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1931.9.3－2018.8.12），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9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并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埃及总统贾迈乐·阿卜杜－纳赛尔在施行“大计划”政策时邀其出任埃及计划机构研究员。曾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理事长和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并任教于法国普瓦捷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等校。
流行的“欠发达”理论
边际效用说经济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特殊学科严格地讲毫无价值。因而在这一范围内，企图建立一种“欠发达的理论”就特别没有意义。
首先选择一个毫不说明问题的“欠发达”的概念：把“欠发达”看做是一般的“贫穷”。然后，喋喋不休、枯燥无味地描述贫穷的不同表现（分类指数：健康、扫盲率、营养、死亡率等，或综合指数：人均收入），用一般性的材料来弥补分析的空虚。最严重的是这个定义立即导致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人们把“欠发达”国家看成是处在发展早期阶段的“发达”国家。也就是说，人们回避本质：“欠发达”国家属于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它们曾经有一个被纳入这一体系的历史过程，这就形成了它们的特殊结构。而这个结构同这些国家被纳入现代世界之前时的结构已大相径庭。
我们感到有幸的是，罗斯托已经以系统、明确和简洁的方式阐明了这个欠发达和发展的理论。众所周知，它就是关于各国社会经过和必须经过的五个发展阶段的全球理论：（１）传统社会阶段；（２）发展的准备条件阶段；（３）“起飞”阶段；（４）成熟阶段；（５）整体消费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用僵硬的、统一的方式，并（通过“储蓄水平”）以“经济学”词汇来加以确定。这种系统理论的极端荒谬性可以从下面的引文中得到证实：“目前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一个符合第一阶段特点的国家和社会······这一点毫不足怪，因为罗斯托的阶段结构论既不考虑当前那些欠发达国家的历史，也不考虑几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与当今发达国家之间尖锐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影响了欠发达国家采用出口加工区的做法，而且这种历史上的关系完全改变了欠发达国家人民的社会结构。然而，经济和社会二元论这一几乎在国际上已被接受的理论却支持采用出口加工区的做法，其实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上看，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
折中主义是创造这种错误理论的必要代价。因为，要想解释第一阶段“受挫”的原因，又要耍小聪明以避而不谈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问题，那就必须以“外因”作为遁词。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解释是最常见的。它经不起分析和事实的检验。这种理论的概念始终是“模糊”的（它指的自然财富究竟是已经开发的还是潜在的？），它的基础公理也是错误的（所谓“产量递减规律”）。它矢口不提大量的历史事实，如英国和德国是于1870～1910年间在人口急剧增长的情况下（40年内增长了58%）发展起来的。然而，同一时期印度却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尽管它的人口才增加了19%！新马尔萨斯人口论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有些欠发达地区因为一直以农立国，所以表面上看来“人口过多”，但是也有许多地区， 即使具有发展农业的潜力，人口也是不足的，如加蓬。加蓬的人口自然增长力十分微弱，每年人口增长率为0.5%。这个国家与其他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一样不发达。
1985年北京街头的计划生育标语[图源：新浪微博＠旧影阁]
这样说并不意味正确的、自主的发展政策就不要考虑人口因索了，而是说在具体条件下，执行不执行压缩人口政策不能说明欠发达的原因。
“贫穷恶性循环说”的解释同样也回避了问题的本质。所谓“欠发达”的起因是“储蓄”的不足，而储蓄不足又是收入水平低造成的，所以，“贫穷”就等于“欠发达”。那么，人们就不明白，当今的发达社会又是如何冲破这些“恶性循环”的呢？为了使“恶性循环说”更有说服力，只好借助于一种极为虚弱的理论，这种理论甚至同市场规律中基本正确的说法都有矛盾：它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投资创造着自身的后市场，即使这种投资从来没有创造过前市场。此外，为了树立“恶性循环说”，人们只好作出违背事实的假设：“欠发达”国家的剩余低到近乎不存在。
巴兰指出，欠发达国家的特点是，它们的剩余不低，但都用在非生产性方面，或是被浪费和出口。对此，我们曾以埃及为例进行了评估。从1939～1953年，剩余在埃及国民收入中占1/3，但是这些剩余的38%被统治阶级用作奢侈性浪费，34%投入不动产，15% 被用于现金（黄金或货币）或半现金（国家资金）储蓄起来。只有14%用于真正的生产性投资（未分配的利润，家庭企业的财政开支，公众认购的有价证券）。
可是，每当我们研究实际情况的时候，即研究欠发达国家剩余的内容、形式及其用途时，我们总会遇到问题的实质：剩余的形式及其用途取决于外围形态的性质，取决于外围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
如果欠发达理论放弃经济分析，萎缩在“社会学”折中主义里面，也就是说，依靠所谓宗教等其他因素，而这些因素当然又都不会成为整个社会理论的一部分，那么，这种理论实际上又后退了一步。
从社会科学到管理艺术
大学的经济学科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由于它放弃客观的价值理论，因此已奄奄一息。但是它把管理艺术作为一笔遗产留给了我们。因为对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主义的观察使我们能设计出一整套比较有效的操作技术。鉴于边际效用说的所谓“永久”概念实际上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察直接引证出来的，所以它们使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经济管理方法。诚然，这种方法无论在微观经济方面（企业管理方法）还是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政策），都是建立在并无理论指导的实际观察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是不完善的。垄断形成后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结构性变化，引起国家干预，导致必然产生这种管理方法。这一方法所包含的全部问题的本质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源匮乏的限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的体制下（此处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是人们常常不提及的），最大限度地扩展某些经济规模（利润或产值）。由于它具有这样的本质，所以不能把这一整套“技术”看做是社会科学的替代物，因为，方法来源于学科，明确的或不明确的学科。而在这里，隐含的学科便是边际效用说。只有将经济学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经济主义，才能把无法成为学科的内容也炮制成学科。以下我们将谈谈经济主义的根源。
今天的大学经济课教学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鼓噪，其原因就是在经济学科的本质——究竟是社会科学还是管理方法——问题上一片混乱。人们一方面讲授整套没有实用价值的抽象定义以及从鲁滨逊的行为公理学中推算出来的定理；另一方面又讲授一大堆与上述那套“理论”毫不相干的实际技术。
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横贯着一条“无桥”之河：一边是“玄学”，它既解释一切，又什么也解释不清楚；另一边则是一系列“配方”。数学的运用本身不解决问题。我们并不反对运用数学的方法。相反，在理论的创建中，至少从表象上看，数学是必不可少的。数学可以帮助人们避免在立论时随心所欲地赋予同样的概念以不同的含义。可是，尽管用严格的方法从错误的概念中推导出了一整套理论，也就是说，没有使用那些“含糊不清”的、由于愚蠢的“想当然”的习惯而得出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毕竟还是错误的。以此列出的方程式不会赋予概念本身以任何科学性。这样的经济学虽然十分严谨，却成了一种智力游戏和无用的玄学。经济总平衡理论是最能说明这种情况的例子：根据该平衡的理论，利润消失了，这就证明, 这一套概念不能反映主要事实，所以是不科学的。为了开出技术管理的“配方”，也就是必须运用数学方法，以便从当前的现象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能提供这类方法的唯有数学统计学。但是，如何选择要测试的假设，也必须根据明确或隐含的理论分析，自然，进行明确的分析更好。著名的“哈佛晴雨表”的惨败最有力地证明了即使进行严格的实际观察，如果没有理论指导也会一事无成的。可以用来预测和实施的模式设计——就其形式来说，必然运用数学方法——来自同样的方法论，并存在同样的局限性。
经济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危机深刻地反映了这种混乱：大学生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设计管理方法不依靠理论指导，这种“理论”还有什么用？他们还提出一个问题：管理方法的价值又是什么？
走取消理论教学以避开问题的歧途，或者盲目崇拜数学方法，只不过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如果说这条道路表面上似乎走得通，那是因为所谓的管理方法是建立在那些名不副实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它们不是反映历史的、经济学科的概念，而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机制的肤浅观察中得出的实际概念。因此，管理方法既非完全无用，也非完全荒谬，至少在西方是这样。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种方法显然只能是无用和荒谬的。因为这种方法赖以存在的概念体系不符合表面的机制。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危机——在此，我们必须夸张一些——因此而使人感受更深。
一般经济学科的情况尚且如此，涉及经济学科中发展与欠发达部分则更是如此了。发展的方法——发展政策——要成为经济学科的前导，因为只有这样的学科才能将发展与欠发达作为历史事实来进行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学理论对结构体系的分析毫不留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当然不了解这样的事实：在世界上不仅从量上，而且从质上存在着发展不平等的体系。然而这恰恰是当时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宗主国以及被统治的殖民地世界——直至很晚以后人们才称它们为欠发达国家——历史演变和现实存在的明显特点。由于对体系的分析被排除在经济学科的领域之外，这样，经济学科就被当成一门历史学科，而历史学和经济学一样处于萎缩的境地。经济学科满足于就事论事，至少它也不去理解社会变化的一般趋势。对属于今天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的那些问题的思考，在当时被认为是超出社会调查的范围、应由“历史哲学家”和专栏作家去研究。不管这些人中有的才智多么过人，观点多么深邃，因为只是理论系统化的开端，所以无论如何还谈不上是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至于经济学，它充其量也仅仅是满足于注意到经济学的“理论”模式和“不纯”的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大小要看是什么样的体系，若是欠发达经济体系，则差距尤为明显。
除了经济学之外，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流派，它们强调的是必须深入了解各种结构和机构。但这些流派当时仅止于在表述方面作出努力。它们更关心于研究发达国家而不是欠发达国家的特殊机构和结构。20世纪初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崛起，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9年土耳其穆斯塔法·卡麦尔的革命，亚洲和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诞生以及1924年起的中国革命和内战对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并未产生影响。一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 三大洲”民族运动的巩固和普及，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才逐渐形成对发展或从其社会整体，或从其各个方面，特别是经济方面进行科学研究的新领域。
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加纳总理恩克鲁马、埃及总统纳萨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由左至右）。[图源：好奇心日报]
因此，诞生于1945～1960年之间的经济学的新篇章——发展经济学是在形势和紧急需要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一开始，发展经济学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宜称要进行发展实践的政府服务的。但是，新的“发展经济学”也存在着与一般经济学同样的不足。它往往也自称为发展的方法，而不是为发展而设计的科学，因此是一种过分狭隘的实用方法。然而，与经济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它所提出方案的理论基础更为薄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人们一直这样认为：自由经营可以使殖民地发展起来，就像自由经营过去曾经使工业化的宗主国发展起来一样；再说，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比较利益和国际专业化的理论在国际上构成自由经营这一哲学的理论基础，乃至变成一种教条，其影响之广，直到今天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不论是提出一般理论问题的，还是限于具体实施的——中的主流仍然对这一教条未予置疑。而放弃这一教条必然会导致政府边际效用说整个理论基础的否定。但是，这种观点最终使发展经济学变得无甚价值：了解欠发达这一特殊的历史事实并未给经济学理论增添任何新内容。既然国际专业化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好事，对参加交换的各方——不论其发展水平如何——都有利；既然对外国资本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也被看做对双方都有好处，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对发展经济学进行科学的分析。发展经济学理论仅仅成为边际效用经济学一般原则在欠发达国家特殊条件下的一种严格的实施而已。它没有为丰富一般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
然而，由于形势的逼迫，即那些不否定国际一体化的“发展政策”的失败，一种从批评发展方法做起的、关于欠发达和发展问题的理论逐渐诞生了。这一理论表现了它同一般边际效用说教条的、或明或暗的决裂。
因此，发展经济学真正的诞生之日也就是它和所有这些教条决裂之时。这种近乎公开的决裂，也是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学派并未接受国际专业化的理论。从1914年起，列宁、罗莎·卢森堡和布哈林以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学派力求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综合欠发达世界的各种特定现象并将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之中进行总体分析。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反对把这些现象孤立起来。
这样，建设中的新发展经济学就不断丰富了一般的经济理论思想，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如同一般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必然也包含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通过对历史现实的观察而作出的基本分析，其目的是建立关于欠发达和发展的理论；另一个是关于结构改革行动的实施，经济管理的方法，发展的方法，一种从发展理论派生出来的方法。
欠发达的理论应是世界规模的积累的理论
让我们首先看一下“欠发达”的直接“表象”，即它的“结构性”特点。这些特点是：（１）生产率在部门间的不均衡性；（２）经济体制的脱节；（３）外部的优势地位。当然，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特点。
生产率在部门间分配的极端不均衡，即人均产值在部门间分配的极端不均衡，反映了属于不同经济时代的结构的庞杂性。而极端的“二元论”观点把这种庞杂性简单化地说成是互不渗透的两种体系的并存：一种所谓“传统”的或称“前资本主义”的，即先于殖民时期，和欠发达世界与商品及资本的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一体化之前的体系；另一种就是所谓“现代”的，或由上述一体化产生的“资本主义”的体系。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简单化的，因为它不考虑以下事实：“传统”部门往往本身就已同世界市场一体化了（例如，非洲农民在“传统”结构中所生产的产品是面向出口的······）。生产率的不均衡性是十分普遍而常见的，甚至在发达国家中，技术进步也从来是不平衡的，它始终出现在新兴工业部门之中。然而，在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力量总是倾向于将技术进步的受益面扩大到所有经济实体中去，特别是通过调整价格使部门间工资及利润率趋于平衡等做法。这些经济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使得经济重心始终向进步最迅速的部门转移。因此，比较而言，人均产值的分配差距不大。差别最大的部门之间的比率也就是1:2或1:3，这样的比率可说是最突出的了。多数就业人口集中在接近平均指数80～120的生产部门之中。相反，在欠发达国家，1:4甚至1:10或差距更大的比率都是司空见惯的。就业人口和产值在部门中的分配不是相同的，而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整个第三世界，根据不同地区和国家，农村人口占整体人口的2/3或4/5，可是农业产值极少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2/5的。那种在发达国家推广技术进步的经济力量，在欠发达国家不起作用或作用十分有限。
欠发达国家经济部门之间出现互不沟通的情况是由于这种经济是脱节的。而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因为该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着大量的所谓“工业间”或“部门间”的交换。它们互相补充，互相支持：采掘工业和能源工业向基础工业提供主要原料，而基础工业则通过它所生产的设备和半成品，支持轻工业和现代化农业（所谓“工业化”了的农业）。至于轻工业和现代化农业则提供最终消费品。不同的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是由平行的部门构成的，它们之间的交换微不足道。它们主要是同国外进行交换。其中某些部门是由几个大企业组成的——它们往往是外国企业或是国际大公司的子公司——其动力中心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无关系。这些矿业和石油大公司从矿业中攫取的财富不是用来支持当地的下游工业，而是输出国外，以支持发达世界中的联合工业集团。在欠发达国家中，有时也存在外国的或本国的最先进的轻工业集团。但是，由于基础工业薄弱，这些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工业在设备和半成品的供应方面严重依赖外国。所以，它们不起“组合”作用，而是直接面向最终消费，它们之间也只有少量交换。交通、商业及金融服务等依附于外国经济的第三产业也是如此。农业本身是由平行的部门组成的：有的是自给自足，自我封闭；有的则为出口“种植园产品”而生产。但是，农业“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简单的并列形象并不总是反映实际情况的，有时差距还很大。事实上，往往同一批农业劳动者既生产粮食作物也生产出口作物。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只有一小部分粮食作物作为当地商品消费，大部分都自我消费了。换言之，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主要服从于外国的需求（供出口），只是辅助性的服从于城市的需求（当地需求）。此外，这种农业即使已经商品化了，其现代化程度也是低的，很少消费工业品，如化肥、机器等。
经济的脱节阻碍了任何一种能起带动作用的部门的发展。这种带动作用转移到了国外，转移到了提供国：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部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经济的延伸。与发达国家极不相同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投资的分配结构也反映了这种脱节以及作为其后果的生产率的不均衡性。
对外依赖既是这种情况的根源也是它的结果。对外依赖首先反映在外贸方面。在欠发达国家，无论是私人或集体的贸易都有这个特点：不仅仅是这些国家的出口大部分由矿业或农业的基础产品构成，进口由制成品构成——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更主要的是，大部分贸易都是与发达国家进行的，然而发达国家的贸易则大部分是在它们自己之间进行的。所以，当代发达国家80%的贸易——其总贸易量相当于世界贸易量的80% ——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而这些国家20%的贸易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的，不到20%的欠发达国家的贸易由第三世界内部的交换实现。从总体上来讲，第三世界对发达世界在贸易上的依赖程度大大超过后者对前者的依赖程度。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可以不要欠发达国家，同样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可以忍受中止中心的内部交换。所谓中心“坐庄”的提法毫无根据，因为外围向中心提供的原料是至关重要的。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严重依赖外贸和外资的泰国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大倒退[图源：搜狐]
日益严重的金融依附加重了贸易依附，其根本原因是外国资本在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必然产生利润的反方向转移。利润的反向转移按20%～25%的资本平均利润率，迅速超过了资本的投入。这样，达到了一定“开发”水平以后，对外贸易支付差额就会发生逆转。作为欠发达国家鲜明特点的这种逆转，反映了向资本开放的新地区从“开发”阶段向“交叉剥削”阶段的过渡。由于外国投资在欠发达国家缺乏带动效果，这就使欠发达国家不能发挥积累进程的催化作用；而如果外国资本在具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国家中投入的话，这种作用是可以发挥的。历史上不乏这种例子：如欧洲19世纪在北美、俄国、20世纪在日本的投资，当前美国在欧洲的投资。
在外国向欠发达国家投资的情况下，支付平衡要求出口迅速增长，其速度不仅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而且还要高于进口率。然而却有许多因素导致欠发达国家进口速度的加快，其中主要有：（１）随着城市化而来的粮食生产增长的不足，迫使人们增加基本食品（小麦、稻米等）的进口；（２）行政开支的迅速增长与本国经济的实力极不相称，因为这种经济已与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由此欠下了债务；（３）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及社会特权阶层生活和消费方式趋于欧化（所谓“示范效应”的结果）；（４）工业发展的不足以及工业结构的不平衡（消费工业的绝对优势）。这些使得设备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必不可少。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欠发达国家依赖外援。这种外援逐渐成为“经常化”，即它只能克服最严重的危机而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结构不平衡这一根本问题。这种依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时代特点。
随着经济的增长，确定外围结构性质的上述特点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为突出了。在中心，增长即发展，也就是说，增长起了组合作用；在外围，增长不等于发展，因为增长起了解体作用。从本意上来讲，建立在与世界市场一体化基础上的外围的增长，发展了欠发达现象。
人们现在可以看清楚，把“欠发达”归诸于人均产值低的看法是肤浅的，从科学上讲是错误的。在当前的文献中，特别是联合国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确定欠发达的方法是把国家分成不同类别：人均收入低于100美元的国家，如印度，拉丁美洲的穷国，东南亚国家被列为最不发达国家；人均为300至500美元的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富国，产油国被列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为 500～1000美元的国家，如东欧和南欧国家，被列为贫穷的发达国家；人均高于1000美元的国家，如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被列为发达的工业国家。严格地讲，这样分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即使假设人均收入没有变化（这是可以测定的），当代印度与沦为殖民地前的印度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殖民统治之前的印度是一个（或几个）统一的社会，其特点是它的各种结构（经济或其他方面）之间互相沟通，所以对印度本身就可以进行分析和研究。可是对于一个现代印度，离开了它的对外关系就无法理解。此外，人们不能不看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科威特的人均产值为3290美元，它高于美国的3020美元；委内瑞拉人均产值780美元，分别高于罗马尼亚（710美元）和日本（660美元）；葡萄牙的人均产值（340美元）与许多非洲国家相比，如加纳（230美元）所差无几。今日加蓬的人均产值与1900年的法国接近，但加蓬不等于1900年的法国，也不是法国的缩影。因为加蓬本身的结构从本质上来讲是外围型的结构，不是发展缓慢的中心型结构。
2018年，委内瑞拉居民展示连年通货膨胀后贬值的本国货币与一美元的兑换比率。[图源：蛋蛋赞]
大学的经济理论提出用“二元论”来回答上述问题。“二元论”虽然推动了某些研究课题的进行，但充其量不过是在描述“欠发达”现象时，少了一些图解化的缺点，其基本分析仍然是错误的。实际上，两个社会的“并列”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欠发达”经济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这一完整机器的一个部件。它在这个总的体系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其中起着明确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要了解清楚这一体系在历史上是如何诞生的，并了解其机制。
只有在阐明这个历史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国际劳动分工的理论”。运用这一理论就能使我们理解欠发达现象产生的根源以及欠发达世界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积累机制中的地位。欠发达和发展的理论只能是世界规模的积累的理论。欠发达理论之所以错误，就在于它把统一的、完整的前资本主义的独立经济和社会，同由于殖民统治历史而被纳入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其中的资本主义是从外部引入的——相混淆。我们要从另一个方向去研究：分析统一的过程，它既是中心的发展过程，也是外围的欠发达过程，或者更确切地用弗兰克的话来说是“欠发达的发展”过程。这样的研究方向必须明确不同概念的内涵，其中包括增长的概念，发展的概念，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概念，第三世界当前所进行的开放或现代化概念。这样的研究方向还必须分析在世界范围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中第三世界的特殊作用。
*本文节选自《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序言部分第三、四和五小节，萨米尔·阿明著，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封面图为贫民窟与富人区仅有一墙之隔的墨西哥圣塔菲。[图源：新浪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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