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 |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埃里克·沃尔夫（Eric R. Wolf, 1923.2.1-1999.3.6)，人类学家，出生于维也纳。1951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任教。主要兴趣点是人类学中的宏观研究和历史解释。因乡民研究、拉丁美洲研究，以及他在人类学之中倡导马克思理论的观点而知名。[图源：NAS]

本书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再将这个世界视为一些独立的社会和文化，而是看作一个总体，一个整体，一个系统；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整体是如何在时间中发展的；如果我们更严肃地将人类群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处在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的网络式联系当中”（Lesser 1961: 42），那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当我们理清了在特定人群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因果链时，我们会看到，它们也超越了任何一个群体，包含着其他群体——所有其他群体——的生活轨道。

最终，这些因果之链囊括了所有的大陆，并将旧大陆与新大陆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在形成这种全球性联结的过程中，欧洲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位于亚洲大陆边缘的小半岛。我们选定公元1400年作为参照时间，以此来展示那种扩张的本质。1400年的世界已经开始迅速发展起地区的关联和联系；但欧洲在此后的越洋扩张将地区网络组合成世界范围内的交响乐，并使它们服从于全球性的节律。

1457年一位意大利旅行家绘制的世界地图。[图源：ancientworldmaps.blogsot.com]

有着不同来源和社会结构的人民都被这些力量纳入趋同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参与到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中。他们包括欧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战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此过程中，所有这些人民的社会与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那些站出来充任“真实”历史的承载者的人民，也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人群，他们将这些人群称为“原始人”，是从永恒的过去的原初延续。由欧洲扩张发动的全球化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用列维—斯特劳斯的术语来说）历史的人民。

证实人类群体的全球性联系是一项任务；但要解释这些联系的发展与实质，则是另一项任务。我坚持这样一种立场，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联系放在产生并维持它们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当中来考察，那么我们也决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联系。为了阐明这些联系的物质基础，我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宝库中借用了许多概念。我采纳了马克思的基本观念，社会生活是由人类通过生产来占有自然的方式塑造的。我还运用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区分，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时段观念。我努力将这些概念作为智识的工具，而不是终极的真理；它们的适用性在于它们究竟具有多大的解释充分性。

我将解释的重点放在一个能够揭示社会劳动藉以改造自然的关键关系的概念即生产方式上。在这种用法中，“生产”并不等同于工作（work）；一种生产方式并不等同于一整套技术。一种生产方式也不等同于一个“社会”。“社会”的观念是以群体的社会组合（social alignment）为中心的；而生产方式的观念则与主导着这些组合的力量有关。因而，说到生产方式就必须关注人们对抗这个世界的方式，因为人们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对这个世界进行改造，我们也必须关注这种对抗带来的动态后果。我在运用关系这个术语时，并非指我们能够知觉到的因素的共存特征或共变特征，并非指一种其本身没有任何后果的状态（occurrence）。我把关系视为支配性的力量：关系迫使人类群体服从于他们的需要（imperative），迫使人们进入社会组合之中，并强加给所产生的组合以方向性。一种生产方式的关键关系使人类能够采取行动，激发行动，并由人类行动向前推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他们是在那主宰着他们的意志与欲望的关系和力量的制约下才创造历史的。

每种生产方式都导致社会群体之间和各部分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包含着自身的动力，并再生产出它自身的增殖条件。每种生产方式也都制造出它自身特有的分裂与对立。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是以“有归属”者和“无归属”者的对立为基础的，并造成性别、等级与特权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导致某些亲属对其他亲属具有支配关系。纳贡式生产方式确立了贡赋征收者与贡赋生产者之间的支配关系，并导致对抗阶级内部和对抗阶级之间在军事与政治上的竞争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通过雇佣劳动力实现资本的积累，但它的特点在于劳动力动员与劳动力转移的周期性交替；每次劳动力的输入都会破坏原来的某种适应状态，而劳动力的每一次解雇又会制造新一批失业者。正是因为主宰着社会劳动力动员的关键关系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都会相应地不同，正是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自身的裂痕，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遭遇才会在它们囊括的人群中间制造出矛盾与冲突。

马克思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图源：《给90后讲讲马克思》]

人类群体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相互联系着的，同时又对由不同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力量作出反应，这种视野迫使我们不得不以更具过程性的方式来思考社会的概念。“社会”是作为社会集团、部分和阶级的不断变化的组合体出现的，没有固定的界限，也没有稳定不变的内部构造。每种生产方式都在其自身的范围之内产生群体与阶级的联结，从而在给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下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些要求也会随时变化，正如它们所导致的组合也会发生变化一样。只要不同的生产方式发生相互的作用，群体的联结也会相应地被打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印记。因此，我们并不想当然地假设跨代的延续、制度的稳定和一致的共识，相反，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有问题的。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理解这些特征，要用它们的条件来解释它们的产生、存在与消亡。此外，我们并不认为社会组合是自成一体的，在我们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将它们放在多重的外部联系中来看待它们。

 
这样一种看待人类群体联系的视野也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化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文化的概念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谋求统治地位，而其他国家则在谋求自身的认同与独立。每个正在奋斗的国家都拥有一个独立的社会，都受其特殊精神或文化的激励，这种观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证实它想形成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愿望的正当性。独立的、一体的文化这个概念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文化方案。然而，一旦我们将社会的现实放在历史地变化着的、没有确定的界限的、多重的和分歧的社会联合中来看待，那么，固定的、统一的和有界限的文化概念就必须让位于文化丛（cultural sets）的可流动性与可渗透性观念。在社会互动的混乱状态中，群体必须利用传统形式的含混性，强加给它们以新的价值或效价，借用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形式，或者创造全新的形式，以应对当前已经变化了的环境。不止如此，如果我们不再将这种互动看作是由自身原因导致的，而是对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力量作出的反应，那么，我们在对文化形式作出解释时就必须考虑这个更大的情境，这个更广泛的力量场域。因而，“一种文化”最好还是被看作是一系列的过程，它们在应对可确定的决定因素时不断地对文化素材进行建构、重构与分解。

大约50年以前，罗伯特·罗威区分了“实际的运用（matter-of-fact usage）”和“二级阐释（second interpretations）”或“合理化（rationalizations）”（1937: 138-139）。这种区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即使最简单的食物采集群体也会在应对世界时运用一整套明确的实物、风俗和知识，以及一整套使用它们的指令。这构成了事实层面上的文化现象。在另一层面上，这些工具性形式——物体、行为和观念——则构成了文化法则（cultural codes）中的要素，它们的作用在于确定它们在人类群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人类对于文化形式的工具性效用的指令是他们对自身环境的本质与实践（praxis）的共识相一致的。这就是阐释、合理化或意识形态的层面，是假设和视野的层面。这些共识不仅仅是指示性的和逻辑的；它们同样也是肉体的、知觉的、情感的和审美的。

罗伯特·罗威（Robert Harry Lowie, 1883.6.12－1957.9.27），奥匈帝国维也纳出生的美国人类学家，长于研究北美印地安人，对现代人类学理论的构建有颇多贡献。[图源：UC Berkeley Library]

人类学家将这些实际运用和意识形态合理化的特定结合称为“文化”，认为它们具有不随时间改变的内在一致性。但实际工具与对其更广泛含义的共识的结合决不是自主的，不证自明的。意义并不是自然留在事物上面的印记；它们是由人类发展出来并强加在事物上面的。从这一点又引出了几种含义。人类强加意义的能力——为事物、行动和观念“命名”——是权力的源泉。对共识的控制使得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可以强制推行某些范畴，而人们正是借助这些范畴来认识现实的。反过来说，这也赋予人们拒绝接受新范畴的能力，将之归于无序和混乱的领域，使它们变成社会层次和象征层次上的盲点。此外，一旦事物被命名，权力就必须保证意义也会这样原封不动地产生——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必须“正”名。在面对可能的挑战是，必须运用惩罚来捍卫意识形态话语的范畴。因此，一整套意识形态共识的建构与维持是一个社会的过程，它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一种内在的文化逻辑的必然结果。一种整体的支配性模式或“生活方案”的发展决不像过剩的发展，是一种集体认知逻辑或审美冲动的胜利是关于被构建的现象本质共同基本陈述的持续的重复，当然，这是在不同的工具领域内实现的。

如果意识形态的形成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那么，意识形态得以建构起来的过程也必然是在历史的时间中、在确定的环境下发生的。投射象征世界的能力必须放在人类大脑的结构中来理解，其目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的说法）是解决不可解决的自然与文化的矛盾。然而，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是这样认为的，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在纯粹的思维中来解决的（“神话思考人”），而是在人类的社会劳动积极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解决的。有些认为，观念遵循着自身的独立过程，与此相反，我认为，意识形态并不在“赤裸的人” 思考“赤裸的自然”时形成的；毋宁说，它是在生产方式迫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实际用处时形成的。

每一种生产方式都给人类带来了根本的区别。由这些区别产生的社会对立构成了意识形态建构的强大根基。在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亲属依据血统或亲密程度形成的关键区别以不同的方式象征地体现为血缘、骨、或丰产之神等纽带。纳贡式生产方式的对立是在那些征收贡赋的“太阳之子”、“神之子”、“蓝血”或“白骨头”与生产贡赋的“平民”、“黑骨头”或“黑发人”之间。然后，基本的对立又与每个范畴内部依据不同的级别而形成的进一步分化混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对立是在生产资料占有者和劳动者之间，通过法律和政治的手段得到保障，又加上传统的区分如“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等。

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将这些区分当作社会关系的工具性方面加以编码的，更是将它们放在宇宙的本质中加以编码的——放在自然的本质，人类本性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中。在亲属关系式社会中，血统和亲情的区分依赖于超自然界的运作。在纳贡式社会中，社会基本范畴的区别被构想成宇宙等级秩序的一个方面，神话、仪式以及暴力都用于维持尘世与上天的和谐秩序。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的社会中，本质的区别体现在加尔文主义的观念中，上帝褒奖美德，成功就是美德，或者体现在这种观念中，造物主奖赏成功的棕榈叶给自然选择中的胜利者。贫困被认为是缺乏美德的证明，

但每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产生特有的矛盾，这些矛盾既表现在行为中，也表现在思想中。在亲属关系式生产方式中，有些亲属“拥有比其他亲属更平等的地位”，更少的亲属会面临以亲属为基础的援助的实际极限。此外，一个区分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社会世界会产生陌生人与孤儿的问题。在纳贡式生产方式中，贡赋征收者与生产者之间持续的利益冲突不但会产生社会对立，还会产生意识形态的问题，即什么是“正当的行为”或“合理的公正”，与之相对的是“错误的行为”和“不公正”。因此，纳贡社会秩序在推行神圣的等级制时，也会面临试图纠正在推行过程中导致的不公正行为的反抗。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会假设所有的市场参与者在面对资本家与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基本区别时都是平等的。既然所有的社会行动者都被定义为商品交换的当事人，那么，从结构上说，其生产方式都依赖于资本拥有者和劳动出卖者的“不平等的天赋要素”。因而，意识形态的形成将阶级的差别转化成了道德与价值的差别。成功表现在是否有能力获得有价值的商品；因此，无力消费标志着社会失败。然而，由于这种生产方式不断地摇摆于劳动雇佣和解雇之间，它也因此不断地再生产出有德行的消费者与无用的穷人之间的对立。正如纳贡式生产方式产生了阶级对立和对权力不公正的反抗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生产出劳动的不满和旨在改变德行与缺陷定义的意识形态运动。

意识形态可以调和矛盾，但它并不能彻底解决矛盾。生产方式本身的运转会不断地产生新的观念体系和意识形态上的异端行为。它们是在群体与阶级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不同的群体和阶级都运用替代性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在由生产方式产生的权力场域中的位置。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会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既表现群体与阶级在一种给定的生产方式中的相互关系，也表现它们彼此的对立状态。它们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声音或含义，这些声音或含义由占据特殊的优势地位的社会行动者强加给同样的交流符码。它们也可以采取观念和实践的形式，与主流思想形成系统的反差。它们甚至可能以异端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从而对当前的秩序构成反抗的威胁。不止如此，这些含义、反差和异端很少只局限于一个单一的社会集群或社会之内；教派、宗教或政治运动都倾向于超越界限，向边界之外的受众传达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因此，观念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方面，而观念体系一旦产生，就会成为社会利益冲突的武器。然而，一整套观念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并不是处在机械的一对一的关系中。如果一种生产方式产生出观念体系，这些观念体系就是多重的，而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它们形成了一种集体表现（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生态学”，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一个意识形态选择的场域内进行的，在这个场域内，各种群体都在一个复杂的选择过程中描绘自己的位置。这种包容与排斥的过程不仅仅是认知的；它也牵涉到权力的运用。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霸权，正统的捍卫者必须将他们的信息推行到更多的工具性领域之中，同时尽量降低底层群体提出可行性替代方案的能力。一旦经济上的盈利日渐减少，意识形态的营造也归于失败，他们就会运用暴力来弥补失利的局面。

本书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再将社会看作孤立的、自足的系统。我们也不能再将文化想象成一体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部分都要为维持一个有机的、自主的和永久的总体做出贡献。只有实践和观念的文化丛，一定的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行动过程中，这些文化丛永远都处在不断的组合、解体和重组之中，在不同的声音中传达着群体和阶级的不同道路。这些道路不能从相互作用的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找到解释。它们是从社会劳动的配置中生成的，而人们动员社会劳动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世界。动员劳动的方式为历史确定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无论那些宣称与历史有特权关系的人民，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

〇编辑：汉堡包　 〇排版：泓之 

〇审核：岂尘/望渚

*本文节选自《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余论部分，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