统中被设想为整体化的术语，而革命在这里从来就是意味着觉醒。

19世纪以来，这个主题，尽管形式不同，却起者一个恒定不变的作用：反对一切偏移，拯救主体的主宰，挽救人类学与人文主义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这个主题反对由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所作出的历史分析——造成的偏移，19世纪末叶，这个主题导致了对全面历史的研究。在这样的全面历史中，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可以被归结于单一的形式、某种世界观的结构、某一价值系统的建立、和某种文明的一致的类型。这个主题以起源基础的研究来反对由尼采的系谱学造成的偏移，这种研究把合理性变成人类的目的(télos)， 井把整个思想史同维护这种合理性联接起来，同维持这种目的论以及必须始终回到起源的基础联系起来。最后，近时期，当就主体的欲望的规律、语言形式、行动规则、或者神秘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话语的手法而言，精神分析、语言学、人种学偏移了主体时，当人被询问自己是什么时，不能对自身的性欲和自身的无意识、自己语言的系统的形式或者自己想象的规律性进行阐述成为清楚无疑的事实时，历史连续性的主题又被旧话重提：一部历史不可能是断裂，而是变化；不可能是关系的游戏，面是内部的动力；不可能是系统，而是自由的艰苦劳作；不可能是形式，而是某种意识不懈的努力，这种意识正在恢复清醒，并试图在自身环境的最深处振作起来，因为历史可能 既是一种长期的不间断的耐心，又是最终要冲破所有界限的一种敏捷运动。为了发挥这一把历史生动的开放同结构的“静止”状态，“封闭”系统，必然的“共时性”对立起来的主题，很显然，应该首先在历史分析本身中否定对不连续性的概念的使用，对层次和界限的确定，对特殊体系的描述，对差异游戏的揭示等做法。因此，人们只好把马克思的学说人本化，把马克思变成一个整体性的历史学家，并在他的论述中重新找出人文主义的言论。因此，人们用超验哲学的术语解释尼采，并在起源研究方面抑制他的谱系学。因此，人们最终把新历史今天提出的整个方法论的问题的范畴弃置一旁，似乎这一范畴不值得同前者相提并论。因为如果不连续性、系统和转换、体系和界限等问题确实存在于历史的各个学科中（关于思想或者科学的学科不少于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学科）的话，那么，人们怎能以某种合理性，将“变化”与“结构”，运动与循环调节或将人们不加思考所说的“历史”与“结构”对立起来呢？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 - 1900），德国人，著名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图源：Wikipedia]

在文化整体性的主题中——在这个主题上，人们先是批判了马克思，然后又为他歌功颂德，——在起源研究的主题中——人们先是以此同尼采对立起来，而后又想把他移植到这个主题中去——还在生动的，连续的和开放的历史的主题中，是同一种保守功能在起作用。因此， 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想、观念或者知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词，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体系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的永不失效的权利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但是不应被此所蒙骗：因为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的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体系、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整体化的运动，物质决定论的手法，实践的规则，无意识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人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人们曾把所有从前的宝贝都堆放在这种历史的古老的城堡中；人们相信它是牢固的；井把它神圣化；把它变成最新的人类学思想的场所；人们甚至相信能够在这里俘获那些曾经猛烈地攻打过它的人；并相信可以把他们变成城堡的警惕的守卫者。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堡却被历史学家们长期弃置一旁，他们离开城堡，另辟蹊径；人们甚至发现即便是马克思或者尼采也不能保护人们委托给他们的东西。不能再指望他们来保护好这些特权，也不能指望他们再一次断言——上帝知道在今天的困境中，人们是否有这些需要——至少历史是活的，连续着的，断言历史对于回答问题的主体来说仍然是休息，确信，和解的和高枕无忧的场所。

我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点，其中《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勾勒出了这种研究，只是十分不尽人意。我们试图通过这项研究测量出一般发生在历史领域中的变化；在这项研究中，一些属于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受到质疑；我们还想通过这项研究试图在历史领域中解脱人类学的束缚；这项研究反过来揭示这些束缚是怎样形成的。上述这些任务，虽然已被零乱地勾画出来，但它们的整体联接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确定。现在是使它们一致起来的时候了——或者至少应该尝试一下。尝试的结果就是下面这本书。

*本文选自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原文中的着重号在本文中作加粗处理。

**封面图为画作《自由领导人民》，是法国浪漫主义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作品。此画最早在1831年的巴黎沙龙上展出，而后被巴黎罗浮宫收藏至今。

〇编辑：叉烧包    〇排版：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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