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利 | 信任、信任网络及其与统治者的关系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29.5.27-2008.4.29）是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他于195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于1969-1984年间于密歇根大学担任历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教授，随后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系至逝世。他被认为是“21世纪社会学的创始人”。其主要著作有《强制、资本与民族国家（公元990-1992年）》《信任与统治》《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等。
我们不妨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一种当事人与相关实践活动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聚焦于关系的层面，为探寻何种态度可能激发、助长或源于信任关系开启认识之门。同宗同族、宗教信众（fellow believer）、行会同工（comembe of a craft）以及诸如此类的标签，为信任关系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不过，我们对信任关系的认识更多是源于信任者各方的相关行为：如果你信任我，就别说这样的话；我会对你孩子的教育负责；请把你毕生的积蓄借给我投资；请服用我开给你的药剂；请帮我为房子刷油漆，并假设我也会同样帮你。如果你不信任我，你是不会做这些事的。
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尽管有些信任关系仅为两人所有，但大部分的信任关系都是在更加庞大的信任关系网络中运作的。就此而言，信任网络由网状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由强大的关系纽带所凝聚，信任网络的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
我以风险定义信任，但人们并非因为偏爱风险关系而将重大的事业托付给信任网络，而是相反，当人们弥足珍贵的长期事业面临严峻的风险时，才转而寻求信任网络对其事业的支持。信任网络之迥异于其他类型的社会关系，就在于它构成了对失信的常规化控制、构成了对失误和失败的常规化预防。对于贸易离散社群、紧密结合的宗族集团以及地下宗教派系的成员来说，躲避、掩盖或拒绝形成彼此的互惠关系，将面临比日常社会网络中同类行为更加直接的威胁。信任网络中的强势人物常常对其成员实施暴政；向他们灌输闻所未闻的信仰、让他们经历痛苦的入会仪式、迫使青少年从事他们不喜欢的活动、要求对微不足道的长辈表示尊重、处死不服从性事或婚姻安排的妇女。信任网络的成员无须感到快乐，遑论自由。
当然，信任网络的成员也常常因其保持一致而获得补偿。忠心耿耿的成员往往颇受关注，获得对其个人困难的帮助、长期的互利互惠以及协助其抵御可能的疾病或残疾——总之，给予他们别处得不到的好处。正如新斯密主义分析家们所假设的，信任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契约的安全性。保持一致成为获得这种社会保障的代价。信任网络控制其成员，同时也为其成员提供回报——使被集体拒斥得不偿失。
绝大多数社会网络都缺乏信任，甚至毫无信任可言。我们似乎可以将社会网络的某些方面称为信任圈（trust-connected cliques），但这些社会网络——传播艾滋病的吸毒、卖血和性交易网络， 传播日常政治信息的网络及由志愿者组织所建立的社会网络——大多尚不足以被视为信任网络。一般说来，单线构成的社会网络很少涵盖第三方，也很少能够维持亲密关系，从而很少或压根儿不宜被视为信任网络。
信任网络在其中作用非同小可的典型事业，主要包括同居、生育、养育、运输财物、与超自然力沟通、共同开发农业资源、长途贸易、抵御掠夺者、保持健康以及共同防治疾病。基于不同的环境及其特点，信任网络常常外化为宗教教派、宗教会社、宗族集团、贸易离散社群、庇护－代理链、信用网络、互助社、同龄圈以及地方社群等不同形式。
经历了数千年，信任网络到了21世纪依然枝繁叶茂。人们常常为诸如找工作、长途迁徙、大笔买卖、借贷、从事高风险的政治活动及寻找配偶等实际活动而依赖于这样的网络。
就此而言，亚当·斯密的观点应当予以改进。我们应当避免将信任网络看作是原始的礼俗社会所遗留的残渣，它们绝非仅现于传统的血缘组织，也绝非仅受制于传统社会，而是无论何时都在被创造或被恢复：大学同学构成持久的伙伴，消防队员组成生死与共的团队，移民的妇女建立轮转基金会（rotating credit association）, 新的宗教教派想方设法地群体退出世俗社会。在网状的人际关系和强大的凝聚纽带内，成员将弥足珍贵、利害攸关的资源和长期的事业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全于信任网络外观上的传统或现代、保守或激进，都无碍于这样一个事实：信任网络不断推陈出新。
新的信任网络形式有时也会产生强大的历史影响。请看一份有关16 世纪英格兰信用网络的研究。在这份颇为值得关注的研究中，克雷格· 马尔德鲁（Craig Muldrew）对商业交往中的信用——随着英国对纺织业及与欧洲大陆贸易的依赖日益加深，商业信用在大约 1540 年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当时，法定的支付手段仅为金币和银币，但法定货币的周转远远地落后千商品生产和贸易流通，由此导致了某种类似于通货紧缩和资金周转加剧的状况。但与此同时，人们相互之间的信用交往——尤其是家族内部或家族式商业企业的信用交往——却不受上述状况的影响。请注意一些至关重要的变化：
随着信用网络变得日益复杂、日益突破常规，在签订合同之前努力评估他人的信用变得重要起来。合意双方在清偿债务、交付商品、履行义务等方面愈可靠，信用链就愈安全，获利的可能性、未来的物质保障以及所有相关人等的生活水平也就愈高。其后果便是，社会意义上的信用——即家族及其成员在公平和诚信方面的信誉等级——成了借贷之通货。信用……是指社会的信任量，同时还包含一套可信赖度的评估系统；家族的可信赖度就此被视为非同小可的公共品德，犹如对上帝的信任被视为首要的宗教义务。因此，自16 世纪后期以来，对于大多数依赖市场赚取利润的家族来说，打造可信赖度便成为创造和保持财富的至为关键的因素。（Muldrew 1998:I48;同时参见 Muldrew 1993）
尽管马尔德鲁未予细述，但不难想象新兴的信用网络不只是接纳了可信赖者，更为值得关注和戏剧化的是，它还将不可信赖者排斥于信用网络之外并打上耻辱的烙印。它放大了可予信任者和不予信任者之间的界线。
美剧《权力的游戏》剧照，铁王座的贷款是各大野心家依赖的资源。
就可予信任而言，一个家族的信用并不取决于它的物质财富或手头现金，而是取决于它与其他家族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人们通常是以——从他人手中——即刻筹集资金的能力衡量彼此的可信赖度的（Muldrew 1998:148-172）。马尔德鲁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具有理性之表象、呈现出非人格化市场取向的危险的商业交往中，血缘、邻里、信众之间的关系纽带依然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他的分析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6 世纪， 正在崛起的商业阶级成员会对普罗大众日益频繁地加以谴责，指责他们缺乏远见、嗜酒成性、道德骑墙以及毫无信用可言。
马尔德鲁的分析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至少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桔神》——基础之上的。在韦伯看来，宗教改革传播了个人责任的信条，它催生了资产阶级的世俗成就；而马尔德鲁的观点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创造了对商业生存能力至关重要的声誉。在异端盛行、罪案猖獗、放荡成风和掠夺成性的地区和阶级中，宗教的、政治的、家庭的、性别的、邻里的以及商业领域的无规则，造成的是在可信赖度上对任何个人、家族或社会群体的怀疑（亦参见 Wrightson and Levine 1979, 1991） 并由此导致不信任甚嚣尘上、贻害无穷。
颇为有趣的是，马尔德鲁提供了一个反向的视角：不仅将信心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箭头调转了方向，而且，还强调市场的拓展更加依赖于密切的人际关系而非消解了既有的社会纽带。当前流行的做法是从民风民俗或合同的履行机制中追溯信任关系，而马尔德鲁与之不同，他认为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导致了新的态度和新的合同履行机制。
尽管马尔德鲁仍不免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或信心，但是，他也同时将信任视为社会关系的一个内在部分，通过暗示信任是将弥足珍贵的资源和后果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马尔德鲁推进了信任的研究。他的分析告诉我们，面对如此严峻以致阻塞了现金交易的金银币短缺， 16世纪的英国人设计出了新的能够缓解信用风险的信任网络。马尔德鲁坚持认为社会纽带是第一位的，这一立场与当前东欧经济史学家和分析家们大力鼓吹信任维持网络（trust-sustaining networks）对于市场和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的重要性颇为一致。
民族国家政府最终通过建立中央银行、发行纸币和规范商业交易行为，对信贷市场（credit-connected markets）进行了大规模干预。英格兰银行的创设（1694 年）和议会主权原则的创立，共同衍生出了诸多重要的变化：发行了相对安全的国债，伦敦金融家们广泛地参与国债投资，公众广泛地参与政府有价证券的投资等（Armitage 1994, Muldrew 1998:328-329）。 不过，根据马尔德鲁的论述，政府的上述干预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要对家族之间联系网络的不稳定性进行干预。的确，正如马尔德鲁所论述的，信用的扩展最终导致了某种不确定性——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无力承载。信用网络的超载，一方面为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式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口实，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某种更加悲观的个人主义人性论的传播（Muldrew 1998:315-333; 亦参见 Helleiner 2003:42-46, MaGowen 1999）。
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图源：Moneyweek]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以及相濡以沫的家族，也都对自身的信任确认机制（trust-confrrming institutions）——如同宗同族、共同信仰、宣誓、债务公证等——进行了改革或改良。马尔德鲁论述道：
“板上钉钉”（to pay on the nail）一词源于布里斯托尔。在这座城市的托尔泽（Tolzey）前矗立着四根铜柱：托尔泽是一处古老的有封顶的柱廊，供商人们在此交易，柱廊的尽头与治安法庭相连，大部分债务官司就在那儿审理。“钉”（nails)是确实存在的：这些铜柱表面平坦，定金和现款由此交付——此举即被视为投资合意与信任的标志。最古老的那根“钉”源于何时，如今已不得而 知；其他三根铜柱分别矗立于1594年、1625年和1631年，是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而作为礼物献给城市的。更有意思的是，铜柱上的铭文着力强调信任的宗教和社会属性，这是对在它之上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的注解。有一句格言反复出现——“无人独自生存”，另一句格言宣称“上帝在人间的教堂，是真理的支柱和地基”。（Muldrew 1998:106-107）
宗教信仰及其实践进而促进了信誉政治（politics of reputation）的形成，但是，仅此不足以对1530 年之后的巨变作出解释。
社会关系领域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将新的形式、新的行为、新的标志引入日常的主要事务之中。公开宣誓、相互监督、新的社会纽带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契约的扩展而扩展。此外，文学作品也扩大了人们对于信用和合同的关注，正如马尔德鲁所评述的：
莎士比亚常常运用隐喻和夸张的手法。例如，在《十四行诗集》第134首中，债务、担保、契约、抵押、控诉等字眼，被作者用来描绘一个男人与他的旧情妇以及旧情妇的新情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戏剧中也颇为常见，其中最典型的奠过于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通过宽恕之道与酌处之权对合同之盲目履行的抵制——表达的道德观念菲利普· 马辛杰在《偿还旧债的新方法》中塑造的贪婪和挥霍的戏谑形象，以及韦伯斯特妇在《恶魔的官司》中讲述的严刑峻法的悲剧。(Muldrew 1998:315)
在诸如此类的一般性阐释的背后，是马尔德鲁16世纪法庭数千个案件的系统分析。这些资以佐证的材料表明，无论信用之运用还是信用之滥用，都在16世纪显现出了深刻而迅猛的增长。
马尔德鲁对16世纪英格兰的分析，为信任网络与政权的研究提供了两点宝贵的看法：其一，马尔德鲁的分析表明，人们创建了新的排他性的信任网络以应对不得人心的政府行为——如政府无力为商业发展提供所需的通货——而非依然固守于旧的宗教、血缘和社群的团结；其二，马尔德鲁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正在形成的信任网络同时也在分解自身，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政府的支持。这个过程表明，一些重要的信任网络已被部分整合了公共政治中。
〇编辑：汉堡包 〇排版：泓之
〇审核：岂尘/望渚
*本文节选自《信任与统治》第一章，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封面图来自于 Fullscreen M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